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於倫敦布里克斯頓的搖滾傳奇

對一般觀光客來說，倫敦南邊的布里克斯頓（Brixton）大概很少會被列入行程，多數旅遊書也往往會隱晦地提出警告——當地的階級和種族構成，讓布里克斯頓始終蒙上一層治安的陰影。1981年布里克斯頓暴動（1981 Brixton riot），白人警察和黑人青年的衝突雖然已是40多年前的事，但貧富和族群結構性的難題，似乎仍深深烙印在這片區域。即使近年來，逐漸仕紳化的當地居民和官員努力推動都市的再生和活化，但礙於布里克斯頓過往的名聲，許多遊客仍裹足不前。

或許正因為布里克斯頓這樣的特質，讓它擁有了孵育搖滾樂所需要的強悍和叛逆。一提到這個地區，熱愛搖滾樂的朋友腦中一定忍不住浮現「衝擊」樂團（The Clash）的〈布里克斯頓之槍〉（The Guns of Brixton）。除了這首土生土長的貝斯手保羅．西蒙（Paul Simonon）所寫、融合龐克和雷鬼樂風的經典歌曲之外，布里克斯頓更知名的，是早已成為當地的驕傲，另一位生於斯、長於斯的搖滾傳奇：大衛．鮑伊（David Bowie）。

2016年1月鮑伊因癌症離世，布里克斯頓街頭那幅由澳洲街頭藝術家Jimmy C.所繪製，以專輯《明智阿拉丁》（Aladdin Sane）為底本的頭像壁畫，立刻成為樂迷們追悼鮑伊的重要地標。人們群集此處，在畫像前擺放花束、蠟燭和各式紀念品，一同歌唱，一同流淚。這幅壁畫成為樂迷前往倫敦必訪的地標，不時有人在壁畫上留言、塗鴉或貼紙，留下對鮑伊的思念和感謝，數量之多，迫使有關當局得請Jimmy C.於原地重新繪製，並加上塑膠罩保護。沒想到結果換來的是更多肆無忌憚的留言和圖繪，尤其這幾年因為疫情管制鬆懈，塑膠罩的混亂更取代了主事者想要的整齊。

不過比起行禮如儀的紀念碑，這類樂迷的破壞可能才是鮑伊喜愛的模樣，那才符合他離經叛道的多變美學，以及和樂迷之間緊密的連結，每一則看似破壞的留言，都是人們發自內心的告白。

筆者有幸曾赴當地一遊，除了一出地鐵就看到警察扭送犯人的景像，以及壁畫本身帶來的震撼外，我永遠記得在壁畫的角落看到的一則留言：「You showed me its ok to be different.」短短一句，道盡無數熱愛鮑伊、受其音樂影響拯救的人們共同的心聲。

如同《David Bowie：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一書扉頁裡引用的鮑伊之言：「很高興得知，我正在幫助我的歌迷發現他們內心深處的角色。」鮑伊是所有覺得與人群格格不入的異類、邊緣者的救贖，他所創作出的每首歌曲、每個音樂形象，他在公眾場合的一言一行，都反覆向世人訴說與眾不同或格格不入的美好，不應自卑或躲藏，而應該理直氣壯的驕傲。

▇音樂創作，以及鮮明、多變的人物形象

大衛．鮑伊本名大衛．羅伯．瓊斯（David Robert Jones），從1967年出道開始，生前總共發行了26張錄音室專輯，並以樂團「錫機器」（Tin Machine）為名發行過兩張專輯，留下無數代表作。他的音樂風格多樣多變，從早期陰柔奇詭的華麗搖滾，到後來冷冽疏離的電子聲響，80年代全心擁抱流行樂的流暢輕快，於世紀之交又引入當時掀起浪潮的電子樂風，晚期則洗去鉛華轉而內省低調。

鮑伊從不只甘於單純的創作音樂，他更接近全方位的表演藝術，總是為不同時期的音樂作品打造不同的形象，賦予各自的故事。最鮮明者如《太空怪談》（Space Oddity）中的指揮官湯姆（Major Tom）；雌雄同體的季吉．史塔圖斯特（Ziggy Stardust）則交出了他在70年代最顯明的形象之一，留下改變搖滾樂史的經典專輯。《瘦白公爵》（The Thin White Duke）配合身陷毒癮的掙扎，以削瘦的身影，成為70年代末「柏林三部曲」三張專輯的起點。

