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當代最具挑戰的謎題:「那不勒斯故事」系列作者艾琳娜.斐蘭德身分之謎
義大利小說「那不勒斯故事」系列,首部曲於2011年出版後即普獲好評,據英國BBC報導,「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至去年秋天為止,在全世界已售出超過1500萬本、被譯成45種語言。然而,眾人最想知道的不是寫出暢銷書的祕訣,而是作者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的真實身分。
斐蘭德自1992年出版第一本書以來,從未公開露面,不接受真人面訪、電訪,出版社網站和書上也沒放上作者照片。雖然她的筆名是女性名字,也曾公開抨擊文學、政治和歷史由男性主導的傳統,但其真實性別成謎,只有替斐蘭德出版「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等多本著作的義大利出版社Edizioni E/O知曉「她」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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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人都可當狗仔的網路和社群媒體時代,隱瞞身分將近30年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這讓許多文學研究者和記者將「破解斐蘭德的身分」視為當代最具挑戰的謎題,數位人文學界近幾年甚至利用語料庫進行寫作風格分析(stylometric analysis),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公布最新的線索之前,也許得先回到作家身上,了解「她」為何如此低調。
■隱私與寫作
除了「那不勒斯故事」之外,斐蘭德早期的小說《令人煩惱的愛》(L'amore molesto)和《消失的女兒》(La figlia oscura)也都以那不勒斯為背景,因此外界猜測斐蘭德與當地相當熟稔,匿名寫作是為了保護自己和那不勒斯當地人的隱私。斐蘭德在2016年接受電子郵件訪談時承認了這點,但進一步說明,匿名也是為了阻絕伴隨名氣而來的社會壓力和義務。除去了公眾形象的綁手綁腳,作家更能專心在書寫和寫作策略上,擁有「全然的自由」。
對斐蘭德來說,「艾琳娜.斐蘭德」本身並不神祕,關於「她」的一切都在作品中,作品即代表作家本人:「作者是以下二者的總和——讓虛構世界成型的敘述策略,以及充滿各種人和事件的具體世界。」其他關於作家的事情只是尋常私人生活,與書和讀者無關。
這樣看來,斐蘭德顯然是「作者已死」論點的支持者。儘管「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後引起廣大迴響,讀者和書評熱烈討論書中關於友誼、生存、寫作、家暴、教育,以及社會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但斐蘭德並未參與這些討論,更不想指導讀者如何閱讀她的作品:「我的工作只到書出版為止。如果書本身不能實踐它們存在的意義,提出問題和給出答案,那表示我不該讓這本書出版。」
儘管斐蘭德極力保持匿名,但「那不勒斯故事」的主角之一「艾琳娜」和作者同名,很難不引人猜想:這會不會是作者給讀者的線索?或是做為影射小說(roman-à-clef)而刻意使用的文學手法?但根據斐蘭德的回應,與其說這個命名選擇是要讓讀者尋找「作者在哪裡」,不如說是為了讓身為寫作者的自己維持故事的真實性和可信度:「虛構手法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但利用虛構的手法處理傳記性素材的過程中充滿陷阱。說出『艾琳娜』可以讓我保持務實合理。」
■作家為何選擇匿名
匿名出書最重要的功能在於甩掉原名帶來的包袱。當然,斐蘭德並不是史上第一個匿名出版的作家。早在19世紀就有多位女性作家隱身在男性筆名背後,在女性被要求打理家務的年代實現寫作的夢想。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勃朗特三姐妹,大姐夏綠蒂(Charlotte Brontë)寫出《簡愛》,二姐艾蜜莉(Emily Brontë)是《咆哮山莊》的作者,小妹安妮(Anne Brontë)則出版《懷德菲爾莊園的房客》等書,三人的詩集和小說分別以Currer、Ellis和Acton Bell的筆名發表。
同時期使用筆名的女性作家還包括化名「A. M. Barnard」的露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在第一本小說《理性與感性》只署名「一位女士」的珍.奧斯丁;以及喬治.桑(George Sand,本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本名Mary Ann Evans)等。
到了20世紀,作家使用化名出書的理由更多樣化。有些作品揭露了重大真相,或批判龐大的體制和組織,作者保持匿名是為了人身安全。例如揭露北韓人民生活現況的《控訴》,因作者潘迪(Bandi)現居北韓而保持匿名;將英國開庭律師的生活曝光在讀者眼前的《祕密律師》(The Secret Barrister),由於作者是執業律師但批判英國刑事法庭的缺失,而僅用筆名「祕密律師」出版。
有時,太暢銷也會逼作家換個名字。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曾在1970年代用筆名Richard Bachman出書。當時出版界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不會讓作者太頻繁出書以免造成過度曝光,生產力極高的史蒂芬.金只好換個名字,甚至捏造作者生平,以求出版。
此外,某些作家可能因為已在特定領域非常出名,而選擇用另一個身分來轉換文類,嘗試接觸新的讀者。例如奇幻作家J. K.羅琳化名羅勃.蓋布瑞斯(Robert Galbraith)出版推理小說,或是以言情羅曼史著名的諾拉.羅伯特(Nora Roberts)以J. D.洛伯(J. D. Robb)之名出版未來懸疑形式的浪漫小說。
有趣的是,蓋布瑞斯和洛伯的真實身分都在書出版後不久揭曉,將她們的著作推上另一波暢銷潮。也許作家一開始只是為了試水溫而換了名字,但她們的出版社或經紀人會沒想到往後能帶來的行銷機會嗎?不可能,因為名人就是曝光保證。至於身分揭曉後能否帶動書籍暢銷,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作者的寫作功力和書的內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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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蘭德身分之謎將被破解?!
