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小說「那不勒斯故事」系列，首部曲於2011年出版後即普獲好評，據英國BBC報導，「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至去年秋天為止，在全世界已售出超過1500萬本、被譯成45種語言。然而，眾人最想知道的不是寫出暢銷書的祕訣，而是作者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的真實身分。

斐蘭德自1992年出版第一本書以來，從未公開露面，不接受真人面訪、電訪，出版社網站和書上也沒放上作者照片。雖然她的筆名是女性名字，也曾公開抨擊文學、政治和歷史由男性主導的傳統，但其真實性別成謎，只有替斐蘭德出版「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等多本著作的義大利出版社Edizioni E/O知曉「她」的身分。

在人人都可當狗仔的網路和社群媒體時代，隱瞞身分將近30年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這讓許多文學研究者和記者將「破解斐蘭德的身分」視為當代最具挑戰的謎題，數位人文學界近幾年甚至利用語料庫進行寫作風格分析（stylometric analysis），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公布最新的線索之前，也許得先回到作家身上，了解「她」為何如此低調。

■隱私與寫作

除了「那不勒斯故事」之外，斐蘭德早期的小說《令人煩惱的愛》（L'amore molesto）和《消失的女兒》（La figlia oscura）也都以那不勒斯為背景，因此外界猜測斐蘭德與當地相當熟稔，匿名寫作是為了保護自己和那不勒斯當地人的隱私。斐蘭德在2016年接受電子郵件訪談時承認了這點，但進一步說明，匿名也是為了阻絕伴隨名氣而來的社會壓力和義務。除去了公眾形象的綁手綁腳，作家更能專心在書寫和寫作策略上，擁有「全然的自由」。

對斐蘭德來說，「艾琳娜．斐蘭德」本身並不神祕，關於「她」的一切都在作品中，作品即代表作家本人：「作者是以下二者的總和——讓虛構世界成型的敘述策略，以及充滿各種人和事件的具體世界。」其他關於作家的事情只是尋常私人生活，與書和讀者無關。

這樣看來，斐蘭德顯然是「作者已死」論點的支持者。儘管「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後引起廣大迴響，讀者和書評熱烈討論書中關於友誼、生存、寫作、家暴、教育，以及社會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但斐蘭德並未參與這些討論，更不想指導讀者如何閱讀她的作品：「我的工作只到書出版為止。如果書本身不能實踐它們存在的意義，提出問題和給出答案，那表示我不該讓這本書出版。」

儘管斐蘭德極力保持匿名，但「那不勒斯故事」的主角之一「艾琳娜」和作者同名，很難不引人猜想：這會不會是作者給讀者的線索？或是做為影射小說（roman-à-clef）而刻意使用的文學手法？但根據斐蘭德的回應，與其說這個命名選擇是要讓讀者尋找「作者在哪裡」，不如說是為了讓身為寫作者的自己維持故事的真實性和可信度：「虛構手法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但利用虛構的手法處理傳記性素材的過程中充滿陷阱。說出『艾琳娜』可以讓我保持務實合理。」

■作家為何選擇匿名

匿名出書最重要的功能在於甩掉原名帶來的包袱。當然，斐蘭德並不是史上第一個匿名出版的作家。早在19世紀就有多位女性作家隱身在男性筆名背後，在女性被要求打理家務的年代實現寫作的夢想。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勃朗特三姐妹，大姐夏綠蒂（Charlotte Brontë）寫出《簡愛》，二姐艾蜜莉（Emily Brontë）是《咆哮山莊》的作者，小妹安妮（Anne Brontë）則出版《懷德菲爾莊園的房客》等書，三人的詩集和小說分別以Currer、Ellis和Acton Bell的筆名發表。

同時期使用筆名的女性作家還包括化名「A. M. Barnard」的露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第一本小說《理性與感性》只署名「一位女士」的珍．奧斯丁；以及喬治．桑（George Sand，本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本名Mary Ann Evans）等。

