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在這種地方，你覺得有什麼『不當得利』？」2017年4月，彼時仍就讀台大社會系的唐佐欣，走進位在板橋浮洲的大觀社區，一位油漆工大哥邀請她參觀自宅時，認真提問。

這個位在板橋市邊陲、鄰近大漢溪的民居聚落，原是蔣宋美齡成立的婦聯會在台灣興建的第一個眷村中的福利中心。1966年，在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這塊土地被登記為國有。2000年，政府透過立法，取得向國有公有土地佔用者提起民事訴訟的法源依據後，這些花半生積蓄向榮民買下房子的城鄉移民、外來配偶，竟成為「惡意侵占土地」的嫌犯，並於2008年遭政府提告。

「違占戶」與「不當得利」的汙名加在大觀社區居民身上，不免令他們感到委屈。但大觀社區並非唯一案例——2016年，大觀社區組織自救會抗爭的那一年，全台灣已有超過60個迫遷案。人們上街陳情，然而當時剛經過一場消耗社會能量的社會運動不久，「土地正義」的訴求非但難以得到重視，甚至時有「想要得到更多」的譏諷。

「違占戶，實際上是一個不偷不搶，房子要跟親友借貸、買賣登記取得，房屋稅也沒少課的住所。被烙上的烙印，卻是直到拆除都沒能擺脫的大觀居民代名詞。」帶頭組織大觀居民自救會的黃炳勛透過《在夾縫中抵抗：大觀社區影像手記》闡述自己的心情：沒有抗爭經驗的他也會感到害怕，不知道如何拿捏，因為是和大家一起對抗與承擔，壓力才沒這麼大。

➤「我們家只能在這本書看到。」

《在夾縫中抵抗：大觀社區影像手記》是一本由抗爭者觀點出發，非正規居住運動的攝影書，作者是以大學生身分加入自救會的唐佐欣。她認為：忽略協商安置、補償等程序，逕行「拆屋還地」及返還「不當得利」，政府以最低成本排除居民，追求國土活化與開發利益的算盤，而居民便不得不為自己與鄰居的權益抗爭。

「一開始做這本書，是為了籌措妨礙公務罰金。」當時已是2019年抗爭末期，唐佐欣以為攝影書幾個月就可以弄完，也可以掙到錢，如今想來，不免自嘲自己的天真。

抗爭時期她為了替抗爭創造更好的條件、讓議題有更多曝光、協調成果更讓人滿意而全力以赴。但抗爭結束後，她只感到疲乏，動彈不得。「自救會決議出書時，已經是社區確定要被拆除的時候，這本書其實無法為他們多爭取些什麼。」

雖說如此，這本自製自銷的書，仍於2024年1月完成。唐佐欣想著：既然是自救會交付的工作，就應該要好好完成。而且她邊做邊發現：留下抗爭者的敘事，其實很重要。

如同唐佐欣在書裡所言：「透過串門子拍照，說著不同語言、鄉音的居民你一言我一語，誰因為抗爭而被老闆威脅解僱，誰因為不會說國語而不敢發表意見，記錄與被記錄的途中，隨著顯影看見彼此許多。」

書出版後，她將書拿給大觀社區的一對夫婦看，妻子如同看家庭相簿那般，指著書，以台語說道：「這是以前我們的家，我們在門口拍照。」而丈夫卻感嘆：「我們家只能在這本書看到。」

這個丈夫在抗爭時得了憂鬱症，出席《在夾縫中抵抗》座談會時，分享大觀的故事哽咽，說「不願再去想了，對腦袋不好。」然而，大觀社區確實不再，但曾經生活過的痕跡，以及離開後人們的心情，除了書冊，恐再無其他能夠持續對話的媒介。

➤掌握相機，才是短暫有力量的時刻

踏進大觀社區前，唐佐欣因為參加異議性社團而參與秋鬥、同志遊行等活動，也跟著同學一起組成讀書會，透過閱讀而了解議題。但她會在睡前刷完牙後，那屬於自己的獨處時間，捧讀文學作品——孟若（Alice Munro）、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這是她脫離現實的短暫時刻。

有些書是她自己逛書店買來的，但更多是隨手從母親的書架取書閱讀。

「我媽還有個關起來櫃子，裡面放的是谷崎潤一郎的《細雪》這類小說。」自小唐佐欣的母親就未曾約束她，且給了她不小的自行探索空間。只是，故鄉台南新營雖算熱鬧，但對她而言還是稍嫌無聊，除了逛書店閱讀，難以拓展經驗。

