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靈魂與灰燼：胡淑雯、童偉格談《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受難者的時間是無限綿長的。在血肉與言說的無盡中，流淌著一種再怎麼失敗也不會輸掉的、近乎永恆的東西。於是我們面向過去，倒退著走入未來，或者，逕向往昔出發，直取歷史景深中、層次豐饒的空白。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2020）出版後的整整一年，我們繼續散文的編務。更大量的文本，與生命時間本然的絕不可逆，使我們更真確地，體會到一種矛盾。一方面我們理解，這必將是一部過早完成的散文選集，只因目前，更多史詮仍待沉澱。另一方面，我們也察覺，無論何時完成，這部選集已然遲到太久：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無數青春的見證者，已經帶著他們各自珍貴的記憶，潛入歷史的無記憶裡。
我們實踐的，是這般必然的早到與過遲。於是，我們但望這部選集能夠免於時間的焦躁，為讀者提供一個暫可靜視的介面，陳明這些書寫的各自所向，釋放它自有的文學質地。但首先，我們必須自我釐清，什麼才是（或什麼不是）「散文」。我們理解，在華語現代文學中，散文的本體論始終模糊，只在和其他文類並置相較時，定義才可能相對清晰些。例如：有別於詩的「詩體形式」（verse form），散文含括一切白話文書寫；有別於虛構的小說，散文則指涉一切紀實作品。因此什麼是「散文」？一個最權宜、卻也最明確的答案是：所有非虛構的白話文寫作，理應都是散文。
我們也理解，就歷史成因而言，散文之強調白話文形式，直接反映的，是新文學運動起，古典詩亡的實況：在那次標榜「我手寫我口」的文學浪潮中，人們求索某種比起詩，更能符合新時代精神的書寫形式，因此所謂「散文」這一既存的俗常泛稱，始得以被重新揀取、被用以特指一種文學新文類。
但弔詭的是，這個文學新文類之強調排除虛構裝置，其所迂迴潛納的，卻是詩亡其後，華語文學創作者的詩心不滅：相似於古典詩人在固定格律與字數裡，存真自我感悟或直觀，華語現代散文創作者，亦務求文雅地言表自我情感的本真。簡單說：對華語現代文學場域而言，所謂「散文」，時常暗指一種浸潤在白話文體裡的詩。
也因此，雖然散文在業經重新揀取為一種文學新文類時，開放了自身海納一切次文類的想像——原則上，議論，記述，對話，筆記，凡此種種，邏輯上，散文可以無所不包——但就創作實踐看來，一般想像的所謂「散文」，依舊以摹寫詩境的抒情散文（lyric prose）為不變的殿堂之巔，並依此，布建了當今散文的典律。關於散文典律，我們的美學期許是：其詞鋒愈留白，其詩境就愈彰顯，其所存真的作者情感，也就愈雋永而有餘韻。而所謂「餘韻」，即明白是一種關於詩的懷想。
具體說來，在華語現代文學裡的所謂「散文」，即是如此，在自身本體論曖昧的情況下，依舊能做為一個獨立文類，常存於文學場域的想像與實作中——表面上，它所最想汰除的，正是它最深切藏納的。它的創作技藝要求，就是它的創作倫理訴求：一切表述、描摹與感言，作者皆切不可造偽。它的倫理，也反向規訓了它的技藝：我們想像，一篇傑出的華語現代散文，首先是一篇看不出技術斧鑿之痕的作品；它唯一該具備的，是一道作者的聲音之流，衷誠地，鳴訴一段本真體驗，而使人共感於無論是記趣、憶往，或者，即便是那般艱難的傷逝與受創。
簡單說，就美學意識而言，華語現代散文已布建了自身的迴路：它訴求作者出於個人孤自的體悟，而將此體悟，昇華成普世的傷與諒。於是複雜點說，在華語現代文學的意義裡，什麼才是「散文」？一個幽深的答案可能是：其實，我們總期待它為我們，預告更為理想的那種「真實」；期待它蘊藉聲明，一種傷痛業已自癒，一種受難，已然獲得了澄明與滌淨。
