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來信：早安，展信愉快，提醒截稿日為ˍˍˍˍˍˍ，字數ˍˍˍˍˍ，再麻煩了。

誰要看一本講作家如何拖稿的書呢？這是我收到《死線已是十天前：日本文豪的截稿地獄實錄》第一時間的感想。這本書集結了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和太宰治等文豪的書信日記隨筆云云，談的卻不是文學經典，而是大作家們如何拖稿兼折磨編輯，簡直是將隱於暗處的糟糕行徑一舉拉上檯面來。奇怪，寫不出來就寫不出來，還要洋洋灑灑講述自己如何寫不出來，這不是在裝可憐嗎？

帶著一顆氣鼓鼓的心翻開此書，才剛讀到谷崎潤一郎感嘆自己貧窮是因為罹患寫得慢的病：「而真能諒解進度嚴重落後的只有和我一同生活的家人，記者諸君等人不過是隨便聽聽。」瞬間整個人軟下來。再讀到橫光利一因為積欠稿債，在家轉來轉去，又用頭撞格子紙門：「要是能無視雜事投入修改，我肯定幸福得像個孩子。」內心不由得吶喊沒錯沒錯，就是這樣——

感到共鳴的同時，才發現這本書的目標讀者，咦，或許就是我自己。

➤等我編完這三個月我就要來拖稿折騰每一個人

只要是曾在截稿地獄打滾過的人，必定能在此書裡找到知音，且各方面的痛苦一應俱全，簡直是本恐怖大全。

如菊池寬談報紙連載小說之苦：「對於作家而言，創作變成吃飯的工具也是相當磨人。寫個十張到二十張的短篇，提筆前的三、四天和完稿後的三、四天都做不了事。」又如夢野久作談寫作低潮：「心亂如麻到彷彿筆遭人奪走，流放到大海中的孤島，無聊又寂寞。我不想將低潮歸咎於年歲或江郎才盡，而認為是我的筆耍性子到極點方才符合目前的心境。」

太宰治更發出「為什麼人要活著？為什麼要寫文章？」的大哉問，後則宣稱書寫是義務，「所謂的愛，其實就是履行義務吧！」也有像山本周五郎般乾脆俐落：「沒錢，寫不出來。」接著又補上一句「我真的會寫，我說會寫就是會寫。」這句話，想必也無數次迴盪在所有作家的心中。

有些作家同時也身負編輯任務，如和川端康成一起創辦《文藝時代》雜誌的橫光利一：「這是截稿日的競賽。川端說他最生氣的事莫過於到了截稿日還沒收到稿子。原來沒收到稿子會生氣。」但這不是廢話嗎？之後又腦補說準時交稿的川端是在故意諷刺他人，「這份雜誌的編輯是輪流當，所以等我編完這三個月，我就要來拖稿折騰每一個人。」這篇實在太好笑。身為作家，連怨恨也可以寫得如此幽默，那苦惱卻又無比真實。

➤令他們痛苦的是在死線之前遲遲不降臨的小說之神

為截稿日所苦的人除了作家，自然還有另一端的編輯。而每個編輯，大概都有一套自己的催稿心法。要是把文壇所有編輯的內心話整理起來，只怕又能出成一本截稿地獄實錄。

我遇過作者為了避免被催稿，直接在年初交給我未來一整年份的稿件，簡直是逃避截稿日的另一種極端，也是編輯的福氣。可惜這種天使作者實在稀少。也遇過不管催多少次，永遠都在雜誌送印當天才開始寫的作者，逼得我只好提前編織謊言：「老師我們要印了師傅在機上等了你還差多少字？」

也有作者發現交稿日是週末，便貼心的來信表示：「不想讓你假日收稿，我就下週一再交吧？」（慢著，也可以週五就交啊）於是讀到夏目漱石寫：「您雖然說截稿日是十四號，但是離十四號只剩六天了。十七號是星期天，所以就改成十七、八號吧！」頓時有種「原來大家都會這招啊」的豁然開朗之感。

