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下半，由於擔心英國聯合荷蘭、法國哄抬東南亞殖民地的橡膠價格，亨利・福特（Henry Ford）決定在巴西亞馬遜森林投資開發橡膠生產園區，以確保製造汽車所需的廉價橡膠原料。然而，設立這個人稱「福特之城」園區的過程曲折，導致福特公司的運作方式以及創辦人福特的性格與想法，對撞上亞馬遜的自然環境、當地社會文化與巴西的政治。

就福特汽車公司的歷史或是其創辦人的事業生涯而言，《橡膠帝國》的主題都只是一段插曲。這段複雜的歷史涉及橡膠產業的發展，以及當時巴西與美國的政治經濟，相關背景知識相當龐雜。

▉裝配線大量生產的新工業代表

本書作者格倫丁（Greg Grandin）是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專研拉丁美洲歷史，也常在報刊雜誌撰寫評論。他以高強的寫作功力，成功地將多重的脈絡交織為引人入勝的流暢故事。《橡膠帝國》在處理沉重的主題時，透過許多切題的趣味軼事，帶來豐盛愉悅的閱讀經驗。

福特汽車開創出以裝配線大量生產，並用較高薪資與福利來留住有經驗的工人，而成為當時新工業的代表。福特透過提高工人的消費能力，讓他們成為大量生產的消費品的顧客，其理念是要藉此達成資本主義的理想平衡，人稱此一模式為福特主義（Fordism）。

有段時間，福特似乎達成了這個偉大的理想而聲名遠播。不過福特的巴西計畫也容易讓人聯想到近代史中常見的陰暗面：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榨取落後國家的原物料，以及剝削當地廉價勞工的不平等做法。

然而，本書指出，福特其實懷有更高遠的理想。除了振興巴西沒落的橡膠產業，他還企圖終結當地殘酷剝削採膠工人的落伍生產方式，將現代產業與文明帶到亞馬遜蠻荒，最終目標則在實現讓農業與工業、機械與自然和諧結合的烏托邦理想。

這個計畫推出時，不論巴西民眾或是福特公司都信心高昂寄予厚望，福特也投入大量資金與無比毅力。然而其推動過程卻讓福特公司捲入當地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族群關係，乃至牽動福特與美國政府多年的恩怨情仇。

▉集矛盾於一身的人物

格倫丁以許多鮮活的例子，說明福特公司一系列「現代化」措施如何引起強烈的反彈：薪資制度和亞馬遜盛行的以物易物格格不入；對員工生活起居的衛生檢查引發強烈不滿；禁酒等帶有清教徒道德色彩的管理政策導致和當地工人的衝突；公司設計自助打餐的新型食堂，導致大排長龍和室內悶熱，結果引起暴動……

格倫丁以生動的筆觸，描繪福特公司派出的員工因為不熟悉當地民情與地方政治而成了冤大頭，或是有意無意成為海撈福特公司的共犯；但也有人鞠躬盡瘁付出健康、家庭乃至生命的代價。這些或荒謬離奇或英勇悲劇的事蹟，其精彩程度並不遜於小說戲劇。

《橡膠帝國》以橡膠園區開發過程為經，福特性格和生涯為緯，將故事涉及的複雜因素打造成條理分明的敘事架構。福特是個集矛盾於一身的人物，他造就個人快速移動的社會，卻懷念傳統小鎮生活型態；他建立現代生產線，卻不肯採用現代會計管理；他以薪資與福利留住員工，相信機械會為人類帶來幸福，最後卻創造出壓迫人性的勞動條件；他崇尚個人自由，卻以黑幫特務式的保全系統壓制工人；他是義無反顧的和平主義者，卻為美國政府生產軍武；他的獨生子既是事業伙伴也理應是接班人，卻經常遭他霸凌羞辱且比他早逝。福特的大膽、眼光與創意帶來空前的成功事業，但晚年的偏執與反動不只玷污自身名譽，也讓公司的經營出現危機。

格倫丁筆下的福特是個令人既同情又厭惡的人物，巨大的成功對照出個人的悲劇，堪可比擬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s）經典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的報業大亨主角。《橡膠帝國》和《大國民》都透過大亨生命的起落，來講述理想的墮落與美國夢的幻滅。長久以來，台灣對企業鉅子的描述往往充斥著貧乏的神格化，相較之下，本書對福特的深度刻畫十分值得借鑒。

▉關鍵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價值觀

福特的人員無法掌握熱帶雨林的環境，尤其沒能因應當地病蟲害對密集種植的橡膠樹之危害，是此計畫失敗的重要原因。然而本書並沒有重提大自然教訓人類傲慢無知的老調，反而在書末指出，福特的許多構想如今已大規模付諸實施，結果造成巨大的生態災難。

格倫丁認為：「福特之城是個傲慢誤事的寓言。但這裡指的傲慢，不是亨利・福特自以為可以馴服亞馬遜，而是他相信資本主義的力量一旦釋放，仍可以加以控制。」

《橡膠帝國》是個以先進的科技與大筆資金，企圖將美國的制度、價值與生活方式推展至異國貧窮地區卻一敗塗地的故事。今天許多關於美式價值觀的評論，往往針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與制度進行針貶，《橡膠帝國》對這段歷史的分析卻讓我們意識到，上述那類批評既太過簡化又錯失重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價值觀，才是問題關鍵所在。

本書的中文翻譯大體通順達意且不乏趣味的筆觸，但還是有些小誤譯以及未能校出的誤植，如第三章提到福特的好友「自然主義者（naturalist）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其實應該譯為自然學者或博物學者；又如將「拒絕禁食」誤植為「拒絕進食」（177頁）。

還好這些失誤大多不會嚴重妨礙閱讀理解。陳信行教授為本書寫了篇引人入勝的序言，從他在底特律求學的個人經歷談到20世紀科技「進步主義」的幻滅，最後帶到台灣類似的事例，如日治時期的糖業、蔣經國的十大建設等等。可惜或許是限於篇幅，關於福特之城和台灣經驗的比較，尤其是這和出口加工區的相似之處，陳教授未多加論述。

依後見之明，福特之城可說是以廉價的土地與勞力，加上減稅優惠和法規鬆綁來吸引技術與資金的經濟特區，這些要素仍可見諸今日台灣許多的工業區、園區與倡議中的經貿特區。書中描寫的土地強徵與炒作、公共資源浪費以及對社區與環境的傷害，在今日台灣仍可聽見歷史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