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七等生於2020年10月辭世，時隔一年半，小說家暨建築師阮慶岳出版《一紙相思》，書名為南管經典曲目，也遙遙相望七等生的同名書信集。新書發表會邀請到南管吟唱家吳欣霏與建築師徐顥，眾人共同回憶與小說家的交誼，七等生有如一位遙遠的老朋友參與會中。

阮慶岳率先回憶了七等生對自己的影響，從他在淡江讀書時，便開始閱讀七等生的作品。當時淡江的藝文氣氛相當活躍，有民歌運動、黨外運動等等。他陸續收集七等生的作品，每個版本都收。遠赴美國念建築之際，他告訴自己應該專心學業，行李中只能帶一本文學書，考慮應該選陳映真還是七等生，最後選了陳映真的《將軍族》。

多年後有了文名，阮慶岳曾問七等生：「有人說我受你影響很深，你覺得呢？」不料，七等生回答：「受到陳映真的影響，你以為我看不出來嗎？」

1991年阮慶岳學業已成，被美國公司派回台灣，不久後考上建築師執照，決定自己開業。當時還未與七等生結識，便曾在台北畫展購入七等生的畫作。直至1994年另一個畫展上，他聽聞七等生會出席，便帶了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曾滿足》，抓到一個空檔上前搭話：「七等生先生，我一直很欣賞您的文學，這是我的小說，送給您紀念。」書既轉交，任務已成，轉頭就走，「我心想，反正應該一輩子不會再看到他了。」

半年後，在另一個聚餐場合，阮慶岳意外遇見七等生，未料七等生一見他，立刻招呼他到自己身邊坐下。惴惴不安的阮慶岳，聽著七等生開始聊起自己的小說集《曾滿足》：「他好像事前準備好了一樣，完全記得書裡所有內容。我嚇壞了，能記得我是誰已經了不得了，半年前的一本小說，有看已經很感激了，看了竟還記得！」當天七等生說了很多對《曾滿足》正面的評價，並把電話留給阮慶岳，交代：「有空可以找我聊天。」就此開始兩人的互動。

➤一紙相思，是樂曲，是書信，也是對一位作家的致意

「後來，我才發覺，七等生幾乎過目不忘。」阮慶岳說著，身旁的南管吟唱家吳欣霏也點頭同意。身為七等生曾經的紅粉知己，七等生有許多書信文字都是獻給吳欣霏的。回憶這些往事，她感念與七等生相交的緣分：「因為七等生的關係，我打開了生活的圈子。我本來只在很小的、很封閉的圈圈，也沒想到可以跟小圈圈外，很多很精彩的人來往。」

七等生小說封筆之後，吳繼文曾勸他書寫散文或書信。阮慶岳提到，當時他寫給吳欣霏的文字，其實相當露骨，而且還是先刊登在《聯合文學》上，吳欣霏才收到文字的。七等生甚至是使用本名發表，成書後才在吳欣霏的建議下，更換了名稱。

吳欣霏說，當時她在泉州學南管，兩三天就收到他的信，回台灣後，才發現這些都被發表在《聯合文學》上。至於阮提到的露骨之處，吳欣霏自謙卻有如洞悉七等生般地回應：「我只是路人甲，他講他想講的，我只是一個借鏡而已。」

對於自己出現在這段（七等生的）文學歷史，吳欣霏說：「我覺得很妙，也沒有覺得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只是躬逢其時。」

隨後，吳欣霏為眾人表演了一段南管名曲《一紙相思》，內容為秦朝女李寒冰訴說，情郎尹弘義被徵召修築長城，兩人險被拆散的相思之情，完整套曲長達40分鐘，難度相當高。新書會上雖未完整演出，然其吟唱悠揚綿長，情蘊細膩，即使不諳南管的與會者，也為之深深動容。