只要眼前有截稿日，作者與編輯的鬥智就不會停止。但與其被當成敵人對待，編輯更期望的是能成為助力。如川端康成寫：「我至今之所以能寫出作品來，一半以上都是出自編輯的德行。」事實上，（應該）沒有一個作家不想準時交稿，令他們痛苦的或許不是死線，而是在死線之前遲遲不降臨的小說之神。

有作家為錢苦惱，成天對編輯愧疚，也有作家努力避開訪客好讓自己靜心，寫作是與時間和生活對抗的永恆之戰。《死線已是十天前：日本文豪的截稿地獄實錄》 看似笑鬧，實則表現了作家們如何在困境中奮力突圍的過程。此書理解編輯的憂傷，也同感作家的痛苦，必須推薦給世上的所有創作者。

寫不出來的時候，看看文豪們仍須為生活奔波，更為deadline所苦，或許也能生出一點安慰的快樂吧。只要那死線不是掛在自己身上，恐怖大全也能成為療癒文學。●

死線已是十天前：日本文豪的截稿地獄實錄 作者：夏目漱石等32人 譯者：陳令嫻 出版：惑星文化 定價：320元 【內容簡介➤】

「捷克這個共產國家是由兩個種族共同組成的國家，兩種語言也通行無礙。其一是捷克語，另外一種是斯洛伐克語。」

1984年葉石濤在介紹捷克文學時，開頭是這麼寫的。

為了在「作家閱讀月」行前多認識捷克文學，我找到了葉石濤這篇專文。此文發表於40年前，年代有些久遠了，卻成為我的捷克文學入門之一。然而40年來，捷克已產生巨大的轉變。經歷天鵝絨革命，捷克與斯洛伐克各自獨立，捷克已經不是葉石濤文中的共產國家了。

葉石濤撰文時，捷克文學還少有中譯本，他讀的很可能是日文翻譯。他從9世紀的波希米亞公國（Duchy of Bohemia）開始，花了相當篇幅介紹捷克歷史。而這些歷史，都和書寫系統息息相關。從格拉哥里字母（Glagolitic script）起，捷克語經過300年的時間，才有了標準化的書寫方式。

擁有接近言文一致的書寫工具後，捷克文學並沒有就此順利發展。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控制這塊土地將近300年，德語逐漸成為上層語言及教育語言，捷克語走向衰落。葉石濤特別關注捷克知識分子抵抗德語化的過程，以及浪漫主義詩歌在語文復興、民族復興的角色。

建立文學傳統意味著什麼？語言、國家和民族三者如何交互影響？葉石濤試圖從捷克文學史，梳理出一種可能性。這些問題放到現在的台灣，仍是魔王級課題。台語文及本土語文創作者，也會面臨捷克經歷過的類似議題。

➤從1900年講起

捷克文學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zech Literature）這本捷克文化部贊助出版的小冊子，從1900年起談捷克文學。為什麼是1900年？讀到目錄的當下，我心中就升起這個疑問。

1915年，布拉格出身的卡夫卡發表了《變形記》。他是「捷克作家」中，最為台灣人熟知的一位。然而這對「捷克文學」來說有些尷尬，因為卡夫卡的作品多數是由德語寫成。

捷克和德國的糾纏，早在上個世紀就開始了。捷克著名詩人馬哈（Karel Hynek Mácha）出生於1810年，他在學校學習德語、拉丁語，這是當時哈布斯堡王朝的教育語言。然而，生活在布拉格的馬哈，日常語言是捷克語。他後來的創作也以捷克語為主，著名的抒情長詩〈五月〉（Máj），成為捷克浪漫主義詩歌經典。如今，他的雕像樹立在布拉格佩特任（Petřín）山腳下。每到5月，不少人會到雕像前朗誦這首詩，就像台灣有人會播放〈五月十一彼下晡〉。

