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的人類當代歷史中，有兩本書沾染最多鮮血。一本是納粹運動的寶典，希特勒於1925年出版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另一本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人手一本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二戰的死亡人數大約1800萬人，尤其納粹德國對600萬猶太人及其他如吉普賽人或身心障礙者的系統性屠殺最令人髮指。而文革的死亡人數因為中國官方避諱不談，至今依然不明；有學者研究認為高達2000萬人。

的確，殺人的是刀槍、凌虐與毒氣。但就如新冠肺炎患者可能因敗血症死亡，引發敗血症的實是病毒。這兩本沾滿鮮血的書籍與其文字是否就像病毒呢？而在病毒依然流竄的今日，要如何對待它們呢？

■新聞

2021年5月20日，法國舉足輕重的Fayard出版社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相當於我國的中央研究院）大會議廳召開記者會，宣布在6月2日出版一本名叫《惡的歷史脈絡分析》（Historiciser le mal ）的書。

他們拿出一本將近一千頁，重達3公斤的大書。封面最上方是計畫主持人Florent Brayard與Andreas Wirsching兩位學者的名字；中間是書名《惡的歷史脈絡分析》，下面一行副標「批判評註版《我的奮鬥》」。右下方再印上「全新譯本，批判性註解，歷史分析」。最下方是出版社名字，旁邊標註：「與德國當代歷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合作出版」。出版社總經理Sophie de Closets表示，這本書「是把《我的奮鬥》逐行逐句批判分析、放進歷史脈絡、解構」，因為「很不幸的，要了解20世紀歷史，這是一個根本的源頭。」

記者會上，除了出版社總經理、兩位計畫主持人之外，發言的還有譯者歐利維．馬農尼（Olivier Mannoni），以及「猶太屠殺受害者子女協會」（Association Fils et filles de déportés juifs de France）的主席，歷史學家Serge Klarsfeld。

原來是《我的奮鬥》！出版這本書，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然，出版社、譯者、所有的參與學者、合作夥伴都認為他們有充分而重要的理由做這件事，所以在即將出版之際，以這個記者會先說明這項長達10年的計畫始末、一路走來的戰戰兢兢，以及最後歷盡萬難而足以欣慰的成果。

單就書來說，除了前述封面的中性處理，《惡的歷史脈絡分析》全書近千頁，譯文只佔1/3，其他2/3的篇幅是出自歷史學、語言學等專家學者所作，批判性、回歸史實的註解。Fayard出版社同時宣布這書只印10000本，不在書店陳列，只接受訂書，要價每本100歐元。並且，所有獲利都將捐贈給致力保存奧次威治集中營原狀，以讓今人記取歷史教訓的基金會Fondation Auschwitz‐Birkenau。此舉，當然是要防杜任何批評出版社唯利是圖或宣傳納粹的誅心之論。

因為茲事體大，為了避免惡意指責，更為了解析整個計畫之嚴謹，以及從學術角度說明在歷史研究中此舉的重要性，5月30日他們更於位在巴黎的「猶太屠殺紀念館」（Mémorial de la Shoah）舉辦了一場全天的研討會。除了記者會上的5位人士，這場長達7個小時的會議中，還有從2015年開始參與這個計畫的近20位德法專家，國際學術委員會的成員，5個德法國家級研究機構代表依序就4個子題發言。

媒體的關注也沒有令人失望。這幾週，法國及國際重要媒體都有詳盡的報導及分析。同時也有十多家媒體刊出譯者馬農尼的專訪。這一反譯者向來低調的形象，但也不難理解：如果不去細訴其中正當而高貴的理由，「《我的奮鬥》法文新譯本譯者」的這個稱號，幾乎就是污名標籤了。

如上述種種，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是個大事件。但我們還是要回頭來問：二戰結束至今幾十年後，這本幾乎是被各界刻意遺忘的書，為什麼必須在今日大張旗鼓的出版？再者，重新翻譯與批判譯註的必要性何在？而要避免宣揚納粹主義，還要成為歷史的明鑑，如何才能做到？

■起源

1945年，二戰結束、希特勒自殺後，其所有遺物先由美軍管理，之後移交德國巴伐利亞邦政府，其中包括《我的奮鬥》的著作權。此書分為上下兩部，寫成於1924年與1926年間。上部是希特勒的自傳以及納粹黨前身「德國工人黨」的歷史，下部是其國族社會主義的理論。全書可謂枯燥乏味，充滿自我吹噓與謊言，政策與仇恨言論交雜，藍圖及譫妄並陳，出版後乏人問津。