阮慶岳提到，七等生後來重回台北時，其實很想再重新進入一種很自在、很藝術的狀態，有如早年在台北強迫性流浪、自由自在的生活。遇見吳欣霏時，七等生登記了一家公司「文山樂府」，就是想與她一起搭檔唱南管。他對音樂極為敏感，自學琴自學唱，學得都很快。吳欣霏回憶七等生非常認真學習事物，相當自律、嚴謹。《一紙相思》是他很喜歡的套曲，能彈已經相當不容易了，自彈自唱更難，他得空便會練習。

➤離城記，刻意的粗糙，還記下了七等生上酒家

阮慶岳是第一個幫七等生拍攝紀錄片的人，那是20幾年前的事了。當時他建築系的學弟徐顥剛好買了一台攝影機，正愁不知如何善用這新玩具，阮慶岳便提議拍攝七等生。他自己也買攝影機，於是有了兩組鏡位，全無經驗的兩人，還拉上《Taipei Times》的美國記者Jay來協助。

因為設備、經驗貧乏，徐顥甚至建議：「既然粗糙，我們就讓它加倍粗糙，片子拍完之後，就把它投到一個粗糙的牆壁上，然後再把牆壁拍下來，這樣就絕對粗糙。」聽得阮慶岳當時一愣一愣的。不過，兩人如今都認為，當時粗糙的設定，剛好為這部紀錄片塑造了強烈的風格，意外地十分貼近七等生。

阮慶岳回想，決定開拍紀錄片時，其實沒有真正的攝影計畫。七等生有部作品《離城記》，談他離開台北，重新回到通霄的心情，因此影片就再拍一次他離開台北，回到通霄的路程。影片也叫《離城記》，描繪七等生從家中出發，搭火車、返家的種種情景，移動中穿插了學者、編輯對七等生作品的看法，也加入七等生的訪談。例如，日本學者橋本恭子在影片中指出，像白先勇的文學養分應該是從中國現代文學脈絡思考，七等生的現代主義文學則是台灣在地的發展。

一點經驗也沒有的兩人，卻也顧慮到受訪者對於攝影機的存在，會不會讓七等生無法真實地做自己，Jay於是建議，將攝影機藏在衣服裡，所以影片中有相當多畫面是晃動不清的。幾人也沒有所謂的正式拍攝時間，只要週末，他們就到七等生家中，把攝影機開著放進衣服中，七等生怎麼走他們就怎麼拍。七等生甚至會忘了攝影機的存在，對他們說：對吼，你們在拍東西。不僅如此，他們更捕捉到了七等生唱歌，甚至上酒家喝酒的畫面。

「七等生是我回國後，認識的第一個名人。」徐顥如此表示，他原以為名人都很厲害，像神一樣，沒想到七等生是個普通人，愛喝酒，也去酒家。紀錄片更首次拍下了七等生豪邁飲酒，手摸侍女胸部的畫面。徐顥說，「整個幻想都破滅了。」

阮慶岳聊起當時上酒家的情景，七等生帶他們一起到酒家後，他、徐顥跟Jay都傻眼了：「我們都不知道這種場合裡手該怎麼放，完全像個木頭人，所以七等生還要特別活潑地去帶氣氛。」

這部紀錄片《離城記》曾在多年前七等生《思慕微微》的新書發表會中，放映過一次。當時人在前衛情色雜誌《Playboy》工作的胡晴舫，因為看了這個片段，找了記者再重拍了一次，於是有了七等生出現在《Playboy》的經典事件。

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陳芳明在七等生離世後，曾在專題演講「七等生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中，對此事下了註解：「他（七等生）就帶著這些記者去地下酒家，裡面是四、五十歲的歐巴桑，他左摟右抱讓攝影記者拍下來。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作家這麼誠實，雖然我們也知道他不是強調道德的那種人，他喜歡寫下層階級，但我沒想到他敢帶記者到地下酒家。」更直言：「他最厲害的是在寫對人邪惡的部分。」