卡夫卡就讀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查理-費迪南德大學（Charles-Ferdinand University）。這所歷史悠久的學校，當時拆分成德語和捷克語兩所大學。在布拉格，捷克語和德語使用族群，不管是生活方式或政治立場都有相當大的分歧。身為猶太人的卡夫卡夾在兩者之間，他能使用兩種語言，教育則以德文為主，讀的是德語大學。這所大學現為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以捷克語教學為主。

一戰前後，捷克在政治、文化上，出現不少對奧匈帝國的反抗，無政府主義、共產思想在捷克蔓延。這段期間，一名年輕人被徵召入伍，被迫加入這場戰爭。他在前線被俄國俘虜，離開戰俘營後卻留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員並加入紅軍。這名年輕人就是哈謝克（Jaroslav Hašek），他的戰爭經驗成了小說《好兵帥克》（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的養分。

書中荒誕、有趣的故事，使得帥克廣受歡迎。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可以找到帥克的塑像。好兵帥克故事篇幅較長，中文版猶如一本磚塊書。我雖然沒有讀完，不過很快就能明白這個角色的魅力。帥克在軍中是「天兵」，卻又愛「重提當年勇」，讓我很容易聯想到遇過的人。

一次大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脫離奧匈帝國，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台灣此時也受這波民族自決的浪潮影響，更首次有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旅人出現在公眾面前。1929年，卜吉比索爾（Bohumil Pospíšil）從基隆港上陸，環遊台灣一周，甚至包含花東。

他的到來引起媒體關注。台灣民眾黨幹部蔣渭水邀請他到大稻埕演講，內容包含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及歐洲情勢。從來沒看過捷克人的台灣人，以及從來沒看過台灣人的捷克旅人，要怎麼交流呢？報導寫演講由許植亭翻譯，兩方知識分子也能用世界語溝通。當卜吉比索爾接受採訪，被問到對台灣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是「好熱……」（暑いてすね）。

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時間並沒有很久，慕尼黑條約後，捷克經歷短短169天的第二共和，便被德國佔領。捷克文學巨擘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早在這之前，便出版《山椒魚戰爭》（Válka s Mloky），小說描述小島上的山椒魚發展出智慧，逐步對人類展開侵略計畫。志文出版社在1999年發行了《山椒魚戰爭》譯本，譯者相當神祕，採用吳憶帆這個筆名。根據《翻譯偵探事務所》的考據，譯者是來自花蓮，就讀過中文系並曾留學日本的吳旺財。

這種以科幻諷喻現實的寫法受到葉石濤注意，「機器人」的英語詞彙robot更是出自恰佩克的小說《R.U.R.》，可見其作品的影響力。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恰佩克作品《走進北國》（Travels in The North），是難得由台灣人翻譯的作品。

1900年至二次大戰期間，是捷克政治快速變動的時期。奧匈帝國崩解，捷克意識興起，使得捷克語現代文學作品大量迸發，除了前衛詩歌、散文，也有寫實、左翼、科幻等多樣的小說。捷克語進入教育體系成為官方語言，德語淡出這塊土地。然而，這並不代表捷克文學就能自由成長。

➤脫離原本意義的金句

捷克緊接著面臨共產統治，言論自由受到限制。不過，出現在這段時期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過於喧囂的孤獨》，成為台灣人耳熟能詳的作品。這兩本書的標題一度成為流行句式，大量出現在文學雜誌和文案之中，只是多數語意已脫離作品原本的意義。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出生地布爾諾（Brno），是這次台灣作家即將造訪的城市之一。當地的米蘭．昆德拉博物館，集結了昆德拉各種語言的出版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書中的概念，譬如永劫回歸、媚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等，在台灣已有眾多引用和延伸。若要說昆德拉對台灣文壇的影響，或許是他對敘事形式的嘗試，契合台灣的現代主義傾向。在小說穿插思考和論理的書寫方式，受到不少作家歡迎。昆德拉逝世後，作家沐羽在評論中反省了昆德拉書寫方式的極限，讓人耳目一新。

