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忙完學校公務的鍾永豐，為了《菊花如何夜行軍》的出版，匆匆趕至Openbook辦公室接受採訪，還來不及坐下，便被攝影師喚去擺拍。素來隱身幕後的他，或許不習慣鏡頭，臉部線條初初有些緊繃。

「打書跟打歌有什麼不一樣？」我們嘗試讓他放鬆，「那個比較容易？」

「打歌有生祥可以分擔，打書只能自己來。」鍾永豐未言明哪個比較輕鬆，但吐露了打書的樂趣：「我可以講自己想講的論述跟寫作方法。」

自上世紀即開始寫作的鍾永豐，多透過交工／生祥音樂的歌詞創作傳達自己的田野、思考與想像，2009年底辭去嘉義縣文化處長工作後，受中國媒體之邀，才藉著專欄寫作，集結成《重遊我庄》等書。繁體中文版《菊花如何夜行軍》則於今（2022）年問世，鍾永豐有意識地在這本以黑色底銀鯨落為封面的書中，呈現自己寫作方法的發展，並重整過往的田野書寫與論述。

「我希望能在方法論上提出我的看法與實踐」，鍾永豐解釋，這是為何以「菊花如何夜行軍」定名的原因，「就是去談閱讀方法、寫作方法，還有我對其他人寫作方法的理解。」

其實，不論打歌或打書，又或者不打歌也不打書時的演講或分享，鍾永豐的話語間幾乎都會穿插著方法、概念或思考，既有論述，也有分析，知識密度甚高。據說他甚至在當政治幕僚，與黑道接觸時，都能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做話題，向對方描述自己對「賭博」這一行業的理解。而在與我們提及美濃的發展時，他也使用「他者意識」這個詞彙，談公共政策在美濃施行會受到的挑戰──在長達二、三十年的地方運動後，當地政府會比較知道要聽第二人、第三人的意見；或是暢談美濃反水庫與世界反水庫運動的連結、思潮與理論。

▇身分多元：公職／創作者／社會學者，他稱自己「組織工作者」

中國民謠歌手周雲蓬對鍾永豐有個深刻的觀察──他在《重遊我庄》的序文中，說鍾永豐這個行政官員做起藝術來一點都不官僚，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又說，「在我心裡，鍾永豐的底色始終是個社會學者，並且是一位有行動力的社會學者。」

簡簡單單幾句話，點明了鍾永豐一直以來的身分多樣性。自上世紀末，隨著妹妹返鄉進行田野調查、參與美濃反水庫運動、赴美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擔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成為交工樂隊的一員，而後在不同地方公職工作輾轉，鍾永豐始終在公職、創作、組織工作者等角色之間擺盪，但不論何種身分，他總說自己還是個「組織工作者」，並以外部視角來看自己與身上扛著的各種任務。

《菊花如何夜行軍》這本書的寫作安排與結構，也反映了鍾永豐的生命經驗與創作特質。1964年石門水庫竣工，這年出生的鍾永豐，恰巧迎上了一個農地重劃、工業發展的時代，在臺灣南部農村步行、學語的他，看見「現代化」如何以「紅毛泥」、「水泥塊」的發展進度，改變了自己原本的小世界。當時的他所不知的是，農村外、臺灣島外的大世界盡是戰爭衝突、示威遊行與進步思潮的競逐，像是時差一般，後來又以閱讀出版、搖滾音樂的形式影響了這個農村少年的小世界。在鍾永豐的筆下，個人的經歷與時代的變化，都是一步一步、一格一格的往前行，而改變了的時代則會反過頭來影響個人，而後，又一起前行。

▇站在「自己額頭外面」，第三者的眼光的戰略考量

詢問鍾永豐，為何在書寫時，會有意識地銜接到政治社會歷史，像是用尺去歷史化自己的經歷一般？他沉吟了一會兒，說這（書寫）都是後來的事。

「我出生後第二張照片是人類學家幫我拍的。」鍾永豐出生那年，美國人類學家孔麥隆（Myron L. Cohen）進美濃做田野，住進鍾家夥房，也替鍾家留下照片，「我出生沒多久，就有一個人類學注視著我，這種人類學家的注視，對我影響很深。」

