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多年前的文選裡，讀到前輩作家對於小說與散文疆界的定義（約莫文類模糊引起討論的年代前），說寫散文本質應該是赤裸，然而因為散文非虛構此一隱形契約，致使散文寫作者自我包覆得更緊；倒是小說家因為虛構，反而更安心地暴露。

提及這件往事，起因於讀《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這本小說集時，讓我想到相反的例子：網路論壇上癟腳又強勢的甲方，總標榜自己是真人真事，在讀者與作者間強加契約，最後導致作品說服力不足，讀起來只讓人感到是篇創作文。而在何玟珒這位老司機（各種意味層面的）技藝筆下，小說裡那些讀起來有點糟糕（也是各種意味層面）或難以理解的事物究竟真實，小說文類的虛構性質倒是成了作者的力場。

這裡的真實，並非指作者在作品裡安心坦然或怨毒地暴露自己現實生活的種種。表述真實早就是不同文類的最大公約數，然而虛構的自由，讓作者更易於在作品裡置入自己對於人的長期觀測：性與暴力、心與身體。

暴露，指的是現實被壓抑的、歪斜的。從小說集收錄的作品看來，背景設定似乎和家族有關，作者也曾在受訪時提及「人說家是永遠的避風港，但如果風暴就此產生怎麼辦？」然而細讀作品會發現，何玟珒並不以解構家族為樂，倒是充滿對正常框架的挑釁。

除了避風港，小說挑戰的還有另一句俚俗「家醜不可外揚」：不能外揚的真的是家醜嗎？還是說框架本身與欲蓋彌彰的企圖反而更加醜陋？我們不妨從〈疼痛轉生〉這篇起始。

小說描述一個晚年久病的阿媽，突然在病床上喊出想要BDSM的需求，分不清是口誤還是遺願。隨著情節推進才得知，這個垂垂老矣的身軀是由她與她的么子兩個靈魂共用。早逝么子是同性戀，對花招百出的性愛模式瞭如指掌且親力親為；阿媽發現兒子的傾向又氣惱又擔心，但其實自己也是深諳此道的同道中人。

小說以孫子視角描述阿媽「做辣椒醬不戴套」、「懷疑阿媽是否沒有痛覺」，而後道出她「身體受傷頻率與她向水電工收房租的次數重疊」，還會「聽見隔壁房傳來的呻吟」，喜餅鐵盒藏了一張正面是窒息式性愛死亡棄屍的新聞剪報、背面是么兒訃聞，不免令讀者猜想這是對兒子的掛念，還是擔憂自己哪天亦可能玩出人命？

視角一轉，久病床前的兄弟姊妹為了爭遺產，當年不懂的同性戀、性的暴力與愉悅突然天啟似的都能理解了，想來那些總被稱為「過於新潮流行」的其實也沒那麼無法接受，只是缺少動力。

母子共同擁有身體和祕密，在小說裡除了是個隱喻，更多了一份共情同理。作品寫兩人靈魂若人格輪替，「伊出來的時陣，我就覕咧內底，恁咧創啥，我攏知知。」這宛如魔術表演帽子戲法的重疊與置換，不僅是這本作品集常用的手法，也是值得玩味的概念。

除了母子同身的〈疼痛轉生〉，還有〈論集體失憶在家族場域中實踐的可能性〉中疑似曾與外傭有染、導致家族譜系錯亂的父親失智後，前來擔任照護職的新外傭，其熟手程度宛若她才是老父的親生女兒，以此反思血緣與稱謂的連繫意義；〈她說今天不拜拜〉主角膜拜的到底是誰的骨灰？慎重其事的送行倒是打臉了婚姻與傳統裡的重男賤女態度。

此外，〈電梯上樓〉的母女關係與童話故事〈驢皮公主〉類似，故意把女兒養醜以為可以去除她的性別與威脅，但小說最後女兒還是「逆襲」了父親，母親地位依然被剝奪。〈致親愛的盤子Ａ小姐〉則剛好相反，母女的角色顛倒置換，女兒妒忌怨恨從事性工作且曾經美麗的母親，也把此般情緒投射到身為母親乾女兒的Ａ小姐及其腹中胎兒。再推一層來說，女兒與Ａ小姐，其實是好孩子／壞孩子一體雙生的隱喻，不妨想成手足與自己的關係。

