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漪文講話的聲音細而慢,覺得不自在時會用手搓桌子。這讓筆者想起她在書裡說:「我不擅與人交際,不習慣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當老師很多年,是知識支撐我站在講臺上完成授課。」
從清華大學中文所畢業後,羅漪文一直在母校兼任授課。採訪這天,羅漪文穿著綠色上衣、帶有一些「少女感」,她以作品《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獲得「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首獎」。羅漪文藉由司法通譯這雙「中立之眼」,用細膩克制的文字,讓讀者看到臺灣司法與移工之間的問題,傾聽到異鄉人的無奈心聲。
羅漪文出生於越南西貢,彼時越戰才剛結束不久,越南華人生活慘澹而動蕩,父親在深夜被越南公安抓走,直到1986年才被釋放。1991年羅漪文一家決定移居臺灣,父母變賣房產、湊錢買了機票,抵臺後蝸居在位於木柵的「安康社區」。那年羅漪文才13歲,需要在陌生的土地上長出根來。
或許是自身攜帶的「離散」屬性,讓羅漪文在若干年後走進「司法通譯」的田野。從移民到移工,在羅漪文盡量保持的「中立」位置下,她仍從文字中流露出對「異鄉人」的溫柔與關照。
➤成為通譯,是田野的一部分
羅漪文覺得,自己並非抱著強烈「決心」去介入某個社群的類型。撇開身分背景,她只是一個「在校園很久的臺北女生」。然而,她身上散發著一股對世界的好奇心,像極了一隻站在窗台上觀察世界的貓。
起初羅漪文是在尋找拍攝紀錄片的題材,無意間聽到某位大姐說自己在區公所擔任越南文翻譯,協助移民翻譯、處理文書作業等。這讓羅漪文意識到:除了人力仲介,公部門也需要雙語翻譯。於是透過引薦,羅漪文來到「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的課程上。
「我當時純粹只是想去看看誰會上那堂課,看看那些結婚來的姐姐妹妹除了家庭以外,還有什麼樣的生活。我跟老師說想做田野調查,老師說你乾脆來報名上課好了。」
上了一兩堂課後,羅漪文才知道「司法偵查不公開」,所以紀錄片是拍不成了。羅漪文想著那可以拍劇情片,所以留在「現場」、獲得細節仍舊很重要,於是一路把課上完,並於2017年獲得司法通譯的證照。順水推舟地,羅漪文開啟了她「成為司法通譯的日子」。
在田野的過程中,她接觸了許多失聯移工,有人在工地綁鐵、有人是家務工、有人務農、有人在餐飲業幫忙,也有年輕女孩在從事特種行業。這讓羅漪文意識到,其實臺灣在很多行業都非常缺工,甚至是市政府的公園維護、街道花木照護等公務,都非常仰賴移工。然而,在目前的移工政策下,有些行業不能聘請合法的移工,而移工也不能「自由轉換僱主」,所以很多與原僱主不適配或賺不到錢的移工,在龐大債務與親人生計的壓力之下會選擇「逃跑」。最終,那些無法聘到合法移工的工作,就成了失聯移工的棲身之地,而勞僱雙方此時都冒著「非法」的風險。
作為通譯,羅漪文往往和案件「靠得很近」,心思細膩的她捕捉了許多細節,也是這些細節,讓羅漪文用文字撐起了一幅飽滿而厚重的「人間圖景」:神態澄澈的專勤隊員詢問滿面滄桑的外勞、糖尿病併發多重器官衰竭的偷渡中年女性、每天接十幾個客人的年輕女孩、右手食指被包紥成「白饅頭」的工人……
對羅漪文來說,最困難的不是語言,而是人情世故和複雜的情緒。因為一路讀到博士,羅漪文的生活圈其實很小,人情世故的習得來自於小說文本而非真實的人。至於情緒,羅漪文則盡量用通譯的「中立」原則去淡化、保護田野對自己的衝擊。但有時候,羅漪文還是不免對他人心生關照:
「拿到錢回家以後,不要告訴別人你有那麼大的一筆錢,好好安排你的人生。」羅漪文對從事特種行業的年輕女孩說。這是她作為通譯,破例對當事人講出的案件以外的話。
➤「呆滯」的移民
對外籍移工來說,臺灣終究是異鄉,他們有一個明確可以「回去」的故鄉。但對自小移民臺灣的羅漪文來說,臺灣就是故鄉,但這故鄉裡又分明有著獨一份的「異鄉感」——也許可以將之譯為「孤獨」。
「我一直都是很明確感覺到孤獨的人,好在,孤獨的時候我可以閱讀。我花很多時間在閱讀,至於外面的事情,就先不要處理。」而這種「先不要處理」的方式,羅漪文自幼年便開始「練習」了。
舉家遷徙至臺北後,父母忙於生計,羅漪文便去學校唸書。對於陌生的環境,羅漪文感到無所適從,她便選擇以「呆滯」的方式自保。「我都讓自己處於一個呆滯的情況,沒有反應的情況,慢慢長大。」
化為細節,她口中的「呆滯」指的是:同學們在玩什麼,就在旁邊看;下課就回家,沒什麼社交圈;有時候同學會嘲笑她的口音,也不會感到生氣。好在羅漪文功課還不錯,同學們不敢「動」她,頂多覺得她是個孤僻的人,覺得她很無聊而不想找她聊天。
