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辣個掀起台灣昆蟲熱的男子：無蟲不歡的生態神人張永仁與他的《昆蟲觀察入門》
張永仁面前攤開著兩本書：1998年版的《昆蟲入門》和2022年的新版《昆蟲觀察入門》。兩本書相差24歲，舊版變身為新版，滄海桑田的「推薦昆蟲館與生態農場」消失了，依據學術界的研究更正分類現況、參考書目加長、增列裳蛾科，此外還附上一大善舉——他翻開第94頁蜚蠊目，「我們把舊版的蟑螂換成最美麗的帶紋蜚蠊了。」
那隻蟑螂曾經驚嚇過不少讀者，還有人怕到用釘書機把94、95頁釘起來，以免不小心瞄到。
舊版作者黑髮濃密，新版的短灰髮作者像抽換了一個人，渾身散發的野生氣息沒變，只不過心臟動了手術，多裝了支架。有follow他臉書的人皆知，灰髮張永仁彷彿浸泡在憤怒中，天天譙人譙事，他爽快承認就很愛罵，但那只是發洩一下。個人臉書以外、日常生活中的他，「一直都是一個認真的昆蟲人」。
他說起在雲南採集的那些日子，前後去10趟，總共250個工作天，「拍到了在台灣幾輩子都看不到的東西。有一天，在之字型山路上，遠遠看到2隻似乎不同種的蝴蝶在追逐，我就直衝下去——啊，沒錯，不同種，而且2隻都是公的！」張永仁簡直興奮到忘了呼吸困難。那時他還不知心臟有問題，高山病發作也沒能及時下山，只能想盡辦法努力呼吸，只要呼吸就能活下去。
無蟲不歡，採訪完他又要動身到谷關作4天蟲調（昆蟲調查）了。
➤請回答1998！我的青春我的蟲
1998那年，台灣生物界發生了什麼大事？遠流出版的《昆蟲入門》搭配《昆蟲圖鑑》堂堂問世！
說驚天動地也許太超過，但對剛剛踏入節肢動物門昆蟲綱的初學者來說，無異天上掉下的大禮。當年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人類還得要等一段時間，才能迎來隨時可以用手機喚出Google輕鬆查找資料、啟動app比對花草蟲魚之名的新紀元，慢慢告別紙本圖鑑。《昆蟲入門》緩解了新手觀察者打著滿頭問號，喃喃自語「牠是誰？」的焦慮，一如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用哲學撫慰讀者受挫的心靈。
作家林欣誼日前在臉書上寫下她的青春紀事，提及長達10年的拍蟲時光，「不為學習，不求表現，亦無理想，不與時人同往，我一個不識蟲子的門外漢，只是著迷於蟲的渺小精細、不可思議的外觀，而想把牠們一一拍下來。」
然後呢？就像認識一個新朋友那樣，渴望知道牠的名字。《昆蟲入門》、《昆蟲圖鑑》成了林欣誼的床頭書。那時市面上也不是沒其他昆蟲書，但講到快速簡便就能觸及台灣常見的41類昆蟲，初步理解昆蟲生態習性與行為，《昆蟲》雙書堪稱獨一無二。
與林欣誼同樣熱切燃燒的蟲粉讀者們潛伏在東南西北，面對學生每天拋出「一萬個為什麼」的自然老師也需要人手一本。時代的颶風順勢把張永仁的出版人生推向最高峰，他收下百萬版稅，卻也「被繳稅單嚇到趕快去成立一個福爾摩沙生態公司」。
➤從素人到神人：用愛蟲的狂熱超越專業
台灣生態界，張永仁始終是一個傳奇。
既沒生物學背景，亦非教授學者，單純為學攝影和熱愛野外，就決意從東海數學系轉到「攝影課最多」的文化大學印刷系；又為了交攝影作業，揣著相機遊走陽明山，從拍蝶、抓蝶、養蝶到製作標本，渾不知攝影會把人吸入昆蟲的小宇宙。張永仁一路把生態攝影從興趣升格為工作、經營事業，乃至成為一種志業，只因癡迷於蝴蝶萬千奧妙的美，「當時在我看來，那是藝術品，而我正在從事藝術創作，也是一種教育。」他也在認識、接觸蝴蝶的過程中，參考閱讀諸多日本蝴蝶書籍，因此「慢慢有了生態的觀念」。
說起來，那是極度狂熱才能成就的事。為了看遍台灣蝴蝶，他年復一年騎著摩托車全台灣繞，孤獨但快樂。
