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李歐諾拉・卡靈頓】

特立獨行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李歐諾拉・卡靈頓（Leonora Carrington，1917-2011），創作能量豐沛，被譽為20世紀最怪誕、狂野、令人震驚的畫家之一。出生於英國的卡靈頓，從小表現出對繪畫的興趣，1937年她移居巴黎參加展覽，與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達利、杜象、布勒東和畢卡索等人進行互動。二戰時，卡靈頓輾轉逃離歐洲，爾後定居在墨西哥。卡靈頓的作品帶有濃厚的墨西哥民間傳說和神祕主義色彩，她也是一名雕塑家及小說家，1970年代墨西哥婦女解放運動的創始成員。

卡靈頓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墨西哥度過，喜愛為孩子們編故事和畫圖。卡靈頓的兒子記得她會坐在房間裡，一邊為他們講述奇妙有趣的故事，一邊在牆上描繪奇異生物、高聳山脈和兇猛植物。後來，這些奇蹟般的靈感都被保存在她的著作《夢之乳》（The Milk of Dreams）。這本超現實主義藝術風格的童書，開啟了無數兒童和成人的想像。2022年，威尼斯國際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以「夢之乳」為主題，廣邀女性藝術家參與，策展人塞西莉亞・阿萊馬尼（Cecilia Alemani）提及，「《夢之乳》描繪了魔幻的世界，透過想像的稜鏡，讓人不斷看見生命的可能。」

童年時期，卡靈頓的愛爾蘭保姆為她講述許多奇異童話、生物故事和凱爾特（Celtic）民間傳說。後來，她以活躍的想像力創作出自己的故事，與孩子們口頭分享，將故事記錄在她的繪畫、雕塑和寫作當中。藝術和文學是卡靈頓的熱情所在，《夢的故事：李歐諾拉・卡靈頓兒童文學》（Historias de ensueño: Leonora Carrington para niños）彙集8則詭異有趣的故事，透過故事，卡靈頓賦予人物和生物各式各樣奇特的生命，書中從最滑稽、歡樂，到最可怕、恐怖的故事都有：一具會刷牙、會看報紙、愛開玩笑的骷髏；一個有翅膀的美麗女人，她喝鮮血；一大群由奇怪夫婦餵養的肉食性兔子；具有人體手術經驗的大鼠；神祕客組成的化裝舞會，位於大道中央的一座小島，白天和晚上都有嘈雜的車輛經過。

會刷牙、會看報紙、愛開玩笑的骷髏（圖片擷取自墨西哥圖書館總局）

肉食性兔子（圖片擷取自墨西哥圖書館總局）

有手術經驗的大鼠（圖片擷取自墨西哥圖書館總局）

《夢的故事》被墨西哥5到12歲的兒童以新鮮、原創的方式閱讀且再現，兒童透過繪畫比賽與藝術家分享他們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2002年，墨西哥文化部圖書館總局籌辦全國兒童閱讀繪畫比賽，以娛樂又趣味的方式讓兒童接近安徒生、奧斯卡・王爾德、路易斯・卡洛爾、馬克吐溫和塞萬提斯等作家的經典著作。2017年，為紀念卡靈頓冥誕一百週年，圖書館總局與李歐諾拉．卡靈頓基金會合作，向全國孩童徵件3,231幅畫，其中115幅精選自墨國24個城市，典藏於兒童圖書館，書籍出版後更納入墨國7,400多個公立圖書館典藏。卡靈頓之子加布里埃爾．韋茲（Gabriel Weisz）說，「卡靈頓的故事是導航我們內心領域的想像地圖，與我們的內心世界相連，是我們極少探索的區域。」還有什麼比讀者手裡的書有更好的機會探索卡靈頓的創意宇宙呢？

在〈骷髏的假期〉這則故事裡，卡靈頓以幽默生動的文筆創造出我們意想不到的骷髏面貌：

骷髏高興得像瘋子一樣，終於脫掉了束縛他的緊身衣。不用靠肉體走路讓他感到無比解放。蚊子不再叮咬他。他不必去理髮。他不餓也不渴，不冷也不熱。

骷髏的住處有個古老的床頭板和現代腳踏板，天花板是天空，地板是大地，它被漆成白色，裝飾著雪球，雪球裡有一顆心臟在跳動。骷髏看起來就像一座透明的紀念碑，他沒有眼睛，帶著愉快而隱形的微笑，像恆星般看著我們，四周被無窮的寂靜所環繞。