「我一直處於一種默默在旁邊看的狀態,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別人在聊什麼,但我不想也不會主動去加入。你可以講那是一種滿難的融入,我變成話很少的人,我不知道怎麼講話才得體、別人才聽得懂。」羅漪文淡淡地說。
或許這種「不沾鍋」的個性,也讓羅漪文能夠既貼近田野、又保持旁觀者的冷靜。例如在案件現場,羅漪文遇見過對外籍移工破口大罵的通譯,認為勞工丟了自己國家的臉,而移工也以「你也是越南人,你怎麼不幫自己人」激烈回應。但對羅漪文來說,在越南的她,也仍舊是個移民,身分認同這件事,其實是個可以「先擱著不要處理」的問題。
「大家以為我好像跟越南社群很親近,其實也沒有。我跟身邊不同的人有碰撞就會親近,親近的話就會想聽對方的故事,去理解對方。」
至於如今腳下生活的這片土地,羅漪文表示:「我13歲來,見證過臺灣社會很多紛爭。從早期的本省人、外省人紛爭,到後來學院裡的中國文學、臺灣文學紛爭。後來我覺得好煩,所以我就用我的標準——無論你是什麼文學,或者無論你是什麼人,我必須要面對面,直接相處。」
「如果沒有人跟人的直接相處,我就用老策略,就是先擱著不要去處理。我不會很興奮、很積極或很文藝地說:現在有外籍勞工問題,我要努力去接觸那一塊論述,而是:我的生活裡有外籍勞工來了,我認識了,自然而然就想了解。」
➤為臺灣寫故事
採訪快結束,羅漪文說自己要補充:「大家都在問通譯和移工,但其實我的本業還是文學欸。怎麼沒人問我的文學養分來自哪裡?」
筆者驚覺自己忽略了,羅漪文作為新移民,家裡說潮州方言,國語原來不是她的第一語言,而且從「國語應用」到「文學寫作」,這其實是一件有門檻的事。
一反採訪到中後段的疲憊,羅漪文很開心地分享:「我告訴你,我的文學養分來自誰,有一個作家叫王鼎鈞,他影響我很深。他有一部作品叫《左心房旋渦》,寫的是1949年從中國大陸來臺灣那一群人的流離經驗,那恰恰與我和我的家族的流離經驗是相通的。」
「王鼎鈞的中文非常漂亮,我的中文可以這麼好,完全是王老師教我的。拜讀他的作品、分析他的語法和修辭,讓我把自己的中文學好。」提到文學,羅漪文的眼睛都在發亮。
其實羅漪文唸碩士班的時候,就選擇王鼎鈞作為研究對象。即便有學姐質疑:為何選擇這樣一個老派甚至有點過時的作家?然而,羅漪文認為,王鼎鈞提供了當代中國人的流離經驗,「他一直在回憶他的苦難,我整個就接上了,我的老天爺。」
對羅漪文來說,王鼎鈞的流離經驗是寶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流離經驗也是寶貴的,包括移民、移工亦然。「臺灣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流離經驗來到這裡,對吧?有誰的經驗應該要被拱出來,有誰的經驗應該被打壓下去,我覺得也沒有。我同意我是最中立的第三方。」
「因為我經歷過臺灣的各種紛爭,但我是站在外面看的人,我覺得我可以幫臺灣寫小說。我接觸過經歷白色恐怖的老爺爺,我的花道老師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一位很優雅的本省人,我也認識一些外省老師或學長姐,而我自己就來自越南華裔移民圈,又剛好接觸到許多東南亞配偶和移工。我覺得我可以當一個很中立的人,不涉及每個族群的紛爭,幫所有人寫故事,寫屬於臺灣的故事。」
羅漪文的這雙「第三方之眼」,確實也像通譯之職一樣,需要獨立於喧囂之外的冷靜與中立。而她的流離與移民的經驗,與臺灣這塊土地互相成就,並將成為彼此在文學上的養分,安慰更多工作、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
作者: 羅漪文
出版:寶瓶文化
定價:370元
【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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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羅漪文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曾獲得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榮獲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
