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世紀之初成年。才剛從彷彿無限大的1999年，跳到乾淨簇新的2000年，馬上被提醒：這還不是新世紀。

於是再等上一年，直到2001年，跨入了新世紀時，恰巧滿18歲，進入大學。

家族因為祖父一輩意志所然的教養中斷（後來，再花上近20年，我才在小說《裡面的裡面》回溯這個問題），剛成年且面對新世紀的我，心靈上亦猶如白紙。我隱隱意識到教養的空缺，因此對於知識，我無比飢渴。空缺是慾望的根源，是以主體不斷在巨大他者中建立起自我。

彼時書市還見盛況，一切如此新穎，亦如此興盛。面對茫茫書海，我卻不由分說轉身，面向過去，背對著未來。竟有點像班雅明闡述的新天使的姿態，在一片廢墟之中仍欲逗留，喚醒死者，卻被那撕裂翅膀的進步之風刮進了未來。當時的只是眷戀我錯過的世紀末的華麗，未曾感受撕裂的痛苦。要等到很久以後，知道在那個時間點回望的世紀末，是最近亦是最遙遠的距離。

當時哪會這麼想？忙著與時間賽跑，在學校總圖書架間漫遊，在新書店中追逐。然後，在彼時方興起的、新模式經營的舊書店吸引，一頭栽了進去。一開始是貪圖便宜，後來隨著出入的時間增加，書架上二手書的比例逐漸超過新書。也在一次一次的機運中，隨機拼圖般補足我錯過的部分。

我天性熱愛機運，只有在隨機的安排中，我感受到自由。也許因為太熱愛，大學未畢業，就進了天母的一家二手書店工作。

成日與書堆相處，像待在某種蓄水池子中，漸漸建立起自己的閱讀生態。一轉眼，與書店的愛書者們談起書，已經不感生澀。在畢業前夕，等待著兵單與出國唸書的懸宕時光，我以為緩慢，實則是奇蹟般的速度累積。我這文學遲到者，原來蒼白無比的書架已然成為一個小小的閱讀生態系。

譬如大江健三郎，在《換取的孩子》剛上市時，我也同時在二手書店補獲了東販出版的《死者的傲氣．飼養》與《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至今我最愛他這本）。也陸續補足了《性的人間》、《聽雨樹的女人們》、《靜靜的生活》，還有光復書局「世界小說家」才收錄的《個人的體驗》。

喜歡的作家當然要全部搜集，譬如所有川端康成的作品、三島由紀夫的作品、馬奎斯的作品、卡繆的作品、莒哈絲的作品，不論是否有版權或是盜版，不論翻譯良莠，皆納進書櫃；有一些晚一點才認識，幸好不太遲，例如亨利．米勒的《北迴歸線》（沒想到後來的讀者不太讀他了）、巴塔耶《愛華妲夫人》（從金楓出版社偶然尋得）、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同樣是光復書局那套書找到的）、富安蒂斯的《奧拉/異鄉老人》、庫許納《美國天使》.....

我亦在同一間書店，逐漸收藏起我鍾愛小說家之前錯過的作品。我買齊了《手槍王》、《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妻夢狗》、《第三個舞者》。2004年，我帶了《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給駱以軍簽名，他說：「這本連我都沒有。」

若干年後，再度與駱以軍相遇，已經是跨越一整個歐亞大陸的時差通訊。來回幾封信，他驚訝寫道：「怎麼你讀的書，文學的根柢，是我當初在陽明山上苦讀時所愛不釋手的那些書？」欣喜不僅是與心儀的小說家通信，更在於我們在很多方面，共享了同樣的文學養分。

在書籍的考古地層恣意探索，彌補我的遲到，也跨越了年齡的差異，在文字共和國裡，時間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估量。

也曾經為了一本書魂牽夢縈。許多書即便喜歡未必有收藏慾望（以致多年後書架上尋不到某本書，才驚覺原來當初只是借閱來的），隨緣到手就好。卻有某些書，無論如何都想擺上書架。譬如依莎貝拉．阿言德的《精靈之屋》。原以為這樣的書不難尋得，卻讓我尋遍了二手書店與網路書店而不得。以至於，終於還是在我工作的二手書店，以刀片劃破紙箱上的封箱膠帶，在一堆法文雜誌中看到《精靈之屋》時，忍不住握拳下拉，說聲「yes！」。

那箱書其實是某位旅法作家的二手書，不僅這本小說，同個箱子一系列的法文文學雜誌《Magazine Littéraire》亦成為我剛學習法文時的最好讀物（最好？因為看不懂又如此渴望讀懂，引起的慾望像是初認識文學時的慾望二次燃燒）。

舊書從遠方而來，也將我帶向遠方，到後來，換我將書帶到遠方。

展開留學生涯，乍到巴黎第一天卻驚慌失措，徹底幻滅。混亂間，意外走到聖米歇爾大道上的二手書店。我看見一整排口袋書被隨意放在店門外的平台任人挑選。剛到巴黎覺得一切的物價都是台灣的兩三倍，我卻隨手一抓，便是一本法譯版的《精靈之屋》。除了驚訝這麼好找，發現二手售價1.5歐元，還不到新台幣100元，頓時有了活力。

旅法8年，習慣不改，把時間擲在舊書攤、舊書市集，有時沿著塞納河畔來回走，晃眼就是一天。

有些書就是特別記得，有年巴黎書展，請來了魯西迪與保羅奧斯特兩人夢幻對談（至今沒看過比這更驚人的組合）。對談後，我先拿了《午夜之子》給魯西迪簽，再拿《幻影書》給奧斯特簽。《午夜之子》是我在舊書店打工第一天，用當天工資買下的第一本英文書，《幻影書》則是在艾克斯（Aix-en-Provence）某個小巷的英文書店購得。這兩本簽名書，再過了幾年，亦隨著我回到台灣。

最後，再提一個小故事吧。同樣在舊書店工作時，某天，收到數十箱的書。聽同事說道，這來自於我非常喜愛的小說家，由於即將出國，把書全部處理了。那是以我那個年紀，最近距離理解（但其實更多是難以想像）「成為一位作家要讀多少的書」的時刻了。我看著一箱箱的英文與中文書，文學之外，也有哲學、歷史與其他。而當中意外的，我看見一本羅蘭巴特的法文書。我以當時初學的法語能力指認書名：《愛情論述的片段》。我當場買下此書，回家一查，發現這本書就是《戀人絮語》。

不過這個直譯書名，就一直深刻記得了。談論書的話語，確實也像是某種愛情論述，永遠是片段的，但又如此綿綿不絕——以為中斷的，卻又在某處接連起來——，彷彿無窮無盡。

這故事仍有後續。前陣子，終於與這作家相遇。我說起了這段故事：這本法文版《戀人絮語》，我帶去了法國，8年後，又帶回台灣。

她說：「這是我在愛丁堡買的，當時學了一點點法文。後來帶回台灣，沒想到會到你手中。」

頓時百感交集。偶然成為作者，意味著自己的文字也進入了這樣的交換系統，或者說，打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在那。只是我沒有察覺到，而把自己當作單純的收禮者。

我說：「所以一本書的命運，真的比我們想像來得長久。」

「是啊」，她回答。

所謂書的歸返，確實像牟斯的《禮物》，帶著某種精神能量在，只是有時換了另一種形式存在。●

朱嘉漢
1983年生。曾就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班。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寫小說與Essays。著有長篇小說《禮物》、《裡面的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