骷髏不喜歡災難，但為了表明生命有其危險的時刻，他在美麗的公寓中央放置巨大的頂針，他時不時會坐在頂針上，就像個真正的哲學家。有時，他會隨著聖桑《死亡之舞》（Danza macabra de Saint-Saëns）的曲調跳上幾步。他表現得如此優雅、純真，就像古代浪漫墓地的夜間舞蹈，沒有人會覺得他不討人喜歡。

骷髏滿意的凝視銀河系，也就是圍繞著我們星球的那群骨頭。無數的小骷髏在那邊閃爍著，閃耀著，他們舞動、跳躍、翻筋斗，履行自己的職責。

每天早上醒來，骷髏都像刮鬍刀片一樣乾淨。他以草藥裝飾他的骨頭，用祖先的骨髓刷牙，並將指甲塗上法特瑪紅（鮮豔的紅色）。晚上的雞尾酒時間，他會去街角的咖啡館讀《死靈法師日記》（Diario del Nigromante），這是傑出的屍體最喜愛的報紙。他經常從惡作劇中獲得樂趣。

《夢的故事》書籍封面由10歲墨西哥兒童 María José Martínez Lavín Gallo 繪圖，魔幻神祕，展現出孩童幽默、豐沛、渾然天成的想像力。非營利用途的全書電子檔，可在墨西哥圖書館總局的兒童藏書網站下載閱讀。

【出版新訊】

為什麼我們說「安息吧」，而不是「休息一下」？
   
近期出版的西班牙童書《這就是死亡嗎？》（¿ASÍ ES LA MUERTE?／英文版：Dying to Ask預計9月下旬出版），以詼諧、幽默的方式回答孩子們迫不及待想知道的「死亡大哉問」。本書概念緣起於國際研討會系列工作坊，邀請5到15歲的兒童與青少年提出關於死亡的任何問題，從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芬蘭和法國等地，共搜羅了1000多個死亡問題，根據男孩和女孩們的真實提問，彙集成38篇對該議題的多樣化討論：
 
我會死嗎？死後皮膚會變成怎樣？我們死後會去哪裡？死亡時，思考也會停止嗎？爸媽過世後，誰來照顧孩子呢？怎樣才能知道過世的阿公阿媽還有沒有感覺？為什麼有的人會自殺？如果我愛的人過世了，我會悲傷多久？死掉是運氣不好嗎？為什麼不允許孩子看見死者呢？談論死亡時，為什麼人們會感到不舒服？如果我死掉了，誰會得到我的遊戲機？當我睡著了，我怎麼知道我沒有死？如果我們都會死，生命還有什麼意義？未來會發明特別的機器讓人死而復生嗎？有沒有人可以請教一下，拜託，我可不想死？為何人們說「安息吧」而不是「休息一下」？
  
本書由兩位鑽研兒童文學及兒童哲學的西班牙作者撰文，共同回答孩子們深感好奇的問題，她們是心理學哲學碩士艾倫・杜西（Ellen Duthie）、社會及文化人類學博士安娜・胡安・坎塔維拉（Anna Juan Cantavella）。負責繪圖的是2023年義大利波隆那國際插畫大獎得主安德烈．安提諾利（Andrea Antinori），他以童趣的思維和圖像語言，創造出另類的閱讀樂趣。全書最後還邀請生物學家及心理學家，進行科學專業的審定。
  
這是一本溫柔、不帶偏見、嚴謹又異常歡樂的哲思童書，陪伴孩子們探索死亡的謎團、打破死亡禁忌。書中提供了幽默、新穎又自然的方式談論死亡，勾引出孩子們對死亡的好奇心和想像力，以神祕、輕鬆且開放的健康心態，喚醒人們對生命的尊重和熱情，深入思考死亡的意義。
 
「為什麼認為死亡會奪走生命的意義呢？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終將死去，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問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事情是否重要。因知道生命短暫有限，我們可以將生命視為一種挑戰：我們在地球上短暫的時間內，能否賦予生命意義？」
  
死亡並不會奪走生命的意義，或許，就如同書中吸血鬼吐露的心情，「如果我永遠不會死，我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多年前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閱讀到史畢勒斯（Hortense Spillers）討論非裔美國家庭制度如何遭受奴隸制度扭曲破壞的經典論文，深受啟發，在論文草稿中即就非裔家庭經常出現勞苦的母親與不負責任的父親大書特書。

然而當時擔任論文口試委員的非裔學者馬凱（Nellie Y. McKay）對於史畢勒斯的論點非常反感，認為她過度誇大歷史因素對於族裔成長的影響，強調非裔子民應當為自己的命運負責，而非怨天尤人。

或許除了理念不合，馬凱老師早就預見史畢勒斯的論文可能引發日後的非裔悲觀論（Afro-pessimism）。當時筆者刪除了這段自以為頗有見地的論證，也並未留下底稿，心中卻始終感到遺憾。

