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如何面對不同文化下的受苦？從《生命之側》練習說一則關於生命的故事
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的網站上有個「民族誌攝影展」單元，點進去可以看到幾屆的入選照片。2020年入選作品中，有一幅標題為「因為今天是祖靈祭」，拍攝者是吳易澄。作品說明的最後一句寫著：這位在篝火屋裡守護著火的大哥說，幾年前因為健康的關係，漸漸把酒給戒了，但今天不一樣，因為「今天是祖靈祭」。
「我對這件事的印象很深刻。」吳易澄提到更多這位大哥的故事：「要講一個人到底能不能喝酒，如果我是以醫療的身分進到部落，當然就是會跟你說怎樣才是喝酒的理想單位，紅酒幾cc、啤酒幾瓶，才是『正確』的喝酒方式。但你知道嗎，部落很多人都比你懂，因為他們聽那些衛教已經聽了無數次，他們比你還清楚。所以當這位大哥告訴我，他有意識到自己健康的問題，可是他也希望能參與這場對他人生意義重要的祖靈祭時，我想到的是：我們在喝酒這部分，難道就不能有一點同理心嗎？」
左岸文化為新書《生命之側》舉辦的第一場主題講座，主題設定在「介入」和「照護」。兩位講者之一即是馬偕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曾在原民部落做田野的人類學家吳易澄；另一位則是社會學家蔡友月，她在蘭嶼做田野、研究達悟族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精神失序。基於兩人的身分和田野經歷，我們期待聽到，從《生命之側》怎麼說一則原住民的生命故事。
《生命之側》是人類學家麗莎・史蒂文森（Lisa Stevenson）以加拿大因紐特人為主角所寫的民族誌，透過兩個重要的公衛議題──1940到60年代的肺結核大流行、1980年後出現的青少年自殺潮──探討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照護、這樣的照護方式對因紐特人造成的衝擊，並試圖描繪出對因紐特人而言，生命的意義為何。
這也是一本在研究方法和書寫策略上相當不同的民族誌，書中特別重視「意象」（image），因此蔡友月和吳易澄特別挑選了幾張田野中讓他們印象深刻的照片，從圖像來談他們的田野，談談那些在文字框架之外、難以捕捉且好像不那麼確定的事。
➤說喝酒是「問題」，是「有問題」的
吳易澄帶來的兩張照片都跟酒有關。除了祖靈祭清晨在篝火屋裡守護著火的大哥，另一張拍攝於10多年前，他銜命到部落開設解酒班的第一天。當時，他服務的醫院發現部落結核病的比例偏高，推測可能是因為常聚在一起喝酒，所以認為要透過不同機制改善當地的喝酒「問題」。
「『問題』要加引號唷。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詮釋怎麼說喝酒是個問題，我會說：『說這個問題是個問題，是有問題的』。」
吳易澄第一天進到部落，站在醫療站裡的診間，護理師早就在當地宣傳有精神科醫師要來看酒癮。「當時我還沒唸人類學研究所，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十分困窘的一件事，因為沒有人來。」吳易澄問護理師，他是不是可以到部落走一走、看一看，護理師就帶著他走進部落，吳易澄跟在她身後，拍下了這張照片。
「我原本充滿對原住民的想像。我開著車、放著巴奈的歌，就是充滿著這樣的想像進到部落。結果，他們不是聽這種歌！他們是唱卡拉OK！」吳易澄走進部落，街道上空空蕩蕩的，他才發現其實那天很冷，部落裡有個人過世了，他的鄰居集中到那一家去陪伴他的家人。
「在陪伴的過程中其實有很多的酒。大家聚在他家，也許說他的故事，也許就是在那邊喝。我也看到有一個人喝醉了，就直接在路邊罵人。看到醫院的人來了、看到不認識的人來了，就開始開罵。我後來才知道，有時候部落會討厭戴眼鏡的人上山。為什麼？因為你們是讀書人，是既得利益者，你們要不是公所的，不然就是政府派來的人。」
「我後來也才知道，原來這樣的醫療對他們來說可能有某部分是討厭的、是想抵抗的，不見得是對他們來說真正有幫助的東西。」
