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漪文講話的聲音細而慢，覺得不自在時會用手搓桌子。這讓筆者想起她在書裡說：「我不擅與人交際，不習慣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當老師很多年，是知識支撐我站在講臺上完成授課。」

從清華大學中文所畢業後，羅漪文一直在母校兼任授課。採訪這天，羅漪文穿著綠色上衣、帶有一些「少女感」，她以作品《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獲得「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首獎」。羅漪文藉由司法通譯這雙「中立之眼」，用細膩克制的文字，讓讀者看到臺灣司法與移工之間的問題，傾聽到異鄉人的無奈心聲。

羅漪文出生於越南西貢，彼時越戰才剛結束不久，越南華人生活慘澹而動蕩，父親在深夜被越南公安抓走，直到1986年才被釋放。1991年羅漪文一家決定移居臺灣，父母變賣房產、湊錢買了機票，抵臺後蝸居在位於木柵的「安康社區」。那年羅漪文才13歲，需要在陌生的土地上長出根來。

或許是自身攜帶的「離散」屬性，讓羅漪文在若干年後走進「司法通譯」的田野。從移民到移工，在羅漪文盡量保持的「中立」位置下，她仍從文字中流露出對「異鄉人」的溫柔與關照。

➤成為通譯，是田野的一部分

羅漪文覺得，自己並非抱著強烈「決心」去介入某個社群的類型。撇開身分背景，她只是一個「在校園很久的臺北女生」。然而，她身上散發著一股對世界的好奇心，像極了一隻站在窗台上觀察世界的貓。

起初羅漪文是在尋找拍攝紀錄片的題材，無意間聽到某位大姐說自己在區公所擔任越南文翻譯，協助移民翻譯、處理文書作業等。這讓羅漪文意識到：除了人力仲介，公部門也需要雙語翻譯。於是透過引薦，羅漪文來到「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的課程上。

「我當時純粹只是想去看看誰會上那堂課，看看那些結婚來的姐姐妹妹除了家庭以外，還有什麼樣的生活。我跟老師說想做田野調查，老師說你乾脆來報名上課好了。」

上了一兩堂課後，羅漪文才知道「司法偵查不公開」，所以紀錄片是拍不成了。羅漪文想著那可以拍劇情片，所以留在「現場」、獲得細節仍舊很重要，於是一路把課上完，並於2017年獲得司法通譯的證照。順水推舟地，羅漪文開啟了她「成為司法通譯的日子」。

在田野的過程中，她接觸了許多失聯移工，有人在工地綁鐵、有人是家務工、有人務農、有人在餐飲業幫忙，也有年輕女孩在從事特種行業。這讓羅漪文意識到，其實臺灣在很多行業都非常缺工，甚至是市政府的公園維護、街道花木照護等公務，都非常仰賴移工。然而，在目前的移工政策下，有些行業不能聘請合法的移工，而移工也不能「自由轉換僱主」，所以很多與原僱主不適配或賺不到錢的移工，在龐大債務與親人生計的壓力之下會選擇「逃跑」。最終，那些無法聘到合法移工的工作，就成了失聯移工的棲身之地，而勞僱雙方此時都冒著「非法」的風險。 

作為通譯，羅漪文往往和案件「靠得很近」，心思細膩的她捕捉了許多細節，也是這些細節，讓羅漪文用文字撐起了一幅飽滿而厚重的「人間圖景」：神態澄澈的專勤隊員詢問滿面滄桑的外勞、糖尿病併發多重器官衰竭的偷渡中年女性、每天接十幾個客人的年輕女孩、右手食指被包紥成「白饅頭」的工人……

對羅漪文來說，最困難的不是語言，而是人情世故和複雜的情緒。因為一路讀到博士，羅漪文的生活圈其實很小，人情世故的習得來自於小說文本而非真實的人。至於情緒，羅漪文則盡量用通譯的「中立」原則去淡化、保護田野對自己的衝擊。但有時候，羅漪文還是不免對他人心生關照：

「拿到錢回家以後，不要告訴別人你有那麼大的一筆錢，好好安排你的人生。」羅漪文對從事特種行業的年輕女孩說。這是她作為通譯，破例對當事人講出的案件以外的話。

➤「呆滯」的移民

對外籍移工來說，臺灣終究是異鄉，他們有一個明確可以「回去」的故鄉。但對自小移民臺灣的羅漪文來說，臺灣就是故鄉，但這故鄉裡又分明有著獨一份的「異鄉感」——也許可以將之譯為「孤獨」。

「我一直都是很明確感覺到孤獨的人，好在，孤獨的時候我可以閱讀。我花很多時間在閱讀，至於外面的事情，就先不要處理。」而這種「先不要處理」的方式，羅漪文自幼年便開始「練習」了。

