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隨身聽S10EP1》譯者羅漪文/意在言外或人命關天的翻譯ft. 越南現代小說選、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

翻譯的種類相當多,除了有口譯和筆譯的區別,更有場合與類型的不同。越南語譯者羅漪文,是司法通譯也是文學翻譯,她生於越南,移民台灣後,讀了中文系,更成為中文博士,精通中文與越南兩種語言。近年,她出版了《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也編選翻譯了《越南現代小說選》。這兩種翻譯天差地遠,Openbook閱讀誌特別邀請羅漪文聊聊她的翻譯工作,也分享越南文學作品與精緻文化的精采,節目精彩,請別錯過。

【精華摘要】

➤無法拍成紀錄片,轉而寫下《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

羅漪文:畢業後,跟紀錄片製片游惠真工作,她鼓勵我找題材,由於越南移民背景,她認為我可以找到有趣的題材。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對移民工的想像是偏悲情的,社會普遍認為她們很文弱,可是實際接觸這些姐姐妹妹,我覺得她們都很健康活潑。

後來,有位姐妹告訴我她在警察局當翻譯,我才知道臺灣其實滿需要「司法通譯」。我輾轉找到司法通譯協會,為了拍紀錄片,問他們能否做觀察與田野調查,協會創辦人建議我,乾脆報名把整套課程上完。因為不是每位會講雙語的人都可以當司法通譯,要上法律課、考試與認證。

主持人:兩個語言都能夠熟練,條件滿高的。

羅漪文:對,不只母語要好,中文也要好,而且法律中文跟普通中文不太一樣。

主持人:所以你從攝影機後面,跑到前面去了嗎?

羅漪文:因為偵查不公開,沒辦法扛攝影機側拍,當時的我老闆問我要不要寫劇情片,若是這樣,我自己得當通譯,才能做更徹底的田野調查。

➤接到電話後,半小時內出現

羅漪文: 經常每次看新聞,媒體在處理執法人員跟勞工之間很激烈的畫面,比如指責移工或指責執法人員,可是,我在中間,覺得不應該用對立的方式處理。悲劇已經發生了,如何緩和這些悲劇呢?這是我非常感歎的。

很多執法人員做筆錄時,他也知道當事人很辛苦地討生活,可是法規就是要逮捕或驅逐出境,執法人員也會難過啊,只是礙於保護他們的專業性,我沒有把很個人的情緒寫出來。希望未來法規能好好調整,讓喜歡來台灣工作的人,可以安心地工作,不要有太多極端情況發生。

主持人:我相信這本書寫出來,會讓很多人瞭解這些狀況,請漪文聊聊你實際執行的情況,比如你接到一通電話說:「羅老師,我們需要你......」

羅漪文:你可以半小時內出現......

主持人:那你不是要隨時待命?

羅漪文:通譯不是一個專職的工作,所以也不用隨時待命,它只能是兼任工作,誰有空誰去,其他通譯也有自己的專職。案件也不是隨時發生,也有時候會突然間要很多通譯在場。所以我們不會空著時間等電話啊。

電話打來通常很急,有時候是半小時,頂多是一小時等你,「老師一小時內來」,或者是他們說「老師我現在要出發,等一下我們會逮到人,你準備一下,然後馬上到」,因為現行案件,要在24小時內完結移送......

➤越南有豐富的精緻文化

羅漪文:越南一直對臺灣很好奇,畢竟兩國人民有很多婚姻關係,尤其近年臺灣因為半導體供應鏈轉移,一部分到越南,所以越南對臺灣更加好奇,積極想瞭解臺灣,加上文化部有經典外譯計畫,像作家吳明益的小說已經翻譯成越南文,臺灣文學史也有翻成越南語。

可是相對來說,越南文學作品或越南文史著作的翻譯,在臺灣幾乎是很少的。臺灣比較常見比如越裔美籍阮越清《同情者》、《流亡者》,或者越裔法籍導演陳英雄的電影《火上鍋》,這些對我來說比較像北美文學,而非越南作品。