回到《生命之側》這本書，蔡友月質疑，作者好像少了對於結構性暴力更鮮明、更具體的指向。而吳易澄以自己在臨床工作上的反省作為回應：「其實醫療治理本身也是結構性暴力的一環，很多介入計畫可能會導致更多問題，更多傷害。以我自己解酒班的例子，精神科醫師來部落看酒癮，還組了解酒班，可能會導致喝酒的人在部落承擔更多汙名，這是我沒有預期到的。」
當我們在不了解部落的文化或社會情境的狀況下，貿然介入，就會產生這種問題。「更何況是像《生命之側》裡寫的這種雷厲風行、手段強烈的結核病防治政策。」
吳易澄邊講，邊想起布農族作家拓拔斯・塔瑪匹瑪（漢名田雅各），在《蘭嶼行醫記》中的那篇〈一場無法開講的衛教討論會〉。「幾十年前的醫師做的事也跟我們當代一樣，就是要叫大家不要喝酒。可是就在他那場衛教討論會正要開講之際，達悟族人直接跟他說，『你很奇怪，你這個台灣派來的醫生叫我們不要喝台灣賣來的酒，這不是很矛盾嗎？』」
這位族人言下之意就是，我們又不是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是經歷了某些過程才會變成這樣的。這些台灣派來的人不跟他討論他最恐懼的東西，「是什麼？是核電廠。沒有人跟他們討論這個對他們來說未知的東西。結果呢？那場衛教變成了一場核廢料的討論會。」
➤文化療癒的可能
蔡友月的田野意象是蘭嶼。她放的第一張照片是一棟改建到一半的家屋，背景是一片已經蓋好的國宅。1960年代，達悟的傳統屋陸續經歷家屋改建的過程，剛開始只有少量的家屋改建，到了60年代末，開始大量拆除傳統屋，改建成國宅。後來這批國宅1994年被確認是海砂屋，不能住人，最後政府決定一戶補助45萬，讓族人自行興建家屋。
「45萬在大安區可以蓋怎樣的房子？離島的工、料更貴，你們覺得45萬能蓋什麼？於是他們每個人開始經歷家屋改建的創傷。」蔡友月說。
「這張照片是我一個精神失序個案的家。我在蘭嶼做田野的時候，很多人告訴我，家屋改建的那段時間，很多人都受不了自殺了，發瘋了。我去查衛生所的檔案，發現在那20年間，因為改建從樓上掉下來受傷的很多，可是自殺率並沒有提高。精神失序有，可是自殺的沒有。那為什麼島上有九成的人都跟我講，家屋改建，很多人去自殺？」
蔡友月強調，這就是詮釋和實證的角度不同。「從實證的角度，你會覺得這個不符合evidence，所以是假的。可是如果從詮釋的角度，島上九成的人都跟你這樣講，這對於理解他們的創傷就是有意義的。」
或許是作為社會學家的研究性質與研究取徑使然，蔡友月在閱讀及在講座中討論《生命之側》時，一直提醒大家要看到因紐特人生命故事背後的結構性暴力：「這些因紐特人想死的渴望可能是主體性的展現，可是我們也要知道，背後其實有個更深層的、因紐特人經歷殖民暴力的結果。」她期望作者未來可以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唯有這個東西被翻轉，由下而上長出原民自己的主體性，文化療癒才有可能。」
蔡友月最後一張照片，放的是蘭嶼護士張淑蘭（達悟名Sinan Kalain）創立的「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也就是她的「希望療園」計畫。
在蘭嶼傳統文化中，老人覺得自己身上有惡靈，所以會要求獨居，和孩子分開住。「淑蘭是一個護士，她覺得這樣的文化讓老人無法得到適當的照顧。島上大約60%的人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所以她想透過宗教改變這個狀況。」張淑蘭利用文化轉譯，告訴族人，基督寶血就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不怕這些惡靈，「由下而上，成立達悟自己照顧老人的組織。這裡可以看到海，有芋頭田，她希望把蘭嶼過去的文化療癒的部分，帶進這些老人家生命的最後階段。」
「我覺得這個滿重要的，就是達悟人自己由下往上長出原住民的主體性。」蔡友月說。
➤如何理解人們想死的渴望？
《生命之側》圍繞著各種不同形式的「死亡」：青少年自殺與加拿大政府因應的自殺防治計畫。祖母罹患結核病被送往南方療養院，卻在路途中過世了，她的孫子幾十年來還是會在每一次醫療船靠岸時，前去港邊探問祖母的消息。一個又一個關於自殺的夢境，以及關於做夢的人對自殺朋友的回憶與承諾，還有因為協助母親自殺，而上法庭接受加拿大法律審理的因紐特人厄奇尤特。
厄奇尤特的母親結核病病重，醫師判斷她只剩下不到3個月的生命。加拿大的法律不允許安樂死，但是在因紐特人的文化中，老人和生病的人若開口求助，幫助他們結束生命是因紐特人的習俗。