這樣的期待，放在我們對文學作品的設想，或許無可厚非；然而，若成為我們對臺灣白色恐怖散文作品之編選的單一標準，則可能，將顯得標準過於高蹈，於是，也使編選的行為，形同一種針對美學意識的檢查。原因很簡單：在諸多事關白色恐怖的史實，依舊等待澄明的現況下，一切關於「昇華」或理想「真實」的預想，可能並不理性。這是說：關於白色恐怖，真相的實質未明，逼視著編選一套紀實作品的困難，我們確切的感知毋寧是：也許，傷逝與受難者每道本真感觸，都應當被記存，而每道理該被記存的實感，都不應當再承受美學的評價。這意味著一部理想的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集，本質上的不可能。
然而，為了讓記存仍然可能（雖然必有限度），就編選範疇而言，打破我們對散文既有建制的認知，就成了編者該具備的思維。這是說：首先，我們不以上述抒情散文的既定迴路，其所暗示的「雅」與「諒」，做為審選作品的絕對標準，而力求重新釋放散文做為一種特定文類，在成立之初的海量想像。因此，這部選集的編選範疇，除了一般認知的散文文學創作之外，也將涵蓋或許作者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傳、傳記、報導，及任何就我們所知、能及時索讀的「非虛構的白話文寫作」。
其次，除了打破對散文既有建制的認知，我們一併力求突破的，其實是以抒情做為核心的散文，所不免重新封印於個體的孤隔體驗：如上所述，它總要求一位深思且有能的當事人，獨自解剖個人體驗，從而，才能獲得「作者」的資格。我們認為：事關白色恐怖，個人體驗的公共意義，可以重新辯證、容許歧出對話，也應當，允許更大空間的他者在場。因此，不限於單一創作者的文本，口述史、或以口述方法寫就的自傳等散文作品，也進入我們的編選範疇。
或者，能果敢地這麼說：在編選《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時，我們的目標，是將編選者解讀能力所及的最大值，兌換成現階段，事關臺灣白色恐怖紀實書寫的極大值，而非相反地，以編選者固有的美學認定，限縮了臺灣白色恐怖書寫的紀實性。我們的能力所及，就是我們的編選範疇。
由此，最後成書的這整部《散文選》共分5卷。卷一再分為「雪的重述」與「萌」兩個主題。「雪的重述」，收錄4位曾經繫獄的作家，對個人白色恐怖實歷的憶述。這些憶述，透露寫作者在創傷其後，力圖修復「我」之主體性的共同深願。我們以此，索引全書各篇章，對同一段歷史的多元回顧。「萌」則收錄未成年的小孩與青少年，那最初即最終的一次白恐實履。最初，通過這6種追述，再現童蒙生命以其不文寬度，容受初驗的暴力。最終，因這般寬闊生命的脆弱本質——對暴力的知解，標誌童蒙的從此不再，以及，啟蒙後的智性與抵抗——我們以此，索引白色恐怖，對「我們」的各種侵臨。
卷二「地下燃燒」以8部作品，微型示現地下黨人，及其關連者的往歷。這部龐然錯綜的地下史，旁側於50年代、冷戰框架下，國府治臺史的反面，在彼時最受嚴酷清洗；在多年後臺灣本土化的史詮重構中，卻也最輕易就遭致忽略。持恆抵抗主流論述，這整卷追索，關注自我精神系譜的重溯與再驗：無論是在已然冷峻的昔往，或依舊炙烈的當下，皆以對寂滅者的記存，反語貴重理想的不息。
對證上述陽剛的話語理序，卷三「她的花並不沉重」，則示現無論如何光亮的反對運動史裡，經常被忽視的女性實存。整卷七部作品，流轉女性身分，為妻女、遺族、眷屬、或政治案件的當事人，以相對而言，更跨域複現的觀看位置，她們修復由日治、戰後、二二八、白色恐怖，直到當下的集體傷痕；也在長列的死亡隊伍中、總是遲來的希望與愛裡，切近逼視傷痕各自的無可告別。
