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曾說，相對於太陽系，地球是地方；倘若相對於銀河系，太陽系則又變成地方。「地方」本來就是相對的概念。

台灣「地方學」的成立，可以上溯不同的源頭，譬如明清以來書寫方志的傳統，以及戰後台灣各地推動的方志修撰。又或者1970年代學術界所重視的區域研究，但最直接的關聯，還是解嚴之後，1990年代起本土意識的抬頭，台灣的主體性確立，各縣、市、區的獨特性也跟著被重視。

認識雙腳所踏的土地

官方的助益，提供了地方學發展的外部條件，由中央主管機關文建會（文化部前身）所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以及各地地方政府推動的縣市史書寫，使得以各縣、市、區為單位的研究和書寫，蔚為熱潮。

1992年宜蘭縣史館所發展的「宜蘭學」，公認是地方學的開端，開拓出以縣史為起點的書寫，各地也出現了相似的模式，發展出各自的樣貌和特色。又如長期耕耘「屏東學」的國立屏東大學，已於2017年宣布，將此列為該校人文社會學院新生的必修學分。

台灣史學者許雪姬曾提到，地方學「是台灣史的重要支柱，亦可說是台灣史的主要構成細胞。」經由這些「在地」的研究，將台灣這塊土地上各式各樣特殊的因子，一一給予深入的探析、描述，向上賦予了台灣史整體敘述穩固的基石，向下則成為凝聚地方共識的根柢。

人和過去之間的羈絆，本來就是由周邊的事物開始。

打破標案發包的態度

長期觀察台灣地方學的學者王御風指出，目前地方政府、大學、社區大學、民間團體已經共同參與，分頭並進，但如何打破不同領域的藩籬，有效整合現有資源，培育專業人才，破除仰賴政府標案的「發包」態度，是下一階段的挑戰。

王御風認為，地方學的推動應以大學為主力，和地方文史工作者合作，去除學術系統無謂的上下隔閡，讓「整體論述」和「穩固基石」能更加貫通融合。

另一方面，如何面向大眾，則是地方學的另一項挑戰。近年來台灣歷史學界重新重視「大眾」，庶民既可以是研究對象，更是對話對象，讓學術論述走入一般民眾的閱讀視野。大眾讀者的重要性，刺激了另一種出版風貌的出現。

以生活為底本的台中學

由台中政府文化局出版，作家路寒袖策畫的「台中學叢書」，或許是這波面向大眾的地方學中，深具代表性的例子。這套叢書目前共有兩輯，一輯5冊，分別於2016、2017年出版。第一輯收錄了林良哲的《日月湖心：台中公園的今昔》、楊宏祥的《圳水漫漫：葫蘆墩圳探源》、吳長錕及賴萱珮合著的《海線散步：清水人文地誌學》、廖振富的《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以及陳貴凰團隊的《團圓食光：世界珍奶與台中茶飲》。其中廖振富為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陳貴鳳團隊在學界任教，其他作者則為地方文史工作者。

第二輯主要採取學院和當地文史工作者合作的模式，包括：由台中在地的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宋德熹與長期經營台中中區書寫的朱書漢合著《驛動軌迹：台中火車站的古往今來》，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游博清的《市街之味：台中第二市場的百年風味》，中興大學教授林景淵和林之助弟子曾得標合著《踢躂膠彩：台灣膠彩畫之父林之助》、作家方秋停的《書店滄桑：中央書局的興衰與風華》，以及由中正大學歷史學博士蘇全正、大屯文化工作室負責人郭双富撰寫的《劇場演義：演藝娛樂現代化的天外天劇場》。

綜觀這10本書，可以發現幾個特色。首先是以生活為底本的取材。各書的主題多是人們當下生活中所接觸到景物，甚至連珍珠奶茶、小吃都可以成為觀察對象，道出日常事物背後的變遷經過，拉出歷史的縱深，並和庶民生活緊密相繫，讓地方學的「在地」優勢，充分發揮。

其次是，這套書挖掘出許多被人們淡忘的地方古蹟和耆老。前者如天外天劇場、中央書局，後者則有林獻堂、林之助。撫去掩蓋其上的歲月塵埃，喚起人們的注意，讓他們重新發光發熱，成為人們共同的記憶。

最後，這套書試圖在專業書寫和閱讀趣味中間取得平衡，叢書的寫作者集合了大學教授和地方文史工作者，體現對學術上下隔閡的破除。書寫的文字方面，除了字字有所徵引的專業考證外，也試圖儘量淺白，創造出某種讓讀者流連其中的故事空間。雖然深淺的掌握各冊表現不一，有些作者學院氣仍重，有些作者則走得較遠，反應出作者群不同的養成背景，但都能感受到落筆時嘗試貼近讀者的努力。

經由挖掘生活事物的歷史深度，喚起逝去的先賢和古蹟，吸引讀者的興趣，來自日常，走入大眾，讓地方學專業研究和凝聚認同的雙重使命，得到充分實踐，成為新世紀台灣地方學在發展上的參照。

最能貼近生活的歷史敘事

當然，類似的企畫自然還有可再進步的空間，最明顯的問題，還是在於「官方主導」和「集體寫作」這兩點上。

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贊助，是目前地方學發展最大的資源，然而這項事實難免成為變相的限制。即便官方未曾給予干涉，但最後成果多半偏於正向的導覽，文字以客觀持平為主，缺少批判觀點或反省色彩，反映了地方學形成過程中「官修縣史」的特色。

集體書寫則容易造成筆調上的不統一。集體書寫常是面對官方專案，不得不然的成書形式，但並不表示無法琢磨出一致的寫作基調和口吻，只是需要耗費更多心力。

學者蘇碩斌所策畫的《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兩書，可謂集體書寫的最好示範，不僅是集合，亦是有機的融合，相異篇章在概念、形式與文字上，均力求一貫。

以「生活案內帖」介入地方書寫，開拓新穎的風格，是面向大眾的成功嘗試。《終戰那一天》，雖不盡符合地方學的界定，但匯流大量無法被學術體制吸納的高教能量，反而展現出集體書寫方易具備的寬廣特性與有機可能。該書也和台灣歷史博物館「歷史那一天」讀書會合作，跨越不同文教機構，彰顯出「集體書寫」的意義和價值。倘若團體協力的創作，是大眾地方學未來主要的創作模式，蘇碩斌的這兩次操演，值得有志者參考。

任何人文的研究或書寫，最重要的成立條件是長時間的積累，慢慢打磨，使人文精神蘊藏的光彩慢慢散發。「地方學」所關注的，是最貼進人們生活的文字敘事，那是歷史最本質的魅力，也是人們不該遺忘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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