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啟蒙，源於街上錯落的招牌。

出生在1970年代士林新光紡織的工廠宿舍，家裡沒幾本書。但熱愛武俠小說的爸爸、和喜歡瓊瑤作品的媽媽，卻很積極培養小孩閱讀的習慣。聽說我還沒進幼稚園前，坐在車裡總愛指著街邊問東問西。招牌是教我識字的人生第一位老師，同時也牽引出對事物的想像和欲望。

至今我對街邊招牌的異常興趣始終仍在，甚至還因此蒐藏了許多老舊鐵牌，旅行途中也留下世界各角落的店招特寫相片。親友都笑我：自己入鏡的「到此一遊」照不多，反倒像個招牌製作師傅似的，到處採集參考樣品。

習字讓人早熟，當同儕們才開始學注音時，我已沉浸在《國語日報》的文章裡。70年代後期，鄉土文學論戰與校園民歌運動，在大人文化世界如火如荼開展，而剛進小學的我，著魔似地在租書店啃讀日本漫畫，如此未知而美麗的新大陸。從《機器貓小叮噹》到棒球漫畫《巨人之星》，還有手塚治虫的《火鳥》與《怪醫秦博士》（後來才正名為《怪醫黑傑克》），更深刻影響童年時期的世界觀與自我認知。

我清晰記得幼時初讀《火鳥》的震撼。手塚這部探討生死哲學乃至人類命運的經典，透過奇幻有時帶著殘忍驚悚的敘事及畫風，對一個低年級小學生來說，實在有點「超過」。我當時因此還做了惡夢，跟「長生不死卻也求死不得」的恐怖處境有關。奇妙的是，那些詭思幻念，關於永存與失去的兩難，完全把我吸了進去，比平常在看的卡通還要著迷十倍。

顯然，在沒有電腦網路與手機遊戲的年代，漫畫所賦予的想像力就是我的超能力（借用2000年代這句雄獅文具知名的廣告文案）。

除了漫畫，小學時期的閱讀版圖漸廣。週末家母會帶著我去新公園寫生畫畫，下午把我獨自留在重慶南路的東方書局，她便可以放心地和阿姨去西門町逛街。東方書局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原來的建築是日治時期台灣最大書店新高堂。在1984年金石堂於對面開店前，這裡一直是書蟲少年的巨大樂園。

由東方出版的《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系列，既是兒時我的推理啟蒙，也是對英法兩國文化想像的起點。雖說前者在文學領域的重要性遠勝後者，但少年我卻更愛怪盜奇情冒險的故事。羅蘋亦盜亦俠、劫富濟貧、翩翩風度的神祕英雄形象，比諸科學推理、嚴謹守法的英倫偵探，還要迷人許多。

就在沉浸書中遠方世界的同時，我的家庭遭逢經濟變故。1980年代初期，父親先是從黑手變成小頭家，與友人合資開了代工廠，一開始收入倍增，不料卻遭逢惡意倒會、合夥人捲款潛逃，一夕之間破產賣房，舉家被迫搬遷，寄人籬下。進入中學的我，必須在這個家境困窘的苦悶中，設法找到平衡。更遑論，我所就讀的是所謂重點升學班，高壓考試與病態體罰，日夜用力踐踏著早熟而痛苦的我。

幸好我還能透過閱讀，將自己放逐到更遙遠的想像世界，才有勇氣活下來。家裡沒錢給買書，就去圖書館借。一開始是金庸作品（搭配著當時的港劇熱），一套一套反覆地看，完全成癮陷入（就像現在年輕人迷打電玩），甚至還模仿著開始寫起武俠小說。接著是現代西方文學，從大眾通俗的，一路讀向艱澀難懂的。彷彿要解一種饑渴似的，升學壓力愈大，我愈依賴這些「不該讀的書」。

上高中後，進了校刊社，讀癮更甚，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啃著「課外書」。雖然因此荒廢課業，成績每況愈下，卻全然不以為意，內心反而踏實，竟有種《擊壤歌》裡「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豁達。有時偶遇前所未聞卻一見鍾情的作家作品，簡直比「遇見100%女孩」（借用村上春樹小說名）還失魂迷戀。比如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便是令我恍神深陷，不只細讀還抄寫下數百個句子的最愛之一。