2016年時,斐蘭德兩度登上新聞。3月時,一家義大利媒體報導斐蘭德是那不勒斯的歷史教授馬莫(Marcella Marmo),馬莫和出版社都否認了。殊不知到了10月,義大利記者蓋提(Claudio Gatti)宣稱透過財務資料找出了斐蘭德的真實身分——譯者安妮塔.拉嘉(Anita Raja)。
拉嘉出生於那不勒斯,從事德語文學的義大利文筆譯,擔任Edizioni E/O出版社(也就是斐蘭德作品的出版社)的譯者和顧問。蓋提調查拉嘉時發現,自2014年「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逐漸在全球打開知名度,拉嘉從出版社收到的付款也逐年倍增。此外,拉嘉的作家丈夫多梅尼科.史塔諾內(Domenico Starnone)在2016年購入羅馬的房地產,據信價值超過150萬美元。出版社仍否認這項消息,且聲明斐蘭德對於匿名的立場非常堅定,希望大家不要打擾。
儘管蓋提的調查結果終究未獲證實,其揭發隱私和臆測的行為也飽受斐蘭德讀者批評,但在蓋提之前,文學界早已開始懷疑斐蘭德與拉嘉和史塔諾內的關係。一是因為拉嘉的譯作和史塔諾內的小說都出現具女性自覺的敘事者,令人不禁想到「那不勒斯故事」主角;二是因為斐蘭德的小說風格與史塔諾內十分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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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哈佛比較文學博士候選人艾莉莎.索鳩(Elisa Sotgiu)在文學網路媒體LitHub發表了一篇文章,整理她自2015年開始研究斐蘭德以來,文學界利用語料庫的量化分析所得出的結果,也同時發現斐蘭德的身分之爭,其實是性別在文學場域的另一場較量:
「在研究斐蘭德的學者中,公認的最佳作法是宣稱無論她的性別為何,重要的是她選擇了女性的身分。」
儘管索鳩個人也希望如此細膩寫出女性困境和情誼的作者是女性,但質化和量化研究的結果,都愈來愈令人無法忽視史塔諾內和斐蘭德的相似性。
■語料庫佐以量化分析
帕多瓦大學社會統計學教授圖奇(Arjuna Tuzzi)和語言學教授寇提拉左(Michele A Cortelazzo)將40位現代義大利作家的150本小說建成語料庫,並在2017年夏天的工作坊邀請國際學者利用語料庫,以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斐蘭德作品在其中的位置。2018年,研究成果編纂出版為《繪製艾琳娜.斐蘭德輪廓》(Drawing Elena Ferrante’s Profile)。
在《繪製艾琳娜.斐蘭德輪廓》中,希臘雅典大學寫作風格分析學者米克洛斯(George K. Mikros)利用語料庫訓練機器學習的演算法,分析作者的年齡、性別、發源地,得出的結論是:斐蘭德應是超過60歲的男性,來自義大利南部坎帕尼亞地區(Campania,首府是那不勒斯)以及那不勒斯郊外的小鎮薩維亞諾(Saviano)。而在語料庫中,唯一條件相符的就是出生於1953年、來自薩維亞諾的史塔諾內。
波蘭科學院波蘭語研究所所長埃德(Maciej Eder)和波蘭英語文學教授瑞貝基(Jan Rybicki)則將語料庫投入社會網路分析,發現斐蘭德和史塔諾內的小說在現代義大利文學中都處於相似的邊緣位置,這表示兩人的寫作都具有原創性,迥異於大部分義大利作家,但兩人的風格卻與彼此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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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寫作風格的相似度,也在義大利學者拉里(Margherita Lalli)、特里雅(Francesca Tria)、羅瑞托(Vittorio Loreto)的資料壓縮法研究中得證。他們的研究工具可將未知文本與已知作者的文本比對,找出作者是否存在於語料庫的作者群中。結果工具錯將斐蘭德的《令人煩惱的愛》推論為史塔諾內的作品,而史塔諾內的《熱情過剩》(Eccesso di zelo)、《第一執行》(Prima esecuzione),甚至連獲頒女巫文學獎(Premio Strega)的自傳體小說《傑米托路》(Via Gemito)都被歸為斐蘭德的著作。
