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得伸出更長的手，抱住每一個孩子。非得撐起更大的頭顱，裝進每一個孩子的恐懼和夢。位於耶路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這座雕像，紀念猶太裔醫生、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終生捍衛孩子的自由與尊嚴，直到死亡的最後一刻，依然伸長了手，抱住每一個孩子的眼淚和顫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柯札克與他的孤兒院將近200個孩子一起遷入猶太隔離區。為了孩子的溫飽，他敲響街邊的每一扇門，乞求食物、衣服和藥品，請求神父通融孩子能去教堂的花園玩耍。他在爭取各種資源來照護孩子的同時，飽嚐人情尖酸和冷漠、承受死期將至的絕望和孤獨。

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將柯札克的雕像鑲嵌於一個方形內凹的石磚牆中，凸顯柯札克在具體的監禁和無形的囚困裡，從未放棄突圍。他在生命盡頭1942年5月到8月的掙扎求存和無數次挽救孩子的行動，收錄於《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

凌晨五點，孩子們都睡了。柯札克握著鉛筆，桌上有一塊黑麵包和一瓶水。鉛筆在他手指上留下一道道的凹痕，他想起父親說他是個「心不在焉的笨蛋」，外婆給他葡萄乾，叫他「哲學家」。想起他死去的金絲雀、哭泣也是一種罪、猶太人、死亡……。

日記的第一句，柯札克寫下：「回憶錄是一種陰沉、憂鬱的文學。」而後他說：「當你挖井的時候，你不會從深處開始挖，而是從最上層開始，大刀闊斧地把土一鏟一鏟地挖出去，不知道下面有什麼……你下定決心，你有足夠的力氣開始行動。」

筆鋒一轉，出現了戲劇性的對話。有人問：「老頭，你在幹嘛？」柯札克回答：「你自己也看得出來，我在找地底的泉源，我會找出乾淨、涼爽的泉水，讓回憶四處流淌。」那人繼續問：「要我幫你嗎？」柯札克說：「喔，不用了，親愛的，每個人都得自己來。讓別人幫忙不會讓工作變快，也沒有人能為別人代勞。其他的事還可以讓你幫忙，但如果你還信得過我，也不會輕視我，這最後的工作就讓我自己來吧。」

「這最後的工作」是在死亡的底線上，縱身躍入那曾流動著生命的時刻。柯札克「從最上層開始挖掘」、「不知道下面有什麼」，即是從已知的此時此地出發，回探過往的未知。未知來自於終局未定，過往的一切細節因而像是任意擺盪的伏流，無須追溯源頭、流向和意義。當柯札克被判定為將死之人，於是浮現一雙「陰沉、憂鬱」的將死之眼，得以穿透那混雜交纏了童年、現實、理想和夢境的碎片，找出一生的跡象。

5歲的時候，柯札克想知道「要怎麼做，才能讓世界上不會有髒兮兮、衣服破破爛爛、飢餓的孩子？」他在7歲的時候感受到：「我在。我有重量。我有意義。」14歲時第一次想到教育改革。柯札克說：「世界不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之內。我活著的目的不是讓別人愛我、讚嘆我，而是為了行動、為了去愛。不是我周遭的環境有義務要幫助我，而是我有義務去照顧這個世界，去照顧人。」

後來，他經常夢想去中國旅行。此刻置身於猶太隔離區，他認出了這個夢想的意義：「不是我到中國去，而是中國來找我。中國的飢餓，中國孤兒的悲慘，中國孩子的高死亡率。」

解決孩子的飢餓、受凍、疾病和創傷，成了柯札克走向他自己的命運。即使遷入猶太隔離區，他仍情願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快樂而日夜奔走，但他自己的痠痛、瘦弱、肺積水、焦慮和無望，沒有一刻不在兇猛吞噬著他。他在日記寫他的夢：「今天晚上又死了幾個人。死去孩子的屍體。一個在桶子裡，另一個則躺在停屍間的床板上，被剝了皮，很明顯還在呼吸。新的夢：我在爬一個很容易倒的梯子，爬得很高，而父親一次又一次把一大塊淋了糖霜、裡面還有葡萄乾的蛋糕塞到我嘴裡，塞不進去的，他就把它弄碎塞進口袋。」

