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徹夜不眠地等待親愛的客人,
門上鏈鎖的鐐銬被弄得嘩嘩作響。
——Osip Mandelstam〈列寧格勒〉,劉文飛 譯
1930年的曼德爾施坦(圖源:wikipedia)
讀《等待在夜裡被捕》時我常常想起蘇聯白銀時代的詩人曼德爾施坦(Osip Mandelstam,1891—1938)的名詩〈列寧格勒〉,寫一位遊子好不容易歸鄉,卻發現故鄉的名字不但改變了(從「聖彼得堡」變成「列寧格勒」),街道上嶄新的瀝青讓人心生恐懼,家鄉似乎在某種政治力量之下,完全變了樣貌。
母親的聲音從虛空中傳來,並迫切地告訴他,希望孩子可以吞下啟迪明志的路燈,在見證這個國家的不對勁之處後,趕緊說出殘酷的真相。這首詩的收尾令人驚心:這名遊子似乎上繳了自己與故人的電話號碼(我們可以視為他為了能短暫獲得居住的一瞬,願意犧牲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但他依舊整夜不得安眠,睡在樓梯隔間,等待著早晨的門鈴被跩響,門鏈如同鐐銬一樣嘩啦作響,讓尊貴且親愛的客人(警察)把他給帶走。這首詩寫於1930年,但毫不意外地,同樣的經驗卻依舊發生在本世紀。
近幾年,我的居住處附近開始有許多香港移民,我常常與他們吃飯聊天。可能是年紀相仿,或是政治意識相近,一些朋友會跟我分享過去的經驗:例如P,有一次喝醉之後便掏出一張拘捕令,開玩笑說這是護身符,是他身為人類的證據。P曾經是一位文職人員,在某一段時間內,警察會在凌晨四、五點多上門,而其餘時間,在不知道上門騷擾的頻率之下,他只能一夜覆一夜看著太陽與月亮交換——他也與此書作者的伊茲格爾一樣,每晚披著大外套,深怕警察把他帶走便是多日未歸。
閱讀此書時,有兩種特殊的情緒值得我們去深思:憤怒與羞愧。儘管作者伊茲格爾並沒有大量控訴,批判中國政權,甚至沒有使用「種族滅絕」等相關詞彙,但我們依舊能夠藉由情節的回憶,發現隱藏在理性之下的情緒。例如第十七章〈不告而別〉朋友們不經意的閒談:「我希望中國乾脆征服世界,」因為世界並不關心維吾爾族人發生了什麼,世界不認識真正的中國,既然自己沒有自由,乾脆讓全世界都嘗嘗被征服的滋味。
這位朋友繼續說:「那我們都會一樣。我們不會獨自承受苦難。」伊茲格爾對此的比喻是,這就像父母親過世,客人前往喪家探望時,喪主會耐心地向每一位客人解釋父母親是怎麼過世的,久而久之,隨著陳述進行多遍,悲傷也能夠被沉澱。但在這次與朋友的漫談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細節:維吾爾人並沒有呼籲世界給予幫助,他們只希望世界能夠瞭解這份暴行,因此對於世界之於中國的無知感到憤怒。
普利摩.李維(圖源:wikipedia)
這也令我想到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的憤怒:當李維好不容易離開納粹的集中營,經過蘇聯的土地時,所有的積雪與松針都點亮了希望,但好像,也點亮了一種不知名的情緒。起初,他心中滿心雀躍;他回到他的家鄉,找了一份油漆工廠的工作,每天通勤上班的路上,他看見車窗外,原本遭到轟炸後的城市一天又一天地重建,原本光秃秃的果樹,也漸漸開始結出了果實。
就這麼過了好幾年,原本那不知名的情緒開始爆發——憤怒。他外表冷靜,但內心卻跟自己爭鬥:城市憑什麼還會建立起來?枯樹憑什麼還會結出果實?於是他伸長他的手,試圖鈎下樹上的果實:因為在李維的世界,奧斯維辛集中營依舊存在,在那兒,不會有復甦,更不會有果實。這種憤怒是純粹的,就如同李維對著集中營後來才進來的「大號碼」的人,帶有一種「你們什麼都不知道,真是氣死我了」的惱怒。
我們將李維和伊茲格爾的朋友們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可以得到一種無奈的陳述:我好像逃離了集中營、再教育營、甚至是即將到來的苦難,但這份悲情自始至終都處於在他人漫不經心,甚至理所當然的狀態裡頭。例如伊茲格爾在最後好不容易申請到護照,假裝孩子生病,需要去美國尋求治療,但因為辦事人員的粗心,他只領到一本護照,差點功虧一簣——伊茲吉爾的反應並不是緊張與哀求,而是憤怒。