張永仁強調，飼養是必須的：「只有在飼養的過程中，從卵開始，經歷幼蟲，化蛹過程，你才能觀察到在野外看不到的行為，對昆蟲的辨識能力，也會比在野外偶爾看一眼或拍一張照片強。」殺生也是必須的。為了表現極致的美，他會把剛羽化的蝴蝶做成標本，拍攝完整無瑕的鱗片。會有奪取生命的罪惡感嗎？他反問：「你殺不殺蟑螂螞蟻？因為蝴蝶漂亮就不能殺嗎？蝴蝶和蟑螂同一級，有脊椎的鳥又高一級，同level的要放在一個位置上看。」張永仁接著說起他的生命階序觀，「我們必須承認，生命是有高低的。」他說的是真話，而真話總讓聽者不舒服。
就像他坦承，有時擺拍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如果不把我養的白線斑蚊幼蟲移到特別設計的小水缸，怎麼拍到孑孓的特寫？」
「但我敢拍胸脯告訴你我怎麼擺拍，每一張照片都是在符合生長狀況下的生態下拍出來的……」生態照片再美，攝影師如果不敢公布是怎麼拍出來的，在張永仁看來就是詐欺。
三十而立前，張永仁已採集累積300多種蝴蝶標本，在日本昆蟲學術期刊《蟲》發表蝴蝶研究成果，卻因為讀到日本學者指出台灣鍬形蟲的研究、著作錯誤百出，還盜用圖片，出於亟欲洗刷國恥的熱血，張永仁大膽立志要寫出一本以台灣鍬形蟲為主題的書。
性格決定命運。其後，張永仁用2年時間拚搏出《台灣鍬形蟲》。寫就一本昆蟲專業知識書，其實不比做博士論文輕鬆。他從根本不知抓到哪一種幼蟲開始，從零起步深入鍬形蟲的世界，努力學習與累積，直到一塊塊拼出台灣鍬形蟲地圖。當時，張永仁自己無法鑑定的種類，就請教學術界朋友，甚至把標本寄送出國給專業單位協助辨識，最後，不負苦心，讓他找到台灣在地生長的49種鍬形蟲，比日本專家的研究結果多出3種。
即便沒有專業背景，所謂「業餘的人」，憑著埋首苦幹的堅定意志和毅力，也能做出專業的成果。前半段的人生，張永仁一直努力在證明這件事。
➤命運大轉彎：拍虎頭蜂、去金門蹲點，豁達看人生
完成《台灣鍬形蟲》後，接下來張永仁幫陽明山國家公園拍寫了《賞蝶篇》、《蜻蛉篇》，站在多年蟲齡累積的基礎上，又完成《昆蟲入門》和《昆蟲圖鑑》。
而在找拍昆蟲的同時，張永仁辨識植物的功力也與日俱增，附贈說也說不完的野外觀察故事：「我看過昆蟲搶親的，最高紀錄5隻疊在一起，還有2隻公的疊在一起，下面那隻一直用腳踢，笑翻。」
透過攝影寫作與出版，張永仁似乎找到了一條結合興趣和工作、可以維持生計的路。耗時10年，以顏色檢索的《野花入門》和《野花圖鑑》再次印證這件事。寫鍬形蟲時，他動用學術語言；但在介紹昆蟲和野花給大眾時，他可以直白告訴讀者：「這隻殼比較亮，那隻不會亮。」這卻必須建構在對「近似種」的背景知識理解上。一句簡單的形容背後，可能是跑好幾趟標本館和翻看數篇論文的結果。
就算現在數位拍攝很方便，張永仁認為，當代生態攝影師要有他當年不斷擴展知識領域的企圖和動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有市場在支撐，是市場造就了我。」他說明出版品受讀者青睞與自我精進之間的關聯：「圖鑑書賣得動、巧連智跟我大量借片、有固定的專欄寫，我就必須推陳出新，每次都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東西，即便原本沒有興趣的攝影主題，也得去拍，讓自己從無感到拍出興趣來。」他表示，「如果只選蝴蝶拍，3個月就沒人要了。」
然而世界變遷快速，網路資訊發達，紙本圖鑑市場需求不復以往。越過顛峰後的某年，張永仁結算版稅，發現版稅收入抵不過一整年花掉的油錢，而他有2個孩子要養，妻子也為他辭去穩定教職：「所以我必須轉型，能夠做甚麼呢？」幾經思考，他決定投入生態影片拍攝，並選定震撼度最高的虎頭蜂打頭陣，跟捕蜂人借了全身防護行頭，甚至曾經把整巢蜂窩拆下來研究。