然而，8年後的1933年，希特勒與納粹黨掌權，《我的奮鬥》立即洛陽紙貴，當時就好比每個新家都得擺本聖經，甚至在德國被當做結婚禮物送給新人，由此可見其神祕地位與暢銷。累計到1945年，《我的奮鬥》光德國就銷售了超過1200萬套，加上被翻譯成18種語言在各國流通，總銷售數量想來更是驚人。也難怪希特勒可以大言不慚，說公職的薪水他不看在眼裡，光是版稅就可以輕鬆過活了！

但是檢視這段歷史，這項銷售奇蹟引發的現象極度令人反胃。因為納粹當政12年間犯下違反人性的滔天大罪，有些是直接實踐書中政策，有些是從其中的仇恨與狂想發展而來。《我的奮鬥》在其中扮演了非常血腥而獨特的角色，是以到了戰後，德國民眾或是燒了它，或是院子裡挖個坑埋掉，最後除了學院研究者，人們多半視為洪水猛獸，避諱不談。

戰後幾十年來，這本書在德國沒有出版，其他國家也只有1945年以前的譯本合法或非法流通，因為巴伐利亞邦政府以著作權所有者的身分禁止，還幾度為此告過一些想出版此書原文或新譯本的出版社。但是，依照歐盟的著作權法，作者身故70年後，其著作就落入公領域，不再有版權限制。換言之，自2016年1月1日起，《我的奮鬥》即進入公領域，任何人都可出版。其實在此之前幾年，巴伐利亞邦政府對限制該書出版就已經顯得消極，可以猜想其心態應是：「無論如何，過幾年就都管不到了！」

然而更務實的思考，我們知道這本書的各種語言電子版在網路上一直是唾手可得，也存在著各種不同理由與目的的閱讀者，遑論各國的新納粹、極右派、鼓吹仇恨他者或是吹噓自身優越的種族主義團體等，始終將之視為寶典。因此，不論是為了認識納粹的殘酷歷史，或者防止今日極右仇恨主義去召喚幽靈，我們不但要擔憂因為版權限制消失後它會化暗為明，更應該重新省思、檢視、批判這本書及其蘊含的惡。

這個終將發生的問題，早有人注意到。2011年10月6日，法國《世界報》刊出一篇學界與法界人士的聯名投書：「倡議一個批判評註版《我的奮鬥》」。文中從這本書將在2016年1月1日進入公領域談起，更補充了一些驚人的現狀：

在法國，1934年翻譯的譯本從戰後至今一直還在持續發行，且每年都有一定銷量，已經累計銷售超過10萬本。而這個舊的法文版上面唯一的警示，是1979年法國政府規定，必須做為前言的一篇8頁的文字。（放在全書800頁中，堪比香菸盒子上印的警示圖案一樣虛無偽善。）在南美、東歐、阿拉伯世界或伊朗，《我的奮鬥》流傳廣泛，在印度更是車站的書報攤就買得到。只要這些國家有國族主義興起，其銷售就會竄升，例如在土耳其，隨著政情發展，單是2005年間的幾個月，《我的奮鬥》就銷售了破10萬本。而現有的各國譯本，除了以色列有一個節選版提供了充分的批判評註，其他版本幾乎沒有給予讀者任何工具去了解這本書的本質及其危險。

2011年的這篇投書中，連署者主張不但需要為即將來到的解禁設下防線，更應該一改過往的無作為，以科學、嚴肅對待歷史的態度，來面對《我的奮鬥》。他們提出三項因應措施：首先是歐洲議會可以參照1979年法國政府要求附上警示導讀的形式，討論出共同的辦法來應對此書未來的出版，尤其對網路流通的電子版應一體適用。其次，匯集各國學界力量，出版符合學術標準與歷史脈絡之《我的奮鬥》批判評註版。尤其在世界上仇恨與種族主義高升的今日，用以打破對這本書的拜物情結，更讓讀者明瞭歷史的殘酷與教訓。最後，應該常設一個觀察機構，防範未來受這本書挑起的仇恨。

這些措施都非一蹴可幾，所以連署者呼籲應該及早開始著手。的確，德國慕尼黑的「當代歷史研究所」早就已經召集學者啟動批判評註版的龐大計畫。花費數年的功夫，及時的在2016年1月就出版了一套厚達2000頁，加了3500則評註的批判版 。驚人的是，該書一個月後就登上《明鏡週刊》暢銷書排行榜，一年下來，至2017年1月就累計銷售了8萬5000套。幸好，因為這個版本的批判評註，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極為嚴謹完善，降低了這個暢銷數字帶來的尷尬。

