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如何將《我的奮鬥》變成《惡的歷史脈絡分析》? 法文批判評註版的出版、翻譯與研究

《惡的歷史脈絡分析》(左)針對希特勒《我的奮鬥》提供詳盡的評註批判(圖片來源:VOAFree Documentary - History

20世紀以來的人類當代歷史中,有兩本書沾染最多鮮血。一本是納粹運動的寶典,希特勒於1925年出版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另一本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人手一本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二戰的死亡人數大約1800萬人,尤其納粹德國對600萬猶太人及其他如吉普賽人或身心障礙者的系統性屠殺最令人髮指。而文革的死亡人數因為中國官方避諱不談,至今依然不明;有學者研究認為高達2000萬人。

的確,殺人的是刀槍、凌虐與毒氣。但就如新冠肺炎患者可能因敗血症死亡,引發敗血症的實是病毒。這兩本沾滿鮮血的書籍與其文字是否就像病毒呢?而在病毒依然流竄的今日,要如何對待它們呢?

■新聞

2021年5月20日,法國舉足輕重的Fayard出版社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相當於我國的中央研究院)大會議廳召開記者會,宣布在6月2日出版一本名叫《惡的歷史脈絡分析》(Historiciser le mal )的書。

他們拿出一本將近一千頁,重達3公斤的大書。封面最上方是計畫主持人Florent Brayard與Andreas Wirsching兩位學者的名字;中間是書名《惡的歷史脈絡分析》,下面一行副標「批判評註版《我的奮鬥》」。右下方再印上「全新譯本,批判性註解,歷史分析」。最下方是出版社名字,旁邊標註:「與德國當代歷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合作出版」。出版社總經理Sophie de Closets表示,這本書「是把《我的奮鬥》逐行逐句批判分析、放進歷史脈絡、解構」,因為「很不幸的,要了解20世紀歷史,這是一個根本的源頭。」


《惡的歷史脈絡分析》內頁,可以看到被註腳團團圍住的文本。(取自fayard

記者會上,除了出版社總經理、兩位計畫主持人之外,發言的還有譯者歐利維.馬農尼(Olivier Mannoni),以及「猶太屠殺受害者子女協會」(Association Fils et filles de déportés juifs de France)的主席,歷史學家Serge Klarsfeld。

原來是《我的奮鬥》!出版這本書,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然,出版社、譯者、所有的參與學者、合作夥伴都認為他們有充分而重要的理由做這件事,所以在即將出版之際,以這個記者會先說明這項長達10年的計畫始末、一路走來的戰戰兢兢,以及最後歷盡萬難而足以欣慰的成果。


Fayard出版社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大會議廳召開新書出版記者會(翻攝自Youtube/Éditions FAYARD

單就書來說,除了前述封面的中性處理,《惡的歷史脈絡分析》全書近千頁,譯文只佔1/3,其他2/3的篇幅是出自歷史學、語言學等專家學者所作,批判性、回歸史實的註解。Fayard出版社同時宣布這書只印10000本,不在書店陳列,只接受訂書,要價每本100歐元。並且,所有獲利都將捐贈給致力保存奧次威治集中營原狀,以讓今人記取歷史教訓的基金會Fondation Auschwitz‐Birkenau。此舉,當然是要防杜任何批評出版社唯利是圖或宣傳納粹的誅心之論。

因為茲事體大,為了避免惡意指責,更為了解析整個計畫之嚴謹,以及從學術角度說明在歷史研究中此舉的重要性,5月30日他們更於位在巴黎的「猶太屠殺紀念館」(Mémorial de la Shoah)舉辦了一場全天的研討會。除了記者會上的5位人士,這場長達7個小時的會議中,還有從2015年開始參與這個計畫的近20位德法專家,國際學術委員會的成員,5個德法國家級研究機構代表依序就4個子題發言。

媒體的關注也沒有令人失望。這幾週,法國及國際重要媒體都有詳盡的報導及分析。同時也有十多家媒體刊出譯者馬農尼的專訪。這一反譯者向來低調的形象,但也不難理解:如果不去細訴其中正當而高貴的理由,「《我的奮鬥》法文新譯本譯者」的這個稱號,幾乎就是污名標籤了。

如上述種種,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是個大事件。但我們還是要回頭來問:二戰結束至今幾十年後,這本幾乎是被各界刻意遺忘的書,為什麼必須在今日大張旗鼓的出版?再者,重新翻譯與批判譯註的必要性何在?而要避免宣揚納粹主義,還要成為歷史的明鑑,如何才能做到?


