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用一篇短文介紹新加坡的英文詩是件很愉悅但又很困難的事，尤其作為在新加坡求學的異鄉人，提筆時更加覺得沉重。在這裡嘗試「簡介」新加坡詩人給台灣讀者，似乎一提筆便是失敗的。其實，不只是對於台灣，新加坡的英文寫作對於整個亞洲都是相對陌生的，甚至誇張一點來說，新加坡的英文詩歌對於大部分新加坡人，也是陌生的。這會讓人感到疑惑，甚至讓人感到些許傷感。

在我相識的很多新加坡年輕人中，除了活躍於文藝創作或者學術界的朋友，問及英文創作的詩人與作品時，很多人都答：「不太熟悉」。或者，有些會列出幾位在社交媒體上為社會議題發聲且比較激進的詩人，比如亞非言（Alfian Sa’at，1977-）和黃毅聖（Ng Yi Sheng，1980-）。

說感到些許傷感，是因為新加坡的英文文學創作在近幾十年來十分活躍，作者們辛勤地產出了大量精彩的小說、戲劇與詩歌。就今日的英文詩壇來講，主要用英文創作的新加坡詩人大概有六、七十位，他們的作品主要由本地的兩家出版社「Ethos Books」與「Math Paper Press」出版。出版的作品中，一類是詩人的個人作品集，另一類是集體性的詩歌選集。

新加坡作家、詩人黃毅聖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回顧本地英文詩歌的歷史：「很長一段時間裡，英文本身就是一個菁英語言，從1950到1980年代，很多詩人都是學院派，或者是深受學院派影響，比如詩人Edwin Thumboo（1933-）、葉昭雄（Arthur Yap，1943-2006）、李子平（Lee Tzu Pheng，1946-）等。他們的詩歌很多都與『國家』、『建國』議題有關。」以Edwin Thumboo為例，他以書寫多篇國家情懷主題的抒情詩歌聞名，詩集《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Ulysses by the Merlion，1979）在本地英文詩作中有一定的奠基性。

這樣的「學院派」創作傳統，被「九五代」改變了。黃毅聖說：「1995年新加坡文學獎授予給一個英國人，但他後來才成為新加坡公民。同一時期有很多本地詩人，比如梅健青（Boey Kim Cheng，1965-）、馮啟明（Alvin Pang，1972-）、Aaron Lee（1972-）、Yong Shu Hoong（1966-）等，與以前不同，他們更多是書寫個人經驗的詩歌。他們也開始舉辦讀詩會，創辦詩歌雜誌和詩歌選集等，嘗試走向一種新的詩歌風格。」

在這一代詩人中，梅健青的詩歌在新加坡文學界深受好評，學者與詩人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曾評道：他是「共和國1965年後最好的英文詩人。」因為梅健青在我校任職教課的緣故，他的詩歌也經常在學生中討論。他的詩歌溫情脈脈，在他的詩集《After the Fi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2006）中，探索個人情感、身分與家國、歷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從新加坡的「出走」至澳大利亞，給他的詩歌帶來一層更複雜的感情，很值得一讀。

說到近20年，黃毅聖提到：「在2003年，當Chris Mooney-Singh開始通過Word Ford這個平台組織詩會，口語化的語言開始在新加坡英文詩歌中出現。這一時期與他同時寫詩的人有Marc Nair（1981-）、Pooja Nansi（1981-）和Bani Haykal（1985-）。這讓新加坡的英文詩歌比以前更加流行。到了2014年，我們有了SingPoWriMo（新加坡詩歌創作月，Singapore Poetry Writing Month）。當年4月，很大一群作家在臉書上聚集寫詩，有很多年輕人參與。通過這個方式，我們有了很多在詩歌形式上的實驗，出了更多的詩歌選集。SingPoWriMo也演變成Sing Lit Station（新加坡文學站，Singpaore Literature Station）的基石。」

如今，Sing Lit Station在本地詩人小葉子（Joshua Ip，1982-）的帶領下，成為新加坡文學創作與交流的重要平台，積極舉辦各種文學活動。隨著這一系列活動的展開，新加坡的英文詩歌趨向更平易近人與多元化的發展。

撰寫這篇文章時，正值2020年新加坡年度文學獎揭曉。年輕詩人陳瑞琳（Marylyn Tan，1993-）的詩集《回望》（Gaze Back，2018）獲得2020年新加坡文學獎英文詩歌組優勝。這本大膽且形式新穎的詩集自2018年出版以來，便經常被身邊的朋友與媒體提起，而這一榮譽更是在新加坡英文詩歌創作歷史上寫下了非凡的一筆。

陳瑞琳在她的獲獎感言中，為「不僅是作為第一位女同志，更是第一位女詩人，獲得這一獎項而深感榮幸。」除了陳瑞琳，有趣的是，在訪問中被多次提到的詩人裡，有很多位頗受年輕人歡迎的詩人都是本地同志作家，比如黃益民（Cyril Wong，1977-）、黃毅聖與亞非言。