〈一個如妳這般的人〉和〈蝶〉兩篇寫的則是兩代的重疊繼承——不是溫情的那種，而是錯誤與傷害，皆成為生命的伏筆。

要形容這本小說集是揉合民俗與性別題材的驚悚喜劇亦可，但其中〈一個男人的攝影史〉偏偏是最出挑特異的一篇：美術館展出攝影名家作品，導覽員暢言詮釋攝影畫面的意義，殊不知站在照片前的就是按下快門的攝影師本人。戀人之目所見盡是愛之光芒，單純為了拍下眷慕之人身影之美，創作動機也未必有導覽員所說的社會關懷。當作者與作品與詮釋並置，許多無法收攏在論述裡的遂溢出框架（說不定本篇書評亦是超譯）。

腐文同好讀到王常清學習攝影的動機是為了拍下體格很好的柯萬年時，當會出現「此處應有本」的雷達響鈴。儘管礙於時代因素，攝影師沒有明確坦露性向、順應社會規範結婚生子，讀者也能明確感知其同性情愫的主體性。小說結尾的時間快轉回多元包容的現代，王常清的願望實現得晚了，但也不遲，雖然沒有給兩位主角一個ＨＥ（Happy Ending），但也不致落入ＢＥ（Bad Ending）。

回過頭來談談真實。〈一個如妳這般的人〉這篇，我解讀為有所自覺的小說寫作者的創作論：總是投稿失利的主角，發現自己的寫作天賦恐怕是被建構而來的，而且是母親過往無法企及的夢想彼端轉生而來的一場騙局。決定不再對自己說謊的主角，再度提起筆書寫真相，終究交出了一篇好作品。作品是這麼寫的：

寫作是，事情已經發生，而妳不能當作沒事般地讓它離開，所以只能寫下來作為妳受到影響的證明。心中若已有傷口，那就將傷患的身分高明表演得淋漓盡致。

是的，不要對自己說謊，寫作者的赤裸恐非與讀者的契約那般簡單。現實生活也經常欺騙我們不是嗎？如果生命是一場騙局，那麼不妨將一切視為翻轉的伏筆，那些糟糕而難以理解的，說不定是真實的精心安排。●

距離《以我為器》雖已是5年前的事，然時至今日，提及女性如何剖開自己，直面生產當下乃至產後的磨難與偶發的喜悅，讀者恐怕還是難以忘記那本書中銳利的形容。是故有些人可能會問：關於女性書寫，還能往何處鑿得更深？對此，李欣倫以散文集新作《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來回答。

無論創作者走得多深，讀者或許只能捕獲其中一張臉，然而關於女人的面貌，即便只有困境與痛，那也有數百張臉可寫。

➤跳下去，或者寫下去

描述李欣倫的作品，或許可以這麼開頭：文學是她的觀音，她向觀音傾訴的日常中，往往包含著文學。

書中多處可見，若生命遭逢苦痛，觀音低眉的描述總會慈悲的顯現，陪伴她一起疼痛。身為佛教信徒，李欣倫養成了習慣，睡前低語「觀世音菩薩」5字，便能緩緩入睡。幾年前她曾經陷入產後憂鬱，輾轉反側，最後寄託朗誦觀音找到平靜，如同浮木，也如同書寫之於她的意義。

「很多事情，我當初也不知道是否能夠被寫出來，但是⋯⋯如果沒有把一些經驗文字化，它就是一團在那裡，會日夜去想。寫下以後才能梳理脈絡，知道自己負重而行，背負的是什麼重？」

