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隨身聽S6EP5》譯者施清真／譯者心中都有一把尺，這是很大的壓力，也是一種挑戰
在台灣出版品總數中，非本土創作約占4成，翻譯工作可說是文化生產中相當關鍵的一環。翻譯只是一份居於幕後的工作嗎？在出版環節中，對於譯者有足夠的尊重嗎？閱讀隨身聽本集邀請到美國西北大學人際傳播學博士、旅居舊金山的譯者施清真，她曾任教於淡江大學及輔大大眾傳播系，從事文學翻譯工作超過20年，譯作包括《蘇西的世界》、《接骨師的女兒》、《控制》、《呼喚奇蹟的光》、《我們一無所有》、《生命如不朽繁星》等等。本集節目中，她不僅分享日常工作的安排，也談到譯者身分的觀察，更分享了她個人翻譯過程的層層思考與把關。非常精彩，請別錯過。
【精彩內容摘錄】
➤譯者的生活作息
早上8點多開始工作，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工作到5點，一禮拜5天，禮拜六、日休息，我希望時間能固定，這是我的工作習慣。可是翻譯這種事情，沒辦法說停就停，還是會在腦海裡運作。我會固定的進度，今天如果沒有完成，便會累積下去，明天還是要做，這是一個非常需要自制跟自律的行業。
➤譯者只應是一份幕後的工作嗎？
一個譯者到底應該在幕前還是幕後呢？翻譯如果要站在幕前，推自己的譯作，分寸應該如何拿捏呢？這是我常思考的問題。《樹冠上》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從開始執行到翻譯完成，以及正式出版時，我都很用心幫忙推薦這本書。但我每次都思考：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應不應該？國外譯者也面臨這樣的問題，至於不同譯者如何評斷，每個人看法的不同。我也還在學習與思考。
《雲遊者》作者，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她的英文譯者是Jennifer Croft，所有朵卡萩的書都是她由波蘭文譯成英文的。她非常樂於推薦這位作者，從朵卡萩還沒有拿到諾貝爾獎時，她就已經是朵卡萩的譯者了。她最近提出的一個問題：在英譯本中，為什麼譯者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書封上？Jennifer Croft很不以為然，她認為讀者是透過閱讀她的文字才能領略朵卡萩的作品，所以她堅持，如果出版社不把譯者名字放在書封上，那她就不再幫出版社翻譯了。
➤譯者幫忙推書，卻被說是想紅
反觀台灣譯者的名字都已經在書封上了，這是某種程度的尊重，可是尊重應該要到怎樣的地步呢？如果譯者跳出來說：「你在閱讀這位作者時，究竟是閱讀他還是閱讀我？」相信確實會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多數人認為翻譯並非創作，書寫才是創作，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無論如何，讀者都必須經過譯者的詮釋，譯者付出了心力，應該要得到某種程度的認可，至於認可的程度，則是譯者自己要拿捏的問題。
以我的情況來講，我推薦自己翻譯的書，也碰過一些不同的說法，說我是不是想要出名、刷成就感之類。這樣的話，我聽了當然會不太高興，老實說，依據一般出版社跟譯者簽訂的合約，無論賣多少本，對譯者來說是沒有差別的，我們拿的是稿酬。
我推薦書籍的初衷，是希望作者與譯作被更多人看見，至於如何讓讀者看見的是譯作、是作者，而不是譯者我，這分際很難拿捏。後來我覺得其他人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如果能讓大家看見作品的話，那就這樣吧，這是我目前的想法。
➤對譯文的每個判斷與決定，大多是孤獨，且只有翻譯自己清楚