這個缺憾，在閱讀沃德（Jesmyn Ward）的回憶錄《我們收割的男人》時再度浮現。閱讀沃德家族代代破碎的家庭故事時，筆者不禁想到，若馬凱老師仍然健在，對於這本回憶錄又當如何反應？

➤非裔美國人的兩極

沃德甫屆不惑之年，卻已經獲得兩次美國國家圖書獎，在大學英文系擔任講座教授，聲譽可謂如日中天。她成功突破非裔底層勞工階級的出身限制，似乎印證了吾師自立自強的論點。然而，她的書寫主題始終環繞著非裔社群受制於美國社會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制度，沉淪不振，女性多半被迫早熟，做牛做馬維持家庭，男性則往往惶惶終日，四處遊蕩，最後死於非命。

在思考造成父母家庭為何「父親缺席」時，除了非裔社群「特屬……的貧窮」以外，沃德也提及「早期奴隸制度的枷鎖」如何拆散非裔美國家庭，致使黑人男性「扛不起丈夫與父親的角色」。這樣無奈又悲哀的觀察，似乎又呼應了史畢勒斯的歷史決定論。

簡言之，沃德個人的成就，與作品中家庭的缺憾與非裔男女深陷命運泥沼的無奈，形成極端對照，具體展現非裔美國論述兩種相左的看法，以及非裔社群中不成功便成仁的兩極化命運。

整體而言，《我們收割的男人》的基調偏向歷史決定未來的非裔悲觀論述。書名即來自歷史典故，引用自塔布曼（Harriet Tubman）的名言。這位19世紀非裔女性鬥士，在成功逃離奴主之後，多次潛回南方，解救仍然深陷水火之中的同胞，成為引導黑奴逃亡北方的「地下鐵道」（underground railroad）最著名的嚮導。

塔布曼在南北戰爭時期亦自願於前線為北軍服務，1863年7月18日目睹非裔士兵組成的第54麻州志願軍步兵團於南卡羅來納州浴血奮戰，有感於非裔士兵屍橫遍野的慘狀，旋即以極為詩意的語言發抒哀思。

回憶錄書首的第一段引言，完整地記錄塔布曼的哀悼。這位第一代非裔美國民權運動先驅，以閃電及雷聲比喻槍砲，以雨珠描寫血滴，最後以收割的驚人意象形容槍林彈雨之下非裔男性慘烈的犧牲。她的戰爭見證書寫，結合了自己熟識的自然現象，與慘絕人寰的人為戰爭，透過跳躍性的比喻方式，彰顯戰爭暴力的「不自然」／不人道。

沃德以古喻今，借用塔布曼哀悼非裔忠烈之語，追念身邊早逝的5位非裔男性親友。除了以戰爭的暴力指涉現今社會種族歧視的暴力與殺傷力，也道出當前南方非裔男性的絕望。

➤無盡的苦難與包袱

如果說南北戰爭中非裔士兵是為了廢止奴隸制度的理念而犧牲，沃德的兄弟們則是因為吸毒、槍殺、自殺、車禍而夭折，來不及進入青壯之年，其死亡毫無價值可言。更何況若非沃德勉力完成回憶錄，他們的生命極其可能有如一閃而過的流星，絲毫不留下痕跡。

回憶錄中5位殞命的非裔男性以顛倒時間順序的方式出現，從2004年逆時性地呈現5位男性親友的死亡，最後以弟弟在2000年遭酒駕白人衝撞慘死終結。而沃德個人的成長片段，則按照年代順時性地穿插於5則死亡故事之中。

沃德在訪談時提及，這樣的安排是按照回憶在她腦海中出現的順序。這樣的說法顯然浪漫化了創作過程。眾所周知，人類的回憶機制極為複雜，不會全然順時或逆時浮現。這本回憶錄的呈現方式自然是經過精心安排，而複雜的書寫策略也反映出作者的心理狀態。

從象徵的意義而言，弟弟的喪生對於沃德造成的衝擊過於巨大，因此即使在文本空間也想儘量延遲面對他的死亡。同時，敘事上的延宕顯示沃德對於至親骨肉的不捨，試圖為其在敘事空間爭取更多存活的時間。

沃德選擇呈現這5個年輕生命暴力夭折的方式，顯示她書寫的動機是為了創作集體性的回憶錄，不僅有其個人的成長經歷，也包括家庭歷史，乃至於密西西比州、或是美國南方非裔社群的故事。因此每一描述個人成長故事的章節標題皆包括「我們」，藉由集體性書寫強調在此社群中不論男女，皆深受惡劣環境與歷史情境的制約。