厄奇尤特的母親要求自己的兒子幫她結束生命，而厄奇尤特也這麼做了，並為此上法庭接受審判。書中詳細描述協助自殺的經過、法庭上的對話，以及陪審員的想法。講座中，蔡友月問在場讀者：「你們覺得，文化之上應該要有個更大的法律規範？還是會覺得這是因紐特人長期以來的傳統，我們應該要尊重他們的文化？」這位少年協助自己的母親自殺，有罪嗎？
蔡友月指出，這是非常複雜的議題，「也是這本書深刻的地方。我們都覺得生命是珍貴的，可是政府的作為、這些自殺防治的計畫，並沒有回應到這些人想死的渴望。」
吳易澄說自己也常問學生這種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充滿陷阱。我們先要有個概念：法律永遠是遠遠落後於社會需求的。法律並非至高無上，但是社會運作依然需要法律。蔡老師問這個問題，很多人都舉手說應該尊重文化，可是，你真心這樣想嗎？你真的認為可以讓族人幫助自己族裡的老人家自殺、死亡嗎？」
吳易澄提醒我們，在討論文化這件事時要非常小心，不要過於本質化地認為它就是應該被尊重。「我們在閱讀民族誌也應該要想到這一點。我相信《生命之側》的作者絕對不是要我們去贊成或反對，她是把為什麼會有這個困境、這樣不得已的做法呈現出來。她想講的是一種非常深層的同理，讓我們了解當地人面臨的處境。」
➤混亂敘事
蔡友月和吳易澄本身的長期關懷及田野都關乎人們的受苦。蔡友月曾參與美國精神病學家凱博文（Arthur Kleinman）、瑪麗－喬．古德（Mary-Jo DelVecchio Good）、古德（Byron Good）等人在哈佛的全球精神疾病與健康計畫，對於病人主體敘事有更多觀察和體悟。
蔡友月提到，凱博文在台灣最早的譯作《談病說痛》，談的就是病人敘事，「他要我們聆聽以病人意義為主的聲音，讓病人主體的敘事變成醫學的一部分。我覺得《生命之側》大量使用意象、歌、夢，就是回應了這種研究結合現象學、文學的詮釋取徑。作者把大量實證醫學沒有處理的素材帶入她的分析，去反省加拿大政府的結核病和自殺防治計畫。」
蔡友月強調，這也回應了社會學家法蘭克（Arthur W. Frank）的「混亂敘事」（chaos narrative），「他指出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沒有能力去聆聽這些失序（disorder）、受苦，在結構暴力下各式各樣的混亂敘事。我們這個社會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療癒敘事：我克服了憂鬱症、我怎麼走過自殺，或是我怎麼克服癌症，變成一個成功的病人。可是那些你聽不到、甚至他發不出聲音，或是你不知道它意義在哪兒的混亂敘事，是需要我們重新去看待，而且更需要去聆聽的。」
吳易澄則以人類學的角度，在書寫方式和研究方法加以延伸，「我相信熟悉民族誌、或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讀者，會覺得《生命之側》是一本很特殊的民族誌。人類學研究強調參與觀察、深入訪談，還有什麼其他的呢？竟然是訪談對象想像中在屋外的一隻渡鴉、竟然報導人的夢都成為重要的材料。作者甚至在書寫上引用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引用處理相當多殖民議題的南非小說家柯慈（J. M. Coetzee），來對應她想要處理的、加拿大原住民的處境。」
身為臨床精神科醫師，吳易澄認為這種書寫方式對大部分的實務工作者來說可能是陌生的。「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基於很強的evidence。比方說，我們要怎麼判斷一個人有問題？臨床上可能會將『病人』的夢視為症狀，被醫師視為病人的人，他的任何行動、反應、話語，都會在醫療的框架下進行詮釋。做夢、或是半夢半醒之間講的話，我們可能就會判斷這是譫妄症，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吃藥，要做更多檢查。」