年少的唐佐欣因在獨立書店閱覽《破報》，接觸到些社會議題與次文化。她以偏鄉教師為志願，不過考上師範大學後，卻發現不是自己想像的大學生活。後來重考上了台大社會系，才體驗到自己所期待的大學生活。然而大二那年與大觀社區接觸之後，這個喜好閱讀的女孩，搖身變為挺身前線的抗爭者，竟又與理想中的大學生活漸漸脫離。

「頭兩次，我被分派的任務是拍照。」當時唐佐欣常隨身帶著輕便底片機——並非因為喜歡攝影，也無關創作慾望，單純只是為了偶爾拍拍朋友、記錄生活，還有些社會運動。但在她加入大觀抗爭這一刻，這台底片機裝載的再不是那麼純粹的生活點滴，而是充滿張力的現場。

2017年4月，公權力以強勢警力與怪手的姿態轟然而來，自救會決定發動擋拆行動。「便衣警察抓住我的後領之後，往下重摔。我很重耶！」她清楚看見自己同學與居民都像社會新聞中的犯人那樣，被警察壓制，臉貼地，且帶血，旁有哭聲：「怎麼把人打成這個樣子啦。」

這場衝突並未嚇跑她。光是這個4月，就發生3次抗爭，唐佐欣無役不與。「衝突當下我會害怕，但就憑一股熱血，腎上腺素爆發，無法想太多。」她言語直率：「他們就不對啊！」

這個1996年4月出生的金牛座女孩，在母親腹中經歷了台海危機，個性波瀾不驚，思考也很務實。就算面對抗爭這麼高強度，她都讓它井然有序。頭兩個月，她會在早上抗爭結束後，立刻將底片送洗，並發新聞稿。

「報導的媒體很少，如果有，都被隔離在外面。如果只有我們自己說，可能會被認為是在編造故事，而照片是比較不會讓人質疑的載體。」因此，當她被壓制時，會有居民將相機接過去拍攝，若是這個居民也被推倒，還會有同伴接手記錄，為的都是拍下警察打人的那一刻。「彷彿掌握相機，才是短暫有力量的時刻。」

她為此出借了自己的傻瓜相機，方便大家輪流拍照。後來甚至為了買數位相機，放棄大學畢業旅行。這是她的第一台數位相機。

「畢業旅行要去泰國，那是一筆額外的開銷。我跟我媽說，想要這筆錢換一台好一點的相機。」唐佐欣表示，儘管當時母親願意讓她畢業旅行跟相機兼得，但她自覺沒有好好讀書，沒有打工賺錢，還要跟母親要錢，感到羞愧而拒絕了。說著說著，她又自嘲：「其實我現在有點後悔，應該也去畢業旅行才對。」

➤成為抗爭組織者，逐漸認知到人性複雜

抗爭之外，就讀社會系的唐佐欣被分配到訪調居民，殊不知當時她在學校根本還沒學到「訪調」怎麼做，只好當作去「聊天」。此外她還要整合居民的意見、主持居民會議，還要開記者會。一開始她對自己的貢獻有著浪漫想像，後來才發現與現實的落差。

「我以前常常看陳映真的作品，但後來逐漸察覺，他書裡對『受侮辱、弱小者』的想像，是浪漫化的。」唐佐欣坦承自己越是與居民接近，越能感受人性的複雜與多面向，「組織抗爭，要面對的都是切身的利害衝突，盤算、計較、動搖都是非常正常的。」

她進一步解釋，尤其是當政府拋出一些弱弱相殘、引起內部分化的方案時，居民常被迫置身於「保全自己」和「冒險與集體同進退」的零和狀況下，要團結本來就很困難。

這對於還在學校中被保護的唐佐欣而言，不啻為一種社會學習。她因此察覺到：人們的抉擇，沒有誰比較高尚，也沒有誰比較卑鄙，「很多時候對人的預設跟想像，只是自己還沒有遇到這種處境而已。人們實際上做了什麼，比檯面上說了什麼還重要。」