卷四「原地流變」，從肉身的記憶出發，思索「受刑」與「逃逸」的辯證。本卷且裂變為二，前7篇章，描摹加諸於政治受難者身上，「刑」的具象路徑：痛楚總是由體膚承感，卻永遠比切膚更深，在充滿個體差異的、與恐懼對峙的經驗中，在種種彷彿密室的空間裡，逃逸的路徑漫漶於一人置身的所有時空。在那裡，書寫自白既是自我構陷，也是逃生。在那裡，自囚終身無異於捨命求生。後3篇章，則書寫特務等協作之人的同刑：這些懺情或揭密，為我們反陳「刑」所從出的體制結構。
對照上述二元裂變，卷五「失落的故鄉」，則將簡化的鄉土二元論，重置為跨界者們，繁多的抵達之謎。在此，原鄉外的離散，和故土裡的離散並陳。只因在同一體制結構內，剝奪人身自由的拘禁，也總體拘限了個體自由的認同。而體制發明的流放，也總格外無異地，為所有流放者，指出一個同樣偏遠的異鄉。以這些移動條理（或漫無條理），我們總結臺灣白恐時空，對「我們」的總體圈限。
在五卷共47個篇章之外，猶有許多作品，因種種因素，未能收錄於此書。做為本書編者，我們深以為憾。以下謹題記若干，以供讀者尋讀。一如《桑青與桃紅》（1976）這部佳構，對臺灣白色恐怖小說書寫的重要性，聶華苓自傳《三輩子》（2011），亦細緻留存《自由中國》半月刊同仁身影，對白恐散文書寫，有其顯在意義。王鼎鈞回憶錄《文學江湖》（2009），則簡達直述黨國文藝控管下，個人的捲入、與特務的周旋，及最後的遠避。回憶錄對山東學生流亡案，亦有切近分析。
馮馮《霧航》（2003），從一名海軍小兵視角，追述遠在國共內戰前、早自生命之初起，即一路無可緩解的種種錯位與錯待。這部作品，具現一部肉身傷害史，如何同時竟是一部情感啟蒙史、一部同志身分認同史，是我們讀過，最刺痛的書寫之一。崔小萍《天鵝悲歌》（2001），則重理個人《崔小萍獄中記》（1989）裡的見聞，而以更多年後、更遠距的觀察與思考，落定九年多冤獄中，種種無由的國家暴力。相對於此，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的《老牌臺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1991），則以解嚴後數年內的近距回顧，以一部「野史」之姿，見證並收藏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始末。
當我們說，此書的編選範疇，止於我們能力的極限時，我們陳述的，毋寧是：面向這般龐然多歧，而同訴真實苦痛的紀實文本，做為編選與識讀者，我們自覺謙卑。我們理解：一個暫可靜視的介面，同時也可以是，無盡起點的重新生成——何等遊歷，在編選過程中，我們得以識讀靈魂如何焚餘成灰燼；而灰燼，如何藏納了靈魂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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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國家人權博物館 主編簡介： 胡淑雯 童偉格 |
不只如此，在2016年和2017年，漫畫家芭潔（Pénélope Bagieu）出版了兩冊漫畫《女性做主》（
書．人生．林正盛》小小倉庫間裡的童年光陰
童年天空裡飛機飛過，拉出一條長長的白雲，當年小孩子的我舉目望著，既嚮往又疑惑：「飛那麼高，要飛到多遠多遠的哪裡去啊？」
然而，民國50（1960）年代的小孩子我所能知道、所能想像的「多遠多遠的哪裡」，其實懞懞懂懂的以為只有美國存在，頂多加個日本，但日本是倭寇，是敵國，是過去侵略我們的大壞蛋。