「但問題是，這些東西是不理性的嗎？比如人類學家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就討論很多北美原住民的夢。夢其實是用來作為對話、溝通，或是跟祖靈、祖先互動的重要媒介。這絕對不會是不理性的，而是很深刻地對應了這個族群的社會和文化。」
回到《生命之側》，吳易澄認為，他慢慢感受到作者的企圖：「我們到底可以如何呈現，或是凸顯人的處境？現有的證據好像不足以說出這些人面對的處境是什麼，你知道有些人開始過得很痛苦、有些人活不下去，有些人選擇自殺。自殺好像變成一種流行病，蔓延在加拿大的原住民社群之中。可是這意味的是什麼？我可以怎麼看、怎麼理解？難道又是把人找來，發DSM5問卷嗎？」
《生命之側》所企圖呈現並且捕捉的，是一個想像中的、敘事的意象，一個概念，甚至是一個小說的場景，「她企圖去捕捉那些捕捉不到的。」
吳易澄分享他最初接觸部落的經驗，是八八風災。風災後，政府規畫了一系列協助部落重建的計畫，醫師們因著這樣的計畫進入部落，也做了許多優秀的流行病學調查。當年仍在高醫就讀的吳易澄跟著主治醫師上山收案，與某位受訪者的對話讓他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位受訪者說，『你們拿來問我的這些問卷上，要勾選心理受苦的程度有多高、有什麼樣的症狀，可是你們問的跟我的感受不同。我感受到的是，風災之後我從來都沒有這麼快樂過。』」
這個故事吳易澄分享過很多次，因為這對還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他來說震撼太大了。「原來，我拿著我的科學工具想要去捕捉這些人的受苦經驗，他告訴我的完全不是我所預期的答案。當我再問下去，他說：『因為啊，我們部落從來沒有這麼團結過，發生事情以後，我走到哪裡都有人想載我一程。』」
一個社群在社會變遷，或巨大衝擊之下的狀況，很多都不是既有的科學工具能定義的。「所以，要怎麼樣去找到那個證據？人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作者用了各種方法，這也是這個研究很感人的地方，她從她所發現的資料裡，企圖去找到更多沒有被書寫下來、沒有被定義過的東西。」
➤我們如何面對他人受苦？
兩位講者非常有默契的，以南非攝影師卡特（Kevin Carter）1994年獲得普立茲獎的作品〈飢餓的蘇丹〉（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為這場講座作結，談我們如何面對他人的受苦。
現場讀者除了相關科系的學生，也有正在訓練中、或已工作數年的臨床工作者。有人提到他本身的工作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環，覺得自己很難說出「感同身受」四個字，「因為我並沒有真的經歷過這些人所經歷的苦難。」記錄完了、提供衛教單張，他也知道這是一個形式，真正會去看的人並不多，而且以工作量來說，很難後續保持聯絡，長期下來累積越來越多的無助感。
蔡友月分享當時在蘭嶼田野的心境，她提到自己最後一年寫書時不太能過日常的生活，蘭嶼做田野待一個月就一定得離開，讓自己抽離那個環境。「我那時候會提醒自己，在介入他人受苦的時候，自己的某個部分一定要小心。」而另一方面，她也會告訴自己，作為學者，要透過研究把他們所經歷的那種暴力、把他們的聲音寫出來。「即使是詮釋，也要把他們生命的限制、生命的苦寫出來。我希望這樣的混亂敘事可以被更多的人聽到、感受到。」
吳易澄既是臨床醫師也承擔教職，必須比過去更頻繁地帶學生上山。「帶學生到部落裡去看、去講，是我現在很重要的實踐。我覺得跟這本書有點類似，就是怎樣去述說，也像我們今天的主題，如何去述說一個原住民的故事。」
《生命之側》這本書至少做到了一件事，就是深刻地告訴大家，因紐特人想像的生命是什麼樣子。「當我們還不知道生命對他們來說是怎樣的意義，就信誓旦旦地說我要來救你、我要你活著，這不是一件相當荒謬的事情嗎？」
吳易澄指出，卡特的〈飢餓的蘇丹〉其實呈現了兩個受苦的意象，一個是畫面中瘦骨嶙峋、快要死亡的小孩，後面有一隻準備把他吃掉的禿鷹。另一個是拍攝者，他把這個畫面拍攝下來，告訴全世界有這麼一個悲慘的地方，然後獲獎了，但是這個拍攝者承擔不起這樣的「榮耀」，自殺了。
「很多的民族誌作者都在做這件事情，把人間的痛苦寫出來、然後出版。作為民族誌作者、醫療工作者，甚至更多第一線的社工，我認為很多人感受到那種無助，而《生命之側》也把那種無助感寫出來了。這非常重要，唯有把這種現象凸顯出來，我們才會知道，後續如果有什麼政策、有什麼可以做的時候，可以做什麼修正改進。」●