陰影滲透每一吋現實和夢境，柯札克面對殘破的生存條件和碎裂的內在狀態，隨身把氯化汞和嗎啡藥錠放在口袋，生命一旦被戰火、槍管或其他暴力摧殘，他將會服毒自殺，在自由意志底下，尊嚴地告別生命。

在猶太隔離區的柯札克就像美國華盛頓「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收藏的那張翻拍浮雕作品的照片。浮雕內容雖是常見的「擁抱孩子的柯札克」，但塑像是以幾何圖形的切割和重組構成立面，如同斷頭的柯札克以斷掉的一隻手抱著一顆男孩的頭，另一隻斷掉的手捧著一顆女孩的頭。雕像的拼貼形式與石材本身的剛烈質地和線條，深刻呈現出柯札克以自身碎裂來撐起孩子的完整性。

碎裂是柯札克真實的生命成象，碎裂於是也自然地融入《柯札克猶太隔離區日記》的書寫脈動。鬆散破碎的行文結構，夾雜各種時空和場景，他在回憶和省思的段落之間，時常標記寫作的那一個時間點，像是強硬地將自己從過往的無限拉回現實，畢竟，在死亡迫近之前，一如夾縫生存，再也沒有耽溺的餘地，再也沒有夢了。他非得理性強制自己的心，一次次重回現實，解決當下的困局。因此，他的情感強度支撐著每一個故事的浮現以及戛然停止，而思緒難以綿長縝密地發展和鋪排。沒時間了，柯札克不再幻想可能的未來，而是務實地拓開當下的可能性。

然而，無法不思及死亡，無法抗拒在死亡的腳邊，偷渡心願。柯札克在日記裡自問：

「我剩下最後一年、一個月還是一小時？我想要有意識、清醒地死。我不知道我會說什麼話和孩子們道別。我渴望和他們說，也只想說這些：他們有完全的自由去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十點。槍聲：兩聲，幾聲，兩聲，一聲，幾聲。也許我的窗戶剛好沒有遮好？」

「孩子有完全的自由去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像是柯札克的遺言，也像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深情祝福。即使他最後的日記和隨筆遍佈了破碎、中斷、混濁的話語，但是他「賦權兒童」的理念始終完整明晰地貫徹在他一生的作為和著述之中：作為大人的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孩子被死亡帶走，就把孩子從生命的身邊帶開。我們給予孩子許多重擔，讓他在明天可以成為一個人，但是我們卻沒有給他作為一個人，今天就該擁有的權利。

柯札克在《如何愛孩子》告訴我們：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憂傷，雖然那只是一顆遺失的小石頭。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願望，即使那是在冷天出門散步時不穿外套。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看似荒謬的問題。柯札克在《當我再次是個孩子》也要我們尊重孩子的無知、尊重孩子的失敗和淚水、尊重孩子的秘密和遲疑、尊重孩子認識世界的過程。尊重，其實就是祝福孩子走向他們自身的自由，將「活著的權利」還給孩子。

1942年8月，押解猶太人的德軍打開孤兒院大門。柯札克囑咐孩子們穿上潔淨美好的衣服，像去參加一場盛大的遊行。拘捕的路上，目擊的詩人茲倫格爾說：「他們穿著乾淨的衣服，彷彿在花園裡漫步，享受安息日。」

柯札克竭盡所能，移除孩子心上的恐懼，為他們帶來平靜和歡樂。柯札克與孩子們一起步出猶太隔離區，坐上灑滿生石灰、悶熱擁擠的家畜貨車，被送到納粹死亡集中營。沿途，柯札克多次獲得庇護，但他一再拒絕單獨獲救的機會，他說：「不能放棄自己的孩子。」最後，他與孩子們在毒氣室一起喪生。

華沙猶太公墓的柯札克紀念碑，留存了柯札克和孩子們走向死亡的那一刻：柯札克逆風向前，一手抱住胸前的孩子，一手牽起後頭的孩子。柯札克面無懼色，除了風掀起的微細波瀾，他的衣著平整地撐起了他的坦然和正氣。而團塊相連的刻工造形，恍若柯札克與孩子們的衣袍相連，共享同一座身體，就像柯札克說過：「世界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之內」，他將自己的命運連結孩子的命運、世界的命運，於是有了一種承擔共同體的責任和勇氣。他不能放棄孩子，因為放棄孩子就是放棄他自己。如果盡頭是絕路，就讓相連的手，為死亡撒上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