昆德拉自1975年流亡法國後，作品多以法文出版，後期更完全以法文寫作。他的作品大多由尉遲秀自法文版翻譯，引入台灣，其他國家的譯本也大多是以法文版為基礎。昆德拉的作品算不算捷克文學，在捷克也有一番討論。

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同樣出身布爾諾，他49歲出道，60多歲出版《過於喧囂的孤獨》。這本書在台灣受到喜愛，或許也和台灣的文學偏好有關。這本書讓我看到，小說不需依賴動作和情節，也能有相當的份量。相比之下，《底層的珍珠》書寫大量閒聊式對話，生動的語言和刻畫，更讓我覺得佩服。

面對政治，赫拉巴爾採取較為低調的態度，他並未簽署七七憲章。1977年，哈維爾（Václav Havel）等知識分子起草了這份文件，批評捷克的共產體制，並引起了一波涵蓋文學、音樂、戲劇的浪潮。哈維爾本身是多產的劇作家，同時也寫詩和時政評論。他的《無權力者的權力》2021年在香港重譯出版，正逢反國安法、反送中等運動，廣受討論。

詩人塞佛特（Jaroslav Seifert）是簽署七七憲章的文化人之一。他在198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因為他的獲獎，葉石濤才在當年寫下捷克文學的介紹。只可惜，台灣沒有塞佛特詩歌譯作出版，只有少部分作家如宋澤萊的零星翻譯。台灣讀者只能買到由中國翻譯引入的散文體作品（prosaic work）《世界如此美麗》（Vsecky krasy sveta）。

➤翻譯的困境

翻譯一直是台灣和捷克文學相距甚遠的原因之一。除了昆德拉的法文作品，前面提到的作品多數是由中國捷克語學者翻譯，台灣再轉成繁體中文出版。

閱讀國外作品時，時常會有人指認有「翻譯腔」。翻譯腔這個詞涵納廣泛，許多異於台灣華文的行文風格都被稱為翻譯腔。這批作品讓人感受到的，與其說是西化語序，不如說是中國腔。譬如《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用「耗子」來指「老鼠」，用「轉一轉」來說「逛一逛」，這些都是中國慣用的華文。

近幾年台捷兩國交流增加，捷克文化部門促成了《花束集》（Kytice）在台出版。這是18世紀由埃爾本（Karel Jaromír Erben）搜集的民謠故事詩。埃爾本是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捷克復國運動者，這種求諸土地，找尋民間文學的精神，不免讓人聯想到李献璋主編的《臺灣民間文學集》。

台灣出版的《花束集》，由政大斯拉夫語文系研究者翻譯。然而，翻譯後的華文口吻近似民國初期的白話文，「你瞧」和「把+名詞+動詞」句型，讓人想起楊喚那樣的文字風格。

這樣一本有些年代、取材土地的作品，翻譯至台灣時應該採用什麼樣的語文風格？或許可以是台灣當今的華文，具民間本土語言特色的華文，甚至是台文。

詩人羅青及翻譯團隊的教授，各為《花束集》撰寫一篇序文。序文中，他們都談到捷克追求民族精神的歷史，文學凝聚共同體意識的功能。但其中一篇序文卻用「中國四大民間傳說」做對照，以此介紹《花束集》給台灣讀者，讓人有些尷尬。

翻譯是雙向的過程，認識他者的同時也需認識自身。研究外國語文的台灣學者，或許可以和台灣文學界多多交流。

台灣可以買到的捷克翻譯作品，大多止於共產時期，民主化後的作品便很難看到。一方面，或許受出版產值萎縮影響，使得資本投入受限，相關語文人才培養不易。另一方面，目前出版的作品大多以中國做中繼，經由簡轉繁在台灣出版。捷克1989年天鵝絨革命後脫離共產陣營，反思、批評共產時期的作品，在中國言論逐漸緊縮的狀況下，或許變得不受歡迎、難以出版。