臺灣必須透過歐美認證後,才願意引進越南創作者的作品。能從越南本土直接引進作品確實非常少見,除了一些影展會有個別一兩部越南電影,正式院線也很少看到。

➤《越南現代小說選》6則短篇小說,包含不同歷史階段、性別與議題

羅漪文:我一直想在臺灣推薦越南的精緻文化,比如音樂或文學,我純粹站在臺灣的角度,希望臺灣更多元,也不要刻板印象,覺得外籍勞工的家鄉都很落後或是貧困,是文化沙漠。

越南是很奇特的國度,文化非常細膩,很多歷史糾結。當然臺灣文學讀者本來就少,很幸運的是,春山出版社剛出版(2024年4月)《越南現代小說選》,由我翻譯。

主持人:小說也是你選的嗎?

羅漪文:是的。

主持人:你用什麼樣的標準,或者你想呈現怎樣的越南當代文學?

羅漪文:越南近現代的歷史非常有趣,它受到太多外國勢力影響,如法國、中國、俄羅斯、蘇聯和日本,使越南文化非常雜揉、糾結,我想要讓臺灣讀者知道越南人近現代的心靈變化。

我選了六篇最經典的越南本土小說,它從法國殖民寫到共產黨統治下的土地改革,包含寫南、北越分隔時,南越對於戰爭的觀點、南越都會女性處境,以及後來越南統一的改革開放下,越南農民或女性的處境。我想先選六篇,最具有代表性,讓大家可以馬上可以知道越南人之所以有那樣的性格、氣質,有相應的歷史緣由。

主持人:創作的年代涵蓋哪些?

羅漪文:從1940年代到21世紀前20年的作者都有。有北方/南方,男性/女性、有留在越南本土,也有越戰結束後偷渡到北美的作者。

主持人:偷渡到北美的作者,你同樣歸類在越南文學嗎?

羅漪文:這位作者日進(Nhật Tiến)在越南被封殺,該篇是他1975以前曾在南方出版作品,我們把它找出來。

主持人:可以說,這本書的收錄前提是以越南文寫作,而越裔美籍作家的英文作品,不在此列,是嗎?

羅漪文:後者目前還沒有處理到,剛剛提到的作家日進,他的認同還是遙遠1975以前的越南,所以還是把他當越南作家。

➤司法通譯人命關天,文學翻譯有著諸多言外之意和文化脈絡

主持人:小說翻譯的挑戰跟司法通譯不同,司法通譯涉及人命關天,正確性非常重要,但在文學的作品上面,正確性固然,但更多的是,怎樣把握意義,在語言之間穿梭,有些東西真的無法翻譯。在文學方面,如何讓越南小說,面對臺灣讀者時,有一定的溝通性呢?

羅漪文:當司法通譯有它的壓力,擔心影響到案情的發展;文學翻譯有另外一個壓力,因為文學語言有很多的隱喻和言外之意,也與在地的文化脈絡相關。

我從小在越南長大,大概能理解詞彙的文化脈絡。比如女性提到「我要過河」,意思是結婚,因為越南是水鄉澤國,村落間隔著河流、人工管道,所以結婚一定會搭船到對岸,所以橫渡或過河,其實大概指結婚。所以「我要過河,但不是為了結婚」這樣的句子,可能就會需要一些註腳。編輯非常認真,她希望我把每個牽涉到文化脈絡的詞彙,盡可能註解出來。

主持人:可見台灣對越南相當很陌生。

羅漪文:滿陌生的。我們對東南亞國家都很陌生,台灣統稱的東南亞移工,其實東南亞每個國家差別非常大。統稱是為了方便,但我們要意識到,像越南本身就很複雜,泰國又是另外一種複雜,印尼也是,他們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有人會問:羅老師你當通譯,翻譯越南文,是不是泰文、菲律賓語也都會?但我只會越南語而已。

➤越南語非常多形容詞

主持人:這六篇裡,語言上有很大的差異嗎?

羅漪文:基本上有著越南語不同時代的風格變化,也有土地改革時,很多中共的詞彙會進來,然後敘述風格也不一樣,每位作家的風格也不同,我盡量呈現。

主持人:文學翻譯會比司法通譯簡單一點或難一點嗎?