出生於越南西貢,十三歲移居台北。目前在大學教授現代中文基礎寫作,並從事中越文筆譯、司法通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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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臺北文學獎執行單位文訊雜誌社協力完成
羅漪文講話的聲音細而慢,覺得不自在時會用手搓桌子。這讓筆者想起她在書裡說:「我不擅與人交際,不習慣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當老師很多年,是知識支撐我站在講臺上完成授課。」
從清華大學中文所畢業後,羅漪文一直在母校兼任授課。採訪這天,羅漪文穿著綠色上衣、帶有一些「少女感」,她以作品《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獲得「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首獎」。羅漪文藉由司法通譯這雙「中立之眼」,用細膩克制的文字,讓讀者看到臺灣司法與移工之間的問題,傾聽到異鄉人的無奈心聲。
羅漪文出生於越南西貢,彼時越戰才剛結束不久,越南華人生活慘澹而動蕩,父親在深夜被越南公安抓走,直到1986年才被釋放。1991年羅漪文一家決定移居臺灣,父母變賣房產、湊錢買了機票,抵臺後蝸居在位於木柵的「安康社區」。那年羅漪文才13歲,需要在陌生的土地上長出根來。
或許是自身攜帶的「離散」屬性,讓羅漪文在若干年後走進「司法通譯」的田野。從移民到移工,在羅漪文盡量保持的「中立」位置下,她仍從文字中流露出對「異鄉人」的溫柔與關照。
➤成為通譯,是田野的一部分
羅漪文覺得,自己並非抱著強烈「決心」去介入某個社群的類型。撇開身分背景,她只是一個「在校園很久的臺北女生」。然而,她身上散發著一股對世界的好奇心,像極了一隻站在窗台上觀察世界的貓。
起初羅漪文是在尋找拍攝紀錄片的題材,無意間聽到某位大姐說自己在區公所擔任越南文翻譯,協助移民翻譯、處理文書作業等。這讓羅漪文意識到:除了人力仲介,公部門也需要雙語翻譯。於是透過引薦,羅漪文來到「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的課程上。
「我當時純粹只是想去看看誰會上那堂課,看看那些結婚來的姐姐妹妹除了家庭以外,還有什麼樣的生活。我跟老師說想做田野調查,老師說你乾脆來報名上課好了。」
上了一兩堂課後,羅漪文才知道「司法偵查不公開」,所以紀錄片是拍不成了。羅漪文想著那可以拍劇情片,所以留在「現場」、獲得細節仍舊很重要,於是一路把課上完,並於2017年獲得司法通譯的證照。順水推舟地,羅漪文開啟了她「成為司法通譯的日子」。
在田野的過程中,她接觸了許多失聯移工,有人在工地綁鐵、有人是家務工、有人務農、有人在餐飲業幫忙,也有年輕女孩在從事特種行業。這讓羅漪文意識到,其實臺灣在很多行業都非常缺工,甚至是市政府的公園維護、街道花木照護等公務,都非常仰賴移工。然而,在目前的移工政策下,有些行業不能聘請合法的移工,而移工也不能「自由轉換僱主」,所以很多與原僱主不適配或賺不到錢的移工,在龐大債務與親人生計的壓力之下會選擇「逃跑」。最終,那些無法聘到合法移工的工作,就成了失聯移工的棲身之地,而勞僱雙方此時都冒著「非法」的風險。
作為通譯,羅漪文往往和案件「靠得很近」,心思細膩的她捕捉了許多細節,也是這些細節,讓羅漪文用文字撐起了一幅飽滿而厚重的「人間圖景」:神態澄澈的專勤隊員詢問滿面滄桑的外勞、糖尿病併發多重器官衰竭的偷渡中年女性、每天接十幾個客人的年輕女孩、右手食指被包紥成「白饅頭」的工人……
對羅漪文來說,最困難的不是語言,而是人情世故和複雜的情緒。因為一路讀到博士,羅漪文的生活圈其實很小,人情世故的習得來自於小說文本而非真實的人。至於情緒,羅漪文則盡量用通譯的「中立」原則去淡化、保護田野對自己的衝擊。但有時候,羅漪文還是不免對他人心生關照:
「拿到錢回家以後,不要告訴別人你有那麼大的一筆錢,好好安排你的人生。」羅漪文對從事特種行業的年輕女孩說。這是她作為通譯,破例對當事人講出的案件以外的話。
➤「呆滯」的移民
對外籍移工來說,臺灣終究是異鄉,他們有一個明確可以「回去」的故鄉。但對自小移民臺灣的羅漪文來說,臺灣就是故鄉,但這故鄉裡又分明有著獨一份的「異鄉感」——也許可以將之譯為「孤獨」。
「我一直都是很明確感覺到孤獨的人,好在,孤獨的時候我可以閱讀。我花很多時間在閱讀,至於外面的事情,就先不要處理。」而這種「先不要處理」的方式,羅漪文自幼年便開始「練習」了。
舉家遷徙至臺北後,父母忙於生計,羅漪文便去學校唸書。對於陌生的環境,羅漪文感到無所適從,她便選擇以「呆滯」的方式自保。「我都讓自己處於一個呆滯的情況,沒有反應的情況,慢慢長大。」