辦事人員沒有刁難,冷冷地說,自己只是忘了取出其餘幾本護照。這意味著這份即將到來的逃亡,或許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之中,也只是日常中的小事罷了。這如此微小的漫不禁心,讓人無比絕望。
另一個是羞愧。全書中提到「羞愧」一詞僅出現在第十七章〈不告而別〉,伊茲格爾想起多年以前,自己曾想出國深造,但卻在邊境遭到逮捕並判刑三年,從此人生的履歷被畫上了黑線。他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話:「人啊,遠遊之前應該先獲得父母的祝福。」但如今,即將逃亡之際,再多的告別也只會讓至親徒增困擾。人類最痛苦的不只是刀刮槍傷,而是身為人子或摯友,無法向彼此好好道別。同樣的,我依舊想以李維的羞愧做為呼應——恥於為人的羞愧——因為正是人類發明了擁有集中營的世界。
對於李維與伊茲格爾而言,神學與宗教的善良,本身是可感受、可理解的,但邪惡卻是可感知、但不可理解的。回到伊茲格爾的經歷,到了美國之後,他常常夢見自己被拘捕,也夢見自己擁有的新生活突然被沒收。夢境反映了我們身體內最真實的需求,那便是邪惡被世界完整指認之前,我徒留在家鄉的靈魂永遠無法安寧。
伊茲格爾算不上是異見人士,他是詩人、電影工作者、維吾爾知識分子。常有人會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這句話是野蠻的,在這句話的背後,都是每一具痛苦的靈魂與帝國之間複雜的關係。並不是滄桑帶來詩意與藝術,而是在大規模的人性衝突之中,一切都還沒被述說完成,一切都無法被治癒完整,唯有書寫,才能讓人們處在不定的時刻之中,依舊能傾聽苦難的聲音。●
本書作者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圖源:Asena Izgil)
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 of China’s Genocide
作者: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
譯者:韓絜光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 )
詩人、導演,維吾爾最重要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之一。1960年代末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古城喀什市,80年代前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就讀,求學期間飽讀中國現代詩與西方文學,以現代主義詩歌創作見長。
1996年,塔依爾從烏魯木齊前往土耳其留學時,受到國家不實指控,被逮捕監禁三年。1998年,塔依爾獲釋回到維吾爾自治區,成為一位知名導演。2017年,在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展開大規模逮捕與監控下,塔依爾和家人前往美國尋求庇護,目前定居於華盛頓特區。塔依爾現職為自由亞洲電臺的電影製片人,積極記錄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迫害。
塔依爾著有詩集《距離與其他》(The Distance and Other Poems ),他的詩歌被翻譯成英語、日語、土耳其語、瑞典語和多種語言,詩作亦收錄於《紐約書評》、《柏克萊詩評》、《漸進線》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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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在夜裡被捕》作者伊茲格爾(圖源:Mattéo Deneux)(底圖來源:flickr/Todenhoff)
