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師大周邊，被溫州街、羅斯福路與汀州路圈起的區塊有一個浪漫的「溫羅汀」之名，蜿蜒交織的街道巷弄間，數十間書店如棋陣般座落於此，成為台灣密度最高的書店網絡。其中，唐山書店自1982年於此開業，至今30多個年頭過去，眼看書業起高樓，再看高樓坍塌了，身兼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的店主陳隆昊見證了台灣書市的興衰起落。

那時台灣尚未解嚴，言論、思想還受到限制，但西方思潮的引入與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帶動人們對知識的渴求與書籍的銷售量，賣書能賺錢，溫羅汀的格局就此打下根基。「那時每天只要賣一兩本書就打平水電房租基本開銷，但是大家搶著買書啊，我開店才一個月就回本了！」在不時聽聞書店歇業的今日，那個時代彷彿一場夢幻。

2012年文化部成立，同年舉辦6場文化國是會議，第2場就以獨立書店發展策略為主題，後續更實際編列經費補助書店營運。書市的轉機，總算是盼到頭了。「以前政府是連書店歸誰管都不知道的，反正你只要有繳稅就好了」，東海書苑負責人與協會秘書長廖英良笑說，但談起成效，語氣卻又沉了下來，「補助只是止血，書店沒有一直繼續倒下去，就是成效了。」確實，補助是一時的，進貨價7折以上的小書店面對連鎖及網路或大書店79折的售價競爭，導致無法賺取合理利潤，恐怕才是問題的根本。

台灣書市，確實需要一場完善的全身健檢。今年，文化部打算推動台灣書店普查，完整地了解台灣書店生態，為現象的分析與後續政策提供準確的母體資料，而承接這個重責大任的正是協會。除了政府各部門掌握的書店數量大有出入，陳隆昊與廖英良更坦言，在籌備階段就碰上一個難題：如何定義一間書店？隨著時代與環境更迭，書店的面貌與經營型態不斷變化，「我們最後勢必得為書店下一個定義，這也勢必引起某些人的反彈。」

廖英良細數書店定義之困難，如以書局為名卻只賣文具，也有新的書店開業但名稱看不出是書店；或是像誠品賣很多書，但在營收數字中並非重點，也有僅僅陳列三排書架，但是非常用心賣書的店家。更別提許多沒有登記立案的小舖子，或者店主年紀大了就注銷營業登記，店裡的書擺著，賣一本是一本。有些上一代留下來的店面，實質上15年前就倒了，卻也有更多新的書店以意想不到的新面貌示人。

因此，協會將全臺分為10個區域，每個區域由一位熟悉當地書店狀況的業者協助訪查，希望透過以店訪店的方式，一方面了解書店運作型態與遭遇的困境，也實際掌握店家陳列的書籍種類與規模，另一方面更希望透過這個機會，讓地區的書店產生聯繫。就是得要這樣一步一步走進一間又一間的店鋪，把資料做足了，後續談書店生態的趨勢分析或規劃政策才有意義。

這一役，對書市未來發展相當關鍵。

如此大費周章，是憂心書業生存環境的歪斜，更因為珍惜人與書相遇的記憶。廖英良高中畢業那年升學壓力解除，生活頓失重心，偶然從朋友家中的書架上取下《異鄉人》，翻開書頁，也翻開了他的書業人生。書店的意義正在於此，它為了人與書的相遇而存在。走進書店，從起頭的未知一路摸索出自己的品味，如同踏上一段閱讀旅程。

「書店才是真正培養閱讀習慣的地方，我覺得要給人們這個機會。」廖英良曾向文化部提案，要在每一個公共場所強制設立一間書店，按照空間的比例去設定規模，讓書籍跟閱讀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就算只有一個小空間也好，能夠定期陳列推薦的書籍，替書與人搭建相遇的橋樑，這才是書店作為文化事業的意義。

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書店必須不斷探問自我，找到走下去的方式。「我們不能只把書籍當做知識的媒介」，隨著網路資訊的發展，知識的傳遞有更便利的管道；況且，當網路書店強勢進攻，電子書的發展亦悄然醞釀，實體書店很難再單純以賣書立足。因此，書店逐漸發展各種專精的議題，透過各種活動、講座經營社群的分眾性，甚至走出戶外舉辦市集，或與當地文史、環保、農業團體合作經營在地生活，成為社區的一份子，更別提各種異業結盟的案例早已遍地開花。

「台灣（書業）至少領先世界50年」，廖英良說，正是因為環境艱困，台灣書市長出各式各樣的臉。他回憶起三四年前，法蘭克福書展介紹柏林一間新星書店，主打全新的經營模式，「結果是怎樣的新法，啊，是書店跟咖啡廳開在一起。」在台灣這個被陳隆昊戲稱狹小如「手工藝」的書籍市場，書得一本一本認真地賣，所以相較於鄰近的亞洲國家甚至歐美市場，台灣的書市別有一番豐富的生命力。

書店普查計畫預計2018年3月完成，但書店跟隨時代的腳步永遠不會停下。書店陳列著書籍，兀自守候如生活的呼吸，對於讀者而言，也許只要那麼一次的偶然，停下腳步，推開門，便由此踏上一條閱讀的旅程。還有許多相遇正在發生，台灣的書店，還要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