聊到此事，吳欣霏提到：「這間酒家跟對面酒家兩間在對門競爭，這個酒家對他有很重要的意義，七等生的哥哥以前在那邊表演。」阮慶岳也補充：「這是《沙河悲歌》中提到的場景，對七等生意義重大。」

不過，《離城記》多年前首映時，其實七等生並未出席，在他辭世前，也未曾看過此片。阮慶岳提到：「他沒有看到很可惜，也不知道他會怎麼想，但他也沒有很在意這些事情。」

➤用小說破壞書信體的親密感

在這場難得的新書發表會現場，有3種與七等生產生對話的媒介：先是吳欣霏的南管吟唱，其次是徐顥與阮慶岳兩人年輕時的紀錄片《離城記》；最後，便是這本既是南管曲名、七等生同名書信集，更是阮慶岳因七等生而寫的新作《一紙相思》。

2020年七等生辭世之際，報社副刊曾向阮慶岳邀稿，他當時無法下筆。相隔半年之後，他開始想寫封信給七等生，所以選擇了書信體，正逢去（2021）年疫情緊張，從5月寫到9月，一氣呵成。

體例上，本書收納了6篇書簡與3篇小說，穿插而成。散文與小說獨自成立，也可合而讀之。阮慶岳自承：「書簡寫了兩、三則以後，我覺得距離太靠近。我作為寫作者，跟書寫的對象距離太接近，必須要拉遠。所以我決定要介入一個虛構性的、比較拉開的，回到我的自我中心，而不是跟著七等生的脈絡。」

阮慶岳認為，若都是書信體，可能會太黏、太親密、太靠近，甚至太感傷，使情緒過度氾濫。「小說的部分滿粗暴的，那個粗暴性就是要破掉那種親密感，」阮慶岳直言：「那小說是不是跟七等生有關？我覺得一點關係都沒有。」

➤文學中的七等生與現實中的七等生

當年七等生認為，阮慶岳轉身與回轉的姿態，很漂亮、迅速、無情，似陳映真。關於此點，阮慶岳在新書發表會上予以否認，他認為自己其實受相當多人的影響，不只陳映真或七等生。述及與七等生談詩論藝的過往，阮慶岳提到，他們其實很少特別聊文學或其他作家。不過，他認為理解法國哲學家蒙田是了解七等生的重要一環，「我可以感覺到，七等生對蒙田非常非常尊敬，對照他的人生，他深深受到蒙田的影響。」

阮慶岳認為，七等生可能在他很年輕時，就被蒙田啟發，因此他的人生是蒙田式的，理性、個體絕對自由的狀態。「包括他怎麼對待家庭、兒女、情人還有朋友，都可以看到他是用一種蒙田式的，非常理性主義的中心來看。我覺得要理解七等生，一定要從蒙田的角度來看，很多事情就合理了。對我來說，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覺得很合理。」

這場新書發表會除了聚焦在七等生，更多時候也是眾人在進行回憶與確認，確認自己年少時的創作和藝術學習經歷。此外會中還意外帶出了1990年代台灣藝文圈的興盛樣貌，其中有貼近西方的脈絡，如畫廊的興盛，開幕派對上資深作家與年輕作家的交流，歸國建築師為文學作家拍紀錄片；也有很閩南的脈絡，如遠赴泉州學習曲藝的吟唱家與作家在文學雜誌上的往事，而絲縷線條的交織都落在七等生身上。如阮慶岳在《一紙相思》書中所述：

我也是在隔了快一年的現在，才開始有辦法比較清楚理性地去凝看你的生命。對我而言，我首先認識的自然是你的文學，然後我才逐漸認識了現實裡的你，我並不覺得二者有多麼巨大的差異，我只是詫異地發現那個彷彿能在文學宇宙裡，任性自在地翱翔雲霄的你，其實卻是在現實裡如此的困頓，以及，總是顯露出與這個世界難溝通的卑微與自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