到了20世紀，作家使用化名出書的理由更多樣化。有些作品揭露了重大真相，或批判龐大的體制和組織，作者保持匿名是為了人身安全。例如揭露北韓人民生活現況的《控訴》，因作者潘迪（Bandi）現居北韓而保持匿名；將英國開庭律師的生活曝光在讀者眼前的《祕密律師》（The Secret Barrister），由於作者是執業律師但批判英國刑事法庭的缺失，而僅用筆名「祕密律師」出版。

有時，太暢銷也會逼作家換個名字。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曾在1970年代用筆名Richard Bachman出書。當時出版界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不會讓作者太頻繁出書以免造成過度曝光，生產力極高的史蒂芬．金只好換個名字，甚至捏造作者生平，以求出版。

此外，某些作家可能因為已在特定領域非常出名，而選擇用另一個身分來轉換文類，嘗試接觸新的讀者。例如奇幻作家J. K.羅琳化名羅勃．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出版推理小說，或是以言情羅曼史著名的諾拉．羅伯特（Nora Roberts）以J. D.洛伯（J. D. Robb）之名出版未來懸疑形式的浪漫小說。

有趣的是，蓋布瑞斯和洛伯的真實身分都在書出版後不久揭曉，將她們的著作推上另一波暢銷潮。也許作家一開始只是為了試水溫而換了名字，但她們的出版社或經紀人會沒想到往後能帶來的行銷機會嗎？不可能，因為名人就是曝光保證。至於身分揭曉後能否帶動書籍暢銷，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作者的寫作功力和書的內容本身。

■斐蘭德身分之謎將被破解？！

2016年時，斐蘭德兩度登上新聞。3月時，一家義大利媒體報導斐蘭德是那不勒斯的歷史教授馬莫（Marcella Marmo），馬莫和出版社都否認了。殊不知到了10月，義大利記者蓋提（Claudio Gatti）宣稱透過財務資料找出了斐蘭德的真實身分——譯者安妮塔．拉嘉（Anita Raja）。

拉嘉出生於那不勒斯，從事德語文學的義大利文筆譯，擔任Edizioni E/O出版社（也就是斐蘭德作品的出版社）的譯者和顧問。蓋提調查拉嘉時發現，自2014年「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逐漸在全球打開知名度，拉嘉從出版社收到的付款也逐年倍增。此外，拉嘉的作家丈夫多梅尼科．史塔諾內（Domenico Starnone）在2016年購入羅馬的房地產，據信價值超過150萬美元。出版社仍否認這項消息，且聲明斐蘭德對於匿名的立場非常堅定，希望大家不要打擾。

儘管蓋提的調查結果終究未獲證實，其揭發隱私和臆測的行為也飽受斐蘭德讀者批評，但在蓋提之前，文學界早已開始懷疑斐蘭德與拉嘉和史塔諾內的關係。一是因為拉嘉的譯作和史塔諾內的小說都出現具女性自覺的敘事者，令人不禁想到「那不勒斯故事」主角；二是因為斐蘭德的小說風格與史塔諾內十分雷同。

今年3月，哈佛比較文學博士候選人艾莉莎．索鳩（Elisa Sotgiu）在文學網路媒體LitHub發表了一篇文章，整理她自2015年開始研究斐蘭德以來，文學界利用語料庫的量化分析所得出的結果，也同時發現斐蘭德的身分之爭，其實是性別在文學場域的另一場較量：

「在研究斐蘭德的學者中，公認的最佳作法是宣稱無論她的性別為何，重要的是她選擇了女性的身分。」

儘管索鳩個人也希望如此細膩寫出女性困境和情誼的作者是女性，但質化和量化研究的結果，都愈來愈令人無法忽視史塔諾內和斐蘭德的相似性。

■語料庫佐以量化分析

帕多瓦大學社會統計學教授圖奇（Arjuna Tuzzi）和語言學教授寇提拉左（Michele A Cortelazzo）將40位現代義大利作家的150本小說建成語料庫，並在2017年夏天的工作坊邀請國際學者利用語料庫，以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斐蘭德作品在其中的位置。2018年，研究成果編纂出版為《繪製艾琳娜．斐蘭德輪廓》（Drawing Elena Ferrante’s Profile）。