羅漪文:都很難,每次出庭都會很緊張,可是為了翻譯《越南現代小說選》,我經常熬夜,苦思很久。有時候走路、發呆時,都思考語言翻譯,究竟要取捨哪種意義。越南有非常非常多形容詞,中文完全沒有,它形容詞太多了。比如說「駝背」,它會分胖人駝背、老人駝背、瘦子駝背,每個形容詞都不一樣。

主持人:那表示越南人對觀察非常細膩。

羅漪文:對人或對細節的觀察,都是非常細緻。

主持人:很令人期待。司法通譯,工作結束就結束了,可是文學翻譯沒有停止。

羅漪文:如果還有下一本書,或是大家覺得還有需要的話,我滿樂意的,尤其是越南文史方面。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臺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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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回不去了,要去哪裡——「文學的原鄉與異鄉:陳慧X沐羽」講座側記

作為繁體中文出版重鎮的台灣,數十年間持續出版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品,自九○年代始,陸續歡迎了來自香港的董啟章、謝曉虹等初登文壇的作家,也出版了也斯、劉以鬯、黃碧雲等名家的新舊作品。直到最近,由於2019香港的政治局勢變化,新一批作家因各樣原因選擇台灣作為基地。除了文學出版以外,他們本人亦選擇移居台灣。在2024年1月28日,香港文學生活館在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文學的原鄉與異鄉」活動,邀得移居台灣並屢獲大獎的作家陳慧與沐羽對談,討論在台灣寫作的親身經驗。

無獨有偶,這天的紀州庵除了這場香港的對談以外,一層之隔有來自新馬的高嘉謙、張貴興等作家學者對談「不確定的好人:你不知道的李光耀」。主持人楊宗翰感歎道,台灣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每個人都在台灣尋找發揮空間。近年來馬華文學和香港文學都成了學院裡熱門的研究題目,而身分認同問題正正就是無論台灣還是香港或馬來西亞的核心議題。

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無法稱作家鄉

不過,就算是台灣島內部也有它的移動路徑。陳慧說道,她現在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時,學生來自島內各處。無論人去到何處,都無法擺脫「你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饒有深意,她引用在紀州庵館內看見的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如果以這個邏輯看來,台灣是無法成為她的家的。

但哪裡才能成為真正的家呢?陳慧的弟弟與外甥在英國,父母葬在香港,而祖父是泰國華僑。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人們一直移動,難以說清真正的「家」在何方。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慧決定換個方法思考:這端看你在甚麼地方,做了甚麼事情。如此一來,文學給予了自身一個很特別的身分,唯有在文學裡,人可以習慣自己居於異鄉之中。

異鄉的感覺不只是陳慧,大概能應用到所有移居到台灣的香港人身上。作為九十後作家的沐羽說,自己算是比較晚來的,不只是文壇上的晚輩,也是比較晚出生的。「我天生就是一個香港人,這好像有點不證自明的。」有血緣,有地理,也有朋友和語言。這一切到了2014年後急劇改變,沐羽指從那時起政府開始與民意背道而馳,但那時他才剛「長大成人」,而且2017年就已經前往台灣讀研究所了。

在2014到2019年的多次社會抗爭中,沐羽嘗試理解這座城市發生了甚麼事,然而每當理解得這座城市越深,就越不理解自己可以擔任甚麼角色。迷惘是他的關鍵詞。直到後來在2022年出版《煙街》以後,他才找到了不同關於香港的社會學、歷史、經濟學等等的書籍,研究當時的香港人怎樣理解香港。

他舉去年年底聯合文學出版的五本《劉以鬯作品集》為例,裡面寫的香港,沐羽只感到「這裡是哪裡啊」。小說裡的香港是罪惡之都,以今日的諧音梗來說就是「國際大刀會」(國際大都會),但這個香港是沐羽完全沒經歷過的。那是股災都還沒發生(按:1973年香港股災)的時期,如果說劉以鬯在寫作中有一個香港身分,那是跟沐羽的香港身分完全不一樣的。