村上春樹在美國有3位譯者，所有作品都是由這3位譯者翻譯，不會由其他譯者插手。剛剛提到的諾貝爾獎得主朵卡萩，譯者也只有Jennifer Croft一位。義大利《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的英譯者也只有一位。
回到台灣現況，這很難做得到，其中涉及很多原因，大多出版社沒有這樣環境、意願來經營同一位譯者或作者。反過來說，一位譯者接案時，也會有時間或種種不同的考量，所以要達成讓同一個譯者來譯同一位作者的所有作品，情況其實並不多見。
一部作品中，作者與譯者的聲音是否相同？這是所有譯者都會面臨的問題。翻譯時，所有的決定權都在譯者自己身上，很少有作者讀得懂你翻譯的語文，所以沒有人能跟譯者一一確認，你的譯文是不是真正傳達出作者的聲音。
所有的尺都在譯者心中，譯者要自己思考、決定，呈現出來的結果究竟如何，只有譯者自己心裡清楚。有時想想，這是很大的壓力，也是很有趣的挑戰。
➤譯一本書，認識一位作者，都是緣分
我的習慣是，如果我開始翻譯一位作者，我會希望也能譯他其他作品，我也會開始讀他的其他作品，從他的作品去更了解這位作者。比方說我譯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雖然只譯了《呼喚奇蹟的光》、《拾貝人》、《羅馬四季》，可是他的其他小說我都讀了，翻譯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的《大宅》、《愛的歷史》跟《烏有》也一樣，我也把她的作品全部讀過，從她的作品裡更了解這位作者。
當然，如果有機會跟作者直接溝通或聊作品的話，能讓譯者更深入了解作品幕後的故事和緣起，當然對翻譯是更好的。
這需要緣分，跟書是緣分，跟作者也是一種緣分。我翻譯了二、三十本小說，譯過很多不同的作者，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希望跟他們碰面。我住舊金山，疫情前，舊金山是簽書會很重要的地點，基本上他們都會過來，我也很幸運地碰到很多我的作者。有些作者簽書會後很少聯繫，有些則緣分能夠持續下去，變成朋友。交流問題時，他們會給我很多資訊，讓我自己做決定。
跟我比較要好的是安東尼．馬拉（Anthony Marra），他以前住在奧克蘭，在舊金山灣區對面，我們見面很方便，後來真的變成很好的朋友。其他則是通email，然後有機會見面，這都是很難得的緣分。
- 【延伸閱讀】書．人生．施清真》生命如不朽繁星：馬拉與我，還有爸爸
- 【延伸閱讀】書．人生．施清真》除了作者，沒人比譯者更了解它
➤從當代中文小說尋找翻譯的資源
施清真：在翻譯文學時，要非常注意語言的細微之處：現代人說什麼樣子的話，用什麼樣的語彙？翻譯的字彙是不是跟現代的語詞脫節？這時候就要讀大量的中文小說，所以我每次回台灣都要搬很多很多書回美國。
我每次回台灣時，常跟幾位作家朋友或幾位我敬佩的編輯朋友聊天，他們也都是創作者。他們經常看翻譯小說，關注其中的情節和人物設定。我剛好相反，我會避掉翻譯小說，我專門想看中文小說，因為我想看文字，從中文小說的文字擷取我需要的部分，這是我缺乏的。
主持人：這點讓我想到，已故譯者彭淮棟曾提過，在中文的語言上，他會朝古文吸收，思索怎樣精煉地運用詞彙。在某個標準下，要用更漂亮的方式表達中文，他會往古文找資源。可是妳剛剛提到的，比較是朝現代的中文創作上去尋找，這是很大的不同。
施清真：每次中文卡住，我都會看蘇偉貞的小說，或黃麗群、王定國、吳明益、甘耀明、朱和之，他們的文字讓我覺得，原來中文可以這樣子表達。文字是活的，英文與中文都一樣，1920年代的英文小說跟現在的英文小說，語法、用字都不一樣。如果我翻譯的是近代小說，我會想看近代中文表達的方式……
我現在在翻譯理查．鮑爾斯（Richard Powers）最新的小說，這本小說的文學性不像他前一本《樹冠上》強烈。鮑爾斯寫了二、三十年，他的文字有種特別的透明感。所以最近我重新讀甘耀明和朱和之，我覺得他們的文字給我相似的感受，這是目前的看法。
我的習慣是，翻譯時，我會整個投入到作者跟英文原著中。等譯稿全部出來後，我還會做兩、三次校稿跟潤飾。那這過程中，我會更大量閱讀中文的東西，這時候才真的是修改的時候，初稿只是把意義表達出來，之後文字的細微修改，又是另一個過程。