國際重要媒體如法國世界報、美國紐約時報皆對《惡的歷史脈絡分析》有詳盡報導(翻攝自法國世界報美國紐約時報

■起源

1945年,二戰結束、希特勒自殺後,其所有遺物先由美軍管理,之後移交德國巴伐利亞邦政府,其中包括《我的奮鬥》的著作權。此書分為上下兩部,寫成於1924年與1926年間。上部是希特勒的自傳以及納粹黨前身「德國工人黨」的歷史,下部是其國族社會主義的理論。全書可謂枯燥乏味,充滿自我吹噓與謊言,政策與仇恨言論交雜,藍圖及譫妄並陳,出版後乏人問津。


納粹時期的廣告:「德國人之書《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發行400萬」(取自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然而,8年後的1933年,希特勒與納粹黨掌權,《我的奮鬥》立即洛陽紙貴,當時就好比每個新家都得擺本聖經,甚至在德國被當做結婚禮物送給新人,由此可見其神祕地位與暢銷。累計到1945年,《我的奮鬥》光德國就銷售了超過1200萬套,加上被翻譯成18種語言在各國流通,總銷售數量想來更是驚人。也難怪希特勒可以大言不慚,說公職的薪水他不看在眼裡,光是版稅就可以輕鬆過活了!

但是檢視這段歷史,這項銷售奇蹟引發的現象極度令人反胃。因為納粹當政12年間犯下違反人性的滔天大罪,有些是直接實踐書中政策,有些是從其中的仇恨與狂想發展而來。《我的奮鬥》在其中扮演了非常血腥而獨特的角色,是以到了戰後,德國民眾或是燒了它,或是院子裡挖個坑埋掉,最後除了學院研究者,人們多半視為洪水猛獸,避諱不談。

戰後幾十年來,這本書在德國沒有出版,其他國家也只有1945年以前的譯本合法或非法流通,因為巴伐利亞邦政府以著作權所有者的身分禁止,還幾度為此告過一些想出版此書原文或新譯本的出版社。但是,依照歐盟的著作權法,作者身故70年後,其著作就落入公領域,不再有版權限制。換言之,自2016年1月1日起,《我的奮鬥》即進入公領域,任何人都可出版。其實在此之前幾年,巴伐利亞邦政府對限制該書出版就已經顯得消極,可以猜想其心態應是:「無論如何,過幾年就都管不到了!」

然而更務實的思考,我們知道這本書的各種語言電子版在網路上一直是唾手可得,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理由與目的的閱讀者,遑論各國的新納粹、極右派、鼓吹仇恨他者或是吹噓自身優越的種族主義團體等,始終將之視為寶典。因此,不論是為了認識納粹的殘酷歷史,或者防止今日極右仇恨主義去召喚幽靈,我們不但要擔憂因為版權限制消失後它會化暗為明,更應該重新省思、檢視、批判這本書及其蘊含的惡。

這個終將發生的問題,早有人注意到。2011年10月6日,法國《世界報》刊出一篇學界與法界人士的聯名投書:「倡議一個批判評註版《我的奮鬥》」。文中從這本書將在2016年1月1日進入公領域談起,更補充了一些驚人的現狀:

在法國,1934年翻譯的譯本從戰後至今一直還在持續發行,且每年都有一定銷量,已經累計銷售超過10萬本。而這個舊的法文版上面唯一的警示,是1979年法國政府規定,必須做為前言的一篇8頁的文字。(放在全書800頁中,堪比香菸盒子上印的警示圖案一樣虛無偽善。)在南美、東歐、阿拉伯世界或伊朗,《我的奮鬥》流傳廣泛,在印度更是車站的書報攤就買得到。只要這些國家有國族主義興起,其銷售就會竄升,例如在土耳其,隨著政情發展,單是2005年間的幾個月,《我的奮鬥》就銷售了破10萬本。而現有的各國譯本,除了以色列有一個節選版提供了充分的批判評註,其他版本幾乎沒有給予讀者任何工具去了解這本書的本質及其危險。

2011年的這篇投書中,連署者主張不但需要為即將來到的解禁設下防線,更應該一改過往的無作為,以科學、嚴肅對待歷史的態度,來面對《我的奮鬥》。他們提出三項因應措施:首先是歐洲議會可以參照1979年法國政府要求附上警示導讀的形式,討論出共同的辦法來應對此書未來的出版,尤其對網路流通的電子版應一體適用。其次,匯集各國學界力量,出版符合學術標準與歷史脈絡之《我的奮鬥》批判評註版。尤其在世界上仇恨與種族主義高升的今日,用以打破對這本書的拜物情結,更讓讀者明瞭歷史的殘酷與教訓。最後,應該常設一個觀察機構,防範未來受這本書挑起的仇恨。

這些措施都非一蹴可幾,所以連署者呼籲應該及早開始著手。的確,德國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早就已經召集學者啟動批判評註版的龐大計畫。花費數年的功夫,及時的在2016年1月就出版了一套厚達2000頁,加了3500則評註的批判版 。驚人的是,該書一個月後就登上《明鏡週刊》暢銷書排行榜,一年下來,至2017年1月就累計銷售了8萬5000套。幸好,因為這個版本的批判評註,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極為嚴謹完善,降低了這個暢銷數字帶來的尷尬。


《我的奮鬥》德文評註版(翻攝自Youtube/Éditions FAYARD

■法國

在法國,依據Fayard出版社的說明,批判評註版計畫確實從2011年就正式開始了。首先,他們需要處理的是譯本的問題。

法國原有的《我的奮鬥》譯本,是1934年法國極右運動人士梭赫羅(Fernand Sorlot)在他主持的「新拉丁出版社」(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出版的。梭赫羅是種族主義者,仇視德國,他在二戰前即找來一群譯者翻譯出版這本書,是要讓法國人知道希特勒與納粹德國的威脅。有趣的是,他們跟德國出版社接洽版權時,希特勒一再拒絕。因為書中充斥對法國的蔑視與征服野心,而在第三帝國武力擴張的準備就緒之前,希特勒不希望打草驚蛇。

梭赫羅當時索性盜版出書,結果希特勒與德國出版社跨國到巴黎提告捍衛著作權,官司還打贏了,法院判決梭赫羅不但要停止販售,還要銷燬已經印行的書。但梭赫羅以民族大義、國家安全的理由繼續違法賣書。


1934年出版的《我的奮鬥》法語版本,未經原出版社合法授權(取自over-blog

此時還有個插曲:左派組織「對抗反猶主義國際聯盟」(Ligu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antisémitisme〉為了向人們示警納粹對猶太人的極端仇恨,大手筆地向新拉丁出版社購買5000本已經被禁的《我的奮鬥》。他們將4000本分別寄送給法國當時的政界、軍方、工會、學界、宗教界領袖,期望他們看穿納粹野心,另留了1000本偷偷販售。就這樣,為了對抗一致的敵人希特勒,兩個政治光譜上極端對立的組織罕見地攜手合作!