鍾永豐認為，自己總帶著個「第三者的眼光」來看自己，有時候是「人類學的眼睛」，有的時候則是身居都市的第三者的眼光，而這種第三者視角，在1996年學成回國、接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時，最為顯著。

當時美濃水庫興建到了決戰點，輿論與局勢不利於反對方，鍾永豐心想，若這場運動要不輸，他就必須以站在「自己額頭外面」的眼光來看自己，才能形成一個戰略之道。例如面對黑道大哥時，鍾永豐要「指揮」自己板凳坐三分之一，來表達自己的尊敬，也贏得對方的重視，以聽取地方事物的看法。「我會用這一套來指導我自己，該怎麼說、該怎麼做，眼神該往哪兒放。」

這種「第三者的眼光」對他似乎頗有存在感，訪談中時常以一種「外部」視角來解釋自己的作為，彷彿這「眼光」指揮了他的組織工作，指揮他的田野，還指導他寫作，甚至讓他能夠面對公部門的文化與挑戰。他說，日後當官去議會，也是以一種人類學家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就不會覺得這些窩囊是白受的。」

▇把公職當成社運組織工作在做

鍾永豐在公部門任職的時間不算短，自從1999年在高雄縣政府當幕僚開始，除了中間幾段「失業」期，幾乎都有公職在身。對這個地方運動出身的創作者而言，這工作並不算太格格不入，因為鍾永豐視其為「旅行」——有人提供住宿、身分和薪水，讓他認識這些地方。況且，每一份公職，他都當成社運組織工作在做，既是結交人脈，又可運用自己的經驗協助當地人長出地方意識、形成自己的社區方法，「我覺得很好的是，你可以旅行，然後人家也一起跟著我上去。」

「我基本上還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做組織的人啦，只是你現在的角色是個局長而已。」不論是在嘉義與社區工作者切磋「北管」，或是在台南與各派系、社團交陪，對鍾永豐而言，他看事情的方式、結交朋友的方式，都與在美濃時無異，「基本上還是一個非常運動的方式。」

而這種交朋友的方式，體現在田野成果與寫作上，並在《菊花如何夜行軍》中展現。問他做田野有無難處？他說，做田野會難，通常是為了論文，希望田野可以印證理論或假設，而他做田野的目的並非如此，只是單純對人有興趣，想知道這個人為何如此想？為何能說出這麼厲害的話？既然不為學術，只為了興趣，自也無時間限制，就是慢慢做，「但是他講這個東西、眼神往那個地方看，那個意義會在N年之後，你才會想到原來他看的眼神是這個意思，」鍾永豐強調：「這些東西會一直發酵。」

他做田野不記筆記，也不錄音，只靠「進去那個人的靈魂裡面，與他的靈魂共振」，如此一來「照相才清楚」——鍾永豐擅長圖像式記憶，創作時，會在腦海裡「提取圖像」以做分析，而不是去糾結這個人究竟本來講的話是什麼。他笑著補充：「這個是不被學術承認的田野方法。」

《菊花如何夜行軍》除了輯錄鍾永豐的「我庄」，也細述了他對音樂的鑽研與閱讀經歷——除了高中時廣泛閱讀俄國小說與文學史外，靠著惟因唱片老闆許國隆的指點與介紹，就讀成大土木工程系的鍾永豐才得以有系統的認識西方音樂與國內外文學。鍾永豐在外島當兵時，許國隆更時常將臺灣文學、現代詩、拉丁美洲文學等主題讀物裝袋寄送到東引，打開了他閱讀的視野，「他是我的閱讀策展人。」鍾永豐如此定位許國隆。