鮑伊可以在專輯封面慵懶地穿著仕女洋裝，也可以一身筆挺灑落的Paul Smith或Alexander McQueen西裝；他可以是外星生物、人狗變種、雅痞、拳擊手、惡棍、迷宮魔王、異教徒……甚至在MV裡以暗喻的手法扮演著耶穌。

鮑伊的每一次作品，從細節到整體形象都縝密地打磨，如同人格分裂般創造出不同角色，不斷挑戰禁忌，將人們視為怪胎、敗德的事物，予以雕琢創造出另類的美感。他的才華不只在聽覺上，也專注於視覺的追求。他不時加入電影、舞台劇的演出，也嘗試過繪畫，並和許多影像工作者合作。

在私生活領域，鮑伊也不畏驚世駭俗，他從不掩飾自己雙性戀的身分，也不會為了討好世俗的認定而曲意迎合。就像《David Bowie：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書裡說的，即使在他被認定最為「商業化」的時期，都是在擺脫「搖滾英雄」的既有窠臼，順從自己的想望。甚至，在臨終前的遺作《黑星》（Blackstar），他仍將面對死亡的絕望，轉化為激辯生死意義的藝術。他的創作、形象和生命態度，啟迪了不同領域的藝術工作者，也安撫了無數徬徨不安的心靈。

▇以圖像的輕盈與廣闊想像接近鮑伊

鮑伊本身是個閱讀品味卓然的讀者，這可從2013年他在一場藝術展中提列的「百本必讀書目」看出。關於鮑伊的生平傳記，就有包含文字、圖冊、漫畫等數十種英文版本。以他生涯為藍本的電影作品，除了數部紀錄片之外，2020年的《搖滾變色龍：大衛鮑伊》（Stardust）票房和評論都不忍卒睹，而名導陶德．海恩斯（Todd Haynes）以鮑伊生平為藍本的虛構故事《絲絨金礦》（Velvet Goldmine），雖然內容有許多杜撰，並將焦點放在對70年代華麗搖滾的緬懷，但可能是最能捕捉鮑伊前半生風采的傑作。可惜受限於市場偏好和鮑伊在臺灣的知名度，相關傳記並未引入臺灣，《絲絨金礦》也只有在少數影迷之間流傳。

在資訊近乎爆炸的網路時代，一本傳記存在的價值和目的究竟為何？

「夫子自道」的自傳書寫，是傳記書籍最常見的魅力之一。近年如《搖滾記：Bob Dylan自傳》、《生來奔跑：「藍領搖滾教父」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生命故事》、《艾力克．克萊普頓自傳：尋找藍調與天堂的所在》等等都屬此類，雖然不見得真的都出自傳主親筆，但至少獲得「官方認證」，是傳主希望讓人們留下的記憶。對樂迷來說，再也沒有比這些英雄「親口訴說」更令人感到滿足。

自傳的賣點在於第一手自剖的主觀深入，而由研究者撰寫的傳記，優勢就在於資料收集廣泛，以及提供了批判的觀點。《誰殺了約翰藍儂：搖滾神話的愛、欲望與生死》可能是近期最好的例子之一，作者萊斯莉－安．瓊斯（Lesley-Ann Jones）是專業的搖滾名人傳記作者，也曾寫過一本鮑伊的傳記。她經由大量的訪談呈現了藍儂真實、充滿個性缺陷的一面，試圖挑戰小野洋子打造出來的藍儂神話。

如果說這些傳記滿足了「紀實」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也承擔了紀實的副作用，那就是對於沒有想要探究每個細節的樂迷或一般讀者來說，接近學術考證的厚重專著，無疑令人卻步。

相較之下，和《絲絨金礦》類似的某種以紀實出發的非虛構創作，更能讓讀者走入傳主的人生。要能同時調和「非虛構」和「創作」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相對於文字的厚重，圖像的輕盈以及承載和發散的廣闊想像空間，或許是再合適不過的媒介。