問他有沒有被螫過？他回，「當然。」
虎頭蜂影片後來沒有發行，卻成為張永仁人生轉彎的契機：「那時的林試所研究員趙榮台看過影片後大讚，也欣賞我做事的態度，就把我介紹給金門國家公園。」張永仁標到了金門國家公園的案子。和陽明山合作案只需要拍照和書寫不一樣，這次他必須先完成金門昆蟲的基礎調查。二話不說，他買了一部二手車，傢私全部塞進去，運到金門，租了房子，就這樣當起金門住民。整整兩年期間，張永仁投入全副心神研究，只有在冬天蟲子少的時節才回家。工作完成後，當初質疑「張永仁憑什麼？」的人，都反過來成為他的支持者。
歲月偷走了體力，但論經驗論技術，張永仁自認還維持高峰狀態。年輕時的滿腔悲憤已隨風而逝，他不再試圖向外界證明自己。取而代之的，是豁達的人生態度：笑罵由人、聽老婆的話、好好感受分享生態拍攝過程的單純與快樂。現在，光是一張木蜂抱著翠蘆莉花盜蜜的照片，他就可以講到眉飛色舞，汗都滴下來而不自知了。
「我怎麼會那麼富有呢？」張永仁頓了一下，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張永仁想對昆蟲觀察初學者說……「找一個離家不遠的公園，近郊山區，以台北來說，就像富陽、芝山岩、仙跡岩。」 「不斷的去，重複的去，去的次數越多，越熟悉環境，能觀察到的就越多。要蹲下去，趴下來，像孩子一樣身段放低放軟，保持好奇心，昆蟲就在那裏。」 ◎張永仁想對官方單位與除草人說……「不要割草割那麼勤快，不要把環境整理太乾淨，也不要把野外的植物砍掉去種一些莫名其妙的花，像非洲鳳仙，只要有草坪綠地，就有昆蟲。」 「林務局已經歸正，轉變成為山林的保護者，現在最讓人頭痛的是水保局，每一條野溪都要整治，小山溝三面光，水泥化，這對生態的影響太巨大。水棲性的螢火蟲無法從水中爬上土坡，挖洞產卵，更別說紅冠水雞、秧雞、彩鷸等涉禽的雛鳥一旦掉進去，沒人去救，就只有等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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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永仁 |
閱讀隨身聽S6EP5》譯者施清真／譯者心中都有一把尺，這是很大的壓力，也是一種挑戰
在台灣出版品總數中，非本土創作約占4成，翻譯工作可說是文化生產中相當關鍵的一環。翻譯只是一份居於幕後的工作嗎？在出版環節中，對於譯者有足夠的尊重嗎？閱讀隨身聽本集邀請到美國西北大學人際傳播學博士、旅居舊金山的譯者施清真，她曾任教於淡江大學及輔大大眾傳播系，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超過20年，譯作包括《蘇西的世界》、《接骨師的女兒》、《控制》、《呼喚奇蹟的光》、《我們一無所有》、《生命如不朽繁星》等等。本集節目中，她不僅分享日常工作的安排，也談到譯者身分的觀察，更分享了她個人翻譯過程的層層思考與把關。非常精彩，請別錯過。
【精彩內容摘錄】
➤譯者的生活作息
早上8點多開始工作，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工作到5點，一禮拜5天，禮拜六、日休息，我希望時間能固定，這是我的工作習慣。可是翻譯這種事情，沒辦法說停就停，還是會在腦海裡運作。我會固定的進度，今天如果沒有完成，便會累積下去，明天還是要做，這是一個非常需要自制跟自律的行業。
➤譯者只應是一份幕後的工作嗎？