化為細節,她口中的「呆滯」指的是:同學們在玩什麼,就在旁邊看;下課就回家,沒什麼社交圈;有時候同學會嘲笑她的口音,也不會感到生氣。好在羅漪文功課還不錯,同學們不敢「動」她,頂多覺得她是個孤僻的人,覺得她很無聊而不想找她聊天。
「我一直處於一種默默在旁邊看的狀態,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別人在聊什麼,但我不想也不會主動去加入。你可以講那是一種滿難的融入,我變成話很少的人,我不知道怎麼講話才得體、別人才聽得懂。」羅漪文淡淡地說。
或許這種「不沾鍋」的個性,也讓羅漪文能夠既貼近田野、又保持旁觀者的冷靜。例如在案件現場,羅漪文遇見過對外籍移工破口大罵的通譯,認為勞工丟了自己國家的臉,而移工也以「你也是越南人,你怎麼不幫自己人」激烈回應。但對羅漪文來說,在越南的她,也仍舊是個移民,身分認同這件事,其實是個可以「先擱著不要處理」的問題。
「大家以為我好像跟越南社群很親近,其實也沒有。我跟身邊不同的人有碰撞就會親近,親近的話就會想聽對方的故事,去理解對方。」
至於如今腳下生活的這片土地,羅漪文表示:「我13歲來,見證過臺灣社會很多紛爭。從早期的本省人、外省人紛爭,到後來學院裡的中國文學、臺灣文學紛爭。後來我覺得好煩,所以我就用我的標準——無論你是什麼文學,或者無論你是什麼人,我必須要面對面,直接相處。」
「如果沒有人跟人的直接相處,我就用老策略,就是先擱著不要去處理。我不會很興奮、很積極或很文藝地說:現在有外籍勞工問題,我要努力去接觸那一塊論述,而是:我的生活裡有外籍勞工來了,我認識了,自然而然就想了解。」
➤為臺灣寫故事
採訪快結束,羅漪文說自己要補充:「大家都在問通譯和移工,但其實我的本業還是文學欸。怎麼沒人問我的文學養分來自哪裡?」
筆者驚覺自己忽略了,羅漪文作為新移民,家裡說潮州方言,國語原來不是她的第一語言,而且從「國語應用」到「文學寫作」,這其實是一件有門檻的事。
一反採訪到中後段的疲憊,羅漪文很開心地分享:「我告訴你,我的文學養分來自誰,有一個作家叫王鼎鈞,他影響我很深。他有一部作品叫《左心房旋渦》,寫的是1949年從中國大陸來臺灣那一群人的流離經驗,那恰恰與我和我的家族的流離經驗是相通的。」
「王鼎鈞的中文非常漂亮,我的中文可以這麼好,完全是王老師教我的。拜讀他的作品、分析他的語法和修辭,讓我把自己的中文學好。」提到文學,羅漪文的眼睛都在發亮。
其實羅漪文唸碩士班的時候,就選擇王鼎鈞作為研究對象。即便有學姐質疑:為何選擇這樣一個老派甚至有點過時的作家?然而,羅漪文認為,王鼎鈞提供了當代中國人的流離經驗,「他一直在回憶他的苦難,我整個就接上了,我的老天爺。」
對羅漪文來說,王鼎鈞的流離經驗是寶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流離經驗也是寶貴的,包括移民、移工亦然。「臺灣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流離經驗來到這裡,對吧?有誰的經驗應該要被拱出來,有誰的經驗應該被打壓下去,我覺得也沒有。我同意我是最中立的第三方。」
「因為我經歷過臺灣的各種紛爭,但我是站在外面看的人,我覺得我可以幫臺灣寫小說。我接觸過經歷白色恐怖的老爺爺,我的花道老師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一位很優雅的本省人,我也認識一些外省老師或學長姐,而我自己就來自越南華裔移民圈,又剛好接觸到許多東南亞配偶和移工。我覺得我可以當一個很中立的人,不涉及每個族群的紛爭,幫所有人寫故事,寫屬於臺灣的故事。」
羅漪文的這雙「第三方之眼」,確實也像通譯之職一樣,需要獨立於喧囂之外的冷靜與中立。而她的流離與移民的經驗,與臺灣這塊土地互相成就,並將成為彼此在文學上的養分,安慰更多工作、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
作者: 羅漪文
出版:寶瓶文化
定價:37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羅漪文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曾獲得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榮獲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
出生於越南西貢,十三歲移居台北。目前在大學教授現代中文基礎寫作,並從事中越文筆譯、司法通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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