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徹夜不眠地等待親愛的客人，
門上鏈鎖的鐐銬被弄得嘩嘩作響。

——Osip Mandelstam〈列寧格勒〉，劉文飛 譯

讀《等待在夜裡被捕》時我常常想起蘇聯白銀時代的詩人曼德爾施坦（Osip Mandelstam，1891—1938）的名詩〈列寧格勒〉，寫一位遊子好不容易歸鄉，卻發現故鄉的名字不但改變了（從「聖彼得堡」變成「列寧格勒」），街道上嶄新的瀝青讓人心生恐懼，家鄉似乎在某種政治力量之下，完全變了樣貌。

母親的聲音從虛空中傳來，並迫切地告訴他，希望孩子可以吞下啟迪明志的路燈，在見證這個國家的不對勁之處後，趕緊說出殘酷的真相。這首詩的收尾令人驚心：這名遊子似乎上繳了自己與故人的電話號碼（我們可以視為他為了能短暫獲得居住的一瞬，願意犧牲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但他依舊整夜不得安眠，睡在樓梯隔間，等待著早晨的門鈴被跩響，門鏈如同鐐銬一樣嘩啦作響，讓尊貴且親愛的客人（警察）把他給帶走。這首詩寫於1930年，但毫不意外地，同樣的經驗卻依舊發生在本世紀。

近幾年，我的居住處附近開始有許多香港移民，我常常與他們吃飯聊天。可能是年紀相仿，或是政治意識相近，一些朋友會跟我分享過去的經驗：例如P，有一次喝醉之後便掏出一張拘捕令，開玩笑說這是護身符，是他身為人類的證據。P曾經是一位文職人員，在某一段時間內，警察會在凌晨四、五點多上門，而其餘時間，在不知道上門騷擾的頻率之下，他只能一夜覆一夜看著太陽與月亮交換——他也與此書作者的伊茲格爾一樣，每晚披著大外套，深怕警察把他帶走便是多日未歸。

閱讀此書時，有兩種特殊的情緒值得我們去深思：憤怒與羞愧。儘管作者伊茲格爾並沒有大量控訴，批判中國政權，甚至沒有使用「種族滅絕」等相關詞彙，但我們依舊能夠藉由情節的回憶，發現隱藏在理性之下的情緒。例如第十七章〈不告而別〉朋友們不經意的閒談：「我希望中國乾脆征服世界，」因為世界並不關心維吾爾族人發生了什麼，世界不認識真正的中國，既然自己沒有自由，乾脆讓全世界都嘗嘗被征服的滋味。

這位朋友繼續說：「那我們都會一樣。我們不會獨自承受苦難。」伊茲格爾對此的比喻是，這就像父母親過世，客人前往喪家探望時，喪主會耐心地向每一位客人解釋父母親是怎麼過世的，久而久之，隨著陳述進行多遍，悲傷也能夠被沉澱。但在這次與朋友的漫談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細節：維吾爾人並沒有呼籲世界給予幫助，他們只希望世界能夠瞭解這份暴行，因此對於世界之於中國的無知感到憤怒。

這也令我想到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的憤怒：當李維好不容易離開納粹的集中營，經過蘇聯的土地時，所有的積雪與松針都點亮了希望，但好像，也點亮了一種不知名的情緒。起初，他心中滿心雀躍；他回到他的家鄉，找了一份油漆工廠的工作，每天通勤上班的路上，他看見車窗外，原本遭到轟炸後的城市一天又一天地重建，原本光秃秃的果樹，也漸漸開始結出了果實。

就這麼過了好幾年，原本那不知名的情緒開始爆發——憤怒。他外表冷靜，但內心卻跟自己爭鬥：城市憑什麼還會建立起來？枯樹憑什麼還會結出果實？於是他伸長他的手，試圖鈎下樹上的果實：因為在李維的世界，奧斯維辛集中營依舊存在，在那兒，不會有復甦，更不會有果實。這種憤怒是純粹的，就如同李維對著集中營後來才進來的「大號碼」的人，帶有一種「你們什麼都不知道，真是氣死我了」的惱怒。

我們將李維和伊茲格爾的朋友們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可以得到一種無奈的陳述：我好像逃離了集中營、再教育營、甚至是即將到來的苦難，但這份悲情自始至終都處於在他人漫不經心，甚至理所當然的狀態裡頭。例如伊茲格爾在最後好不容易申請到護照，假裝孩子生病，需要去美國尋求治療，但因為辦事人員的粗心，他只領到一本護照，差點功虧一簣——伊茲吉爾的反應並不是緊張與哀求，而是憤怒。

辦事人員沒有刁難，冷冷地說，自己只是忘了取出其餘幾本護照。這意味著這份即將到來的逃亡，或許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之中，也只是日常中的小事罷了。這如此微小的漫不禁心，讓人無比絕望。

另一個是羞愧。全書中提到「羞愧」一詞僅出現在第十七章〈不告而別〉，伊茲格爾想起多年以前，自己曾想出國深造，但卻在邊境遭到逮捕並判刑三年，從此人生的履歷被畫上了黑線。他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話：「人啊，遠遊之前應該先獲得父母的祝福。」但如今，即將逃亡之際，再多的告別也只會讓至親徒增困擾。人類最痛苦的不只是刀刮槍傷，而是身為人子或摯友，無法向彼此好好道別。同樣的，我依舊想以李維的羞愧做為呼應——恥於為人的羞愧——因為正是人類發明了擁有集中營的世界。

對於李維與伊茲格爾而言，神學與宗教的善良，本身是可感受、可理解的，但邪惡卻是可感知、但不可理解的。回到伊茲格爾的經歷，到了美國之後，他常常夢見自己被拘捕，也夢見自己擁有的新生活突然被沒收。夢境反映了我們身體內最真實的需求，那便是邪惡被世界完整指認之前，我徒留在家鄉的靈魂永遠無法安寧。

伊茲格爾算不上是異見人士，他是詩人、電影工作者、維吾爾知識分子。常有人會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這句話是野蠻的，在這句話的背後，都是每一具痛苦的靈魂與帝國之間複雜的關係。並不是滄桑帶來詩意與藝術，而是在大規模的人性衝突之中，一切都還沒被述說完成，一切都無法被治癒完整，唯有書寫，才能讓人們處在不定的時刻之中，依舊能傾聽苦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