一個譯者到底應該在幕前還是幕後呢？翻譯如果要站在幕前，推自己的譯作，分寸應該如何拿捏呢？這是我常思考的問題。《樹冠上》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從開始執行到翻譯完成，以及正式出版時，我都很用心幫忙推薦這本書。但我每次都思考：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應不應該？國外譯者也面臨這樣的問題，至於不同譯者如何評斷，每個人看法的不同。我也還在學習與思考。
《雲遊者》作者，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她的英文譯者是Jennifer Croft，所有朵卡萩的書都是她由波蘭文譯成英文的。她非常樂於推薦這位作者，從朵卡萩還沒有拿到諾貝爾獎時，她就已經是朵卡萩的譯者了。她最近提出的一個問題：在英譯本中，為什麼譯者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書封上？Jennifer Croft很不以為然，她認為讀者是透過閱讀她的文字才能領略朵卡萩的作品，所以她堅持，如果出版社不把譯者名字放在書封上，那她就不再幫出版社翻譯了。
➤譯者幫忙推書，卻被說是想紅
反觀台灣譯者的名字都已經在書封上了，這是某種程度的尊重，可是尊重應該要到怎樣的地步呢？如果譯者跳出來說：「你在閱讀這位作者時，究竟是閱讀他還是閱讀我？」相信確實會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多數人認為翻譯並非創作，書寫才是創作，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無論如何，讀者都必須經過譯者的詮釋，譯者付出了心力，應該要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可，至於認可的程度，則是譯者自己要拿捏的問題。
以我的情況來講，我推薦自己翻譯的書，也碰過一些不同的說法，說我是不是想要出名、刷成就感之類。這樣的話，我聽了當然會不太高興，老實說，依據一般出版社跟譯者簽訂的合約，無論賣多少本，對譯者來說是沒有差別的，我們拿的是稿酬。
我推薦書籍的初衷，是希望作者與譯作被更多人看見，至於如何讓讀者看見的是譯作、是作者，而不是譯者我，這分際很難拿捏。後來我覺得其他人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如果能讓大家看見作品的話，那就這樣吧，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對譯文的每個判斷與決定，大多是孤獨，且只有翻譯自己清楚
村上春樹在美國有3位譯者，所有作品都是由這3位譯者翻譯，不會由其他譯者插手。剛剛提到的諾貝爾獎得主朵卡萩，譯者也只有Jennifer Croft一位。義大利《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的英譯者也只有一位。
回到台灣現況，這很難做得到，其中涉及很多原因，大多出版社沒有這樣環境、意願來經營同一位譯者或作者。反過來說，一位譯者接案時，也會有時間或種種不同的考量，所以要達成讓同一個譯者來譯同一位作者的所有作品，情況其實並不多見。
一部作品中，作者與譯者的聲音是否相同？這是所有譯者都會面臨的問題。翻譯時，所有的決定權都在譯者自己身上，很少有作者讀得懂你翻譯的語文，所以沒有人能跟譯者一一確認，你的譯文是不是真正傳達出作者的聲音。
所有的尺都在譯者心中，譯者要自己思考、決定，呈現出來的結果究竟如何，只有譯者自己心裡清楚。有時想想，這是很大的壓力，也是很有趣的挑戰。