一直到書已出版，李欣倫仍有躊躇，乃因比起過去的作品，這回她描述更多的是婚姻，且是被婚姻逼到幾近瘋狂的女人（們），而婚姻之屬，必然立基於複數的條件。換句話說，她的筆不再凝聚自己一人，而是探觸到丈夫及其家人，有些段落寫得辛辣直白——例如兒時記憶中，經常出沒老家中藥行的女人「靜」，寫她好賭的丈夫、巨額的債款，使其被恨意包圍，如陷瘋魔，「眉間刺著：我恨」；甚或是，李欣倫最終竟提及自己的婚姻、與丈夫的對話，那些關於愛與金錢之間的衝突討論。

——這麼直白的言說，是否擔心觸犯了寫作的倫理？

但是若不寫，她怕，她怕成為記憶中的瘋女人，四處抓著人說她有多恨。更怕的是：「我不是寫下去，就是跳下去。」李欣倫說著，語氣淡淡的，卻重複了很多次。

➤如果能夠幸福，何必活成一條隱喻

執教於大學，也時常擔任文學獎的評審，李欣倫閱讀大量的稿件作品，其中關於婚後女性的描述，有個形象經常可見，那便是支撐好賭丈夫的辛苦妻子——她們共同的特徵，偶爾歇斯底里，偶爾自言自語，並往往以三言兩語草草帶過。如同李欣倫筆下的「靜」一樣，明明恨到高點，卻僅是浮於人們稀薄的記憶之中。

明明是這樣稀薄的存在，忽然某一天，那群女人的面貌一下子在李欣倫心中變得清晰，並使她惶恐覺察，自己似乎正走上跟過去那些女性相同的軌道之上？

依書中說述，其夫將錢投入期貨買賣，她因此夜不成寐。作為妻子，到底是一次次的默許表示支持，還是適時阻止才是真愛？

「我想到以前在我們家附近出現的、看起來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有些成為街坊鄰居的談資，不知道為什麼，好像都是以女性居多？」李欣倫回憶，又想到她在《閣樓上的瘋女人》所讀到的，「裡面寫到的女性精神病患有種魅力、彷彿先知，她們是現實生活秩序的反叛或者反抗。好像女性的瘋，本身又有這樣的隱喻。」

只不過，如果能夠幸福，何必成為先知？

婚姻不需要隱喻，而是平靜。《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是李欣倫追求平靜的一種實踐。寫作是她的平衡木，只要還能寫，就不會過得太傾斜。雖然說她也承認：「有些段落，我打字時是發抖的。那個寫作過程有點痛苦，特別是第一章，我從中藥行出現的女性臉孔，處理到自己婚姻的那一段。也是寫下來才知道，那件事情對我的打擊很大，否則過了這麼久，我應該可以平心靜氣地寫下來才對。」

寫作對有些創作者是療癒的方式，而李欣倫的創作，似乎還談不上療癒，比較像是貨真價實、睜大眼睛看清楚傷口的方式。非得等到事過境遷，她才有力氣，以長長的嘆息之節奏，承認她當時在婚姻裡受的傷遠比想像中還大。

➤創作的界線：寫作的倫理，與真實的探究

看似辛辣的揭露，並非李欣倫的本意。

「書裡面寫到先生買期貨，是他自己先公開的。他有經營一些社群媒體，後來把那件事情變成某種故事修辭，公開承認那些行為對於家裡造成的緊張。我也跟他說過，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有提到未來寫作上可能會處理。」她說。

散文家的作品通常給予讀者一種窺探的感覺，但不要忘記，窺探畢竟只是掀開一個縫。論及事情的全貌，往往只能夠化作幾句低調的暗示，例如書中這句：「鐵著臉硬要他將剩下能轉回來的錢全先轉回來，但要說起之前的那些，唉，說不下去了。之後，唉，也是不好說。（靜也有無言以對的時候嗎？）」（頁36）

所謂「說不下去」以及「不好說」，翻譯過來的意思是：「不能說」。

寫作者的倫常界線，莫不就是在這種可說與不可之間游移嗎？

「散文就是這樣，你沒辦法用比較遠的距離去寫。即便可以使用『他』或者是『你』這種代名詞，看起來站得沒這麼近，但我覺得就像是楊佳嫻推薦序裡面說的，這本書『逼近時不把鏡頭轉走，也不以隱喻或蒙太奇來削弱日常裡的殘酷』，大概就是因為我選擇了散文的文類吧。」

