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年度翻譯書．非文學類評審報告

吳家恆（譯者、古典音樂台主持人）

2020-12-01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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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選評審，左起：馮勃翰、吳家恆、詹素娟、鄭力軒、林豐利

因為疫病的關係，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

這句話到了這一年的年底再說，已如老生常談，浮濫而無趣。因為疫病衝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行業，沒有受到影響的領域恐怕少之又少。處處都特殊，以至於特殊成了常態；如常不受影響之處，反而是異常。但如常與異常很難截然二分，即使在同一個產業內，影響與衝擊也不是均質地發生。

以出版而言，隨著疫情的發展，最容易、最直接受影響的是銷售端；但是在生產端，因為很多出版社的出版計畫在前一年就已經底定，除非是疫情衝擊到基本的運作能力，否則理論上就是按計畫出書，變化不一定很大。書照計畫出，至於賣不賣得掉，那要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才會知道。

Openbook的年度好書，對銷售有多大助益，也很難說，但至少讓一些書多個機會露臉，多一點人知道，或許就促成了人與書之間的緣分。沒有入選，也不代表書不好，其間的因素很多。僧多粥少，本來就不能周全，雖然評審的專業涵蓋了物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與出版業，力求組成平衡，若是換一組批評審，獲選的書單必然會有所不同。怎麼選都有遺珠，怎麼選都有遺憾。「年度中文創作」以及「年度翻譯書」兩個獎項中的非文學類書籍，從半年前就開始進行複選，到了決選階段，從39本翻譯書之中選出6本，從9本中文創作書籍選出3本。

這樣的畫分與比例，反映了產業的樣態，尤其中文創作的非文學類書籍，更反映了知識轉化的能力，反映了台灣的社會在過去一年中集體關注的焦點。

▇來自香港，時代群像

2019年，香港因「反送中」引起的動盪──香港人在抗爭的時間長度與強度、港府的因應、北京的態度以及世界各國的反應──受到舉世關注。台灣在「一個中國」的主張下，與香港的休戚與共之感漸增，這可以解釋在進入決選的9本書中，有3本的主題與香港2019年引起的抗爭有關：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的《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左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的《反抗的共同體：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左岸）與署名「傘下的人」的《我們的最後進化》（一人）。

這3本書聚焦雖同，但取徑各異。在方法論上，《為什麼要佔領街頭？》是最嚴謹周密的，但也因此跟一般讀者較有隔閡。相較之下，《我們的最後進化》是實際置身運動之中的十多位香港媒體人留下的見證與紀錄，鮮活而直接。這些文字有可能在動盪與迅速變化的局勢中沖刷掉，但因為集結成書而多了一點抵抗消磨的可能。《反抗的共同體》雖然也是隨著局勢發展所做的書寫，但因為作者是受過政治學訓練的香港學者，熟悉香港，下筆兼顧歷史縱深，有助於香港以外的讀者建立脈絡，這是獲選的主因。

▇從學術議題到大眾市場

另外兩本非文學的中文書，則是在評審相當一致的共識下出線。《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和《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兩書題材迥異：前者是把時間尺度拉到數百萬年、空間範圍擴及全球，以高山植物為線索，探查台灣這座島嶼與世界的連結；後者寫的是臺語電影在二戰後曾經有過的光輝歲月。

這兩本書至少有兩個共同點：它們都是春山出版所出版；它們都以學位論文為基礎，經過改寫、重塑，成為內容充實、具有高度可讀性的書籍。博碩士論文代表一個課題經過相當程度的處理，滿足一定的學術要求。至於能否發展成在大眾出版市場被接受的讀物，有賴於作者的意願與能力，以及能否與出版社通力合作。其間所耗費的時間、心力，作者與出版社所擔負的不確定性與風險都相當可觀。兩本題材不同的書出於同一家出版社，說明了出版社在非文學書籍的選題、企畫與編輯的能力。

徒有出版社做巧婦，那也是不夠的，還得有作者種田，才有米可以下鍋煮飯。台灣的非文學出版市場，從90年代以翻譯書風頭獨健，到今天已經有些非翻譯書籍在題材處理、書寫技巧上並不遜色。這次進入決選的《爆料商周：上古史超譯筆記》（遠足文化）一如書名，讀起來很能讓讀者對3000年前的商周感到有趣而親近。《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游擊文化）是在東海大學日文系任教的笹沼俊暁以中文寫作，觀察細膩，視角獨特。《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從副標就可知，作者蔡慶樺有意給台灣的社會提供「他山之石」。