此外,透過詞彙分析,法國學者哈提諾(Pierre Ratinaud)與帕多瓦工作坊召集人圖奇和寇提拉左都認為,斐蘭德和史塔諾內的用字風格和頻率極為相似。
■作者出版史佐證
索鳩根據以上量化分析論文,已逐漸信服史塔諾內至少是斐蘭德的其中一個身分,更進一步研究作者出版史進行佐證。在1990年代初期,史塔諾內已和義大利知名出版社Feltrinelli簽約出版3本小說,但也差不多同時期開始與Edizioni E/O合作,寫序、跋,或有文章收錄在E/O出版的合輯內。這番合作很可能就是透過已替E/O翻譯德文著作的妻子拉嘉牽線而成。而另一方面,「斐蘭德」第一本小說《令人煩惱的愛》,也是在1992年由E/O出版。
當時E/O仍是相對邊緣的小型出版社,索鳩推測,史塔諾內很可能出於合約或刻意分流,選擇在Feltrinelli以真名出書,在E/O以假名出版,而且因為E/O的出版計畫較著重女性作家,而選擇用女性假名。
在大出版社以男性真名出書,在小出版社採用女性假名,也和義大利文學場域由男性主導的結構相符。此外,以女性視角寫女性角色,不但是避免遭批評的安全做法,更能將讀者關注的重點引導至社會階級的變化和流動,而這正是斐蘭德和史塔諾內最大的相似處。
■承認?否認?這是個大哉問
儘管數位人文學界的研究使得斐蘭德的身分看似逐漸明朗,但語料庫的規模限制和文學界對量化研究方法所抱持的懷疑態度,都不利於進一步釐清問題。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史塔諾內、拉嘉,還是E/O的出版夫妻檔菲力(Sandro Ferri)和歐左拉(Sandra Ozzola),都仍矢口否認這些研究結果,呼籲大家尊重作家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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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蘭德多次在《紐約時報》、《衛報》等媒體上的專欄或電子郵件訪談中以女性自稱,指出書中女性角色都來自她自身或周遭女性的經驗。對於使用假名這件事,斐蘭德只回應:「我並未選擇匿名,書上有人簽名。我是選擇了缺席。」
也許從「虛構」身分這件事來看,斐蘭德這個角色才是她最終的寫作計畫,讓真實歸真實,斐蘭德歸斐蘭德。●
報導》大法官是國家良知,還是時代產物?關鍵人名首次曝光:《奉命釋法:大法官與轉型正義》
▇寧可錯殺,不可輕縱?第68號解釋
祖籍廣東梅縣的劉祥君先是在家鄉擔任小學老師,而後考進財政部鹽務局任職,1946年隨政府來臺,在臺灣省政府工作。本該平穩過生活,不料1951年遭人供述曾加入「匪幫」,即便劉祥君喊冤,說自己被誣陷,且該名指控者證詞前後不一,軍事法庭仍將劉祥君定罪。
監察院調查後,發現軍法機關的判決依據,是1949年公佈施行的《懲治叛亂條例》,但根據起訴書內容,劉祥君被控加入「匪幫」是1938年的事,也就是該法施行前。監察院於是向國防部提出糾正,國防部則以司法院21年院字667號解釋回覆,認為「行為有繼續性」,也就是「曾經參與」可以推定為「現在(即被追訴時)也有參加」。
因為跟國防部意見不同,監察院於1956年向司法院聲請統一解釋法令。大法官於同一年,做成第68號解釋:「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自應認為係繼續參加。」這號解釋後來被軍法、司法機關引用,造成超過200人得到刑事有罪判決。