如今回首這段往事,當時收到這本書的法國各界領袖,多半對於即將臨頭的災難毫無警覺,任由後來的悲劇發生。而猶太人遭受屠殺之時,極右的梭赫羅與德軍佔領者合作,戰後以叛國罪入獄10年,這是後話。

二戰結束後,這個譯本得以合法販售至今。但對Fayard出版社來說,它有太多問題而不堪使用。簡單的說,現在判斷翻譯品質好壞的標準、翻譯的方式……與1930年代大不相同。就今日標準,這個譯本是不合格的,更別說當初的出版社就有極右傾向,對書中的意識型態不免親近美化。要從這樣的譯本做出符合期待的批判評註,有如緣木求魚,所以必須重新翻譯。可喜的是,這項艱鉅的任務,請到了不二人選:馬農尼。

■Olivier Mannoni

Olivier Mannoni這個名字,在法國翻譯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是德語翻譯名家,譯作等身,更是2018年德法翻譯最重要獎項Prix Eugen-Helmlé獎得主。此外,他曾擔任「法國文學譯者協會」(ATLF)理事長,也是現任「文學翻譯學院」(ETL)院長。


德語翻譯名家馬農尼(取自flickr/ActuaLitté

「文學翻譯學院」是個非常能代表法國如何重視文化的機構。2011年,法國國家圖書中心(CNL)發表一份關於翻譯與譯者的委託報告,裡頭分析譯者的職業,對產業、商業及圖書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從法國與國際文化交流的角度討論其現狀。

報告最後有兩點具體建議,直接促成「文學翻譯學院」誕生:一是英語譯者太多,恐會造成讀者閱讀「偏食」,二是已經入行的譯者也需要可以精進翻譯品質的進修機會。法國國家圖書中心找上馬農尼,由他全權作主,2012年「文學翻譯學院」正式成立,每屆徵選不同語種的譯者15名參加。自開辦以來,前後六十多名學員已經拿了超過20個翻譯獎項。這項有趣的統計可以說明,這個機構如何聚集一群翻譯的菁英部隊。

馬農尼對於翻譯專業、翻譯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深入思考。但他之所以是新譯《我的奮鬥》的不二人選,更在於他深厚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素養專長,以及翻譯過多本關於納粹的重要書籍,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日記、記者Ernst Klee 關於納粹醫生與其受害者的調查專書等。馬農尼曾表示,翻譯後面這本書是他職業生涯最痛苦的經驗,因為內容的慘絕人寰,讓他甚至掩面痛哭!

■翻譯

2011年Fayard出版社聯繫馬農尼,請他擔任譯者。當時他書架上有一本德文版《我的奮鬥》,是多年前他在舊書攤買到的。他沒看完全書,只在翻譯其他書籍遇到引用時翻查過,而每次都需要重新翻譯那些段落。知道Fayard出版社計畫出版批判評註版後,他沒考慮太久,就接受了這個工作。

馬農尼的翻譯日常,是清晨四、五點就開始工作。做為專職譯者,他有好幾個專長的領域,涵蓋文學、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往往同一段時間有好幾本書的翻譯交錯進行:一本書譯了幾個小時,覺得疲乏需要換換腦筋,就改譯另一本書。

翻譯《我的奮鬥》更是如此。因為書中文字充斥仇恨、晦暗的思想,而馬農尼熟知納粹歷史,那些真實發生的惡行與殘暴歷歷在目,讓他常常幾個段落翻下來,身心俱疲而不禁自問:「我何苦來翻譯這樣的書?」他在接受《世界報》訪問時講了一個小故事 :他的妻子Françoise是俄語譯者,倆人合用一個大書房。有一天,他發現Françoise將他書桌上幾本關於納粹的參考書籍都翻過來,讓封面朝下,因為僅只是經過看到,她都覺得難以忍受。身為譯者,Françoise認為這個計畫是必要的,「只是為何非得你來做?」

就這樣,從2012年開始著手,到了2015年交出譯稿給出版社。這兩年多的時間,馬農尼獨立進行這個工作,前述1934年版譯本的問題當然不會出現,因為專業素養及對主題的熟悉,他的翻譯已經將此前學術研究的見解涵蓋進去。