在當時「反共抗俄」的教育底下，當然還知道有個蘇俄、中共，二個都是大壞蛋，是要反攻大陸消滅的敵人。正確的說，一個是「敵國蘇俄」，一個只是「國內匪幫共匪」。這是當時小孩子的我，在反共教育下所能想像的外面世界。日本是過去的外敵，蘇俄是現在的外敵，中共是內亂匪幫，只有美國是友邦，以美援支助台灣，透過教會發放麵粉、奶粉、奶油……而在台灣人心目中，成了像是「天堂」一樣存在的地方。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台東海岸線小馬隧道進去一個四面環山的台地上，在台地上耕作的大都是阿美族人，只有少數農戶是跟我們家一樣的平地人。台地上散落十幾間矮小茅草屋，是放農具，也是白天耕作累了休息的地方。所有台地耕作的農人都不住台地上，黃昏下田就回他們小馬、泰源的家。入夜後四面環山的台地一片漆黑裡，只有我們家煤油燈跳動著渺小燈火。
我們家是住在台地上唯一一戶人家，至少要走3公里以上才能找到個同學，放學回家後也就難再出門找同學玩。我的童年除了學校裡的同學，回到家裡就我一個小孩，兄姊們大我很多，都去都市工作了，最小的姊姊還在家裡幫農，但大我7歲，難玩在一起。就這樣我的童年幾乎就自己一個小孩子，經常一個人躲進小小倉庫間翻出木箱子裡父親那些書，亂翻亂看地打發一個人過多的時間。隨著上小學識字愈來愈多，也就更常躲進小倉庫間翻看父親的書了。
上了學識字多了，漸漸就隱約聽懂了些祖父夜裡放在枕頭邊偷聽的小收音機流洩而出的激昂歌聲：「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然後天亮踏著晨曦上學，踏進清晨陽光的校門，迎著兩旁清新陽光下斗大的紅色標語，一邊「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一邊「反攻大陸，還我河山」。
於是祖父偷聽收音幾裡的紅太陽，成了學校課本、老師口中的萬惡共匪。學校教的當然都對，難道我祖父就錯了？小孩子的我怎麼想都想不來，只有疑惑不解。
還好，還好識字識多隱約聽懂了祖父偷聽收音機裡的「東方紅」的我，同時也隱約看懂了倉庫裡父親那幾個木箱子的書，亂翻亂看地想像起外面的世界，彷彿轉移暫歇了小孩子我的心底那些疑惑困惑。
在日人不准台灣人讀法律、政治……的殖民教育下，父親求學過程中被鼓勵接觸大量西方文學。這樣的父親中學畢業後，日本老師幫忙申請獎學金，送他去日本東京讀醫科的時候，他左派信仰的父親（就是夜裡偷聽小收音機裡激昂「東方紅」的我祖父）卻一句話：「日本人的書，讀到中學就太超過了，還想要去日本讀……」就這樣父親沒去日本讀書，人生夢碎，遠走後山墾荒種田，將他所有的文學書收進幾個木箱裡，丟進小倉庫間當作塵封了青春記憶。
而塵封了的這些父親的青春記憶，卻意外啟蒙了小孩子的我懞懞懂懂地想像起外面的世界，對外面世界不再只有天堂美國、倭寇日本、萬惡共匪的想像了。
一本《愛的教育》帶我知道世界上有個義大利這樣的地方，書中「尋母三千里」故事中那趟尋母旅程，更是引領我想像起廣大的南美洲。還在一本《孤星淚》小說中進入對法國的想像，連結著我3歲就母親過世的孤兒自憐感情投射，把自己當作故事中男主角般的經歷法國大革命的悲慘。
還有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以及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當然一定有許多日本作家的書，但我記得名字的只有川端康成這個作家而已。而且父親的日本作家書籍都是日文書，我看不懂。
我第一本亂翻亂看，真看下去的父親的書，其實是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這應該是我人生第一本讀的小說，完全是超越年齡，超越我能力所能讀懂的小說。然而亂翻亂看了好幾年，真的把它看完了。
約莫是小學三年級吧，9歲10歲的年紀開始看起這本小說，似懂非懂的在老人和少年對話情節的吸引下看下去。看到老人航行大海時，往日回憶與當下情境敘述的大量文字描繪就覺得悶，枯燥看不下去，翻頁去找有對話情節處挑著看，看完卻一頭霧水。老人最後抓回的竟是一尾只剩下骨頭的大魚，怎麼回事呢？這荒謬情境的結尾，令我費解迷惑，好奇的不斷重新翻看，看到小學五年級，自覺看懂的看出一種懵懵懂懂的感情來了。