到了釋字第129號,釋憲文的作成承續了第68號的法律意見,並進一步延伸,使得13歲的兒童若被認定曾參加過與「匪」有關的組織,沒有自首,同樣視為繼續參加。儘管釋字129號在會議討論時,曾有幾位大法官質疑釋字68號解釋是否能溯及兒時行為而予以判刑,但似乎在「政治力介入」的情況下,多數意見未能堅持恪遵刑法基本原則。這使得一些來臺多年的外省人,在成年之後,仍被認為須為其兒時參加的活動扛起刑責。
▇影響台灣深遠的大法官會議紀錄,初次對外開放
近年來,幾個大法官釋憲案引起社會輿論關心,人們較過往更注意大法官的角色與意見。白色恐怖時期的大法官面貌與民主社會時期有何不同?逐漸激起人們的好奇。
右圖:司法院在釋字第68號通過後發布之新聞稿。
從上述第68、129號解釋的例子可以看出,這種違反刑事責任能力基本規定,違反罪刑法定主義、溯及既往原則,以及違法證據裁判原則的判決,受到當時監察院的質疑,但案件送到了大法官這邊,最後卻仍選擇支持軍法機關判決。足見那個時期做成的釋憲文,對人權法治的影響重大,甚至鞏固了威權體制。
長期以來,即便大法官的解釋深深影響臺灣社會,我們卻無法知道是誰該負責,討論過程為何?更無法確知是哪些大法官秉持著法律良心,而哪些大法官則被迫服從體制,在做成決定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掙扎的時候?因為過去司法院嚴守「評議祕密」原則,相關討論紀錄未曾對外開放。
這一年來,在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工程的努力下,大法官會議紀錄不僅移歸為政治檔案,且已向全民開放。促成此批檔案公開的過程,以及9號與軍事審判、民主體制相關的大法官解釋檔案研究成果,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輯成《奉命釋法:大法官與轉型正義》一書,並於7月10舉行線上新書發表會。
此項活動由「法律白話文運動」主編王鼎棫主持,負責組隊的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劉恆妏,及促轉會兼任委員徐偉群,則代表作者群出席發表會,分享檔案研讀、寫作的心得,並強調《奉命釋法》這本書對於歷史與憲政研究的重要性。
▇不再匿名,有釐清基礎事實的根本必要性
發表會一開始,先由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致詞。葉虹靈表示,為了瞭解威權統治時期幾號攸關軍事審判體制、萬年國會或轉型正義的解釋是如何做成,促轉會從2019年9月開始跟司法院討論調用檔案。因為堅守「評議祕密」原則之故,在司法院最初提供的檔案中,大法官的姓名都還是匿名遮掩的,即使如此,因為是司法院首次對外提供相關檔案,還是非常珍貴。
促轉會邀請到劉恆妏等學者針對這批檔案進行解讀,並於2020年9月對外發表,更在各界關注下,終於促成了檔案的移轉與公開。而在大法官姓名的遮掩除去之後,作者群也根據公開檔案再做整理增補,修訂完成《奉命釋法》一書。
劉恆妏首先發言,她說,在看了公開人名的檔案版本後,赫然發現,過去在匿名遮掩情況下閱讀檔案,的確會產生「電話接錯線」的情況,「去識別化、把人名都去掉,這對檔案或基本事實的解讀有很大的影響,尤其面對的是一個集體會議的紀錄。」
「從我們的經驗與操作過程來看,可以知道『是誰在說話』,有釐清基礎事實的根本必要性,這還不包含是否要就歷史定位方面去思考與檢討。」
劉恆妏解釋當初架構這本書的想法:一方面想做個檔案解讀的示範,另方面,同時也希望本書帶有工具書的功能,所以每一篇文章都包含釋憲流程、法規、歷史背景以及大法官組成的知識介紹,此外還包括檔案分析表,希望讓有心研究的朋友都能在這本書的基礎上繼續往上爬,得到更多的成果。
拿到檔案後,該以什麼樣的立場判讀?劉恆妏說明,團隊有共識「不要以今非古」,因此作者們盡力去尋找當時憲法學學者的想法,以那個時代的討論做基礎。「如果連他們那個年代跟核心走得比較近的學者都有所批評時,就知道這些解釋在那個時代就存在著問題,而不是以現在的學理或意識形態去解讀才出現問題。」
▇影響臺灣40年的釋憲,竟僅花7天做成?