將於11/8出版的《等待在夜裡被捕》是新疆詩人、導演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的回憶錄,既是一部維吾爾知識分子對中國種族清洗的證詞,也是一段維吾爾家庭出逃中國的故事。
塔依爾是維吾爾最重要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之一,他以飽含詩意的筆觸,寫下他的家園、文化、社會被毀的經歷,並記錄極權體制下,國家發展出的高科技監控與政治信用體系,如何深入日常,扭曲每一個人的肉身、心靈與記憶。
Openbook閱讀誌搶先刊出詩人曹馭博為《等待在夜裡被捕》寫下的推薦序,以饗讀者。
讀《等待在夜裡被捕》時我常常想起蘇聯白銀時代的詩人曼德爾施坦(Osip Mandelstam,1891—1938)的名詩〈列寧格勒〉,寫一位遊子好不容易歸鄉,卻發現故鄉的名字不但改變了(從「聖彼得堡」變成「列寧格勒」),街道上嶄新的瀝青讓人心生恐懼,家鄉似乎在某種政治力量之下,完全變了樣貌。
母親的聲音從虛空中傳來,並迫切地告訴他,希望孩子可以吞下啟迪明志的路燈,在見證這個國家的不對勁之處後,趕緊說出殘酷的真相。這首詩的收尾令人驚心:這名遊子似乎上繳了自己與故人的電話號碼(我們可以視為他為了能短暫獲得居住的一瞬,願意犧牲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但他依舊整夜不得安眠,睡在樓梯隔間,等待著早晨的門鈴被跩響,門鏈如同鐐銬一樣嘩啦作響,讓尊貴且親愛的客人(警察)把他給帶走。這首詩寫於1930年,但毫不意外地,同樣的經驗卻依舊發生在本世紀。
近幾年,我的居住處附近開始有許多香港移民,我常常與他們吃飯聊天。可能是年紀相仿,或是政治意識相近,一些朋友會跟我分享過去的經驗:例如P,有一次喝醉之後便掏出一張拘捕令,開玩笑說這是護身符,是他身為人類的證據。P曾經是一位文職人員,在某一段時間內,警察會在凌晨四、五點多上門,而其餘時間,在不知道上門騷擾的頻率之下,他只能一夜覆一夜看著太陽與月亮交換——他也與此書作者的伊茲格爾一樣,每晚披著大外套,深怕警察把他帶走便是多日未歸。
閱讀此書時,有兩種特殊的情緒值得我們去深思:憤怒與羞愧。儘管作者伊茲格爾並沒有大量控訴,批判中國政權,甚至沒有使用「種族滅絕」等相關詞彙,但我們依舊能夠藉由情節的回憶,發現隱藏在理性之下的情緒。例如第十七章〈不告而別〉朋友們不經意的閒談:「我希望中國乾脆征服世界,」因為世界並不關心維吾爾族人發生了什麼,世界不認識真正的中國,既然自己沒有自由,乾脆讓全世界都嘗嘗被征服的滋味。
這位朋友繼續說:「那我們都會一樣。我們不會獨自承受苦難。」伊茲格爾對此的比喻是,這就像父母親過世,客人前往喪家探望時,喪主會耐心地向每一位客人解釋父母親是怎麼過世的,久而久之,隨著陳述進行多遍,悲傷也能夠被沉澱。但在這次與朋友的漫談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細節:維吾爾人並沒有呼籲世界給予幫助,他們只希望世界能夠瞭解這份暴行,因此對於世界之於中國的無知感到憤怒。
這也令我想到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的憤怒:當李維好不容易離開納粹的集中營,經過蘇聯的土地時,所有的積雪與松針都點亮了希望,但好像,也點亮了一種不知名的情緒。起初,他心中滿心雀躍;他回到他的家鄉,找了一份油漆工廠的工作,每天通勤上班的路上,他看見車窗外,原本遭到轟炸後的城市一天又一天地重建,原本光秃秃的果樹,也漸漸開始結出了果實。
就這麼過了好幾年,原本那不知名的情緒開始爆發——憤怒。他外表冷靜,但內心卻跟自己爭鬥:城市憑什麼還會建立起來?枯樹憑什麼還會結出果實?於是他伸長他的手,試圖鈎下樹上的果實:因為在李維的世界,奧斯維辛集中營依舊存在,在那兒,不會有復甦,更不會有果實。這種憤怒是純粹的,就如同李維對著集中營後來才進來的「大號碼」的人,帶有一種「你們什麼都不知道,真是氣死我了」的惱怒。