尤其對照著鮑伊那不拘一格，如液態般流動的人生樣態，類似《David Bowie: 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這樣一本圖文創作的人生紀錄，就像是壁畫上的塗鴉一樣，反而是貼近鮑伊人生更好的選擇。

▇虛構自傳卻充滿非虛構的寫實

《David Bowie：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是西班牙插畫家及平面設計師瑪麗亞．艾塞（María Hesse）的第三本中譯版圖文傳記（前兩本分別為：《Frida Kahlo：燃燒烈愛的芙烈達．卡蘿》、《Marilyn Monroe：風華絕代的瑪麗蓮．夢露》）。從這三部作品，我們可以完整看到創作者的特色，以及她筆下圖文傳記的獨特魅力。

三位傳主都是和男性父權社會對抗的藝術工作者，他們的人生不時衝撞著社會的常規與偏見。三本書也都採取第一人稱的文字敘述，輔以對應的圖像，並以手寫的引文字句勾連兩者。文圖編排約莫一比一，畫面簡潔（《夢露》字數略多），從書末所附的「參考書目」，可知三者皆有所本，在內容的真實度和情節起伏的舖陳上，花費了不少心思。

《鮑伊》一書在文字上和前兩本略有不同，作者另與文史工作者法蘭．路易茲（Fran Ruiz）合作。夢露和卡蘿兩位女性傳主的自我表白，近乎掏心剖肺甚至讓人心痛的誠實；《鮑伊》的文字敘述則帶有些許童話迷霧般的矇矓，書中直視鮑伊的人生，也充滿著第一人稱的自我質疑與解釋，然而類似像下面這段字句，創作出不同身分、戴著不同面具應對世界的鮑伊獨有的「坦誠」，讓這本虛構的自傳，充滿著非虛構的寫實：

「某天夜裡，我們爬到我家的屋頂上觀看星空。我知道星星也凝視著我們。突然間，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一顆看似流星的東西撲向我們，並擊中我的左眼……（中略）我們知道，如果我們據實以報，一定沒有人會相信我們，於是我們捏造了一個愚蠢的故事，那就是喬治因為想與我爭女朋友而打了我一拳。」

圖像絕對是作者艾塞的功力所在，三本書中運用的圖像，多數都出自她對現實實存影像的臨摹，無論從照片或傳主的創作，再加入少數作者的想像。以《鮑伊》為例，作者以自己的風格重塑了鮑伊的專輯封面、受訪畫面和MV影像。

重點就在於「重塑」。不同於文字書以照片來強化真實的感受，圖文書的圖畫恰恰相反，一旦經由創作者重新詮釋，就鬆動了原有影像那份「真實」的重量和界線。這樣的鬆動，開啟了以現實為基礎，讓創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情感與想像力自由馳騁的空間。真實的重擔得到解放，無拘的想像力則尋得札根的基點。書中每一幅專輯封面的描摹，一方面提醒讀者這是真實的故事，另一方面又不斷摻入作者主觀的詮釋，試圖和鮑伊的人生、讀者的感受產生共鳴。

▇牽引廣大樂迷的歡愉與憂傷

書中最關鍵的象徵，就是貫穿全書，以強烈生命力量發芽四散的心臟。大衛．羅伯．瓊斯將這顆冒芽的心貫注在大衛．鮑伊身上，他們共用著這顆心臟，成為他看待、理解和體會人生的方式。讀者見證了這顆心臟體驗著歡愉和悲傷，看到它散發巨大的能量牽引著每位樂迷，也看到它的無能為力，在死神面前逐漸萎縮。然而起點即終點，在死亡的虛無接續著無垠的星空，因死亡而消滅的心臟，在鮑伊一生迷戀的星空意象中持續跳動，將綻放的枝芽溫柔而堅定地鋪灑於大地。