▇回不去了，疫病前的世界

非文學中文書籍的出版往往需要慢慢醞釀，相較之下，翻譯書的出版可以很快，題材範圍更廣、也更多元。今年的疫病來得又急又快，國外出版界根本還來不及回應。今周刊或許出自新聞的嗅覺，在年中出版了《百年抗疫：1918後被流感改變的世界》，副標充滿了既視感，把1918改成2020，「流感」改成「covid-19」，就說出了很多人的感慨：世界不一樣了；經過這次疫情，很多事情可能都回不去了。「沒魚蝦也好」，既然眼前沒有書談covid-19，那就談一談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也可應景。

既然是書寫疾病、醫療與社會，與《免疫解碼：免疫科學的最新發現，未來醫療的生死關鍵》（奇光出版）相比，顯然《免疫解碼》更豐富、更切合時代。

在決選書單上，值得一提的同領域書籍還有《變形記：一部醫學與人體變化的文化史》（木馬）、《亞斯伯格的孩子們：自閉症在納粹維也納的起源》（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雞冠天下：一部自然史，雞如何壯闊世界，和人類共創文明》（左岸）。《變形記》從醫療史觀照人體的變化，文學質地飽滿；《亞斯伯格的孩子們》揭露自閉症研究背後的暗黑歷史。這幾本書都有評審屬意並支持，但是未能達到絕對多數，只有《雞冠天下》是例外。這本書以雞這麼看似平凡無奇的家禽為主題，鋪陳雞對人類的重要性，敘事能力高超，讓讀者驚艷，難以釋手。

▇歷史書越來越厚，也考驗翻譯市場體質

歷史書在決選書單中也占了相當的「份量」：《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台大出版中心）、《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馬可孛羅）。此外還有《最後的十字軍東征：航海家達伽馬的史詩旅程》（馬可孛羅）、《黎凡特：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共存的實驗場，士麥拿、亞歷山卓及貝魯特諸城人文史》（馬可孛羅）、《紅心戀歌：20世紀兩場革命中的跨國愛情體驗》（遠流）、《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馬可孛羅）。最後獲選的是左岸出版的《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每本書的要旨其實不用多加解釋，副書名就已經說明清楚。這也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更多的關鍵字，方便上網搜尋，所以書名往往多達數十字。每本書的厚度也相當可觀，動輒四、五百頁，字數二、三十萬字。《真理的史詩》更是全套三巨冊，頁數破千。以如此篇幅來敘述一個主題，勢必鉅細靡遺，不僅是作者的挑戰，對讀者、譯者和出版社也是很大的考驗。

頁數少往往意味著成本較低、利潤空間較大、製作時間較短，出版社容易往「輕薄短小」的方向走。書薄，定價就比較低，也容易看完，對一般讀者的荷包與時間的負擔都比較小。歷史類書籍卻似乎背道而馳，甚至出版社會接到「書厚一點，讀者反而比較喜歡」的回饋。問題是，這樣的讀者有多少？能消化多大的出版量？多歧異細密的題材？

書厚，題目細，對譯者也是考驗，先備知識不夠，應付起來就很吃力，也容易犯錯。從這些書也可以看到，不少譯者是在相關領域念到研究所，甚至曾在國內外的博士班修業。這或許也反映了這些年台灣高等教育的旺盛，以及相關教學研究職位的稀缺，人才外溢到出版業，從事編輯或翻譯的工作。這固然有助於出版業品質的提升，但前提是要能養得活譯者。

▇政治因素可能影響簡體版譯文，購買前不可不慎

出版社解決翻譯需求還有一條路，就是買簡體版的譯稿。台灣出版業在1990年代，隨著解嚴而解除政治禁忌、媒體出版百花齊放，也曾有一陣時興從中國大陸購買譯稿。但是當時兩岸隔絕多年，語感相差大，加上大陸受過文革摧殘，人才斷層，堪用的譯稿不多，買來的譯稿還要投入編輯人力修潤校正，不見得省力省錢，過了幾年也就降溫了。但是這幾年中國大陸購買版權的力道加大，改革開放40年也累積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風水輪流轉，反倒是從中國購買譯稿、取得版權的情況日益增加。

而且一般來說，中國的歷史感較台灣濃厚，在政治的禁忌之下，出版以國外歷史為題材的書籍比較不會踩紅線。從中國歷史取材的書籍，則因時代、題材而會有深淺不一的政治意識形態。這都為台灣的出版社與讀者提供了多樣的選擇。兩個使用同樣語言的市場，經過數十年的接觸，自然會長出某種產業的供應鏈，台灣因為較少政治的干預，所以由供需來決定的成分也比較多。