我們將李維和伊茲格爾的朋友們的憤怒交織在一起,可以得到一種無奈的陳述:我好像逃離了集中營、再教育營、甚至是即將到來的苦難,但這份悲情自始至終都處於在他人漫不經心,甚至理所當然的狀態裡頭。例如伊茲格爾在最後好不容易申請到護照,假裝孩子生病,需要去美國尋求治療,但因為辦事人員的粗心,他只領到一本護照,差點功虧一簣——伊茲吉爾的反應並不是緊張與哀求,而是憤怒。
辦事人員沒有刁難,冷冷地說,自己只是忘了取出其餘幾本護照。這意味著這份即將到來的逃亡,或許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之中,也只是日常中的小事罷了。這如此微小的漫不禁心,讓人無比絕望。
另一個是羞愧。全書中提到「羞愧」一詞僅出現在第十七章〈不告而別〉,伊茲格爾想起多年以前,自己曾想出國深造,但卻在邊境遭到逮捕並判刑三年,從此人生的履歷被畫上了黑線。他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話:「人啊,遠遊之前應該先獲得父母的祝福。」但如今,即將逃亡之際,再多的告別也只會讓至親徒增困擾。人類最痛苦的不只是刀刮槍傷,而是身為人子或摯友,無法向彼此好好道別。同樣的,我依舊想以李維的羞愧做為呼應——恥於為人的羞愧——因為正是人類發明了擁有集中營的世界。
對於李維與伊茲格爾而言,神學與宗教的善良,本身是可感受、可理解的,但邪惡卻是可感知、但不可理解的。回到伊茲格爾的經歷,到了美國之後,他常常夢見自己被拘捕,也夢見自己擁有的新生活突然被沒收。夢境反映了我們身體內最真實的需求,那便是邪惡被世界完整指認之前,我徒留在家鄉的靈魂永遠無法安寧。
伊茲格爾算不上是異見人士,他是詩人、電影工作者、維吾爾知識分子。常有人會說:「國家不幸詩家幸」但這句話是野蠻的,在這句話的背後,都是每一具痛苦的靈魂與帝國之間複雜的關係。並不是滄桑帶來詩意與藝術,而是在大規模的人性衝突之中,一切都還沒被述說完成,一切都無法被治癒完整,唯有書寫,才能讓人們處在不定的時刻之中,依舊能傾聽苦難的聲音。●
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
Waiting to be Arrested at Night: A Uyghur Poet’s Memoir of China’s Genocide
作者: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
譯者:韓絜光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 )
詩人、導演,維吾爾最重要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之一。1960年代末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古城喀什市,80年代前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就讀,求學期間飽讀中國現代詩與西方文學,以現代主義詩歌創作見長。
1996年,塔依爾從烏魯木齊前往土耳其留學時,受到國家不實指控,被逮捕監禁三年。1998年,塔依爾獲釋回到維吾爾自治區,成為一位知名導演。2017年,在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展開大規模逮捕與監控下,塔依爾和家人前往美國尋求庇護,目前定居於華盛頓特區。塔依爾現職為自由亞洲電臺的電影製片人,積極記錄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迫害。
塔依爾著有詩集《距離與其他》(The Distance and Other Poems),他的詩歌被翻譯成英語、日語、土耳其語、瑞典語和多種語言,詩作亦收錄於《紐約書評》、《柏克萊詩評》、《漸進線》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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