在與本地書店「城市書房」老闆的交流中，她也提到這幾位詩人的作品在書店較受歡迎。而黃益民、黃毅聖與亞非言，在新加坡英文文學史上的地位都不容小覷，他們不僅在詩歌創作上碩果累累，在小說與戲劇方面也產出頗多。同志詩人的作品不僅給新加坡文學界帶來更多元的聲音，他們的創作更是在新加坡不斷追求同志平權的社會運動的方式。就個人來講，亞非言的作品，比如他的詩集《隱形的手稿》（The Invisible Manuscript，2012），總給我帶來精神與語言上的震撼。

提及詩人黃益民，不得不提起一本詩集：《我是移工》（Me Migrant，2016）。這部詩集在近兩年的新加坡英文詩歌界與媒體界引起很大反響。這部詩集的作者是Md. Mukul Hossine（1989-），他是一位在新加坡做工的孟加拉國移工，熱愛文學與創作，在新加坡務工時，用孟加拉語寫下自己在新加坡的經歷與心境。

Mukul的詩歌先被譯成英文，再經過黃益民「創譯」（transcreate），最後由新加坡獨立出版社Ethos Books出版。近幾年在新加坡的移工創作與作品，也是在年輕人中比較流行的話題，除了黃益民與Mukul Hossine合作出版的兩本英文詩集以外，還有孟加拉國移工Md. Sharif Uddin的《陌生的自己：一個新加坡孟加拉人的日記》（Stranger to Myself: The Diary of a Bangladeshi in Singapore，2017），不僅贏得當地詩人的盛讚，2018年的新加坡圖書獎（非虛構類）也授予這部散文與詩歌的合集。

與台灣相似的是，近5年在新加坡的移工文學也發展迅速，在本地出版了一批由來自東南亞國家移工書寫的作品。這些詩集在新加坡出版，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然而在我看來，更值得我們的深思與反省的，是由本地菁英「創譯」移工作品的過程，以及其被「創造」的權利結構。

細看這些「創譯」過程，Md. Mukul Hossine與Md. Sharif Uddin這類移工作家面臨著多重困境。比如說，這一過程將移工作家逐漸「新自由主義化」，也就是說，他們作品的出版，在新加坡過度地被視為「成功型移工」的例子。作品出版後，進而以「移工文學」為標籤，成為眾多移工中的個人成功代表，隨之而來的是由政府、媒體、文學菁英開展的慶祝「個人成就」的一場場派對。然而，對他們文學作品本身的探討非常少見，他們作品中大量對移工群體在新加坡遭遇不公與虐待的吶喊，也被「慶祝成功的喜悅」集體消音。

更加弔詭的是，這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卻帶給移工作家更多的困擾。正如Md. Mukul Hossine在他的第二本詩集《勇敢人生》（Braving Life）序言中所寫：「我一直嘗試著用詞語——詩歌，來表達我的感情，而我卻因此受到了種種批評，但我的寫作總帶給我平靜。在這個異國他鄉，我已經丢掉了工作，也因為我對文學的激情被譏笑與責罵。」2017年，Md. Mukul Hossine因為無法得到工作准證，不得不離開新加坡回到孟加拉。

在我的訪問中，還有一些詩人被新加坡本地的朋友提及與推薦，在這裡也將他們列出來，請感興趣的朋友主動探索他們精彩的詩作。他們是：魏俐瑞（Gwee Li Sui）、Christine Chia、Tania de Rosario、Cheryl Julia Lee、Grace Chia、Hamid Roslan。本文提到的詩人僅僅是新加坡英文詩歌創作的一小部分，就算沒有在這裡提及，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與欣賞的英文詩作。

讀到這裡，台灣的朋友們，你認為「詩歌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件奢侈品」嗎？●

註：本文轉載自「速寫新加坡Sketching Singapore文學交流與書寫計畫」。標題中的「詩歌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件奢侈品」原文：Poetry is a luxury we cannot afford，出自1968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後的問答環節。感謝：Ng Yi Sheng、Diana Rahim、Zoea Tania、Nicolas Lua、Wu Weiwei，他們寶貴的意見對這篇文章幫助甚大。

剛升上國中一年級的我，騎著單車，到離家大概2公里遠的一家書店，一家我平常不會去的書店。這家書店有兩道門，第一道是最外側的鐵門，通常不會全升起來，而是留下約1/5。鐵門跟第二道門之間，有三、四個書架跟雜誌架，上頭放了玩具、漫畫雜誌跟單行本，有些單行本的外層塑膠包裝滿是灰塵，看得出裡頭的漫畫封面也已經褪色。其他的參考書跟文具、還有軍警用品，則放在第二道玻璃店門裡頭。櫃檯就在門口的左側，玻璃門有點暗，大概是貼了防紫外線的隔熱紙。

