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這樣開始寫新住民二代的

小說家陳又津出生於新北市三重區，父親為福建榮民，母親為印尼華僑。著有小說《少女忽必烈》、《跨界通訊》，2015年出版非虛構作品《準台北人》，描繪自己的成長故事，並採訪多位新二代移民。主持人李志德以「巧克力薄荷冰淇淋」形容她的作品——將大時代比喻成巧克力，打成碎片放在她個人化的生活（薄荷冰淇淋）中，所以嚐來仍是薄荷冰淇淋。這樣的寫作方式，李志德請教陳又津：是刻意為之，或者自然而成？

陳又津：我其實是從虛構這一方走到非虛構寫作的，大學時候念的是戲劇，從三幕劇結構開始學習說故事。我寫作的時候比較在意「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然後要帶給大家「怎樣的情緒？」，但那時候為什麼我會從一個寫虛構的人變成非虛構呢？

我發現我在很多場合上，沒辦法告訴別人我從哪裡來。無法給出一個簡短而有力的回答，甚至「妳是台北人嗎？」我也沒辦法回答出來。我家住三重，這是一個衛星城市，三重算不算「天龍人」呢？我是非常懷疑的。

我看到村上春樹寫《地下鐵事件》時，他想採訪「沙林毒氣事件」的相關人，結果，他發現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談——有些是受到很嚴重的創傷，但有些人則說：「沒有啦！我也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傷害，就是那幾天呼吸道比較不好而已，沒有什麼嚴重的傷害，你去問別人吧，別人更有資格被問。」

很多朋友看過我書稿寫很多父親、母親的經歷，便問我：「那妳呢？妳自己在哪裡？」我就想到我這樣的小孩，學名應該叫「新住民二代」。

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樣背景，但我們的想法卻是完全不同的。我就想，沒關係，雖然以前沒有認識這些人，但我可以一個一個問。我就這樣土法煉鋼到處問，很多人會跟我分享求學和家庭經歷，我才發現：我們這一群人，就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雖然大可把這些材料應用在小說中，可那時我覺得確實有一種急迫性，如果可以早一天讓大家知道，那就早一天知道。所以我才以非虛構的方式，撰寫了很多關於新二代的採訪。

▇我並不相信書寫可以改變什麼

擔任過記者、志工和NGO工作者的阿潑，作品曾獲許多大獎，如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類、開卷好書獎等等。著有《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介入的旁觀者》、《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皆為非虛構寫作的作品。主持人首先介紹阿潑的人類學背景，並詢問多元的素材如何彼此連結，以及人類學追求對她的助益為何？

阿潑：我對又津的觀察是，不管她宣稱作品是小說、戲劇或非虛構，她的寫作多少都是在現實的框架裡。我常常看到她的便利貼，記錄著一些點子，那些點子可能正是根據真實發生的事。

我要說的是，我們其實活在一個很現實的世界。新聞報導是描述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從我18歲開始學寫新聞前，我對新聞還有所憧憬時，我就開始去試著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業？或什麼樣的工作？

後來隨著年紀增長，我發覺這樣的Know How和技術已經不足以去檢視真相了。不要說現在的假新聞，即使記者很認真寫他覺得的真新聞，它都不是真的，有點像摸大象，你永遠只能摸到一條腿或一個鼻子。

我在想，去讀人類學以前，我其實就對這個行業有非常強烈的失望。那個失望在我《介入的旁觀者》後面有寫，或者依據我採訪的那位中國調查記者的話來寫是：「我並不相信書寫可以改變什麼」，一直到現在，雖然我還是不停在寫，但我也不斷告訴自己：「我寫這個也沒多少人會看，就算看了，其實什麼都不能改變。」

所以為什麼是人類學的介入呢？我對新聞跟書寫徹底絕望的時候，突然發覺它們對這世界沒有任何意義，而我去學人類學，是因為我想學習站在第一線。

不論社區工作者、田野工作者，或是我有一陣子熱衷到偏遠地區或第三世界國家當志工，人類學的知識幫我進入田野。我後來發現我在雜誌、書籍或其他的寫作中，都還是要去服從某些書寫的框架，可是我必須要長出一個眼睛，是我可以看到那個世界真實的血肉，甚至可以繞到反方去看的。我不一定寫得出來，可是我至少要知道，我寫的東西不是絕對的真實。