這些經驗與反思，讓她和同世代人面對同樣的議題時，態度與反應顯得不太一樣。

➤在陳情與佔領行動後，被逮捕與控告

2019年3月11日，大觀自救會發動佔領退輔會行動，唐佐欣連同其他成員都被逮捕到地檢署，凌晨以4萬元交保。這時，正逢香港反送中運動初始。獲釋後到學校上課的她，見到同學們都穿著民進黨的飛行外套，政治人物也在社群網站發文聲援香港：「在台灣街頭抗議，不會像在香港那樣被亂抓。」而這些貼文也在所謂的「進步圈」轉傳分享。

因為抗爭而時常遭受莫須有罪名控告的唐佐欣，當下只覺身處在另一個平行時空的台灣，「從2019年3月被告知要強拆後的激烈抗爭、被迫簽下協議，到8月真的拆除，這段時間官方所做的『守護民主台灣』的宣傳，和我的主觀經驗是矛盾的。」

2019年6月11日，大觀社區記者會，所有參與者都遭受警方強制驅離，讓民謠龐克音樂創作者呂杰達深有所感，他的文字也被其他聲援者引用轉發。

大觀社區的反迫遷運動發生在2016年到2019年間，這正是「抗中保台」聲浪高起的時候，而為了守住自己家園的人，向執政黨抗議，向代表執政黨參選地方首長的一方陳情，都會引來大量的奚落與嘲諷。比起過去的社會運動，這似乎是個難以好好講道理的時代。

➤不擅言詞，沒有攝影魂，就只是拍

或許因為性格，也或許因為歷練，唐佐欣談起自己的工作，也相當冷靜抽離——2020年，她將自己拍攝的大觀社區作品投報台灣新聞攝影獎，獲得第一名，技壓資深、知名的第一線記者。加上在抗爭現場攝影3年的經歷，讓她得到為媒體拍照的機會。但聊起許多攝影記者會暢談的心法或思考，她坦言不知道該說什麼，就只是拍，「他們（新聞攝影前輩）有攝影魂，我沒有。」

訪談過程中，讓唐佐欣眼神發亮，興奮描述的，是三鶯橋下的河畔部落少年們的作品——她從網路上看到南靖部落教室需要課輔志工，便前去應徵，社工見她有攝影專業，便請她教孩子們拍照。

不擅長以言語表述攝影作品的唐佐欣，此時一邊稱讚少年們拍照很炫、很「活」，一邊解釋細節：「他們會把碎石子拋向空中，趁它們落下時，啪地一下拍了下來。」直至今日，她仍繼續陪伴這些孩子們，甚至有段時間，她在「熱原拳擊隊」擔任全職社工。唐佐欣說，她喜歡這種「社區（群）」感。

不過看到好的新聞攝影作品，唐佐欣仍會心受震撼。例如，被她稱為「大師兄」的《報導者》楊子磊拍攝過從事物流業，面臨長工時過勞的人物專訪照片，格外令她感動。而1984年曾赴基隆八尺門，記錄當地阿美族勞動階層生活的攝影師關曉榮，其攝影作品也是她會定睛欣賞的。

➤拆除之後，迴避傷痛的斷尾求生術

大觀社區被拆除後，唐佐欣嘗試遠離與此關聯的一切。

在《在夾縫中抵抗》書中，她便寫道：「抗拒回憶，抗拒承認，把抗拒當成是一種保護，並且（徒勞地）避開有關的一切，想像斷尾可以求生。」雖說如此，但當最後一波南鐵遷移案抗爭發生時，內心仍有一股捨不得的情緒，讓她直赴現場。

「我還是會覺得自己拍得不夠好，尤其新聞影像是要推進議題，誰拍的都一樣，只要達到最好的效果就可以。」當時，唐佐欣如果站到比較好的位置，便會主動讓給同行的資深記者。需要分工的時候，她也寧願避開激烈衝突畫面，而選擇去陪伴將自己封困在家的居民——因為習慣抗爭現場與劇碼，她對衝突場面沒有特別偏愛，「居民願意讓我進去，也代表著信任，因此我想把被交付的這件事（攝影）做好。」

「影像是媒介也是行動。」在大觀社區抗爭時期，這曾是她的信念，但如今已是攝影記者的她，心態已然不同。「現在的你，還會想把搶到的拍照位置讓給前輩嗎？」我問。

唐佐欣搖了搖頭：「不會了。」

因為她已經熟悉攝影記者的身體經驗，位子卡來卡去，反而礙事。在大觀社區抗爭，那段將相機交給居民接力存證的經驗，也已是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