在創作的時候,我們就是異鄉人

自劉以鬯的股災時期,到沐羽出生的年份,大略就是陳慧《拾香紀》裡書寫的時段。那段被稱為香港黃金時期的七○至九○年代,陳慧在後來的續作《焚香紀》寫道:那段日子不是流金,其實是鏽。在2022年出版《弟弟》後,陳慧得到了台灣文學界的各項肯定,對此,陳慧認為是因為口味相近。

她舉在台灣時每年都會看見的現象為例,每逢端午,社群媒體上都會大吵一輪北部粽還是南部粽正宗,除此以外還有肉圓、魯肉飯等等。陳慧認為,小說也有它的地區性,當她決定在台灣出版一部關於香港的小說時,並不需要台灣讀者知道它的宏大背景。以《弟弟》為例,「一個中產家庭,在城市裡價值觀崩塌時,對下一代的影響」,只要知道這樣的概念就足夠了。

以諾貝爾文學獎為例,得獎作品都離我們相當遙遠,但陳慧認為在文學裡面有一些東西是共通的。《弟弟》的故事,其實是每一個社會都觸碰到的代溝問題。「文學沒有疆界」,陳慧說,而這也遙遙呼應了異鄉人的說法。沒有疆界,因此沒有原鄉。

說到地區差異,沐羽舉出了數年前讀過的一部馬華小說,鄧觀傑《廢墟的故事》為例。在這部小說出版以後,評論者以「雙鄉敘事」來形容這部小說,講述鄧觀傑有馬來西亞和台灣兩個鄉。沐羽指,第一次看見這個詞時相當震驚,原來故鄉都可以有兩個。如果這個敘事都放在香港作家身上會怎麼樣?他援引先前陳慧說的「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才算家鄉」,反過來說,即使有多少親人死在一片土地上,但如果不想融入,那人永遠都是這片土地上的過客。

但就算是香港,放到歷史的大框架上說,沐羽認為自己的家族也可能只是香港的過客。在中共建國後他的家人來到香港,如今移居台灣,才不過半個世紀多一些。如果是現在移居外國的作家們,說不定也有「三鄉敘事」。如此一來,故鄉的議題顯得好像是被評論者貼在身上的標籤,而人應該找到自己的答案。

陳慧補充道,這大概就是「腔調」所顯示出來的差別。就像她如今每次在台灣坐計程車,司機都可以從她的口音聽出她是香港人。她的學生也問,為甚麼來了五年國語還是這樣,但她認為腔調跟文學一樣,也是屬於她的聲音。腔調顯示了她的來處,「當我們在創作的時候,我們就是異鄉人,我們去翻找一些不尋常的東西,翻出一些看似正常但其實並不正常的東西。」

回不去了,要去哪裡?

說到「看似正常但並不正常」的事情時,主持楊宗翰將話題帶向了未來:陳慧和沐羽的下一部作品。陳慧正在《字花》的線上媒體「別字」上連載一篇小說,在活動時連載到25話,大概會在35話結束。故事名為《小暴力》,講述在2020年時有一個香港男生來到台灣尋找他的母親。在寫作過程裡,她翻查各種相關論文文獻,在途中一路對台灣這個地方更加熟悉。「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性格,它總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而我就是一個外來的人,無論怎樣也好,我已經在這邊了。」

於沐羽則指,在《煙街》出版後的2022年,他經歷了人生中一個非常巨大的挫折,那挫折叫作上班。他停下了幾乎所有的寫作,到隔年他覺得自己需要復健一下,既然沒有辦法寫小說,那就寫散文和評論。由於對辦公室這個地方太不滿和好奇了,就開始研究辦公室的歷史和文化,由此重回了寫作的道路上。於是在2024年,他出版了散文集《痞狗》,並將與陳慧於台北書展對談《拾香紀.焚香紀》。