她甚至訴諸社會學的方式，引用黑人健康的研究數據，證明「種族歧視、貧窮與暴力，是導致黑人男性罹患憂鬱症的主因」，更以母親的生平說明「貧窮南方黑人女性情境所要求的無盡犧牲」。

而沃德自身也幾乎陷入這「無盡犧牲」的僵局之中。身為長女的長女，她自小就肩負原生家庭無止無盡的責任，甚至因為父親遺棄家庭而自責，視自己的女兒身為原罪。她在回憶錄的中心暴露難以抑制的自我厭斥：「我看自己，看到自己具現了周遭世界鄙視的一切：毫無魅力的貧窮黑女。她的價值不被家人重視，只是二十四小時的勞動馬。社會也低估她的勞動與美。」

在青少女時代，她的自我認同就在階級與性別主義的雙重作用下遭到扭曲，自尊心消磨殆盡。甚至在險遭性侵時，她不怨恨加害者，反而覺得是自己「活該」。或許，回憶錄所哀悼的對象除了早逝的非裔男性之外，還有她夭折的童年與自尊。

跳脫個人心理的層面，沃德對自己的鄙視顯然也具有集體性，代表自奴隸時期以來，無數世代非裔女性的自我輕賤及社會歧視。她們就是非裔女性書寫的先驅賀絲頓（Zora Neale Hurston）所謂的「全天下人的騾子」（“the mule uh de world”），承載著各種難以負荷的包袱。

➤扭轉的希望尚存

若是沃德一味描寫非裔女性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則《我們收割的男人》傳達的只有非裔悲觀論點。但是她在回憶錄中不只描述底層社會非裔女性舉步維艱，也試圖展現她們驚人的韌性。

為了女兒的未來，母親以近乎長工制度的方式在富人家庭幫傭，換取沃德進入貴族學校的特權。成年後的她終於修正對於母親的刻板印象，意識到貧窮的南方黑人女性不止是繼承了「沒人愛、被拋棄與被迫害」的負面「遺產」，更能夠反轉逆境而「發揮最大天賦」，並以身作則，教導女兒如何「正視傷逝的歷史，以及注定要失去更多的未來」，並且「寫下縈繞不能忘的事」。

由此看來，終生作為底層勞動階級、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母親，才是沃德書寫的啟蒙老師。

沃德自己的成長故事跌宕起伏，充滿創傷經驗。即使透過母親的犧牲得以進入私校，但是身為白人學校中唯一的非裔，與豪門子弟一起接受教育，她時時刻刻感受到自己的「她者」身分。卡在種族與階級的鴻溝之中，不僅屢經霸凌，即使在名校取得高等學位，也無法在家鄉找到工作，不幸養成酗酒惡習。所幸沃德有母親作為榜樣，方能扭轉逆勢，藉由書寫的力量走向人生的巔峰。

《我們收割的男人》雖是十餘年前之作，記錄的是20世紀下旬至新世紀初年的回憶，然而在此當下閱讀沃德的回憶錄，具有特別的意義。

此時此刻美國總統大選正由兩個耄耋白人男性的競賽，轉變成白人男性與非裔女性候選人的對峙，種族議題的張力不言而喻。當富二代的川普在非裔記者協會的場域，一方面粗魯地訓斥訪談他的非裔女記者沒有家教，更習慣性使用種族化的語言批評亞非混血賀錦麗是「突然變成非裔」時，沃德回憶錄中觸目驚心的場景，即以超寫實的方式具體展現在讀者面前。

川普就像是那個在船上高舉南方邦聯旗的白人，或是那個在岸上擺出X回應之人，以三K黨的道具與手勢，恣意表達種族歧視的「密碼語言」，讓非裔男女感覺自己的生命「一文不值」。川普粗暴卻無比誠實的言語，直接暴露「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背後的白人至上主義。可見這場選戰不僅是黑白男女候選人的對決，更是考驗美國民主價值的試金石。

無論選戰結果如何，種族的議題在美國社會永遠不會消失，這是《我們收割的男人》用刻骨銘心的生命經驗所見證的事實與史實。正因為是切身之痛，所以沃德毫不掩飾自身的情感起伏波動，也造成強烈的感染力，極容易牽動讀者的情緒，甚至產生非裔悲觀主義的錯覺。

歸根結底，沃德的自傳性書寫仍屬正向，不但重新審思自己成長的創傷，為可能遭到歷史淹沒或遺忘的逝者發聲，更以書寫的力量，讓早夭者在文本的世界復活，與摯愛的家人親友共同組合非裔美國社群集體的生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