主持人：修改時，妳還是把英文文本放在旁邊？
施清真：對，絕對以原著為準。
主持人：假設有人在修改過程，把原文放一邊的話，那改出來真的會變成譯者自己的一種「再創作」了。
施清真：我在第三校時，就會把原著擺開了。因為到第三校時，我會以中文讀者的角度來閱讀。我已經譯過一次、校對兩次，都對照英文的原著，到了第三校，我已經從頭到尾都熟悉了，所以想要跳出這樣的框框，純粹從中文讀者的角度，確認譯文到底像不像中文，看看它順不順，這是我的工作習慣。●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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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遙寄七等生，幾段交誼的回望：阮慶岳《一紙相思》新書會 ft南管吟唱家吳欣霏、建築師徐顥
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七等生於2020年10月辭世，時隔一年半，小說家暨建築師阮慶岳出版《一紙相思》，書名為南管經典曲目，也遙遙相望七等生的同名書信集。新書發表會邀請到南管吟唱家吳欣霏與建築師徐顥，眾人共同回憶與小說家的交誼，七等生有如一位遙遠的老朋友參與會中。
阮慶岳率先回憶了七等生對自己的影響，從他在淡江讀書時，便開始閱讀七等生的作品。當時淡江的藝文氣氛相當活躍，有民歌運動、黨外運動等等。他陸續收集七等生的作品，每個版本都收。遠赴美國念建築之際，他告訴自己應該專心學業，行李中只能帶一本文學書，考慮應該選陳映真還是七等生，最後選了陳映真的《將軍族》。
多年後有了文名，阮慶岳曾問七等生：「有人說我受你影響很深，你覺得呢？」不料，七等生回答：「受到陳映真的影響，你以為我看不出來嗎？」
1991年阮慶岳學業已成，被美國公司派回台灣，不久後考上建築師執照，決定自己開業。當時還未與七等生結識，便曾在台北畫展購入七等生的畫作。直至1994年另一個畫展上，他聽聞七等生會出席，便帶了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曾滿足》，抓到一個空檔上前搭話：「七等生先生，我一直很欣賞您的文學，這是我的小說，送給您紀念。」書既轉交，任務已成，轉頭就走，「我心想，反正應該一輩子不會再看到他了。」
半年後，在另一個聚餐場合，阮慶岳意外遇見七等生，未料七等生一見他，立刻招呼他到自己身邊坐下。惴惴不安的阮慶岳，聽著七等生開始聊起自己的小說集《曾滿足》：「他好像事前準備好了一樣，完全記得書裡所有內容。我嚇壞了，能記得我是誰已經了不得了，半年前的一本小說，有看已經很感激了，看了竟還記得！」當天七等生說了很多對《曾滿足》正面的評價，並把電話留給阮慶岳，交代：「有空可以找我聊天。」就此開始兩人的互動。
➤一紙相思，是樂曲，是書信，也是對一位作家的致意
「後來，我才發覺，七等生幾乎過目不忘。」阮慶岳說著，身旁的南管吟唱家吳欣霏也點頭同意。身為七等生曾經的紅粉知己，七等生有許多書信文字都是獻給吳欣霏的。回憶這些往事，她感念與七等生相交的緣分：「因為七等生的關係，我打開了生活的圈子。我本來只在很小的、很封閉的圈圈，也沒想到可以跟小圈圈外，很多很精彩的人來往。」
七等生小說封筆之後，吳繼文曾勸他書寫散文或書信。阮慶岳提到，當時他寫給吳欣霏的文字，其實相當露骨，而且還是先刊登在《聯合文學》上，吳欣霏才收到文字的。七等生甚至是使用本名發表，成書後才在吳欣霏的建議下，更換了名稱。
吳欣霏說，當時她在泉州學南管，兩三天就收到他的信，回台灣後，才發現這些都被發表在《聯合文學》上。至於阮提到的露骨之處，吳欣霏自謙卻有如洞悉七等生般地回應：「我只是路人甲，他講他想講的，我只是一個借鏡而已。」
對於自己出現在這段（七等生的）文學歷史，吳欣霏說：「我覺得很妙，也沒有覺得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只是躬逢其時。」
