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紀念碑四散於我們日常的生活，就如同《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的副標，當記憶在時間侵蝕下不斷逝去，我們需要具體形狀的物件，將抽象的記憶留下。但紀念碑的存在不只是單純為了對抗遺忘，也是對於在龐雜的過去中，哪些重要的歷史不該輕易抺去，需要在今日反覆重返、從中獲取教訓的宣示。

然而，不管這些紀念碑原本立意多麼良善，一旦融入日常，換來的往往是感覺突兀的匆匆一瞥，或者更常見的，全然的忽略與漠視。

就拿我工作的埔里為例，鎮上的愛蘭橋頭立著一座由南投出身的雕塑家白滄沂，以枯木為發想的銅製作品〈圓而不圓〉，用來紀念二二八事件時，二七部隊在當地和官方軍隊作戰的烏牛欄戰役。這座紀念碑是九二一災後重建工程的一環，不只重建舊稱「烏牛欄吊橋」的愛蘭橋，更希望藉著立碑將這座橋的歷史呈現在世人面前。2004年立的碑石下方，有當時南投縣長林宗男署名的碑文，概略交待烏牛欄戰役的經過，並強調希望藉由紀念碑傳達「全民心靈寄望之和平，與互相依存的族群融合」的理念。

愛蘭橋是埔里連外的重要道路之一，也是暨南大學師生前往鎮上的必經道路，但又有多少人在往返的路程中，對橋旁的紀念碑多所留意？更遑論去理解紀念碑所承載的歷史或理念。

這當然不是單一紀念碑獨有的現象，即使在首都臺北，我們一樣可以追問，有多少人會特意在二二八紀念公園的「中央二二八紀念碑」，或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前面駐足？這還是在交通方便、車水馬龍的臺北車站附近。我相信不論你身處在哪一座城市，應該都可以找到這類被漠然以對的紀念物。

一旦紀念碑成為尋常，它所傳遞的記憶也必然流失，擁有形狀，並非就能確保存在。在一時熱度後，更多的是漫長的冷漠。有形的記念碑僅是在現實之中，具體演繹著無形的記憶如何被遺忘。

鄭安齊的《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正是透過德國戰後紀念碑的演變，試圖去回應為何理當讓記憶得到彰顯的紀念碑，最後竟成為日常無感的存在。

書中提及的紀念碑各式各樣，以首都柏林為中心，擴及全德國。鉅細靡遺的介紹，甚至讓本書帶有另類旅遊書籍的意味，類似《叛民城市：臺北暗黑旅誌》、《翻轉首爾：叛民城市議題漫遊》那樣，讓人可以按圖索驥，在德國進行一場不義遺址的考察之旅。

一座座紀念碑的介紹，只是本書開展論述的例證，作者最核心的關切，在於藉由對德國二次戰後迄今各大紀念碑的考察，強調紀念碑／物的設置，不單是為了哀悼過去，更是面向現代，並進一步能形塑未來的文化工程。正因為具有這樣積極的意義，紀念碑／物的價值絕不只是靜態的存有與否而已，而是藉由設由紀念碑／物的出現與存在，開啟一連串動態的對話和實踐。

「轉型正義的工作並不因建碑設牌的完成而終止，即便從規劃到揭幕也不免要經歷相當長的一段過程，然而，自揭幕的那一刻起，轉型正義或處理歷史的工作，可能才正要開始。」

作者在〈序言〉指出，紀念碑並非為了追求蓋棺論定的歷史評斷而設，它絕非終點或句號，而是「需要動態地，即不斷改變、刪減及增補的工作」。以「有形」的藝術手法，賦與記憶固態的形體，替人們開啟重新省思過去的「無形」場域，讓不同的權力與主張，在其中論述、爭論，持續謀求歷史共識的可能。只有當紀念碑／物持續動態的運轉，才能將人們從當下帶入過去，真切認清不公不義，打造公義的未來。

《不只哀悼》共分為三部，第一部「轉型之長路」占全書最大篇幅，順著時序，扼要介紹從19世紀以來，德國紀念碑設置的歷史。最初紀念碑是官方用來頌揚民族的勝利，至納粹崛起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突顯紀念碑在最初所具有的政治意涵，是由上而下的權力體現，紀念著掌權者的榮光。二戰結束後，以納粹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種族屠殺為起點，紀念碑意義開始轉向，成為對苦難的凝視和銘記。不只紀念的對象和性質改變，設置過程中的權力運作也逐漸變化，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逐漸在紀念碑的討論中浮現。

雖然冷戰的對峙，帶來全新的政治動員，東德又在蘇聯遙控下建立獨裁體制，東西雙方多數紀念碑，依舊體現著官方的意志。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藝術家走入民間，由大眾的視角針對相關議題發聲。倘若官方立碑追求的是封閉的結論，打造宣傳的樣板，那麼來自大眾的觀點，尋求的則是開放的討論，期盼多聲道的永續對話。