在討論到從拾香到焚香,又或講到香港近年的狀況時,很多人都會用「回不去了」這個說法。沐羽認為他現在對這個說法越看越奇怪:「有些人想回到英國殖民時期,有些人想回到2014年前,有些人想回去2016或2019年前,甚至有人想回到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之前,但反過頭來看,難道八○年代至今的東西就沒有好的嗎?」回到過去,就是把中間建立的好事一筆勾銷。沐羽說,還不如分析現在不完美的狀況,其後一直走下去。

而陳慧談到了自己與學生之間的相處,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聆聽。「原來你是這樣想的,這我完全沒有想到。」相比起要給一個建議,更多是想聽聽對方怎麼說。她認為,可不可以回去已經沒有關係了,更多是要抓住現在的狀態。如果抓不住現在的狀態的話,去未來也沒有用。我們必須整理自己的當下。

「當我們還在寫香港,或是書寫當下的狀況時,首先是要先寫好,再來才是寫這個議題。」沐羽說:「我們到底在用甚麼文體?為甚麼不是散文而是小說?當我們真正想要透過自己的筆來呈現一個東西的時候,首先,文學是一種美學,而美學不應該被政治凌駕在上面。」有許多作家書寫政治,有政治的議題、口號和歷史記載,但反過來說,沐羽認為,那必須要是一個好看的文學,才能做到這件事。而這一回事,無論身處原鄉或是異鄉,都是作家的第一要務。

(文章授權轉載自「虛詞」,原標題與連結:回不去了,要去哪裡?——「文學的原鄉與異鄉:陳慧X沐羽」講座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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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6 12:29
書評》還沒愛夠阿嘉莎:評《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

我偶爾會在超市看到,我喜愛的女詩人的前任。我總是反射性地嘀咕:「啊,真不知道他究竟是哪裡好。」然後我也會自我克制,承認我的心上(女詩)人,絕對有不為人知的一面。不管她過去的戀情悲傷或歡樂,這部分的真相與我無關,如果我嘆息,純屬自己不知檢點。

我有個朋友是王菲迷,她則對偶像的每一任情人都暴跳如雷。用一種好似漫畫會出現的口吻來說,就是「沒人配得上我偶像」——很沒意義吧?這種幼稚心態,大家茶餘飯後任性任性也就罷了,終究難登大雅之堂。

這樣來說,是否存在一種合理的態度,窺探作家的生平?對於我們沒那麼愛的作家,我們也許就是「平易近人」地什麼都好,但對於「愛著的」,這就有點複雜。

《克莉絲蒂自傳》是我最喜愛的書本之一。我對這本書的讚賞,與對阿嘉莎小說的傾倒完全不相上下。因此,閱讀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新近出版的《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我在先天上有「非常不利的因子」。那就是,凡是阿嘉莎本人已經敘述過的,我對「阿嘉莎的版本」都更加心悅誠服——當沃斯利與阿嘉莎衝突時,我幾乎都還是站在阿嘉莎那邊。

如果沃斯利是我的朋友,我保證會與她吵得沒完沒了。然而,我以為,我還是能夠說得出,沃斯利這本傳記的珍貴價值。

➤一開始真的很頭痛


阿嘉莎 .克莉絲蒂與女兒羅莎琳.希克斯。(圖源:wikipedia)

阿嘉莎離世已久,而且由於阿嘉莎女兒羅莎琳已逝,沃斯利也不受到羅莎琳的約束。沃斯利對羅莎琳生前守護母親形象的努力,頗有微詞。為什麼?為什麼沃斯利認為,女兒不該愛母親?羅莎琳並不是被強迫的。阿嘉莎就像所有稍微幸運的人,也是由愛她的人所構成的。他們在她死後仍愛她,這是不能強求,也不能強求放棄的。如果羅莎琳在世,沃斯利獲准運用檔案的可能性,應該會降低。

對我來說,沃斯利的不細緻是驚人的。沃斯利寫道「她(阿嘉莎)總是反對女性進入職場……」(p.58)這類錯誤,就是不那麼粉絲的阿嘉莎讀者也未必會犯。對於她沒將阿嘉莎作品內容全部融會貫通,我感到頭痛。