➤下一場《生命之側》新書講座：什麼是當代原民的面貌？
- 時間｜12/5（四），19:00-21:00
- 地點｜聯經書房・思想沙龍（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4號B1）
- 講者｜Ciwang Teyra（太魯閣族，台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邱韻芳（暨大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 入場方式｜自由入座，請提早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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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麗莎．史蒂文森（Lisa Stevenson） 史蒂文森的研究聚焦於意象的思維形式，她試圖在加拿大北極地區的因紐特人和厄瓜多的哥倫比亞難民中，追蹤並描述這些處於暴力之下，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意象思維形式。她曾拍攝短片《進入未知的部分》（Into Unknown Parts），講述因紐特人被迫離開家園、在加拿大南部肺結核療養院生活的經歷。近期在厄瓜多的哥倫比亞難民中進行的工作，則採用了實驗戲劇技術（與Cristiana Giordano合作），以尋找新的思考意象的方式，並藉以表現日常生活中暴力。史蒂文森目前獲得Mellon New Directions Fellowship資助，研究如何利用電影的力量捕捉暴力的生活經驗。 |
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
書評》是「集大成」還是「再生產」：村上春樹《城與不確定的牆》
深受外國文學影響，著作也被廣泛譯介到國外，讀者從日本遍布到全世界的作家——這樣的形容，會讓你想起誰的名字？
或者換個說法：持續在多部作品中反覆探討同樣的元素與主題，一再參照、重新詮釋自己作品的作家是誰？
有些人會想到大江健三郎，也有些人可能會想到村上春樹。
這樣隨意擷取出這兩位世界知名作家的特徵，或許會讓人覺得他們非常相似。但是——各位應該也都知道——這兩人的特色與創作風格找不到相似之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們位於光譜的兩端。除了《1973年的彈珠玩具》的書名取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以外，這兩人好像沒有任何的關聯。
之所以談起這件事，是因為當我讀村上春樹的新作《城與不確定的牆》的試讀版時，我想起了大江的「晚年樣式」一詞，隨後又聽聞大江的死訊。這兩件事純屬巧合，但我想探究這樣的巧合是否隱含著什麼意義。
對村上春樹這位作家有一定認識的讀者，聽到書名《城與不確定的牆》，應該會馬上聯想到兩件事。一個是曾經刊登於文學界，但基於作者意願，從未收錄到書中的夢幻中篇〈城，與不確定的牆〉；另一個是以〈城，與不確定的牆〉為基礎，改寫而成的長篇《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之前就有大江將《同時代的遊戲》改寫成《M／T與森林中的奇異故事》的知名案例，而村上不只一次改寫〈城，與不確定的牆〉，還改寫了第二次。
《城與不確定的牆》（可能有點容易搞混，在此指的是新出版的長篇）以三部構成。
第一部講述17歲的「我」與16歲的「妳」的影子間的戀愛，以及成年後的「我」在真正的「妳」所在之處，那座被「高牆」圍繞的城裡的生活，兩邊的故事交互出現。
在第二部中，「我」從「城」回到「現實」，開始在福島縣山間小町的圖書館工作。在這裡，「我」遇到前館長子易先生、圖書管理員添田小姐、穿著黃色潛水艇連帽夾克的少年、開咖啡店的女子，與這些人交流的同時，也徘徊在「城」與「町」的界線之間。