➤民主化後的捷克文學

民主化後的捷克，使用相當多元的媒體管道為自己發聲。布拉格國際電台（Radio Prague International）有許多英文的捷克報導，並策劃了一系列捷克文學專訪、介紹。捷克文化部成立的Czechlit網站，也有系統的整理了近年的外譯作品，類似台灣的Books from Taiwan。我從這些書單中找出有興趣的小說作品，試著閱讀了一些。

伊維格（Michal Viewegh）擅長用諷刺、幽默的方式，刻畫捷克的共產時期和民主化的改變。《波希米亞女孩養成指南》（Bringing Up Girls in Bohemia）描寫一個無所事事、生活失去目標的年輕女孩。書中的角色包含女孩致富的父親、她的家庭教師，都面臨自由所帶來的恐懼和虛無。舊的規則沒有用了，但我是誰？我的意義是什麼？隨著情節推進，這些角色紛紛走到了道德的邊緣線。

奧斯特拉瓦（Ostrava）是這次台灣作家會造訪的另一個捷克城市，也是楊．巴拉班（Jan Balabán）的小說舞台。奧斯特拉瓦在共產時期計劃經濟下，曾是工業大城，民主化後面臨轉型困境。巴拉班的短篇小說集《我們也許要走了》（Maybe We’re Leaving）以此為背景，描寫這座城市裡人們的生活。

台灣讀者或許很熟悉短篇小說集這樣的形式，不過《我們也許要走了》較文學獎常見的篇幅又更短了些，集中描寫幾個彷彿時間切片的場景。在濃縮的切片裡，人物經歷神祕的、頓悟的或靈光的時刻。由於篇幅短，小說集篇數相對較多，對於人的採集更加多元。有這樣的寫作功力和感染力，不難理解巴拉班在捷克備受推崇。

佩特拉．胡洛伐（Petra Hulova）則是讓我嚇一跳的作家。胡洛伐23歲出版第一本書，即在捷克大受歡迎。這是部長篇小說，題材還是蒙古不同世代的女性。她本身在查爾斯大學就讀文化系，從事蒙古研究。

胡洛伐在《一切皆為我所有》（All This Belongs to Me）展現驚人的建構功力，用如詩的文字風格描寫場景，更採取第一人稱敘事，穿插許多蒙古文詞彙。她後來也以布拉格為場景繼續創作，主題和《一切皆為我所有》類似，都是關於女性在城市中的性工作，只可惜找不到翻譯版本可以閱讀。

➤台捷文學的對反雙生

捷克和台灣在文學史上，有許多相似的背景，卻又因部分條件相異，而有不同的發展。

一戰前夕，捷克文學在德文的籠罩之下，逐漸轉向。台灣則是在日本統治下萌發台灣話文。然而，捷克文書寫系統早在14世紀就發展成熟，即使奧匈帝國長期統治，仍保有生命力。

二戰後，蘇聯在中東歐並沒有採取完全的俄文化政策，而是利用這個地區複雜的族群矛盾，進行單一民族化，並藉此鞏固蘇聯的正當性。在捷克，統治當局宣傳捷克文和俄文的相似性，營造一家親的形象。

俄國文化在共產時期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托馬斯和特麗莎經歷的最大轉變，就是他們在1968俄國入侵時，從瑞士回到了布拉格。這種有些偶然的決定，卻使得他們往後的生活面臨意想不到的困境。

對幸福求之不得的特麗莎，將希望託付在鄉村生活。她原本期待著田園詩般的生活，卻發現溫泉村莊的街道、地名，都被改成俄國名字。這種生活在他方的狀況，台灣人並不陌生。

共產統治下，捷克政府對出版品嚴格監控，如同台灣的出版審查。不過，在台灣被打為工農兵文學的寫實主義，在共產時期的捷克，變形為強調集體的社會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並成為官方文藝方針。也因此，與之對抗的作品往往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

在這樣曲折環境下生長的捷克文學，以及台灣文學，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兩者之間的交流能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我暫且將這些大問題收到行李深處，先祝福諸位台灣作家旅途愉快、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