不,沃斯利並不「典型」。她讀過《隱身魔鬼》,但竟然只注意到男女主角與現實中阿嘉莎及其夫職業一致,而沒注意到阿嘉莎以相當搞笑的手法,暴露女性對戰後被趕出職場的憤怒。更不要說散見各作品,對女教師、女商人、女雕刻家、女農的深情維護。

頭痛。頭痛。米茲(台灣通常翻成米琪)是阿嘉莎寫得最好的角色之一。沃斯利主要受到其他評論影響並引用了說法,認為「不幸難民……被當成一個笑料」(p.367)這就是斷章取義。如果這部小說對「不幸難民」做了什麼真正的描述,那就是「格格不入且神經兮兮的『怪女人』,原來最勇敢,最能擔大任」——請作家寫每個角色每個都「一眼看出閃耀人性光輝」?這種描寫是政治宣傳,根本不是小說。

如果米茲只有滑稽的那一面,還有可能認為小說家剝削她搏笑聲,可米茲在最滑稽的時候,我讀到的都是「她的偏執都是有原因的」。小說家要打擊的並不只是對難民的偏見,也是對滑稽的人的偏見——人可以很滑稽,又心地能力俱佳。對丑角的偏見,是世俗的,不是文學的。

➤過去與現在的危機:關於1926年阿嘉莎的大失蹤

《克莉絲蒂自傳》雖好,但有個令人意想不到之處,就是阿嘉莎本人完全未對她本人「1926年的11日失蹤」置一詞。她寫到自己為喪母悲傷,丈夫外遇心煩,對於失蹤近乎直接跳過。後來我雖然也看過相關紀錄片,對當時的媒體效應規模有個概念,但始終認為,那就是阿嘉莎的傷心處,就當她做了傻事,她不想談,我就也不想好奇。

對於像我這種視作品為中心的讀者,尊重作者的意願,遠比搜括生平所有細節來得合乎脾胃。這是愛,但愛常常也是盲目的。沃斯利沒有這種盲目,她從完全不同的立場出發,而她的考慮,我認為不無道理。

這個主題(姑且稱為「1926」)揭示了所謂作者生平中的「未明事件」,有可能以什麼型態,反過來削弱作者的聲譽,進而侵蝕作品的評價。


《每日先驅報》於1926年12月15日宣布克莉絲蒂被發現。(圖源:wikipedia)

自阿嘉莎作品誕生以來,低估阿嘉莎與崇敬阿嘉莎始終並行不悖。低估的理由?有幾分人在高處不勝寒,有幾分性別歧視,但下面這個原因是更值得參考的,因為阿嘉莎本人堅持「禁止爆雷」。沃斯利表示:「……不利之處就是這個抑制效應使書評不能自在地討論、鑑賞她的作品」——我在拙作《晚間娛樂》中,認為阿嘉莎在作品中,不將關鍵行諸文字的作風,更近純文學,是「謹守『提示的藝術』。」

沃斯利說「有時也稱阿嘉莎作品的『代數』特質」(這個說法更好)。也許有人會問,這難道不對所有推理作品適用嗎?並不。對阿嘉莎尤其適用,正是她最本格之處。比如松本清張,他甚至可以反過來把謎底放在開頭。但如果我加入阿嘉莎的謎底來評論,雖然更可淋漓盡致的分析,但其他人的樂趣,就不只是被打折扣而已。

根據沃斯利的觀察,因為阿嘉莎三緘其口,「1926」導致的最嚴重結果,是在其上還建立了阿嘉莎是騙子、殺人者(只是未成功)、毒婦……等具增生力的傳說,讓讀者也產生了一定的不安與排斥。

沃斯利認為這個效應是一種危機,會在作者辭世多年後,黑化作者,並弱化其影響力。因此她做了研究——我還以為我很了解「1926」了,但完全不——無論讀者最後覺得沃斯利的敘事是否具信服力,她在「1926書寫」中,提出的「疾病論」,並非我們一向接觸到的「一般說詞」,其中有不少確實令人震撼的細節與資訊。

➤女性的世代心結與拆解:想要前輩如同輩

沃斯利也將阿嘉莎與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做了比較,當吳爾芙主張女性寫作需有「自己的房間」,阿嘉莎是在寫作進入事業第12年時,才擁有「自己的房間」——不過,阿嘉莎當時有8棟房產。