到了第三部，我再度進入「城」，然後再一次試著回到「現實」。
這座「城」外有「金色的獸」，要進入「城」需要剝離「影子」。進入「城」的我在「圖書館」負責讀「古夢」，而「妳」就在那間圖書館工作。不僅「城」的構造與設定和舊作〈城，與不確定的牆〉（或者說改寫成長篇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十分相似，本作中也充滿村上作品中常見的元素。
過去交往的「心僵硬了」的「妳」和在咖啡店工作的「她」，可以重疊到《挪威的森林》的直子和綠。福島小町的圖書館，或許也讓人想起《海邊的卡夫卡》中的甲村紀念圖書館。有一天再也連絡不上的的「妳」，也宛如《發條鳥年代記》中的妻子久美子。誤闖異世界而後逃離的故事，也與《1Q84》相似。不用說，作品中也做了沙拉、煮了義大利麵，並且同樣出現了深邃的洞穴和井。
對於這部作品，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形容是「村上作品的集大成」。或者以比較壞心的說法，也可評為「再生產」。
這部作品是「集大成」，還是「再生產」？
無論是哪一種，身為一個長年熱愛村上作品的讀者，我想談談過往在村上作品中塑造出故事的技術，至此幾乎已經爐火純青。
沒有任何停滯，平順浸透到體內的淺顯而節奏感極佳的文字，高明到近乎藝術的句讀使用。生與死，光與暗，身體與影子，日常與非日常，讓這些概念互為對比，穿梭在兩者之間的表現手法。被「高牆」圍繞的「城」之虛構，對上被「山」環繞的「町」之現實。在兩個「城」與「町」之間，以死者的身分現身的子易先生模糊了虛構與現實的界線，不時使兩者翻轉過來。將乍見對立的兩個概念翻轉、揚棄，或是移除使對比成立的關鍵，這樣的橋段在本作中反覆出現。累積而成的技術造就這個淺白卻又難解的故事，逼近「講述無法以言語描述的事物」此一文學的核心。
此外，村上的幽默感與比喻能力也依舊如故。身為小說家，比起村上的幽默感與使用的比喻本身，筆者向來更關注他運用的手法（更進一步說，就是想「偷師」）。村上總是能以幽默感或比喻，輕易突破故事中的難關，或是無法以言語表達的場景。他做得實在太舉重若輕，讀者時常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接受了無法理解的事情」，就這樣讀下去了。
比方說，少年失蹤後，「我」在咖啡店與她見面的橋段。先描寫了以前「我」交往過的「妳」，跟眼前的「她」重疊，模糊了過去與現在的界線。「我」想起從前「妳」說過的話，閉上了眼睛。此時「我」被問到「嘿，你在想什麼？」於是回答「俄國五人組。」想不起俄國五人組中的最後一人，跟「我」不會把「她」獨自一個人留下的想法重疊起來，將所有的描寫與對話流暢銜接在一起。原來還有這種寫法。
或者是再次回到「城」裡的「我」，聽黃色潛水艇少年說酋長故事的橋段。少年引用了酋長說的一句話：「誰都可以用腳爬上椰子樹，但還沒有一個人登上比椰子樹更高的地方。」這句話原本是在諷刺歐洲人一味建造摩天高樓的現象，但是透過將滯留在這座遠離現實的「城」，形容為「爬得比椰子樹的高度還要更高」，這樣的類推就說明了「浮在虛空之中」的狀態。
在這裡，從「爬椰子樹」這個單純的小故事衍生出三個層次，分別是「按照文本理解的酋長故事」、「酋長故事的解讀」和「酋長故事的超越」，將每一個層次稍微錯開，就抵達「浮在虛空之中」的結論，也就是說明了「城」的狀態（「城」是什麼？這個問題是構成這部小說的中樞，同時卻也是無法明確說明的）。
這部作品究竟是「集大成」，還是「再生產」呢？
讀了這部作品後會有什麼感受，取決於每一位讀者自己。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我個人而言，這部作品既不是「集大成」也不是「再生產」，我想稱之為「收成」。如同前面所述，本作中出現了許多村上作品——尤其是長篇——中反覆出現的元素與主題。但是也可以反過來想，在村上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元素與主題，全都先在本作的原點，即中篇小說〈城，與不確定的牆〉登場過了。
在出道第二年寫下的中篇小說中，他種下了日後耗費漫長光陰書寫的長篇的種子。累積了寫作經驗的村上在超過40年後，終於收成當初自己種下的種子——我是這樣想的。