「但，基本上，我也沒有太喜歡唸書啦。」話鋒一轉，鍾永豐突如其來自白，稱他之所以閱讀，是因為自己「很殘缺」，懂得不夠多，知道的又太雜，「如果說你要重新塑造自己，要改變自己，我覺得，閱讀是最基本的。」

▇藝文自學，理工訓練在環境運動可派上用場

或許出於迷惘徬徨，鍾永豐的讀書路上幾次休學退學，成大讀到三年級退學，到了淡江插班只能從二年級開始讀，終於熬到大四，卻又敗在「工程圖學」跟「電子計算機概論」兩門科目上，若加上成大的三次修課紀錄，總共修了六遍卻還是得重修。「我有兩個罩門，音感差跟畫圖差。」儘管最後靠著同學幫忙才能拿到學分，但也是要再多讀一年——而這就讓他得以跟著妹妹回鄉做田野，成為今日鍾永豐之所以是鍾永豐的重要關鍵。

然而，從《菊花如何夜行軍》可以察覺，鍾永豐自小就是喜歡音樂想寫詩的「小文青」，問他：為何會選考理組？聯考志願甚至選擇土木工程？

他的理由也很簡單：藝文的東西可以自己看、自己學，但理工知識的學習必須按部就班，「沒有唸微分，如何學積分？沒有唸過力學，你怎麼去唸土壤力學、工程力學、彈性力學？你沒有唸結構，怎麼知道建築的樑柱如何弄？」鍾永豐解釋，他雖然沒有太喜歡理工，但認為還是得要有這種訓練，「我那時候覺得，如果我要比較整體性的知識能力，至少要有理工的思考和訓練。」

「有知識能力，才有履行能力。」鍾永豐如此強調。因此，他學東西並不管興趣，只問「是不是我缺乏的」。

▇有了藍圖，再補上知識磚瓦

沒有什麼路是白走的，即便鍾永豐沒興趣、學業受挫，但修讀土木工程，乃至於因學土木工程而結交的同學朋友，都為反水庫運動提供了協助。

「大工程都要做環評，所以我去借了美濃水庫的環評報告書，我記得有18冊，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質鑽探。」當時大家懷疑美濃水庫預定地的地質條件不好，想要藉此質疑水庫興建的決策正當性，而嘗試閱讀地質鑽探資料的鍾永豐便遇到了難題，怎麼也看不懂，於是求教大學班上同學，並得到細緻的解答，「這樣我就看得懂了啊！我第一次感到同盟隊友的幫助，就是讀那個環評報告。讀了之後，寫東西才有依據。」

也因為讀了這份報告，鍾永豐開始針對地質鑽探問題進行訪談，而後從工人口中得到證實：地質樣本是刻意挑選的。這個訪談成果，也成為交工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中的〈水庫係築得 屎嘛吃得〉的素材。「因為這個經驗，我就不會覺得土木水利的東西，太超過常理。」鍾永豐補充：更不用說，比起只唸土木工程的人，他還多了社會學的訓練，這都是他能產生運動論述的知識背景。

鍾永豐談起知識體系的建造、學習知識的方法，宛如提出工程概念，是有了藍圖，再一磚一瓦打造的，他會關注到自己缺了什麼，思考如何補上。面對寫作，亦是如此。

▇寫作時，心中想到（一群亂七八糟的）讀者

《菊花如何夜行軍》的素材源頭，是從跟妹妹與朋友成立工作室，進行各式各樣的訪談開始。當時，鍾永豐被這些人所吸引，記下了生動的人物故事，加上反水庫的「戰略」思考，認為應該要發表，於是前去《臺灣時報》副刊叩門，時任主編的作家王家祥立刻應允每個月的一個版面，就這樣，每個月8000字的稿子，大家一起分頭寫，後由鍾永豐編輯，從1992年寫到94年。

