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用一篇短文介紹新加坡的英文詩是件很愉悅但又很困難的事，尤其作為在新加坡求學的異鄉人，提筆時更加覺得沉重。在這裡嘗試「簡介」新加坡詩人給台灣讀者，似乎一提筆便是失敗的。其實，不只是對於台灣，新加坡的英文寫作對於整個亞洲都是相對陌生的，甚至誇張一點來說，新加坡的英文詩歌對於大部分新加坡人，也是陌生的。這會讓人感到疑惑，甚至讓人感到些許傷感。

在我相識的很多新加坡年輕人中，除了活躍於文藝創作或者學術界的朋友，問及英文創作的詩人與作品時，很多人都答：「不太熟悉」。或者，有些會列出幾位在社交媒體上為社會議題發聲且比較激進的詩人，比如亞非言（Alfian Sa’at，1977-）和黃毅聖（Ng Yi Sheng，1980-）。

說感到些許傷感，是因為新加坡的英文文學創作在近幾十年來十分活躍，作者們辛勤地產出了大量精彩的小說、戲劇與詩歌。就今日的英文詩壇來講，主要用英文創作的新加坡詩人大概有六、七十位，他們的作品主要由本地的兩家出版社「Ethos Books」與「Math Paper Press」出版。出版的作品中，一類是詩人的個人作品集，另一類是集體性的詩歌選集。

新加坡作家、詩人黃毅聖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回顧本地英文詩歌的歷史：「很長一段時間裡，英文本身就是一個菁英語言，從1950到1980年代，很多詩人都是學院派，或者是深受學院派影響，比如詩人Edwin Thumboo（1933-）、葉昭雄（Arthur Yap，1943-2006）、李子平（Lee Tzu Pheng，1946-）等。他們的詩歌很多都與『國家』、『建國』議題有關。」以Edwin Thumboo為例，他以書寫多篇國家情懷主題的抒情詩歌聞名，詩集《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Ulysses by the Merlion，1979）在本地英文詩作中有一定的奠基性。

這樣的「學院派」創作傳統，被「九五代」改變了。黃毅聖說：「1995年新加坡文學獎授予給一個英國人，但他後來才成為新加坡公民。同一時期有很多本地詩人，比如梅健青（Boey Kim Cheng，1965-）、馮啟明（Alvin Pang，1972-）、Aaron Lee（1972-）、Yong Shu Hoong（1966-）等，與以前不同，他們更多是書寫個人經驗的詩歌。他們也開始舉辦讀詩會，創辦詩歌雜誌和詩歌選集等，嘗試走向一種新的詩歌風格。」

在這一代詩人中，梅健青的詩歌在新加坡文學界深受好評，學者與詩人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曾評道：他是「共和國1965年後最好的英文詩人。」因為梅健青在我校任職教課的緣故，他的詩歌也經常在學生中討論。他的詩歌溫情脈脈，在他的詩集《After the Fi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2006）中，探索個人情感、身分與家國、歷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從新加坡的「出走」至澳大利亞，給他的詩歌帶來一層更複雜的感情，很值得一讀。

說到近20年，黃毅聖提到：「在2003年，當Chris Mooney-Singh開始通過Word Ford這個平台組織詩會，口語化的語言開始在新加坡英文詩歌中出現。這一時期與他同時寫詩的人有Marc Nair（1981-）、Pooja Nansi（1981-）和Bani Haykal（1985-）。這讓新加坡的英文詩歌比以前更加流行。到了2014年，我們有了SingPoWriMo（新加坡詩歌創作月，Singapore Poetry Writing Month）。當年4月，很大一群作家在臉書上聚集寫詩，有很多年輕人參與。通過這個方式，我們有了很多在詩歌形式上的實驗，出了更多的詩歌選集。SingPoWriMo也演變成Sing Lit Station（新加坡文學站，Singpaore Literature Station）的基石。」

如今，Sing Lit Station在本地詩人小葉子（Joshua Ip，1982-）的帶領下，成為新加坡文學創作與交流的重要平台，積極舉辦各種文學活動。隨著這一系列活動的展開，新加坡的英文詩歌趨向更平易近人與多元化的發展。

撰寫這篇文章時，正值2020年新加坡年度文學獎揭曉。年輕詩人陳瑞琳（Marylyn Tan，1993-）的詩集《回望》（Gaze Back，2018）獲得2020年新加坡文學獎英文詩歌組優勝。這本大膽且形式新穎的詩集自2018年出版以來，便經常被身邊的朋友與媒體提起，而這一榮譽更是在新加坡英文詩歌創作歷史上寫下了非凡的一筆。