我在外頭的書架前徘徊，抽出一本新的單行本，然後又放回去。摸摸剛出版的《寶島少年》跟《新少年快報》，然後又放回去。

接著我用眼角餘光，透過玻璃門確認櫃檯沒有人，周遭也沒有其他客人，找了一個適當的角度，抓起一本漫畫書，放進書包。

然後，我繼續悠哉遊哉地，拿起書然後再放回去，裝作一副沒找到要找的書的樣子，慢條斯理故作輕鬆地騎上腳踏車，回家。

現在回想這起偷書罪行，其實有點印象模糊，至少我想不起來自己偷的是哪本書。但我記得回到家之後，我並沒有立刻打開來看，而是放在床頭櫃裡好一陣子。有一天，我拿出那本書，撕開塑膠外封後，好像也沒有看，就從2樓的房間窗戶往下丟，丟到隔壁的平房屋頂上。尷尬的是，從此之後，我每天坐在書桌前往外看，就會看到那本被我偷來又丟棄的書，直到它被風雨打爛。

那還不是一個到處都有安裝監控攝影機的時代，但我再也沒有去過那家書店。

若要替我那時的行為找個解釋，可能是當時的我正為了學習成績而極度焦慮。我從小就愛看書，漫畫更是我的最愛。從剪下報紙上四格連載的《烏龍院》、《雙響泡》、《史努比》、《加菲貓》開始，接著是雜貨店一本10塊錢的盜版《小叮噹》，然後是時報出版，鳥山明的《怪博士與機器娃娃》，台灣漫畫家火力展現的《腦筋急轉彎》、接著是進入正式代理時期，由東立出版的《將太的壽司》以及理所當然的《七龍珠》……族繁不及備載。我存下我的零用錢，偶爾也跟爸媽討額外的錢，就是為了收集這些令我大開眼界、無比入迷的故事。

雖然小時候（也就是國小階段）我成績很好，甚至還被譽為神童，但這股自信跟自傲到了國中一年級下學期之後，就蕩然無存了。數學成為我的罩門，我聽不懂老師在台上講的任何事情，不理解為什麼同學似乎都聽得懂，我明明應該是比較聰明的那一個才對啊！

於是我開始作弊。起初我試圖偷看放在抽屜裡的課本，後來我直接竄改老師要我們帶回家給爸媽簽名的成績單，讓自己的成績跟名次排行始終名列前茅，創造出一個「輕薄的假象」（這也是漫畫哽）。對這麼做的自己感到羞愧，卻又不願羞愧，當時的我，捉摸不清自己的情緒以及引發的行為。

總之，我憑著直覺，想繼續把頭埋在沙子裡。回到家，跟家人談到成績就得說慌；到了學校，面對老師也得說謊；只有在跟同學玩鬧打屁時，才假裝灑脫、假裝成績好壞，我並不上心。

每當心煩（也就是幾乎每一天放學後），我就遁入漫畫裡。去租書店待個一小時，或是到常去的、學校附近的書店買漫畫。後來這些作弊造假的行為，當然還是被揭穿了。我猜，我的老師其實早就發現了，只是一直沒有通知我父母，直到下學期結束前那一晚老師打來的那通電話。

想靠著偷一本漫畫來宣洩壓力，雖然百分百是錯誤的行為，但現在回頭看，對我後來的人生可能是一件好事。那起犯行，以及那本留在隔壁屋頂上的漫畫，一直提醒著我，不要再走偏了。

而且出乎我意料的，看似嚴厲的父親，在知道我竄改成績單之後，竟然沒有威脅我，要把我的漫畫通通丟掉。因為後來看到很多故事、新聞，描述有爸媽因為成績或其他原因，把孩子的漫畫、模型、電玩之類的收藏丟棄，結果下場很糟糕，不是一輩子互相怨恨就是當下就動手動腳。我慢慢把成績提了起來，但繼續保有我遁逃的出口。

不過，漫畫也不盡然只是現實的出口。很多時候，也是入口。隨著年紀漸長，口味變化，接觸的漫畫類型也越來越廣。在主流的日漫、美漫以外，「知識型漫畫」令我倍覺興味。畢竟，過了30年，「娃娃書」、「尪仔冊」這樣的稱呼早已不能涵蓋漫畫的多元面容，近年來台漫在《挑戰者月刊》、《CCC創作集》的策畫組織下，許多新一代漫畫家幫助我看見更多元的台灣社會，隱藏的人文與社會議題。

這也是為何我決定在2021年辦一場「知識漫畫大賞」。我們公司（泛科知識公司）雖以科普知識傳播為核心，而且從創辦人到剛畢業就職的同事，幾乎每一位都熱愛漫畫。我們也時常效仿柳田理科雄與傻呼嚕同盟的老師，從動漫裡找科學哽來借花獻佛。從漫畫裡獲得那麼多力量的我輩，是該回饋回饋了。

此刻在書房桌前打字的我，周遭環繞著12個書櫃，每個書櫃3-6層不止，每層則排滿50-60本漫畫，還有不少堆在地上的。至於放在電子書閱讀器裡的，就不算進去了。然而具體的書本數量不是重點，畢竟要比多，也比不上任何一間漫畫租書店（如果還沒通通關門的話），只是這些漫畫的存在，就像是我的異世界日記一樣，幫我記憶過去近30年來，每次遭遇挫折時，為自己打氣的痕跡。●

鄭國威
泛科知識公司知識長暨共同創辦人。曾任泛科學、娛樂重擊等垂直媒體網站總編輯。雖然是文科生但投身科學傳播，致力於透過傳播與教育，連結人文和科技。現在最重要的職稱是女兒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