兩者可以相互比較的,還有所謂高文化與低文化,以及現代性。事實上,就連貝克特(Samuel Beckett)都將阿嘉莎的作品列為他的愛書。我一直覺得,不太需要操心阿嘉莎的「現代性」——阿嘉莎小吳爾芙8歲,以寬鬆的眼光,會覺得她們完全是同代人。然而,8歲也可以是很大的差距,比如兩人在兩次大戰時的年紀就不同——吳爾芙在二戰前夕就離開了,阿嘉莎則受到兩次大戰與戰後的若干形塑。

另一個閱讀沃斯利的角度,是關於女性世代的問題。沃斯利是我的同輩人,我們這一輩的女性,多少還是有些「最低限的價值取向」——比如肯定女性投票權、經濟獨立……。而如果我的記憶無誤,阿嘉莎連對女性投票權運動都帶有否定,或說懷疑的態度。

我可以了解我的同輩人,可能多少都希望功成名就或素有聲譽的女性前輩,跟我們更接近、更相像。沃斯利後來稱阿嘉莎是「祕密的女性主義者」,但這份世代心結,我覺得她只解開了一部分——阿嘉莎差一點點,就會是自詡為「我們這一代的女性主義者」最難借鏡的祖母輩——所謂只附屬於男性,毫不張揚自我等等。

1926年,阿嘉莎要嘛一蹶不振,要嘛浴火重生。她的第一任丈夫與她離婚時,還令阿嘉莎與他進行「串通離婚」,這些對阿嘉莎來說,想必都相當痛苦與屈辱。

➤阿嘉莎的悖論與朝向「不悲劇」的可能

沃斯利寫完1926後,某種忿忿不平、劍拔弩張的筆調稍微消失了,變得流暢。就像是「我們的阿嘉莎」終於取代「她們(維多利亞文化價值下)或他們(父權理想)的阿嘉莎」。在更後面的篇章,除了阿嘉莎勤奮工作的身影——沃斯利找到的「和解」牌(?),還有阿嘉莎小說中的同性戀書寫。沃斯利甚至將阿嘉莎家庭中,來來去去的非血緣人物,比擬為具流動性的家庭,賦予了阿嘉莎更跨世代的面貌。

然而,某種「阿嘉莎悖論」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如果某種言行「脱女(性主義)者」,反而得到更好的生活與地位,所謂女性主義的效用與意義究竟為何?不應該停留在這個問題上,而是要反思、要重新框架。處理這個問題有許多不同的可能,但卻有點超過書評的範圍了。

沃斯利面對女性文學世代的方式,容或存在漏洞或缺陷,但她不無莽撞、血性的直率態度,說不定連阿嘉莎都會欣賞。儘管,我以為一部哈莉.盧賓霍德(Hallie Rubenhold)式書寫的「阿嘉莎論」,會帶來更穩健的論述,但且先為女人的高談闊論喝采吧。

在《閱讀女作家》這本書中,作者就兩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詩人寫道:「悲劇:聶魯達直到今日仍是全世界最常被閱讀的詩人之一,加布里耶拉.密斯特拉卻幾乎已經被人遺忘。」

我的書架上有密斯特拉,我的書架不完全悲劇,但我也想和悲劇,聊一聊。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
Agatha Christie: An Elusive Woman
作者: 露西・沃斯利 (Lucy Worsley)
譯者:李佳純、薄文承
出版:堡壘文化
定價:63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
 

英國著名傳記作家、歷史學家、主持人,曾獲大英帝國勳章。著有多本暢銷書,包括《維多利亞女王》、《珍.奧斯汀的家》、《英國謀殺的藝術》和《如果牆壁能說話:家的私密歷史》等。同時也擔任慈善機構Historic Royal Palaces的首席策展人、BBC歷史紀錄片主持人。2019年,她主持的BBC One節目《與露西.沃斯利重回婦女參政運動》贏得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獎(BAFTA)。現居住於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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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5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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