如同大江因兒子的影響，將過去出版的《同時代的遊戲》改寫成《M／T與森林中的奇異故事》，村上改寫這部作品的起因之一，毫無疑問是新冠病毒的疫情。被隔離在封閉的「城」中的「我」的故事，也是被隔離在自己家中，無法與他人相見的我們的故事。要留在「城」裡，還是要回歸「現實」？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必須由經歷疫情的我們來思考「與他人產生關聯」有什麼意義，才能得出結論。
在《大江健三郎作家自語》中，大江將自己評為「20世紀的作家」，村上則是「21世紀」的作家。還記得與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相差一代的我，當初讀到這裡時非常震驚。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兩人都是在20世紀出道，在20世紀臻於成熟的作家。
但是現在回頭來看，這兩人之間或許真的隔著一道超越年齡差距、堪比「一世紀」之差的「牆」。他們的作品就是有這麼大的差異。身為一個讀者，我很期待村上春樹收成了出道時埋下的這顆種子後，未來會繼續寫下屬於「21世紀」的故事。●
街とその不確かな壁
作者：村上春樹
譯者：賴明珠
出版：時報出版
定價：6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村上春樹
1949年生於日本京都府。早稻田大學戲劇系畢業。
1979年以《聽風的歌》獲得「群像新人賞」，新穎的文風被譽為日本「80年代文學旗手」，1987年代表作《挪威的森林》出版，奠定村上在日本多年不墜的名聲，除了暢銷，也屢獲「野間文藝賞」、「谷崎潤一郎賞」等文壇肯定，三部曲《發條鳥年代記》更受到「讀賣文學賞」的高度肯定。此外，並獲得桐山獎、卡夫卡獎、耶路撒冷獎和安徒生文學獎。除了暢銷，村上獨特的都市感及寫作風格也成了世界年輕人認同的標誌。
作品中譯本至今已有60幾本，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及採訪報導等。
長篇小說有《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尋羊冒險記》、《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國境之南、太陽之西》、《發條鳥年代記》三部曲、《人造衛星情人》、《海邊的卡夫卡》、《黑夜之後》、《1Q84》、《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刺殺騎士團長》、《城與不確定的牆》。
短篇小說有《開往中國的慢船》、《遇見100%的女孩》、《螢火蟲》、《迴轉木馬的終端》、《麵包店再襲擊》、《電視人》、《夜之蜘蛛猴》、《萊辛頓的幽靈》、《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東京奇譚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第一人稱單數》。
紀行文集、海外滯居記、散文、隨筆及其他有《遠方的鼓聲》、《雨天炎天》、《邊境‧近境》、《終於悲哀的外國語》、《尋找漩渦貓的方法》、《雪梨！》、《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象工廠的HAPPY END》、《羊男的聖誕節》、《蘭格漢斯島的午後》、《懷念的一九八○年代》、《日出國的工場》、《爵士群像》、《地下鐵事件》、《約束的場所》、《爵士群像2》、《村上收音機》、《村上朝日堂》系列三本、《給我搖擺，其餘免談》、《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村上春樹雜文集》、《村上收音機2：大蕪菁、難挑的酪梨》、《村上收音機3：喜歡吃沙拉的獅子》、《身為職業小說家》、《你說，寮國到底有什麼？》、《棄貓 關於父親，我想說的事》、《村上T 我愛的那些T恤》、《村上私藏 懷舊美好的古典樂唱片》、《村上私藏 懷舊美好的古典樂唱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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