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輝領我們走上樓梯，前往他位在頂層的住處。那是棟老舊的香港唐樓（類似台灣公寓，沒有電梯，五層樓以下）出乎意料的，二樓便是點著紅燈，香港俗稱「一樓一鳳」的性服務單位。走在前頭的周耀輝並沒有要遮掩，或對我們解釋什麼的意思，極其自然地繼續往上走。

才剛進門，他便轉身誠懇笑著小小聲說：「採訪想怎麼拍照，需要我穿什麼衣服，都可以告訴我，完全配合你們。」沒有叮嚀、囑咐，注意事項，也沒有任何架子。他身高超過180公分，相當瘦，說話時習慣稍微彎腰與人親近，像根受風的竹竿。

周耀輝1961年出生，是著名作詞人，與林夕、黃偉文並稱為「香港三大詞人」。多首膾炙人口的流行歌，包括達明一派〈天問〉、莫文蔚〈開水與白麵包〉、田馥甄〈渺小〉、李榮浩〈模特〉……皆出自他手。從1989年為達明一派所寫處女作〈愛在瘟疫蔓延時〉開始，多年合作下來，周耀輝亦被視為達明一派與黃耀明的御用作詞人。除了寫詞，周耀輝亦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開授「性別研究」、「歌詞創作」等課。

香港詞評人梁偉詩曾這樣形容：「林夕多情，黃偉文摩登，周耀輝另類。」在以情歌為主的華語流行樂市場，周耀輝大膽將政治、性別，及情慾……等多元議題填進樂曲中，加上華麗跳躍的意象，成為他極為獨特的風格。

但面前靦腆笑著的周耀輝，實在很難讓人與「另類」聯想在一塊。今年56歲的他有張娃娃臉，看起來不過40出頭歲。打扮斯文，講起話來斟酌緩慢，就像彬彬有禮的書生。

周耀輝說自己從小是個乖孩子：「我從小就知道我媽是辛苦的，而且很早就知道她期望都放在我身上。」

周耀輝出身單親，父親在他兩歲時便離開在加拿大另組家庭，重擔落在母親身上。當時周耀輝和母親與姊姊住在公共房屋裡，共有8層樓，一樓80戶。對於貧窮，周耀輝最初印象是「等郵差」。

缺席的父親每兩個月會從國外寄金額永遠不夠的匯票來。當時郵政系統落後，也不知是寄丟，或對方忘記，郵件常無法準時送達。「大概到這時候我媽媽就很緊張，她不敢自己看，就叫我看郵差到了沒有。」小時候周耀輝在門外等著，看郵差從八樓開始，一戶戶往下送，等經過了他們居住的六樓門前而沒停下，就得將這天的壞消息帶給媽媽。

也許是這樣的缺乏，造就了周耀輝對「不同」的敏感。當時公共住宅人口複雜，一層80戶人共用一間澡堂。除了熱門時間，大人總威脅小孩別去，因為裡頭常有吸毒的人在暗處解癮。有天周耀輝趁下午沒人獨自去澡堂，隔壁正好就躲了吸毒者。才剛要洗，衣服不小心落到隔壁，接著只見一隻手無聲將衣服遞回來。「在這樣的社區，會有很多機會接觸人的不同面貌。我從小就覺得，一個人在不同情況下，可能就成了不一樣的另一個人。」周耀輝說。

對「不同」的觀察視野，正是周耀輝創作上最大的武器。他歌詞裡出現過愛滋議題，亦描繪過同志與跨性別族群，有著華語流行樂少見的人文關懷。但在武器鍊成前，人還得先經過一番火燒錘打。

相較於一般男生，年輕的周耀輝氣質陰柔，在學校常被同學取笑、排擠。「香港人說是比較女人型，就是娘娘腔。當時有個同學，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怪不得你是這樣娘娘腔的，原來你沒有爸爸。」講到這裡周耀輝紅了眼眶。

一直到大學前，周耀輝皆困惑著自己自己舉止為何無法像個正常男人。為了解決這份困惑，尋求同儕溫暖，上大學後周耀輝加入教會，成了基督徒。當時香港有個基督教青年服務機構，名為「突破」，周耀輝在裡頭認識了許多不一樣的人，包括黃耀明，以及作詞人潘源良。

「他們（基督徒）很容易讓你覺得有溫暖的感覺，雖然後來我的了解又不一樣，所以離開了。但在這樣的層面上，他們很容易跟你接觸，讓你有溫暖的感覺。」周耀輝說：「突破的一群人，他們都很不一樣，特別有創意，想東西很快。跟他們一起，開始覺得原來不一樣也很好啊。」

畢業後周耀輝進入政府機構，成了撰寫新聞稿的「新聞官」。在殖民教育底下，周耀輝說自己中文其實不好。大學學的是英文與比較文學的他，此時開始大量惡補台灣小說，包括白先勇、陳映真……等大師，皆在閱讀名單內。