「寫文章實在很痛苦。那時候還沒有電腦，我寫東西又很慢，又有潔癖。」鍾永豐描述自己在稿紙上寫作，若有地方要改，不會直接在上面塗改，而是會拿出新的稿紙，重新謄寫。8000字的稿子，可能要重寫個4、5遍，改別人的文章亦是如此，就連標點符號也都要反覆推敲、修改，直到一個錯字都沒有，一個標點符號都沒問題，才會甘願。

這種寫作潔癖，讓鍾永豐數次強調「寫作很痛苦」，到了有電腦的時代，他的時間變得很零碎，寫作方式轉成「零存整付」——若是要寫一篇10000字的稿子，他會先把今日要處理的段落存進手機裡的筆記本，待有時間，便打開來書寫或修改。等到有空，再把這個段落貼回文章裡，重讀一次，沒問題後，再繼續往前寫，「有時一天只能寫兩三行而已。」

他自陳寫作從不靠靈感，因為寫作必須要非常紀律，要依據自己的鋪排往前推進。鍾永豐表示，可能是當年為了統合大家的寫作，要形成有戰略面的作品，時常去思考該如何讓大家理解寫作，且除了理解之外，還能「進入」文章的世界，因此，他的寫作也就產生了「讀者意識」。

所謂的讀者，就是那些會讀你文章的人，或你心裡希望他們閱讀作品的人，可能是工作伙伴、可能是受訪者，或社會大眾，甚至是編輯。鍾永豐生動的描述「讀者」如何指揮他的寫作：「我的讀者就是一大堆亂七八糟讀者，他們就在你面前排排坐著，每個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見。很吵，但必須在乎。」

▇書寫身體裡面的女性

鍾永豐在寫作時，腦子裡裝著讀者，但生活中，身心是帶著女性。受到社會學訓練的他，讀過女性主義理論，也認為「每一個人都有男性、女性的成分」，這或許與他作為獨子，身處在姐姐妹妹女人堆裡有關。「我就覺得，我身體跟心理，其實很多女性，所以我其實就想要寫我、身體裡面的女性。」

這個帶著社會學底色的創作者，對女性議題的關注展現在《菊花如何夜行軍》的鋪排上：首篇是以「駐村人類學家」母親與村莊裡的女性開始，最後則有「轉妹家」做尾。而《野生》這張專輯，也是帶著書寫農村女性的想望，透過詩經的元素概念所進行的創作。

鍾永豐所尊敬的詩人、音樂人Leonard Cohen在他心裡也是這樣的創作者，「他不是寫女性而已，我覺得他跟我一樣，有認識到他身體裡面的女性。他寫女性的方式，跟一般人刻意響應女性主義的號召所寫的女性不一樣。」鍾永豐進一步解釋：因為Cohen跟他母親關係很近，他也是，「我們這種被女人疼的男性，其實更要珍惜自己身體裡的『女性』，否則就會變成另一個被女性養大的父權主義者，如果這樣，你怎麼可以原諒自己呢？」但他也補充：「我們的教育、我們的閱讀，其實不會給你這些反饋或是對話。」

這種結構式的二元性在鍾永豐身上展現無遺，就如他喜歡文藝卻讀理工，身為男人卻也有著女人，他認為這些都是你的「另外一半」，甚至遠超過那一半。「你怎麼可以不解身體裡的女性呢？」鍾永豐再以Cohen的I'm your man為例：「如果你需要有個人當你孩子的父親，I'm the man」他說：「這才是真正的解放，這才是自由。」

而那或者就是鍾永豐於《菊花如何夜行軍》最末章〈轉妹家〉中寫著姑婆終得以從桎梏中解脫，得到自由的故事：「女性的導引、充滿諒解與祝福的眼神，不知道為何讓我聯想到詩經。」於是，他為了姑婆寫了首「轉妹家」，讓姑婆這個女性，也可以回到以男性主導的傳統裡。姑婆自由了，而他對農村女性的關懷與理解，也得到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