馬農尼在記者會上說明翻譯始末(翻攝自Youtube/Éditions FAYARD

如果1930年代的翻譯準則,是不論什麼風格的原文,都一律轉譯成當時崇尚、特定美感的法文,還必須將原著不清楚或有誤的地方變得頭頭是道,那今日的譯者則更注重「忠實」,對原著的寫作特色與內容必須尊重。然而現實上,因為出版是以服務讀者為目的,譯者常常還是在可容許的範圍內「美化」,讓譯文讀來較為流暢。這幾乎是一種翻譯工作的反射動作。終究,編輯與讀者讀到卡卡的地方,直覺會責怪譯者失職,殊不知原作可能就有這些問題。

馬農尼將譯稿交出去後,幾個月都沒有收到任何回音。一般來說,這不是好現象。

事實上,在那個時間,Fayard出版社內部因為這個計畫,正經歷一段曲折。原來的總經理與歷史線總策畫所召集的學者團隊意見分歧,進度幾乎停滯。而越逼近2016年,輿論益加關切,反對聲浪也紛紛湧現,捕風捉影的談論這個計畫,批評出版這本書是唯利是圖或為虎作倀。

面對外界批評,新任總經理選擇不做回應,但積極的重新整理隊形:她任命了新的歷史線總策畫Sophie Hogg,再邀請學者Florent Brayard來擔任計畫主持人,重新組成學術與翻譯團隊。同時,與德國「當代歷史研究所」談好了合作關係,以其批判評註版作為參照。

一切就緒後,2016年Florent Brayard與Sophie Hogg才聯繫馬農尼。然而,他們提出了聽起來不近人情、簡直污辱翻譯專業的要求:要馬農尼拆毀他耗費兩年多心血的成果,一切重來,而且,學者團將逐字逐句的討論新的譯文。對馬農尼來說,那可是將幾百小時的前功盡棄,然後還要重新奮戰幾百個小時。然而,儘管心中有千百種呼喊說應該拒絕,但他卻接受了!

■實驗

Florent Brayard的要求非常清楚,而且經過解釋後也顯得理所當然。對這本書,他建議馬農尼放棄翻譯的技藝原則,以法文展現希特勒文本的真正原貌。原文裡累贅、超重的問題,比方一個句子裡有6個動詞,有十多個形容詞加副詞,但其實都是無意義的重複;或是論述翻來覆去、邏輯混亂、句型扭曲、文法與時態錯誤……等,這些希特勒顯得不懂書寫也不會思考的一切,都要分毫不差的表現出來。

至於譯者與學者團逐字逐句地討論譯文,則是開立了一個新的研究範疇,創造出此前缺漏的研究成果。藉由這個機會,他們將《我的奮鬥》文中原本模糊的用字、曖昧的思想,與納粹時期的史實,以及戰後發展至今的意義,逐一爬梳,系譜式的連貫起來。

學者團提出的種種建議,身為譯者的馬農尼不管同意或不同意,都成為彼此引經據典相互說服的討論主題,有時只為了一個字花上一整天也非罕事。過程極盡辛苦,大家都恨不得早點結束,但終究得堅持到底。最後出版的譯文,是譯者、語言學家、史學家長達5年,幾乎每月聚會討論出來的成果。

2016年底,筆者代表台灣法語譯者協會邀請馬農尼來台參加年會活動。因為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特別為馬農尼在「哲學星期五」安排一場專門講座,談「希特勒《我的奮鬥》之批判性翻譯如何可能?」當時馬農尼第二階段的翻譯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在這場沈清楷博士主持的講座中,馬農尼說明計畫的原委,深入介紹這個過程,並與現場近百名聽眾有豐富的交流,欲罷不能。讀者可從講座錄影聽他現身說法。 


馬農尼(右)為期一週的訪台行程,共計在6場講座對譯者、學生及一般聽眾分享其關於翻譯的經驗與思索,並與文化部次長會談說明法國文化政策中重視翻譯的具體措施,對照台灣翻譯專業的現況,提供可貴的他山之石。其人之幽默感與學養一樣豐富,猶記當時年會選舉,筆者被選為台灣法語譯者協會新任理事長,他以「節哀啊!」作為祝賀,戲謔也中肯。而在筆者任內,馬農尼亦是我們最重要的國際顧問。(吳坤墉提供)