隨後，吳欣霏為眾人表演了一段南管名曲《一紙相思》，內容為秦朝女李寒冰訴說，情郎尹弘義被徵召修築長城，兩人險被拆散的相思之情，完整套曲長達40分鐘，難度相當高。新書會上雖未完整演出，然其吟唱悠揚綿長，情蘊細膩，即使不諳南管的與會者，也為之深深動容。
阮慶岳提到，七等生後來重回台北時，其實很想再重新進入一種很自在、很藝術的狀態，有如早年在台北強迫性流浪、自由自在的生活。遇見吳欣霏時，七等生登記了一家公司「文山樂府」，就是想與她一起搭檔唱南管。他對音樂極為敏感，自學琴自學唱，學得都很快。吳欣霏回憶七等生非常認真學習事物，相當自律、嚴謹。《一紙相思》是他很喜歡的套曲，能彈已經相當不容易了，自彈自唱更難，他得空便會練習。
➤離城記，刻意的粗糙，還記下了七等生上酒家
阮慶岳是第一個幫七等生拍攝紀錄片的人，那是20幾年前的事了。當時他建築系的學弟徐顥剛好買了一台攝影機，正愁不知如何善用這新玩具，阮慶岳便提議拍攝七等生。他自己也買攝影機，於是有了兩組鏡位，全無經驗的兩人，還拉上《Taipei Times》的美國記者Jay來協助。
因為設備、經驗貧乏，徐顥甚至建議：「既然粗糙，我們就讓它加倍粗糙，片子拍完之後，就把它投到一個粗糙的牆壁上，然後再把牆壁拍下來，這樣就絕對粗糙。」聽得阮慶岳當時一愣一愣的。不過，兩人如今都認為，當時粗糙的設定，剛好為這部紀錄片塑造了強烈的風格，意外地十分貼近七等生。
阮慶岳回想，決定開拍紀錄片時，其實沒有真正的攝影計畫。七等生有部作品《離城記》，談他離開台北，重新回到通霄的心情，因此影片就再拍一次他離開台北，回到通霄的路程。影片也叫《離城記》，描繪七等生從家中出發，搭火車、返家的種種情景，移動中穿插了學者、編輯對七等生作品的看法，也加入七等生的訪談。例如，日本學者橋本恭子在影片中指出，像白先勇的文學養分應該是從中國現代文學脈絡思考，七等生的現代主義文學則是台灣在地的發展。
一點經驗也沒有的兩人，卻也顧慮到受訪者對於攝影機的存在，會不會讓七等生無法真實地做自己，Jay於是建議，將攝影機藏在衣服裡，所以影片中有相當多畫面是晃動不清的。幾人也沒有所謂的正式拍攝時間，只要週末，他們就到七等生家中，把攝影機開著放進衣服中，七等生怎麼走他們就怎麼拍。七等生甚至會忘了攝影機的存在，對他們說：對吼，你們在拍東西。不僅如此，他們更捕捉到了七等生唱歌，甚至上酒家喝酒的畫面。
「七等生是我回國後，認識的第一個名人。」徐顥如此表示，他原以為名人都很厲害，像神一樣，沒想到七等生是個普通人，愛喝酒，也去酒家。紀錄片更首次拍下了七等生豪邁飲酒，手摸侍女胸部的畫面。徐顥說，「整個幻想都破滅了。」
阮慶岳聊起當時上酒家的情景，七等生帶他們一起到酒家後，他、徐顥跟Jay都傻眼了：「我們都不知道這種場合裡手該怎麼放，完全像個木頭人，所以七等生還要特別活潑地去帶氣氛。」
這部紀錄片《離城記》曾在多年前七等生《思慕微微》的新書發表會中，放映過一次。當時人在前衛情色雜誌《Playboy》工作的胡晴舫，因為看了這個片段，找了記者再重拍了一次，於是有了七等生出現在《Playboy》的經典事件。
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陳芳明在七等生離世後，曾在專題演講「七等生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中，對此事下了註解：「他（七等生）就帶著這些記者去地下酒家，裡面是四、五十歲的歐巴桑，他左摟右抱讓攝影記者拍下來。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作家這麼誠實，雖然我們也知道他不是強調道德的那種人，他喜歡寫下層階級，但我沒想到他敢帶記者到地下酒家。」更直言：「他最厲害的是在寫對人邪惡的部分。」
聊到此事，吳欣霏提到：「這間酒家跟對面酒家兩間在對門競爭，這個酒家對他有很重要的意義，七等生的哥哥以前在那邊表演。」阮慶岳也補充：「這是《沙河悲歌》中提到的場景，對七等生意義重大。」