經由文字和圖像的結合，本書重塑了鮑伊內外的樣貌。就像書中提及鮑伊初次遇到他的第二任妻子、他一生的摯愛伊曼時的描述：兩人初見面就不停的聊天，在交談中，伊曼將鮑伊人生的面具一張張取下：「伊曼直到完全洞悉我才肯罷休。在面具全被卸下後，我對她露出那個隱藏在底層的我——一個在格格不入的星球上被孤立的外星人，那才是真正的我。」然而，伊曼還不放棄，她拉開了一條被遺忘的拉鍊，星際異形的外貌猛然落下，「在裡頭的是大衛．羅伯．瓊斯。」

這正是《David Bowie: 百變前衛的大衛．鮑伊》的魅力與價值所在，經由圖文，這本書引領讀者看著鮑伊戴上一層又一層的面具，成為我們所熟知的搖滾巨星，又用同樣的方式，一層又一層將這些面具輕輕卸下。在最終那無限的虛無裡，我們看到的是大衛．羅伯．瓊斯，那個在布里克斯頓的街頭，慘白而不知所措的少年，輕輕哼著那首熟悉的歌曲，對我們露出微笑。

「將你的手給我，因為你是如此美好！」（Gimme your hands 'cause you're wonderful.）

再見了，瓊斯男孩。●

被譽為「最會說故事的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於2021年底過世，臉書上的悼念文字中，有人提到曾有台灣學者批評他中文不好、著作過於市場取向，暗批有損學術價值。姑且不論上述對話的脈絡與確切性，台灣學界對於學術貢獻與公眾影響力之間的關係，實有不少人視之為零和遊戲，而非相輔相成。這樣的評價模式，隨著學術評鑑的新自由主義化，重論文、集點數，而更為強化。

長期以來，所謂「人社科普」或「非虛構寫作」的文類在台灣並不發達。近年來因為有部落格等網路平台，年輕世代學者撐開了一些公共書寫的舞台，例如，巷仔口社會學、芭樂人類學、菜市場政治學、歷史學柑仔店、白經濟、STS多重奏等網站，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後來出版成書，引發更大迴響。然而，要如何雅俗共賞，文字淺白但內容深刻？對於習慣披戴術語盔甲的學者來說，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近年來書市出現一些將碩士論文改寫為面對公眾的社會書，嘗試切入這個知識市場的空缺。相對於英美世界，台灣的人社碩士論文其實滿特殊：由於成果會在網上公開流傳，研究生往往花費更長時間進行論文研究，主題規模與資料深度有時甚至快接近一本博士論文。

再者，由於學生的研究動機經常來自個人生命經驗，或植基於身邊人群的親密觀察，有時能比建制學者取得更有利的研究位置、更貼近社會的快速脈動。碩士論文因此成為累積在地學術知識的一個重要渠道，也有少數人能妙筆生花、成功改寫為得獎專書，如蘇致亨的《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魏明毅的《靜寂工人：碼頭工人的日與夜》。

游擊文化出版的作品雖然不多，但都性格鮮明、面貌獨特。該公司對於協助年輕作者改寫碩士論文尤其不餘遺力，2021年便一口氣出版了三本社會學碩士論文改編的作品。這三本書都從作者的個人經驗與近身觀察出發，衍伸為重要的社會現象關注。

張立祥的《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根據他在超商長期打工的經驗，呈現勞動現場的各種綿密細節。他把超商勞動的特點稱之為「組合勞動」，包括店員需要在高度時間壓縮下執行多重任務、必須操作眾多標準化的機器，即便服務與情緒勞動也有SOP。這本書不僅揭露了台灣便利生活背後經常被忽略的萬能勞動，結論也點出整體社會都面臨過勞、時間碎片化、速成文化、生活能力短缺等隱形危機。

涂曉蝶的《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源自於作者對15歲就成為美髮建教生的表妹的不捨之情。她決心踏入這個平行世界，透過訪談17位建教生，探究他們為何進入建教合作，同時也探討這個教育計畫究竟是帶給他們半工半讀的機會、晉身設計師的流動階梯，還是促使他們交換了青春，卻深陷勞動剝削的陷阱。全書大致分為4個區塊，首先描繪8個建教生的生命故事，其次進入建教合作的招生現場、教育現場、勞動現場，再來討論建教計畫的歷史制度，最後從建教生的視角出發，呈現他們如何因應制度、奮力生存。