針對釋字68與129號提出聲請的監察院,徐偉群則予以肯定,表示即使是在戒嚴、動員戡亂、黨國體制三位一體的情況下,體制中還是有人有良知,且在意人權與法治原則。
劉恆妏另以她與學者楊雅雯共同負責的釋字第31號解釋為例,說明檔案公開的重要。
這號解釋的背景是:1947年行憲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旋即處於內戰狀態,並於1949年遷臺,之後第一屆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的任期相繼屆滿,為了解決憲政難題,行政院於1954年以「憲法有維持五院制度之必要」為由,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最後得到31號解釋,也就是維持法統,讓這些中央民意代表繼續行使職權。
因此,長年不改選,俗稱的「萬年國會」,即是在大法官背書下建立的。而也是透過檔案才發現,這個影響臺灣40年的解釋,從收案到結案,竟然僅花不到7天。
「從檔案中,可以看到大法官們提到之前在『會前會』說了什麼。你會發現,真正的重點不在會場裡的議事討論。簡單來說,重要的事情已經在會場外決定,大法官對這號解釋的討論過程,只是一個過水,大家只是行禮如儀把程序走完。」
劉恆妏表示,從檔案中的討論字句,可以發現許多會外決定的蛛絲馬跡,例如有些大法官說,本案的解釋原則已經說過不用再討論,也有大法官質疑,難道自己是橡皮圖章嗎?此外,從檔案紀錄中,也可以看到公開資料所未能呈現的討論內容。例如各個大法官的討論論據為何?乃至於當時有大法官主張「五權憲法」這種用語是政治宣傳語言,不適合出現在解釋文等等說法,都是透過檔案得知。
與31號解釋僅花7天相比,有關參與叛亂組織的釋字68號,從收案、分案到做成解釋,也只是花了兩個月。審議與評議時間並不長,如本文開頭言,因為有21年院字667號做為依據。
▇大法官真的是憲法守護者嗎?
負責這號釋字的徐偉群從檔案中發現,承辦的大法官徐步垣在審查意見中挑戰了院字667號解釋,認為這是事實問題。但這個意見被提出來後,多數大法官們並無多做法理討論,卻著重在「政治後果的想像」,擔心放棄院字667號的話,會不會讓潛伏的共產黨分子危害國家?
「正是在這個討論中,大法官群體呈現一種憂患意識,有寧願錯殺也不要錯放的想法,很快形成共識。而一開始提出審查報告的徐步垣大法官,也很快讓步。」徐偉群從紀錄中更進一步發現,大法官們在決定如何做解釋時,會在意通過的版本是不是配合國策。「這當然跟我們想像的,大法官作為憲法守護者的思考,差異是很大的。」
徐偉群因此歸納出他對這號解釋的二點觀察:一是對敵人的恐懼,二是侍從思維,也就是配合國家,由國家來決定我們怎麼做跟判斷。而這便是68號解釋生成的主要因素。
▇大法官的辯論,透露了臺灣社會如何走到今天
至於129號解釋,則經歷了1年10個月,時間較長,案件也較複雜,大法官們有很多反覆的討論,甚至對第68號解釋是否正確感到懷疑。徐偉群解釋,這是因為案件行為人未滿14歲,所以把刑法上責任能力的法律意義放進來考慮。因此,與68號相比,129號解釋的辯論至少在形式上,都是法律層次的辯論。
徐偉群歸納大法官們的意見分布有三類:一是完全反對68號解釋,如李學燈、林紀東。李學燈認為「是不是繼續參加」根本上就不是法律規則,而是事實認定問題,不應該由大法官做成法律規則來處理,而是要回到個案中的「證據裁判原則」,也就是檢察官要負起責任。
另一種意見則是支持的,如張金蘭、金世鼎、王之倧、歐陽經宇。金世鼎甚至直說,「將釋字第68號解釋的原則推翻,會影響懲治叛亂條例、自首辦法及『國策』甚大,此點要注意。」而原本在審查會一語不發的王之倧,最後則口氣強硬:「我們大法官能對這種叛徒行為,以『不知』、『被迫』為藉口,而不讓我們釋字68號解釋之適用,使之逃過法網嗎?」
人數最多的則是折衷派,如黃亮、曾繁康、管歐、黃演渥、洪應灶等。折衷派認為,釋字68若用在小時候參加組織,但兒時無知或被迫的情況下,以視為現在繼續參加而判有罪,會感覺到不安;但另方面,也不願完全推翻釋字68。