陳瑞琳在她的獲獎感言中，為「不僅是作為第一位女同志，更是第一位女詩人，獲得這一獎項而深感榮幸。」除了陳瑞琳，有趣的是，在訪問中被多次提到的詩人裡，有很多位頗受年輕人歡迎的詩人都是本地同志作家，比如黃益民（Cyril Wong，1977-）、黃毅聖與亞非言。

在與本地書店「城市書房」老闆的交流中，她也提到這幾位詩人的作品在書店較受歡迎。而黃益民、黃毅聖與亞非言，在新加坡英文文學史上的地位都不容小覷，他們不僅在詩歌創作上碩果累累，在小說與戲劇方面也產出頗多。同志詩人的作品不僅給新加坡文學界帶來更多元的聲音，他們的創作更是在新加坡不斷追求同志平權的社會運動的方式。就個人來講，亞非言的作品，比如他的詩集《隱形的手稿》（The Invisible Manuscript，2012），總給我帶來精神與語言上的震撼。

提及詩人黃益民，不得不提起一本詩集：《我是移工》（Me Migrant，2016）。這部詩集在近兩年的新加坡英文詩歌界與媒體界引起很大反響。這部詩集的作者是Md. Mukul Hossine（1989-），他是一位在新加坡做工的孟加拉國移工，熱愛文學與創作，在新加坡務工時，用孟加拉語寫下自己在新加坡的經歷與心境。

Mukul的詩歌先被譯成英文，再經過黃益民「創譯」（transcreate），最後由新加坡獨立出版社Ethos Books出版。近幾年在新加坡的移工創作與作品，也是在年輕人中比較流行的話題，除了黃益民與Mukul Hossine合作出版的兩本英文詩集以外，還有孟加拉國移工Md. Sharif Uddin的《陌生的自己：一個新加坡孟加拉人的日記》（Stranger to Myself: The Diary of a Bangladeshi in Singapore，2017），不僅贏得當地詩人的盛讚，2018年的新加坡圖書獎（非虛構類）也授予這部散文與詩歌的合集。

與台灣相似的是，近5年在新加坡的移工文學也發展迅速，在本地出版了一批由來自東南亞國家移工書寫的作品。這些詩集在新加坡出版，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然而在我看來，更值得我們的深思與反省的，是由本地菁英「創譯」移工作品的過程，以及其被「創造」的權利結構。

細看這些「創譯」過程，Md. Mukul Hossine與Md. Sharif Uddin這類移工作家面臨著多重困境。比如說，這一過程將移工作家逐漸「新自由主義化」，也就是說，他們作品的出版，在新加坡過度地被視為「成功型移工」的例子。作品出版後，進而以「移工文學」為標籤，成為眾多移工中的個人成功代表，隨之而來的是由政府、媒體、文學菁英開展的慶祝「個人成就」的一場場派對。然而，對他們文學作品本身的探討非常少見，他們作品中大量對移工群體在新加坡遭遇不公與虐待的吶喊，也被「慶祝成功的喜悅」集體消音。

更加弔詭的是，這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卻帶給移工作家更多的困擾。正如Md. Mukul Hossine在他的第二本詩集《勇敢人生》（Braving Life）序言中所寫：「我一直嘗試著用詞語——詩歌，來表達我的感情，而我卻因此受到了種種批評，但我的寫作總帶給我平靜。在這個異國他鄉，我已經丢掉了工作，也因為我對文學的激情被譏笑與責罵。」2017年，Md. Mukul Hossine因為無法得到工作准證，不得不離開新加坡回到孟加拉。

在我的訪問中，還有一些詩人被新加坡本地的朋友提及與推薦，在這裡也將他們列出來，請感興趣的朋友主動探索他們精彩的詩作。他們是：魏俐瑞（Gwee Li Sui）、Christine Chia、Tania de Rosario、Cheryl Julia Lee、Grace Chia、Hamid Roslan。本文提到的詩人僅僅是新加坡英文詩歌創作的一小部分，就算沒有在這裡提及，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與欣賞的英文詩作。

讀到這裡，台灣的朋友們，你認為「詩歌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件奢侈品」嗎？●

註：本文轉載自「速寫新加坡Sketching Singapore文學交流與書寫計畫」。標題中的「詩歌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件奢侈品」原文：Poetry is a luxury we cannot afford，出自1968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後的問答環節。感謝：Ng Yi Sheng、Diana Rahim、Zoea Tania、Nicolas Lua、Wu Weiwei，他們寶貴的意見對這篇文章幫助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