而日益接近成年的人生階段，正值台灣社會邁向解嚴的自由衝撞，閱讀作為一種瞭望、如詩人韓波（A. Rimbaud）所謂「生活在他方」的想像媒介，我也開始大量吸取文學以外的思想作品。台大對面小巷裡的書店，以及新生南路騎樓邊賣禁書的攤子，我漸漸膨脹的「左派」意識、「台獨」史觀，乃至種種「革命」的浪漫幻想、與包括社會學等各種XX學的啟蒙，都與這些溢散著波西米亞風格與無政府氣味的場景，以及隨之而來的讀書寫作，緊密相關。

大學唸社工系，課業其實輕鬆，反倒是學運社團的激進活動，占據了大半時間。諷刺的是，嘗試像個革命青年般地燃燒活著，卻總是隱隱覺得不太對勁。夥伴們眼中的我，是一個喜歡在街頭戰場、甚至不怕與武警對幹的游擊「衝組」，相對的卻不太愛參與冗長的會議，尤其是那些涉及校際與派系權力鬥爭、或無止境路線辯論的劇碼，我總是缺乏角色扮演的動機與認同。「或許他們真正的敵人不是國家機器，而是缺乏想像力。」讀著《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描述的60年代後期，和我當時經歷的90年代初期，竟莫名不安地起著共感。

喬治．歐威爾的作品，無論小說或報導，從《動物農莊》一路讀起，是大學時期除了眾多思想之書外，最具啟發、反思、鼓舞甚至撫慰的閱讀經驗。短短的一篇《我為什麼要寫作》，更是至今仍在引領著我，尋找並定位書寫之多重意義與價值的「燈塔級」文章。

其實除了書，因為興趣廣泛、對什麼新鮮人事地物都感到好奇，雜誌也就如家常便飯般地存在我的每日生活。在人生26歲才初次出國旅行之前，各種主題的各國雜誌，就像帶我瞬間移動的一張張機票。不只是內容，雜誌編排的形式技術、美學風格，總是以一種紙上電影般的氛圍吸引著我。沒有什麼比翻閱好看雜誌更令人愉悅的自由片刻，這麼說並不誇張，當時為了掙錢四處打工的我，背包裡總有一本雜誌，隨時可以療癒疲憊的身心。

我的閱讀範圍與數量，就這樣從來沒有暫停成長。即使遇到任何人生事件、喜怒哀愁，都不足以動搖此一根深柢固的生活習慣。有趣的是，自己還因此得到了一份頗為特別的職務，在我研究所畢業，從事過國會助理等政治工作之後。簡單說，當時成立不久的城邦出版集團，希望能找一個名為「國際書市觀察員」、其實便是「書探」的角色。就像星探要從素人發掘明日之星、球探能有賞識千里馬的伯樂眼光，書探則被賦予「在茫茫書海中找出暢銷新作」的重責大任。

當時面試錄取、接著督促指導我的直屬老闆，就是前年獲得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的何飛鵬先生。我永遠記得自己在剛開始工作時，是如何瘋狂地被他試煉要求每天每週要搜尋、消化、與引介幾本國外新書，而且還不能是同一種類型或主題，什麼書我都得要迅速閱讀、並能梳理背後的書市脈絡與社會條件，最後產出報告，協助編輯評估版權購入、或轉化成自製書籍的靈感概念。雖然這份工作有著明確的商業任務，但很感謝城邦各家出版社都願意給予我足夠多元的選書空間。

這個「書蟲限定」的職務，讓我從台灣一路做到了英國，也是我在劍橋唸博士期間的「讀書打工」。其實光是博士研究所需的閱讀份量已經快把人活埋了，還外加上了這份工作實在瘋狂。幸好從小到大的重度讀癮，已經銳化了我在閱讀上的速度與敏感。甚至可以說，相當開心有此機會，持續讓自己泅泳於浩瀚書海，而不僅限於學術論著。就像中學時候的我，「無用之用」的閱讀，讀「不該讀的書」，始終都是人生自由前進的趣味核心。