在《繪製艾琳娜．斐蘭德輪廓》中，希臘雅典大學寫作風格分析學者米克洛斯（George K. Mikros）利用語料庫訓練機器學習的演算法，分析作者的年齡、性別、發源地，得出的結論是：斐蘭德應是超過60歲的男性，來自義大利南部坎帕尼亞地區（Campania，首府是那不勒斯）以及那不勒斯郊外的小鎮薩維亞諾（Saviano）。而在語料庫中，唯一條件相符的就是出生於1953年、來自薩維亞諾的史塔諾內。

波蘭科學院波蘭語研究所所長埃德（Maciej Eder）和波蘭英語文學教授瑞貝基（Jan Rybicki）則將語料庫投入社會網路分析，發現斐蘭德和史塔諾內的小說在現代義大利文學中都處於相似的邊緣位置，這表示兩人的寫作都具有原創性，迥異於大部分義大利作家，但兩人的風格卻與彼此相近。

兩人寫作風格的相似度，也在義大利學者拉里（Margherita Lalli）、特里雅（Francesca Tria）、羅瑞托（Vittorio Loreto）的資料壓縮法研究中得證。他們的研究工具可將未知文本與已知作者的文本比對，找出作者是否存在於語料庫的作者群中。結果工具錯將斐蘭德的《令人煩惱的愛》推論為史塔諾內的作品，而史塔諾內的《熱情過剩》（Eccesso di zelo）、《第一執行》（Prima esecuzione），甚至連獲頒女巫文學獎（Premio Strega）的自傳體小說《傑米托路》（Via Gemito）都被歸為斐蘭德的著作。

此外，透過詞彙分析，法國學者哈提諾（Pierre Ratinaud）與帕多瓦工作坊召集人圖奇和寇提拉左都認為，斐蘭德和史塔諾內的用字風格和頻率極為相似。

■作者出版史佐證

索鳩根據以上量化分析論文，已逐漸信服史塔諾內至少是斐蘭德的其中一個身分，更進一步研究作者出版史進行佐證。在1990年代初期，史塔諾內已和義大利知名出版社Feltrinelli簽約出版3本小說，但也差不多同時期開始與Edizioni E/O合作，寫序、跋，或有文章收錄在E/O出版的合輯內。這番合作很可能就是透過已替E/O翻譯德文著作的妻子拉嘉牽線而成。而另一方面，「斐蘭德」第一本小說《令人煩惱的愛》，也是在1992年由E/O出版。

當時E/O仍是相對邊緣的小型出版社，索鳩推測，史塔諾內很可能出於合約或刻意分流，選擇在Feltrinelli以真名出書，在E/O以假名出版，而且因為E/O的出版計畫較著重女性作家，而選擇用女性假名。

在大出版社以男性真名出書，在小出版社採用女性假名，也和義大利文學場域由男性主導的結構相符。此外，以女性視角寫女性角色，不但是避免遭批評的安全做法，更能將讀者關注的重點引導至社會階級的變化和流動，而這正是斐蘭德和史塔諾內最大的相似處。

■承認？否認？這是個大哉問

儘管數位人文學界的研究使得斐蘭德的身分看似逐漸明朗，但語料庫的規模限制和文學界對量化研究方法所抱持的懷疑態度，都不利於進一步釐清問題。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史塔諾內、拉嘉，還是E/O的出版夫妻檔菲力（Sandro Ferri）和歐左拉（Sandra Ozzola），都仍矢口否認這些研究結果，呼籲大家尊重作家立場。

斐蘭德多次在《紐約時報》、《衛報》等媒體上的專欄或電子郵件訪談中以女性自稱，指出書中女性角色都來自她自身或周遭女性的經驗。對於使用假名這件事，斐蘭德只回應：「我並未選擇匿名，書上有人簽名。我是選擇了缺席。」

也許從「虛構」身分這件事來看，斐蘭德這個角色才是她最終的寫作計畫，讓真實歸真實，斐蘭德歸斐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