升大四的那個暑假，和同學一起到英國自助旅行。因為是第一次自助，又長達一個月，平時不會帶我應酬的父母，在行前一晚特別帶我去朋友的飯局，和他們一起聚餐。席間，因為太專注聆聽長輩們談話，筷子一直停在半空，我張著嘴不是為了進食而是聽到忘神，被母親當著眾人的面喝叱數次，依然故我。那些話題離我經驗太遠，於是充滿磁力，將我吸了過去。

「這個孩子從小就這樣。」硬的不行，母親決定改變策略，來軟的：「她才幾個月大，脖子還軟軟的，無法撐起頭，只要聽到大人在聊天，就會想辦法追尋聲音來源，拼命把頭往那個方向移動。」

她示範了我躺在舊式木板大床上，吃力仰頭的動作後，繼續叨唸：「如果別人在她喝奶的時候在旁邊說話，一定會被我趕出去。因為這孩子就會光顧著聽，嘴巴張開開，不再咬奶嘴也不想吸奶……」

長輩們哄堂大笑，直說有趣：這麼善於聽人說話，果然適合當記者。而我羞惱得想鑽地，只好認真扒飯吃菜，再也不敢「為聽棄食」──但只限那場飯局而已。

母親是對的。直到今天，我仍對吃食毫無興趣，寧可將時間挪來滿足資訊飢渴之慾。及至中學，我必以電視或報刊佐飯；上大學後至今，吃飯時若無法上網瀏覽、翻讀任一有字的載體，我都會覺得浪費時間。因此，就算手邊只有廣告傳單，也會津津有味地細閱，才不會有空虛感。此外，包含電線桿廣告、店家門外的海報，甚至交通工具上的路線圖，都會讓我駐足盯視許久。光是資訊本身，就夠讓我著迷。

小學一年級，學校發下福利社的購書單，讓我們拿回家給父母參考，團購課外讀物。我父母從不經手學校的事，任由我在那張沒有注音的圖書目錄裡勾選，而我也確實不浪費這機會，凡中日戰爭故事、林肯父子或冰海小鯨之類據說得獎的兒童故事，都入了我的手。後來才聽母親說，上小學之前我就認得很多字，但從不教我習字讀書的她，實在無法確定我到底怎麼學來的，只好認定是電視字幕跑進了我的記憶庫裡。

我不太曉得自己究竟是迷戀文字訊息，或是好聽故事，但即使看似無意義的幾行文字，在我腦海裡都可以編織成一方天地。像是有一天在電影圈朋友的帶領下，參觀《賽德克巴萊》片場──那是一個由日籍美術設計重新打造、試著還原的「日治時期的霧社街」──那些由各種細節構成的文化質地讓我錯以為穿越了歷史，於是直盯著和式木屋與電線桿上的紙頁，想透過這些字句「發現時代」。其實，絕多是醫藥廣告，霍亂鼠疫或痔瘡預防或治療的資訊翻印其上，離開片場，讓我不禁讚嘆：逛完這一圈，都可以寫個日治時期疾病研究之類的文章了。

對我而言，無處不田野，就算只是數位訊息包圍的場域，也值得浸淫，研究出個什麼來。我的採訪書寫，大概都出於各種經驗偶遇，若是逐漸擴大，就會啟程追尋。但我並不總是這麼認真，只是興趣被觸動後，就想要替自己內心萌芽的問號，找到對應的答案。

離開這個虛構的「霧社街」之後，我開始翻讀起《帝國與現代醫學》、《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這類置放在書櫃深處的硬書，甚至連小時候收集的漫畫《野口英世》都找了出來。剛踏入社會那些年，因為工作的地方都鼓勵讀書，可以在限度內申請書籍，加上當時科學人文出版市場與品味都好，讓我一度跌進那個讀書時屢受挫折的理科世界，於是，書櫃上積累了數排相關書籍，而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這類演化生物學或考古人類學的相關出版品，也間接引導我走向人類學之路。