■功課

Fayard出版社在《惡的歷史脈絡分析》出版記者會上強調,他們的計畫希望給予讀者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工具」,來解析這本惡之書,打破這本屬於當代歷史源頭的書籍的迷思與神祕,讓它成為一個真正可以認識、了解歷史的史料。就好比牽著讀者的手,逐字逐句的破解與看透其內涵。

對譯者馬農尼來說,這8年的經驗,讓他打破諸多自己在40年翻譯生涯中訂下的規則,是一場獨一無二的「實驗」。而具體的成果展現在這本《惡的歷史脈絡分析》當中,不僅僅是文本形式與內容都極盡「忠實」,註解中將字詞、概念、句型、論述方式……攤平在歷史脈絡中詳盡分析,以及後面附錄的雙語字彙表,都為日後歷史研究留下可貴的新資源。

人們常問一個問題:在《我的奮鬥》中,是不是就已出現猶太大屠殺的計畫?答案是沒有。但就如當代重要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卓見:反猶思想與政策在歐洲歷史上由來已久,但納粹不同以往的地方,是將反猶做為解決所有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手段,這使得納粹的反猶成為政治哲學的一個全新課題。


當代重要思想家漢娜.鄂蘭(取自wiki

我們從《惡的歷史脈絡分析》當中看到:《我的奮鬥》書中充滿對若干族群、階級或文化的仇很、「純種德國人」遭受迫害的妄想、捕風捉影的陰謀理論等,並以極度繁複、扭曲、遲滯的文句使讀者如入迷障,讓他們變得多疑、躁動更自以為是。然後在史料與史實的對照下,逐漸清晰展現,納粹當政以後這些狂言、譫妄、野心如何變成屠殺吉普賽人或身心障礙者的政策,到1941年開始啟動猶太大屠殺……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我的奮鬥》是「絕對的惡」。

而如果說這本書所使用之語言與文字的魅惑力量,對於希特勒與納粹的崛起功不可沒,那譯者與學者今日所做的,正是賦予語言與文字另外一股正向力量來除魅、解惑。馬農尼說,在翻譯這本書前後8年的過程中,一些當今政治人物的言論,常常令他想到書中片段而不寒而慄。的確,在今天的國際社會裡,各地的極右運動暗潮洶湧,仇恨病毒四處流竄,社群媒體則充斥著陰謀論、假消息、譫妄異想。在這個令許多人覺得極度無奈而焦慮的時刻,參與《惡的歷史脈絡分析》的學者專家、譯者與出版者堅守崗位,發揚職業的尊嚴,更捍衛知識分子的良知,歷盡辛苦地完成這項計畫,著實可敬。不論有多少人會去施打,他們都成功地為惡的病毒提供了一劑強效的疫苗。

回到本文開頭所說,《毛主席語錄》可與《我的奮鬥》並列為沾滿最多鮮血的書籍。但整個文化大革命歷史,在同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下,至今在中國沒有嚴肅的省思。已故的北大教授季羨林在1998年出版了《牛棚雜憶》一書,記錄自己在文革的經歷和遭遇。在自序中他說,1992年,人已遲暮,他才寫這本書,又壓了6年才出版。因為他一直在等待,卻又一直失望。他無法理解,這段文革的歷史裡面所表現出來的惡、人的壞,不但是中國歷史僅見,就是熟悉各個古文明對地獄描述的他,也沒看過那麽殘酷的施暴;但最令他恐懼的,是文革結束後,從來沒有對這段歷史嚴肅的研究與反省。如此要怎麼避免這樣的慘劇在未來重現呢?

季先生是納粹歷史的見證人,又精通德文與法文。如果他今日還在世,一邊看到德法學界的努力,另一邊看到習近平治下的中國越來越形成極權體制,而網上小粉紅的言論與紅衛兵如此相像,他會做何感想呢?比較容易想像的,是他若發出任何喟嘆,對這位中國官方認證、公開推崇的「國學大師、學術泰斗」,小粉紅們必會給他一場重溫文革的暴虐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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