由此可知,一開始主張釋字68號完全適用的,只是少數意見。而轉折點,在於極端派的大法官對折衷派的遊說。黃亮在最後一次發言中,如此表示:
徐偉群以此為例,證明大法官們在此時改變立場,黃亮甚至還提到轉變的緣由:
徐偉群對129號後來的逆轉有三點觀察:一是釋字68號的規訓作用,多數大法官都不願推翻自己體制過去的說法,所以有一種體制自我複製的現象。「這個體制自我複製的現象,也是威權統治體制得以自我鞏固的一種因素。」其二是,有總裁意志介入的跡象。三是,大法官群體把總裁與黨中央當作最終要服從的對象。
雖說如此,徐偉群仍強調體制裡仍有帶著法律素養與良知者,例如反對釋字68號的李學燈與林紀東兩位大法官,尤其是李學燈。徐偉群坦言,是在檔案姓名揭露後,他才發現李學燈大法官是個法律學養很高的法學者,以法理雄辯滔滔,獨對所有人:
而林紀東雖然在刑法上意見與李學燈不同,但態度受到他的影響,最後給出了不同意見書。
這也是葉虹靈在致詞時所說,《奉命釋法》書中處理的這些檔案,讓讀者回到歷史,思考臺灣社會如何走到今天,並且揭開過去神祕甚至神聖的帷幕。「回到會議現場,會發現有的大法官屈從黨意,卻也有人挺身直言。」她鼓勵大家一起從歷史回頭思考威權體制對人的影響,人又如何回應外在結構。
▇我們營造什麼樣的時代,就會得出什麼樣的大法官
劉恆妏在回應讀者提問與最後作結時表示,除了像李學燈這樣堅持法理、形象正面的大法官之外,在檔案中還可以看到像王之倧這樣的對比。
王之倧是早年國民黨為了對付共產黨,特別從中統特務(曾任「皖省特室諜報主任」)裡甄選出,擔任專門偵辦政治思想案件的「戰區檢察官」。後來他輾轉進入普通司法體系任職,進入最高法院刑庭,甚至當了兩任、18年的大法官。
劉恆妏說,過往我們都不太清楚,類似王之倧這樣的人在司法體系裡究竟做了什麼事?但現在可以從這批檔案中發現,他在諸如第68、129號這類解釋中,發揮了鞏固政權的功能。而這樣忠黨愛國的特務背景出身,確實很難期待他擁有人權法治信念,很難期待他不要隨便把被指為曾經加入過兒童團的人判刑。
「當時的大法官們在選擇上,不見得是被控制,或者說是不合理的。我們應該站在當時的情形去想、去思考他們在操作這樣的解釋時,是不是秉持著良心?有沒有違背法律?」劉恆妏如此強調。
徐偉群則認為:儘管可以理解當時大法官有壓力,但在這種不敢選擇的情況下,卻創造出一個對整個社會國家有害的解釋產物,「我們可以理解,要堅持是困難的。但如果不堅持呢?可能是危害的。我們可以理解大法官的這種難處,但不等於我們就要同意這個選擇。」
徐偉群更進一步作結:「大法官是時代的產物,也就是說我們營造什麼樣的時代,就會得出什麼樣的大法官。我們每個人都要珍惜民主,做為一個公民,都要盡力地讓我們所處的社會、國家,是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這樣比較不容易產生會做出錯誤決定的大法官。等到我們失去了民主、失去了自由,再來期待在那個體制裡面,產出一個會堅持憲政民主自由的大法官,其實是難上加難。」●
作者:林建志/ 林春元/ 徐偉群/ 陳慧雯/ 楊雅雯/ 劉恆妏/ 蘇彥圖/ 蘇慧婕
出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負責規劃、推動下列事項:一、開放政治檔案。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五、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2019年,促轉會與司法院協調,首度調用九案威權統治時期大法官解釋的相關檔案,並邀請法學界學者專家協助解讀,分析萬年國會、軍事審判體制之形成與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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