台灣購買簡體版譯稿，可降低成本、縮短出書時間，勢所難免。但台灣的出版社是否有足夠的意識、準備了投入相應的編輯資源，來檢查購買的是不是「黑心譯稿」，這件事是要持續關注的。只要涉及敏感題材、違反國家政策的書籍，不可能在中國出版。而一本探討歐洲史的書籍，也可能碰觸到中國的出版禁忌以致相關內容被刪除、改寫。這種改動因為很細微，讀者不太可能發覺，就像「黑心食品」一樣，吃不出來異狀，但長期下來有損健康。

當然，留心黑心譯稿的範圍不會只限於中國，也不會只限於歷史類，只要是翻譯書，翻譯品質的維護與提升都需要時時注意、處處小心，需要出版社、譯者、審稿學者，乃至整個知識產業與社群來關注。不過，因為中國是譯稿的主要來源，而中國在一些領域的審查抓得很緊，需要特別留心。

▇數位科技對民主、城市、海洋的全面性影響

這種擔憂並非沒有根據。《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就是在探討中國如何利用科技強化威權統治。書名堪稱妙譯，「牆」既是那道看不見的數位藩籬，也與「強」同音，指涉了中國這個「強國」。中國利用矽谷研發出的科技成果強化維穩，對內監控言論、打壓異議，甚至滲透外國，危及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與立國價值。而這個問題，不只出現在中國政府。數位科技能讓「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對於商業、政府組織來說，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來掌握消費者／人民的行為。《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時報）與《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行人）都是在闡述這個主題。

人的行為被巨細靡遺地記錄下來，這些資料歸屬於誰？如何處理衍生的隱私權問題？這些資料如何被使用？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企圖讓現代讀者對這個切身議題／問題有一個全面的圖像，從早先面對數位時代的樂觀，到近來黑暗面的浮現。書雖然厚，但是流暢度夠，降低了閱讀障礙。但也可能是為了刺激讀者的警覺心，不免把資本主義寫得太邪惡了。這或許是一種「必要之惡」，以免等到「異見的自由」被剝奪，就難以回復了。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普遍造成各國政府擴權，人民的自由受到縮限，民主政治受到數位科技與疫情的夾擊，未來走向也受到關注。

當然，《異見的自由：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與言論自由的保障》（八旗）主旨並不在探討這個議題。作者安東尼．路易斯是已經過世的美國司法記者，這本書探討美國憲法，寫給美國讀者看。「言論自由」雖然被視為普世價值，中文版也安排了幾篇序，從回顧台灣言論自由發展的艱辛路，來建立與此書論述的關聯，但讀者若是欠缺對美國司法史的理解，恐怕會覺得這本小書並不容易消化。（或許就是因為篇幅太少，不像大部頭歷史書，可以讓沒有先備知識的讀者從無到有，建立對一個題目的認識。）

全球化、都市化與數位科技的進展，不僅改變了人的行為與社會的樣貌，對於自然環境也有重大而深遠的衝擊。從《達爾文進城來了：新物種誕生！都市叢林如何驅動演化？》（臉譜）和《罪行海洋：穿越地表最遼闊的犯罪地域，揭開海上千萬奴工的悲慘生活，普立茲獎記者橫渡五大洋、二十片海域的第一手紀實》（麥田）提供了兩個發人深省又驚心動魄的切片。

達爾文遠赴地球的另一端，得以建立演化論的論述，後世也因而認為，要到原始的環境中，才可以看到自然法則的運作。然而，隨著越來越多人移居城市，城市膨脹，提供的綠地、食物吸引了動物在此棲居。城市居，大不易，對動物來說也是如此，在城市人可以觀察到的範圍內，動物為了適應城市環境，居然也出現種種演化。

《罪行海洋》所描述的種種罪行，則是發生在大部分人肉眼看不到的海洋上。我們會在市場上看到海鮮清理乾淨、供應無虞，我們會覺得海鮮越來越貴，也從媒體得知，漁業資源正在枯竭，但是我們看不到、或許也不想看到這些魚是如何從海洋到餐桌的。《罪行海洋》揭開由此衍生的海上奴工、非法捕撈、人口販運、環境汙染，以及海盜掠劫、漂浮妓院等問題。

台灣以海洋國家自許，但大多數人的泳技不佳、沒有海上求生的能力，對海洋的認識也很粗淺。台灣的國際身分曖昧，有時可以遊走國際規範的灰色地帶，但台灣有超過1000公里的海岸線，台灣的漁船甚至也出現在《罪行海洋》中，顯然台灣無法自外於海洋議題，《罪行海洋》值得受到更多的注意。

這一年的Openbook非文學類決選書單，仍然反映了台灣出版界的活力、關注的事物，翻譯書與中文書水準整齊，可以看到譯者、作者與出版社的努力。評選只是一種權宜機制而已，最重要的是讀者在openbook的時候，也open了自己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