我對疾病論述的興趣，也幾乎在同個時期蒙發：從文學作品《鼠疫》、《疾病的隱喻》，到非文學的《瘟疫與人》或《槍炮、病菌與鋼鐵》，都是我日日捧讀的書。總之，那幾年，我對人類與它的一切都很好奇，大到文明，小到病體，都是我雜食的標的。

彷彿與之呼應一般，那時恰好發生九一一恐攻，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等論述突然理所當然且熱門，我對此感到失望，也為薩伊德的不斷呼籲而感傷，突然對於人文社會這個學門的無所作為感到羞愧，因它讓這衝突合理化而難堪。一個念頭於是浮上：如果能遁入科學領域，不顧這種喧囂，該有多好？我因此報考後山的人類學所，一心想讀生物或醫學人類學。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媒體工作，放棄聽故事並寫故事的權利。

我的數理很差，文史地自是傲人，高中選組本不該猶豫，卻因生物成績不差而有些遲疑。尤其那些年，我迷上了侯文詠的書寫，從《七年之愛》、《大醫院小醫師》到《烏魯木齊大夫說》，白色巨塔裡的悲歡，生死相隔的拉扯，時常讓我又哭又笑，直認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工作，但最後我還是選了文組，唸了新聞系，也進了媒體，但這不值得遺憾，因為記者這工作可以出入各種場域，或許有天我也能在這個白色場域採訪，寫出那樣生動的故事。

不料，出了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我就有採訪「偶像」的機會，看他如書裡那般風趣搞笑，興奮時還會任頭在桌上滑滾（？！），接著第二年、第三年，都還是能採訪他。

「侯大哥，這是我最後一次採訪你，請聽我說說真心話。」離開媒體、準備去讀研究所的最後一個採訪，正是侯文詠。當時趁著半自傳《我的天才夢》出版，他宣布「棄醫從文」，要專心寫小說。這是很值得報導的題材，但訪問過程中，我心裡的問號不時衝上腦海，於是，採訪結束，關上錄音機，我以「個人」身分與他對話。

我解釋自己要離開媒體，去讀研究所，因為寫了這麼多字，好像徒勞無功，不知道改變了什麼，影響了誰，感覺很沒用、很空虛，「可是你呢？當醫生明明可以救很多人，為什麼，要放棄當醫生，投入寫作呢？」

素來伶牙俐嘴、反應迅速的侯文詠，突然收斂表情，難得的頓了一下，嚴肅坐正：「醫生，只能救本來就能救的人。寫作，可以擴散到自己都無法預測的地方。」

我對這個答案不置可否，也無法理解，但也說不出什麼反駁，任這話題結束。多年後，我才發現這問題很冒昧，怎麼能拿大作家跟自己比？更何況，他確實影響了中學時期的我，至少讓我對人的生命與處境有更深切的理解與想像。我在許多行業打滾了幾年後，才真正理解，對侯文詠來說，寫作的價值，或說對青年學子產生的影響，是超越醫療與它所帶來的限制。儘管我當時保持懷疑，但內心還是受到聽說故事的本能驅動，不管做什麼工作，不論在何種平台，我都還是習慣觀察、閱讀、聆聽、書寫。

聽人說故事，並將那些故事傳遞出去，幾乎已經成了我這輩子唯一會做、能做的事情。然而，「書寫到底有沒有價值」、「到底能改變什麼」這樣的問題，仍不時浮上心頭，甚至，每次下筆都很膽怯，想著這是否會傷害別人、製造衝突，或者不過是一團丟棄也無所謂的垃圾？

我也是以這樣的標準去讀一本書的。書，很重，但那重量遠遠不及書寫與文字本身。就像嬰兒時期的我，吃力地想要將頭轉向音源那方一樣，面對他人勤懇書寫的作品也好，自己瀝血刻鑿的成果也罷，都要用盡力去聆聽他人的故事，可能的話，將這些故事妥善地傳下去。●

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臉書：島嶼無風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