「人類學之於我」是這樣的作用，這可能跟很多人類學家宣稱的不一樣。那些人類學家是真真實實、扎實地在做他的研究，但對我來說，人類學是我放棄新聞技巧時，另外一種新的視野。我必須再強調，不只人類學，大部分大眾傳播科系其實是奠基在社會科學之上，一方面還是有社會學。這些知識的補足，只是告訴自己，目前抱持的工作方法或我相信的那些東西不是絕對的，我必須要一直提醒自己這件事。

▇寫書，是為了幫記者這個行業掙一口氣

自由記者林育立，旅居柏林，長年為台灣和德國媒體撰稿，著有《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解析兩德統一後政治、能源政策與轉型正義各方議題，深受好評，目前擔任中央社駐德國記者。主持人首先指出，中央通訊社的新聞通常是精要且即時的，請教林育立如何從簡要的日常新聞，勾勒出一部完整的專書。

林育立：首先談我為什麼會寫一本書。我會寫書，是因為當了記者幾年之後，發現這個行業越來越不受到重視，記者不再是受人尊重的行業，大家普遍瞧不起記者。可是我明明覺得「新聞業」非常重要，一個國家要有好的媒體，對國家、對人民、對整個民主運作，都非常重要。

我會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我在中央社做幾年之後，適逢網路興起，同世代很多記者都離開了媒體圈。那個時候我也思考去留，後來我決定留在媒體圈，開始當起了自由記者。

那時候，即時新聞的問題已經出來了，我也常在想，應該要怎樣掙脫這個牢籠？我開始寫深度的、系列的報導，然後自己發展題目來寫作，而後找媒體投稿，一次寫上千字至三萬字。過程中，我慢慢培養出興趣，再慢慢去累積文字。在一個議題中，十萬字裡頭大概有三、四萬字最後可以被出版。

當時，寫一本書的動機非常簡單：為我們記者這個行業掙一口氣。

我在德國看到的非虛構寫作的寫手，不只學者，有很多都是記者。記者在這些國家這麼有影響力，但為什麼台灣的記者無法受到尊重呢？我們知道有「端傳媒」、有「中央社」，可是我們不知道《聯合報》的總編輯是誰，他們也不太跟社會互動，這跟我在西方社會看到的情況不一樣。

譬如《紐約時報》，我會記得哪幾個文章一定要看，因為好媒體是一定有幾個有名的記者，這些記者都是著作等身的，他們寫了很多書。我有一點想要模仿他們的味道，想試試看，我也希望台灣有更多記者投入非虛構寫作。

記者在通訊社裡寫作，或即時新聞的寫作，我們的訓練是用兩、三百字要讓讀者在5秒鐘、10秒鐘內就要吸收，很快就可以移到下一則新聞。記者必須確定讀者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夠掌握到新聞的精華，這是我們平常的訓練。

沒錯，我們一天到晚到前線去，然後寫出幾百字，可是我們明明看到了很多東西，聞到現場的氣味、看到那裡的顏色，這些東西我們明明也看到了。於是，開始寫作時，我試著不只去記錄那5個W的事情，不只是將採訪忠實記錄下來，而是記錄現場的那個感覺。將這個事件跟當時的時事關係，寫到筆記本中，也加入自己的心得，這些東西就是血和肉，再慢慢把三、五百字擴大到一千字、五千字到最後上萬字的文章。

有一個東西是我沒學過的，就是怎麼樣去組織一個故事？一個好讀的故事，那是有方法的，可以去跟編劇學，可以去跟小說家學，這幾乎是一門學問。在德國有一套自己的傳統，許多其他地方也有。

我可以理解阿潑說的，我們做記者做久了，會覺得很無力，開始質疑新聞書寫的意義到底為何？今天的題目叫「非虛構寫作如何回應當代議題」，可是我們所寫的東西，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真的發揮不到什麼效用，但這些東西會在後來寫書的過程中慢慢累積。剛好市面上現在有不少給記者看的書，有意投入非虛構的寫作者，不妨也可找來讀一讀。●

看不過癮嗎？作家阿潑專訪，下週即將刊登，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