舉家遷徙至臺北後，父母忙於生計，羅漪文便去學校唸書。對於陌生的環境，羅漪文感到無所適從，她便選擇以「呆滯」的方式自保。「我都讓自己處於一個呆滯的情況，沒有反應的情況，慢慢長大。」

化為細節，她口中的「呆滯」指的是：同學們在玩什麼，就在旁邊看；下課就回家，沒什麼社交圈；有時候同學會嘲笑她的口音，也不會感到生氣。好在羅漪文功課還不錯，同學們不敢「動」她，頂多覺得她是個孤僻的人，覺得她很無聊而不想找她聊天。

「我一直處於一種默默在旁邊看的狀態，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別人在聊什麼，但我不想也不會主動去加入。你可以講那是一種滿難的融入，我變成話很少的人，我不知道怎麼講話才得體、別人才聽得懂。」羅漪文淡淡地說。

或許這種「不沾鍋」的個性，也讓羅漪文能夠既貼近田野、又保持旁觀者的冷靜。例如在案件現場，羅漪文遇見過對外籍移工破口大罵的通譯，認為勞工丟了自己國家的臉，而移工也以「你也是越南人，你怎麼不幫自己人」激烈回應。但對羅漪文來說，在越南的她，也仍舊是個移民，身分認同這件事，其實是個可以「先擱著不要處理」的問題。

「大家以為我好像跟越南社群很親近，其實也沒有。我跟身邊不同的人有碰撞就會親近，親近的話就會想聽對方的故事，去理解對方。」

至於如今腳下生活的這片土地，羅漪文表示：「我13歲來，見證過臺灣社會很多紛爭。從早期的本省人、外省人紛爭，到後來學院裡的中國文學、臺灣文學紛爭。後來我覺得好煩，所以我就用我的標準——無論你是什麼文學，或者無論你是什麼人，我必須要面對面，直接相處。」

「如果沒有人跟人的直接相處，我就用老策略，就是先擱著不要去處理。我不會很興奮、很積極或很文藝地說：現在有外籍勞工問題，我要努力去接觸那一塊論述，而是：我的生活裡有外籍勞工來了，我認識了，自然而然就想了解。」

➤為臺灣寫故事

採訪快結束，羅漪文說自己要補充：「大家都在問通譯和移工，但其實我的本業還是文學欸。怎麼沒人問我的文學養分來自哪裡？」

筆者驚覺自己忽略了，羅漪文作為新移民，家裡說潮州方言，國語原來不是她的第一語言，而且從「國語應用」到「文學寫作」，這其實是一件有門檻的事。

一反採訪到中後段的疲憊，羅漪文很開心地分享：「我告訴你，我的文學養分來自誰，有一個作家叫王鼎鈞，他影響我很深。他有一部作品叫《左心房旋渦》，寫的是1949年從中國大陸來臺灣那一群人的流離經驗，那恰恰與我和我的家族的流離經驗是相通的。」

「王鼎鈞的中文非常漂亮，我的中文可以這麼好，完全是王老師教我的。拜讀他的作品、分析他的語法和修辭，讓我把自己的中文學好。」提到文學，羅漪文的眼睛都在發亮。

其實羅漪文唸碩士班的時候，就選擇王鼎鈞作為研究對象。即便有學姐質疑：為何選擇這樣一個老派甚至有點過時的作家？然而，羅漪文認為，王鼎鈞提供了當代中國人的流離經驗，「他一直在回憶他的苦難，我整個就接上了，我的老天爺。」

對羅漪文來說，王鼎鈞的流離經驗是寶貴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流離經驗也是寶貴的，包括移民、移工亦然。「臺灣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流離經驗來到這裡，對吧？有誰的經驗應該要被拱出來，有誰的經驗應該被打壓下去，我覺得也沒有。我同意我是最中立的第三方。」

「因為我經歷過臺灣的各種紛爭，但我是站在外面看的人，我覺得我可以幫臺灣寫小說。我接觸過經歷白色恐怖的老爺爺，我的花道老師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一位很優雅的本省人，我也認識一些外省老師或學長姐，而我自己就來自越南華裔移民圈，又剛好接觸到許多東南亞配偶和移工。我覺得我可以當一個很中立的人，不涉及每個族群的紛爭，幫所有人寫故事，寫屬於臺灣的故事。」

羅漪文的這雙「第三方之眼」，確實也像通譯之職一樣，需要獨立於喧囂之外的冷靜與中立。而她的流離與移民的經驗，與臺灣這塊土地互相成就，並將成為彼此在文學上的養分，安慰更多工作、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