在第一部的基礎上，第二部「記得的方法」和第三部「今日，未盡的總總」則以特定案例，進行專題式的分析。第二部聚焦於當紀念碑和反省歷史畫上等號，在這樣的社會共識下，該如何實際運作。作者列舉的實例，突顯紀念碑可以是去中心化，不需政府主導或認證的動態實踐。

如藝術家鈞特．丹姆尼科（Gunter Demnig）發想的〈絆腳石〉計畫，以10公分正方形的黃銅片，上面標示著集中營受難者，最後居住、出現或被捕的地點，四散於城市的街頭。藝術家的發想，受到民間的推廣和挪用，至2019年已有7萬5000塊，並出現相似的仿傚。這項非官方的計畫，引起了正反的爭論，經由這些爭論，更加深刻了這些微小〈絆腳石〉象徵的意義。

又或者像是悼念納粹時期，遭強迫絕育和安樂死受難者的「灰巴士紀念碑」，亦是由民間所發起，挑戰著政府的猶豫和缺席。設計者以當年負責運載的巴士為藍本，打造成一座從中間對剖的水泥塑像，置於施行迫害的療養院舊址門口，形成一條必經通路，還原當時押解受害者進入療養機構的意象。其後更複製了另一座可拆解、搬遷的〈灰巴士紀念碑〉，移動至當年其他執行滅絕之地，藉由這樣暫時性的樹碑，引起各方的討論，直到當地形成共識，建立常態性的紀念或保存機構，〈灰巴士紀念碑〉即動身離去。

類似的「反紀念碑概念」，不僅讓紀念碑避免「再度樹立、或是協助建立某種絕對的權力象徵」，更進而藉由動態的爭論，創造出批判暴政暴行的語彙和論述，落實紀念碑所欲達成的警示效果。

書中還有許多值得深思的紀念碑案例，打破對紀念碑僵化的刻板印象，開啟更多想像的可能。誠如藝術家約亨．蓋茨（Jochen Gerz）所言：「當人們都能透過記憶之不可見的圖像而保持警醒時，終有一天，我們將抵達一個不再需要任何反法西斯紀念碑的地方。」當代以反省歷史為出發的紀念碑，終極的理想，是希望促使世上不再有需要紀念碑悼念的暴行。

然而全書第三部顯示了，不管是19世紀以來的殖民問題，再到90年代的新納粹團體，以及日後對難民的攻擊，德國社會總是有著各式新舊交雜的問題等待解決。或許，只要人性中的「惡」存在一天，就必須不斷以紀念碑去激起「善」的力量。如果這些暴政惡行都來自於專制與獨裁，那麼紀念碑就必須以「民主」來與之相對。最後一節〈紀念碑的設置程序〉雖然篇幅不大，卻整理歸納了德國紀念碑設立的歷程，特別強調讓民眾的聲音和力量，從發想、競圖到完成，都必需全程參與其中。

以民主打造的紀念碑，才具有對抗專制暴政的力量。對於記憶的留存，每個人都有詮釋的權利，紀念碑設置的民主化和公共化，是紀念碑由設置到建碑後的應用都應守護的原則。這當然蘊藏風險，但危機亦是轉機，意義的浮動反而更能引領人們深入歷史。

「門一旦被打開，往後便是意義鬥爭的時代，隨著社會、政經背景之轉變，對於不義的紀念也勢必再度調整，透過一次次的論辯，對歷史進行再一次的評價，甚至是將碑推倒或補述，都是可能的。」

倘若只是期待以「規約」心態，試圖凝固紀念碑的意義，如作者直指為「民主的怠惰」，紀念碑也將會在無法新陳代謝，獲取和當下的意義連結，成為漠然以待的存在。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中文版問世後，有一系列對談活動，其中一場在飛地書店舉行，由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長平、飛地書店創辦人張潔平，與作者鄭安齊對談。最後的現場問答階段，在熱烈的討論後，作者總結道：「歷史是要連結，而不是繼承。」意即紀念碑甚或歷史，都必須要不斷地和人們產生連結，人們才能理解或感受過去，而不是將某些記憶，固化成為教條，生硬地要後人接受。

強調民主化、公共化的「連結」，而不是邏輯和暴政相仿的強迫「繼承」，正概括了全書的要旨所在，也回答了本文一開始所提出質問。

身處臺灣的我們已擁有為數不少的紀念碑，每一座碑都應該扮演一個連結歷史的起點。當有形之碑完成的當下，關於無形記憶的討論才正要開始，需要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不同背景、立場的人們投入，經由無數次的對話，深化對過去的認識，思索我們想要的未來。

這不只是為了紀念碑的活化，更是為了守護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