謝嘉心的《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可以說是一封工人之女寫給父親的情書。在高雄工業城裡，擁有一身絕活的拖車師傅，卻全心希望子女好好唸書、遠離藍領勞動。女兒在北台灣讀到了社會學碩士，才回過頭來凝視父親的勞動技術與家庭的階級經驗。本書的分析主軸之一是從技術社會學的角度來檢視台灣拖車產業的發展，像作者父親這樣的製造、維修師傅，如何養成技術、如何與同事老闆互動，並理解「好工作」的意義。另一個分析軸線則是家族的代間關係與階級斷裂，為何工作上對勞動技術充滿自信，卻矛盾地對子女複頌學歷至上的價值。

這三本書共同呈現了當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要場景，不論是光鮮亮麗的服務業，或是傳統製造業的黑手師傅，也觸及教育不平等、階級文化等更大的議題。這些研究不僅著重產業、制度等結構面分析，也呈現勞動者的能動性，並點出一些有悖於「想當然爾」的謎題，例如師傅為何不想做頭家？建教生為何不後悔？

三本書對於關心勞動人權、改革建教合作制度、省思階級不平等的讀者都可以提供深切的啟發。出版社在製作這三本書的用心也值得肯定，透過照片、漫畫的輔助，增加了文字的可讀性。雖然瑕不掩瑜，但我想藉此指出社科論文改寫成書時面臨的一些難題。

首先，論文主要是透過理論框架來架構經驗材料，改寫成社會書時，為免讀者心生距離，作者往往選擇把理論概念與分析框架撤到後面，經驗資料反而顯得瑣碎。

改寫成社會書時，要讓讀者感興趣，需要強化敘事性，例如找出訪談或觀察裡關鍵的故事，深描其中場景細節、人物表情互動等等，帶讀者進入田野現場。敘事線不限於個人生命敘事，也可以是產業、制度的敘事，例如點出勞動控制在什麼狀況出現裂口、萬能店員何時面對顧客情緒勞動失敗，這些經驗轉折、內在矛盾與非預期後果，不僅增加書的可讀性，也呈現更動態的現象。

其次，我覺得改寫社會書時，未必需要撤退理論概念或分析框架。依我自己的經驗，讀者其實很喜歡研究者從經驗資料提煉出的概念，或是分析性的地圖。社科作者的長處畢竟不是報導文學，從理論角度提供詮釋、以結構視野鳥瞰分析才是我們的專長，若只是鋪陳故事，也讓讀者困惑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然而，核心概念需要生動有趣，以「組合勞動」來說，就太一般性也過於冷冰冰，未能突顯超商店員矛盾的勞動特性，既要按照標準化腳本多能多工，又要維持高度彈性以成就「有如你家」的便利服務。

接下來的挑戰便在於整合大敘事（社科分析）與小敘事（生命故事）。《失去青春的孩子》與《我的黑手父親》都花了不少篇幅呈現建教生或家族的生命故事，但源自先前論文的主體與後來加入的故事，還是呈現比較平行的關係。建議可以更大刀闊斧地打掉重練，以營造更融合的分析。

舉個例子來說，《我的黑手父親》書中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作者的弟弟，一位唸到博士的工程師，因監工需要也抱著說明書來學開拖車，讓爸爸的心情五味雜陳。我會用更多篇幅來描繪這個故事、甚或作為開場，具體而微呈現跨越階級藩籬的代間關係、技術與文憑的拉扯等核心主題。

最後，碩士論文的研究規模比較有限，改寫成書時或可納入不同行動者的觀點，呈現更立體的面貌，例如，建教計畫中的老師、設計師（也曾經是建教生？）的觀點，可以搭建該制度與產業的其他側面；超商雇主、顧客的聲音，可以豐富勞動場景的對話；我也很想知道嘉心的弟弟、工程師兒子在開拖車時的心情。

如何兼顧學術貢獻與公眾影響力、如何讓概念分析與說故事相輔相成、如何脫下術語盔甲面對公眾，這些都是深具挑戰但非常重要的任務。期許有更多的學者、研究生投入公眾寫作，讓我們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