➤譯一本書，認識一位作者，都是緣分
我的習慣是，如果我開始翻譯一位作者，我會希望也能譯他其他作品，我也會開始讀他的其他作品，從他的作品去更了解這位作者。比方說我譯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雖然只譯了《呼喚奇蹟的光》、《拾貝人》、《羅馬四季》，可是他的其他小說我都讀了，翻譯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的《大宅》、《愛的歷史》跟《烏有》也一樣，我也把她的作品全部讀過，從她的作品裡更了解這位作者。
當然，如果有機會跟作者直接溝通或聊作品的話，能讓譯者更深入了解作品幕後的故事和緣起，當然對翻譯是更好的。
這需要緣分，跟書是緣分，跟作者也是一種緣分。我翻譯了二、三十本小說，譯過很多不同的作者，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希望跟他們碰面。我住舊金山，疫情前，舊金山是簽書會很重要的地點，基本上他們都會過來，我也很幸運地碰到很多我的作者。有些作者簽書會後很少聯繫，有些則緣分能夠持續下去，變成朋友。交流問題時，他們會給我很多資訊，讓我自己做決定。
跟我比較要好的是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他以前住在奧克蘭，在舊金山灣區對面，我們見面很方便，後來真的變成很好的朋友。其他則是通email，然後有機會見面，這都是很難得的緣分。
➤從當代中文小說尋找翻譯的資源
施清真：在翻譯文學時，要非常注意語言的細微之處：現代人說什麼樣子的話，用什麼樣的語彙？翻譯的字彙是不是跟現代的語詞脫節？這時候就要讀大量的中文小說，所以我每次回台灣都要搬很多很多書回美國。
我每次回台灣時，常跟幾位作家朋友或幾位我敬佩的編輯朋友聊天，他們也都是創作者。他們經常看翻譯小說，關注其中的情節和人物設定。我剛好相反，我會避掉翻譯小說，我專門想看中文小說，因為我想看文字，從中文小說的文字擷取我需要的部分，這是我缺乏的。
主持人：這點讓我想到，已故譯者彭淮棟曾提過，在中文的語言上，他會朝古文吸收，思索怎樣精煉地運用詞彙。在某個標準下，要用更漂亮的方式表達中文，他會往古文找資源。可是妳剛剛提到的，比較是朝現代的中文創作上去尋找，這是很大的不同。
施清真：每次中文卡住，我都會看蘇偉貞的小說，或黃麗群、王定國、吳明益、甘耀明、朱和之，他們的文字讓我覺得，原來中文可以這樣子表達。文字是活的，英文與中文都一樣，1920年代的英文小說跟現在的英文小說，語法、用字都不一樣。如果我翻譯的是近代小說，我會想看近代中文表達的方式……
我的習慣是，翻譯時，我會整個投入到作者跟英文原著中。等譯稿全部出來後，我還會做兩、三次校稿跟潤飾。那這過程中，我會更大量閱讀中文的東西，這時候才真的是修改的時候，初稿只是把意義表達出來，之後文字的細微修改，又是另一個過程。
主持人：修改時，妳還是把英文文本放在旁邊？
施清真：對，絕對以原著為準。
主持人：假設有人在修改過程，把原文放一邊的話，那改出來真的會變成譯者自己的一種「再創作」了。
施清真：我在第三校時，就會把原著擺開了。因為到第三校時，我會以中文讀者的角度來閱讀。我已經譯過一次、校對兩次，都對照英文的原著，到了第三校，我已經從頭到尾都熟悉了，所以想要跳出這樣的框框，純粹從中文讀者的角度，確認譯文到底像不像中文，看看它順不順，這是我的工作習慣。●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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