其實，除了結尾荒謬的情境吸引外，讓我不斷拿起《老人與海》重新翻看，還因為被祖父禁止去日本讀書、長期心懷埋怨的父親，常常以嘲諷語氣說祖父：「我來寫一篇小說，寫《老人與土地》，講一個固執的老人，一天到晚搬石頭疊田岸，只會搬石頭疊田岸，肥料農藥的怎麼用都不知……」父親這些話更是引我重看《老人與海》的動力。
那時期祖父從河谷搬石頭運上山坡，像藝術家般細細堆疊地壘起一行行波坎田埂，壘出了山坡上美麗的梯田。在務實奔波生活的父親眼中，祖父這種行為是跟收成無關的固執愚蠢大頭症的行為。當時父親對我嚴厲管教，而祖父疼我，所以我情感偏向祖父，跟祖父是一國的，心底隱約地抵抗譏諷祖父的父親。我不自覺在小小心底天真想像，父親想寫的《老人與土地》小說裡，應也會有個小男孩，那小男孩照說就是我了，因而也就移情作用自認就像是《老人與海》小說裡那個少年。懷著這樣的懵懂感情中，看完這本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說。
父親是達爾文「物競天擇」的擁護者，時代本就無情，固執跟不上時代，注定無法生存，要被淘汰。而祖父自稱左派流氓，螳臂擋車的反對資本主意現代化。於是學校課本的「萬惡共匪」，跟祖父夜裡小收音機裡的「東方紅，太陽升……」，矛盾在我小孩子心裡疑惑困惑，在看《老人與海》的過程裡，在亂翻亂看父親木箱裡那些書的歲月成長程中，成為少年的我對外面世界的熱切想像，熱切中莫名地帶著幽微的疑惑困惑。
看著父親的書，看出作文寫得好，看出了文學夢想。可是當我向父親表明想考高中，想讀大學，立志成為文學家時，父親斷然回我：「你知道海明威是怎麼死的？自殺死的。川端康成是怎麼死的？也是自殺……那個很會畫圖，把耳朵割掉那個，也是自殺死的……藝術家活著真艱苦，死了才出名，不是辦法啦！無前途……」父親斷然否決，連高中都不准考，堅持要我去讀高工，習得技藝日後到工廠工作，一世人吃穿免煩惱。
父親不讓我考高中，我也不考父親要我考的高工，偷了父親500元，離家出走直奔那個我熱切嚮往，卻又令我莫名心懷幽微不安疑惑的外面世界，進入一個更大的學習，轉來繞去踏向我的未來人生。
面對這個世界，終其一生我都是一個疑惑、困惑者，所幸童年時意外養成的看書習慣一直跟著我。看書並不能減少心中的疑惑困惑，甚至還會帶來更多的疑惑困惑，但，讀書總能讓我平和安靜地面對那不斷迎面而來的疑惑困惑。
彷彿看著童年那個小小的我，在小小倉庫間裡獨自安靜翻看著父親的書。●
林正盛
出生於台東山裏，野地裡生，野地裡長。
16歲（國中畢業）離家出走，進入台北當學徒做起麵包，做了11年麵包。
27歲，意外進入編導班，愛上電影，開始人生轉彎。
32歲，完成首部紀錄片「老周、老汪、阿海和他的四個工人」，獲中時晚報電影獎「非商業類影片」首獎。
36歲，完成首部劇情長片「春花夢露」，獲東京影展青年導演銀櫻花獎。
42歲，以《愛你愛我》獲得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獎。
42歲，「未來，一直來一直來」自傳出版，獲「金鼎獎最佳文學類出版」
51歲，拍攝完成首部自閉兒紀錄片「一閃一閃亮晶晶」。
57歲，成立「多寶藝術學堂」，提供給愛畫畫泛自閉症青少年，一個離開學校後可以繼續涵養藝術、生命，可以繼續畫畫謀取生活的所在。
62歲，正在後製，即將完成自閉症青少年紀錄片「地球迷航」。
至今，完成8部劇情片，9部紀錄片，書寫出版6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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