對，創作者其實是有選擇權的。

李欣倫聊到最早將初稿給編輯，僅是一段夫妻的對話。編輯看了以後，問：「這是小說嗎？」李欣倫心想，「如果是小說那就太好了，可以放進更多真實的細節，也能夠包容更多殘忍，無論讀者最後看到了什麼，創作者還可以推託說『純屬虛構』。」

即便知道有這個選項，她終究是將本書整理成一本散文。問其何以？她說若寫成小說，心裡過不去，她非得直面現實的痛，並以散文的方式言說才行。

「其實散文創作在這幾年比較艱難，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會直接把它跟『非虛構文學』放在一起。但是，如果我們對非虛構寫作的條件僅止於『報導文學』，那我在寫類似這樣的議題時，是不是就要去問我的先生，才能稱作是平衡報導？」李欣倫解釋：「這幾年非虛構寫作的概念出來，很多人都會覺得散文是非虛構，因此非虛構所有的框架都可以用來檢視散文，其中最容易被檢視的問題是：『這要是真的』。不過，對於『真實』的定義——以散文來說——根本無解。」

換言之，李欣倫對於散文的想像，不是真實的追求，而是真誠的探問，她太想知道這些年來，自己作為女兒、妻子、母親的過程，是否也在她的肩膀上長出了一顆頭；她想知道那些記憶中的女人、化作文學修辭中的一句配角，她們的人生到底經歷了什麼？

➤​冰淇淋的滋味，是女性的生命隱喻

長年以來，李欣倫受諸多女性作家的文本滋潤她的女性意識，然而存在於潛意識中的、已內化為某種規訓的思想還是難以根除。例如她於書中寫到，得知第一胎懷的是女兒，第一時間襲上心頭的，不是喜悅，卻是過往家族重男輕女的經歷。

採訪數天前，我們將採訪大綱送上，沒想到最困擾李欣倫的是：「問我作為女生快樂為何？這個題目我真的想好久⋯⋯覺得女生好辛苦，哪有什麼開心的時刻。」

她橫豎想去，關於女性都是限制，至於美好的事情——啊，有了，是這個：「前陣子去找我妹，我們感情很好，她硬凹我請她吃冰淇淋，兩球要兩百多塊，很貴，又超小球！她原本還說因為疫情的關係不能共食，是我逼她分給我吃一點。」談起此事，她一路都在笑：「吃到的當下，我就覺得好開心喔。」她說著，連回憶的這些時刻，眼神都閃閃發光。

她說父親是中醫師，從小耳提面命：子宮畏寒，女性需遠離冰淇淋等物。她如是告誡自己，因此往後每次吃冰淇淋喝冷飲，都像是一種偷來的幸福，是要小口小口珍貴地品嚐，因此快樂感倍增。

「看到你的題目，結果只想得到這個例子，好像真的有點慘。」李欣倫說，隨即燦笑，又跌入了冰的滋味。雖無刻意為之，卻恰好可以此為證——李欣倫人如其文，生活少有隱喻，多是實例，而每一個真實的例子，卻那麼像是一道道文學的隱喻，隱喻女性的生命經驗。

然而如果可以，她也許更情願在修辭過後，能把每一張女性的臉看得更清楚一點。不是「瘋女人」或者「辛苦的妻子」、「神聖的母親」、「隱忍的女兒」⋯⋯，不是這種濃縮的金句，而是萬字的日常，鏗鏘有力，不怕瑣碎。

「如果問，寫完這本書對我的意義，我可能會說，無論是順著第一章、裡面提到像靜那樣的女人，或者是第二章開始提到的母職身份⋯⋯寫完以後，我好像可以對那些女人說：『原來是這樣的感覺，可能很多人都誤會你了吧，原來妳走不開過去的原因是這些』。」

呼應書名，也許讀者看完全書以後，關於女性的面貌，也會交出一句這樣的豁然釋疑：「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