1988年，為了證明自己中文程度，周耀輝動起了創作念頭。「當時的流行音樂，不是不好，但是很一樣，特別是對於愛情、性別的一些觀念，非常主流。我不一定寫得比他們好，但我會寫些不一樣的。」於是周耀輝向當時已組成「達明一派」的黃耀明毛遂自薦填詞，作品首次出現在專輯《意難平》中。「我常跟我的學生說，要是你覺得自己中文不好，或你不是中文本科生，沒關係，我也是。我什麼都不懂，不懂樂理，不懂樂器，小時候歌聽的也不比別人多，但是，也可以的。」

89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周耀輝在震撼下辭去政府工作，拒絕為任何一個政權工作。後來他寫下歌詞〈天問〉，描寫的便是六四事件。

辭去政府差事後，周耀輝為了生計兼差做過許多份工作，漸漸地對忙碌的生活感到疲倦；加上當年港人在97回歸前，或多或少都想過移民。在這樣的氛圍下，加上當時周耀輝與一位荷蘭人談了戀愛，1992年，他毅然決然離開了香港飛到荷蘭，一去便是20年。

這20年間，周耀輝在荷蘭找了工作，也繼續寫歌詞；他戀愛後失戀，本來想過回香港，卻又再愛上了人，便留下。讀了碩士，又繼續攻讀博士。這20年的生活像明礬，讓水中的雜質沉澱下來。「其實離開就有這樣的一個力量。當你離開了你本來的世界，去另外一個世界，你會覺得，本來世界的沒有這麼重要。所謂的不一樣，也可以是屬於你自己的。」周耀輝說。

周耀輝寫歌詞，也寫小說、散文。但他著作目前在台灣只出版一本《假如我們甚麼都不怕》。裡頭以英文字母開頭，書寫了多種虛構的恐懼症，成為一篇篇寓言故事。我問他，那麼當時離開香港的你，覺得香港人得了什麼恐懼症？周耀輝想也不想便說：「政治的恐怖有，就是回歸後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自由會不會受限制？另外就是經濟上的害怕，害怕沒錢。香港人特別嚴重，我沒有責怪的意思。香港人其實直到現在，一直都生存在在經濟跟政治的恐懼中。」　

博士畢業後，周耀輝決定留在校園工作。他說既然要教書，他要回來教香港學生。「我第一份合約在是20個月，想說離開20年之後回來20個月也很好了。然後到差不多要談續約的時候，我就捨不得了，到現在是第六年。我是每一年去看我自己想怎麼樣。」周耀輝笑著說。「因為對香港的生活不習慣，我才離開香港，這些都沒有真的改變過，甚至有可能是更差。現在回來，很多荷蘭的生活方式，我還是想享受。慢慢發現一個世界不能滿足我，必須要來來去去。如果現在說我得在阿姆斯特丹生活，我覺得我也不行。」他習慣於穿梭不同世界中，以此找到最適合的觀察點。這也體現在他的創作之中，除了歌詞，這些年周耀輝亦跨足劇場、視覺，與藝術家合作，嘗試多種不同形式藝術創作。

20年後的香港，最讓周耀輝眷戀的，也許便是他的學生。採訪結束後，晚間八點，一群畢了業的學生莫約十多位，買了食物擠進周耀輝家裡。其中有劇場人，有記者，也有老師，都是新一代的香港文化菁英。他們不稱呼周耀輝「老師」、「教授」，反倒像朋友般親暱地以粵語喊「耀輝」。

「當我邀請他們用耀輝叫我的時候，其實我就是願意比較像朋友的方法，去跟他們一起。」他說。談起學生，周耀輝總是一臉不捨。香港人也怕「輸在起跑點上」，有次周耀輝與學生聊天，一位學生感慨說：「什麼起跑點，這已經是我的終點。」周耀輝講完後頓了頓，緩和情緒。這次採訪他紅了兩次眼眶，一次為他自己，一次為他學生。

「我大學畢業時，其實馬上就可以買房子，現在可以嗎？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沒讓香港變得更好，讓我們之後出生的年輕人有更多機會。」周耀輝說。「我會從我自己出發，希望學生們覺得還是有可能，還是有希望，還是要做自己喜歡的」

「在教書時，我不單是老師，我也是耀輝。我跟他們說很多我自己的事，基本上就是跟他們說，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你看，我還是過得挺好啊。」周耀輝說。

採訪尾聲，我問周耀輝，倘若要選一個，最怕自己得怎樣的恐懼症？「就是怕自己什麼都一樣。我們害怕的時候，就會按照一個安全的方法去做。我們變成機器，什麼都是一模一樣的，很可怕。」現在的周耀輝，這樣笑著對我說。●

文字：王志元
攝影：王志元
攝影助理：小子
協力：紅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