不過，《離城記》多年前首映時，其實七等生並未出席，在他辭世前，也未曾看過此片。阮慶岳提到：「他沒有看到很可惜，也不知道他會怎麼想，但他也沒有很在意這些事情。」
➤用小說破壞書信體的親密感
在這場難得的新書發表會現場，有3種與七等生產生對話的媒介：先是吳欣霏的南管吟唱，其次是徐顥與阮慶岳兩人年輕時的紀錄片《離城記》；最後，便是這本既是南管曲名、七等生同名書信集，更是阮慶岳因七等生而寫的新作《一紙相思》。
2020年七等生辭世之際，報社副刊曾向阮慶岳邀稿，他當時無法下筆。相隔半年之後，他開始想寫封信給七等生，所以選擇了書信體，正逢去（2021）年疫情緊張，從5月寫到9月，一氣呵成。
體例上，本書收納了6篇書簡與3篇小說，穿插而成。散文與小說獨自成立，也可合而讀之。阮慶岳自承：「書簡寫了兩、三則以後，我覺得距離太靠近。我作為寫作者，跟書寫的對象距離太接近，必須要拉遠。所以我決定要介入一個虛構性的、比較拉開的，回到我的自我中心，而不是跟著七等生的脈絡。」
阮慶岳認為，若都是書信體，可能會太黏、太親密、太靠近，甚至太感傷，使情緒過度氾濫。「小說的部分滿粗暴的，那個粗暴性就是要破掉那種親密感，」阮慶岳直言：「那小說是不是跟七等生有關？我覺得一點關係都沒有。」
➤文學中的七等生與現實中的七等生
當年七等生認為，阮慶岳轉身與回轉的姿態，很漂亮、迅速、無情，似陳映真。關於此點，阮慶岳在新書發表會上予以否認，他認為自己其實受相當多人的影響，不只陳映真或七等生。述及與七等生談詩論藝的過往，阮慶岳提到，他們其實很少特別聊文學或其他作家。不過，他認為理解法國哲學家蒙田是了解七等生的重要一環，「我可以感覺到，七等生對蒙田非常非常尊敬，對照他的人生，他深深受到蒙田的影響。」
阮慶岳認為，七等生可能在他很年輕時，就被蒙田啟發，因此他的人生是蒙田式的，理性、個體絕對自由的狀態。「包括他怎麼對待家庭、兒女、情人還有朋友，都可以看到他是用一種蒙田式的，非常理性主義的中心來看。我覺得要理解七等生，一定要從蒙田的角度來看，很多事情就合理了。對我來說，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覺得很合理。」
這場新書發表會除了聚焦在七等生，更多時候也是眾人在進行回憶與確認，確認自己年少時的創作和藝術學習經歷。此外會中還意外帶出了1990年代台灣藝文圈的興盛樣貌，其中有貼近西方的脈絡，如畫廊的興盛，開幕派對上資深作家與年輕作家的交流，歸國建築師為文學作家拍紀錄片；也有很閩南的脈絡，如遠赴泉州學習曲藝的吟唱家與作家在文學雜誌上的往事，而絲縷線條的交織都落在七等生身上。如阮慶岳在《一紙相思》書中所述：
作者：阮慶岳
出版：聯合文學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阮慶岳
作家、建築學者。
淡江大學建築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碩士。為美國及台灣的執照建築師，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退休。
文學作品曾獲台灣文學獎散文首獎及短篇小說推薦獎、巫永福文學獎、《中央日報》短篇小說獎、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入圍亞洲曼氏文學獎，以及《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等。
著作有文學類：小說《山徑躊躇》、《神祕女子》、《黃昏的故鄉》、《林秀子一家》、《重見白橋》、《哭泣哭泣城》、《秀雲》，散文《散步去蒙田》、《城愁》、《聲音》、《一人漂流》等；以及建築類《弱建築》、《屋頂上的石斛蘭》（與謝英俊合著）、《建築的態度：戰後臺灣建築師群像》（與王增榮合著）等數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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