回台任教十多年後，寫了本關於閱讀的書，主編原本建議書名可叫「閱讀社會學」，但我一秒便婉拒。即便自己是個社會學者，卻不希望只用單一知識體系，框限了無邊無際的閱讀經驗。後來我想了好久，最後給出一個雲淡風輕、卻有種種可能的書名：《邊讀邊走》。我清楚意識到，40歲的大叔人生，就算無法「不惑」，持續閱讀所帶來的沉靜、洗滌與勇氣，如此無價。於是我在自序中寫道：「一切在路上、前進中的事物都閃現微光。邊讀邊走，邊走邊讀，沒有翻不過去的任何一夜（頁），只要你跟自己微笑說早安。」

如今我走出學院創業的工作室，以及我家的書房、客廳和臥房，各個起居空間都堆滿了還不夠，書刊既像是一種攀緣植物不斷向四面八方蔓生，同時也像是根莖類植物，有著沉甸甸重量感的接地。所有藏書已不僅量多溢滿，異質混雜的程度，更像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植物園，愈往裡頭深處走去，愈發現處處都是微型卻巨大的不同風景。

漸漸地，餐廳、走道、桌椅、沙發、衣櫃、床上、地板，只要是足以容納書本大小的空間縫隙，都可能一不留神，就又長出一根「書柱」。尤其是每回出門旅行一趟回來，用雨後春筍來形容書刊的任性茂生，並不誇張。

當然我並沒有足夠奢侈空間可以藏書了！書櫃與書的關係於是持續演進，擺設邏輯也不得不變。最初，書就是在直立排排站，然後它們頂上開始出現書刊水平橫進。從寬鬆餘裕的感覺，逐漸變得緊湊；接著是每一個書格前緣的空間慢慢也有書進駐。換句話說，之前正常擺放的書刊就這麼被「裡層化」了。為了盡量節省空間，外層便改用水平堆疊。等一路上疊到書格頂端，如果左右還有側縫，就垂直再擠入幾本。總之，要設法讓書櫃上的每個書格，都以一種貪婪者去吃到飽，要把一個沙拉碗盡可能塞到滿出來（只要不掉下來）的狀態。

不可逆而不整齊的蔓生，坦白說是讓愛書者心情複雜矛盾、甚且有點哀傷的，因為你無法寬裕地好好陳列這些美好作品，像那些吸引眾人前往的優雅書店一樣、把書封當畫作展示般地立面呈現。曾經我的書架也是擁有如同科仁（Leonard Koren）所言「擺放的修辭」，充滿視覺溝通的藝術，現在令我傷透腦筋的卻全是安置書本的技術問題，哪還有陳列美感可言。

曾有記者問我心目中理想的書房會是什麼風貌，我笑說視覺之美已在其次，反倒是機能極佳才是王道（腦海裡立即浮現詹宏志先生家的客廳，有一整座圖書館才會出現的機械式移動櫃）。此外也希望有一整片寬敞透光的落地大窗，最好有綠蔭掩映，讓書與人都能沐於陽光與植栽之中。當然還要一張大到足以任性堆放或攤開各種書刊、隨性翻閱或堆疊供參的書桌，與一張貼合各種閱讀姿勢的舒適椅子。

對我來說，這空間將安穩包覆著一種回返閱讀書本原型的簡單身體姿態。而那就是作為一個「讀者」、從兒時一路到年老，安身立命的幸福認同。●

李明璁
台灣社會學家，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現執教於北藝大。曾製作並主持公視節目《保持聯絡》與《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節目獲三項金鐘獎）。創立探照文化，專注文化研究、策展、出版與各類內容產製。編製之《屏東本事》，獲2021金鼎獎「最佳雜誌」（政府出版類）。著有《物裡學》、《邊讀邊走》等書，主編書籍超過二十餘本。曾獲《GQ》選為2018與2020年「Men of the Year」、《La Vie》2019年度最具創意影響力人物。致力於公共社會學推廣與大眾文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