■法國

在法國，依據Fayard出版社的說明，批判評註版計畫確實從2011年就正式開始了。首先，他們需要處理的是譯本的問題。

法國原有的《我的奮鬥》譯本，是1934年法國極右運動人士梭赫羅（Fernand Sorlot）在他主持的「新拉丁出版社」（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出版的。梭赫羅是種族主義者，仇視德國，他在二戰前即找來一群譯者翻譯出版這本書，是要讓法國人知道希特勒與納粹德國的威脅。有趣的是，他們跟德國出版社接洽版權時，希特勒一再拒絕。因為書中充斥對法國的蔑視與征服野心，而在第三帝國武力擴張的準備就緒之前，希特勒不希望打草驚蛇。

梭赫羅當時索性盜版出書，結果希特勒與德國出版社跨國到巴黎提告捍衛著作權，官司還打贏了，法院判決梭赫羅不但要停止販售，還要銷燬已經印行的書。但梭赫羅以民族大義、國家安全的理由繼續違法賣書。

此時還有個插曲：左派組織「對抗反猶主義國際聯盟」（Ligu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antisémitisme〉為了向人們示警納粹對猶太人的極端仇恨，大手筆地向新拉丁出版社購買5000本已經被禁的《我的奮鬥》。他們將4000本分別寄送給法國當時的政界、軍方、工會、學界、宗教界領袖，期望他們看穿納粹野心，另留了1000本偷偷販售。就這樣，為了對抗一致的敵人希特勒，兩個政治光譜上極端對立的組織罕見地攜手合作！

如今回首這段往事，當時收到這本書的法國各界領袖，多半對於即將臨頭的災難毫無警覺，任由後來的悲劇發生。而猶太人遭受屠殺之時，極右的梭赫羅與德軍佔領者合作，戰後以叛國罪入獄10年，這是後話。

二戰結束後，這個譯本得以合法販售至今。但對Fayard出版社來說，它有太多問題而不堪使用。簡單的說，現在判斷翻譯品質好壞的標準、翻譯的方式……與1930年代大不相同。就今日標準，這個譯本是不合格的，更別說當初的出版社就有極右傾向，對書中的意識型態不免親近美化。要從這樣的譯本做出符合期待的批判評註，有如緣木求魚，所以必須重新翻譯。可喜的是，這項艱鉅的任務，請到了不二人選：馬農尼。

■Olivier Mannoni

Olivier Mannoni這個名字，在法國翻譯界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他是德語翻譯名家，譯作等身，更是2018年德法翻譯最重要獎項Prix Eugen-Helmlé獎得主。此外，他曾擔任「法國文學譯者協會」（ATLF）理事長，也是現任「文學翻譯學院」（ETL）院長。

「文學翻譯學院」是個非常能代表法國如何重視文化的機構。2011年，法國國家圖書中心（CNL）發表一份關於翻譯與譯者的委託報告，裡頭分析譯者的職業，對產業、商業及圖書世界的重要性，以及從法國與國際文化交流的角度討論其現狀。

報告最後有兩點具體建議，直接促成「文學翻譯學院」誕生：一是英語譯者太多，恐會造成讀者閱讀「偏食」，二是已經入行的譯者也需要可以精進翻譯品質的進修機會。法國國家圖書中心找上馬農尼，由他全權作主，2012年「文學翻譯學院」正式成立，每屆徵選不同語種的譯者15名參加。自開辦以來，前後六十多名學員已經拿了超過20個翻譯獎項。這項有趣的統計可以說明，這個機構如何聚集一群翻譯的菁英部隊。

馬農尼對於翻譯專業、翻譯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深入思考。但他之所以是新譯《我的奮鬥》的不二人選，更在於他深厚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素養專長，以及翻譯過多本關於納粹的重要書籍，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日記、記者Ernst Klee 關於納粹醫生與其受害者的調查專書等。馬農尼曾表示，翻譯後面這本書是他職業生涯最痛苦的經驗，因為內容的慘絕人寰，讓他甚至掩面痛哭！

■翻譯

2011年Fayard出版社聯繫馬農尼，請他擔任譯者。當時他書架上有一本德文版《我的奮鬥》，是多年前他在舊書攤買到的。他沒看完全書，只在翻譯其他書籍遇到引用時翻查過，而每次都需要重新翻譯那些段落。知道Fayard出版社計畫出版批判評註版後，他沒考慮太久，就接受了這個工作。

馬農尼的翻譯日常，是清晨四、五點就開始工作。做為專職譯者，他有好幾個專長的領域，涵蓋文學、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往往同一段時間有好幾本書的翻譯交錯進行：一本書譯了幾個小時，覺得疲乏需要換換腦筋，就改譯另一本書。

翻譯《我的奮鬥》更是如此。因為書中文字充斥仇恨、晦暗的思想，而馬農尼熟知納粹歷史，那些真實發生的惡行與殘暴歷歷在目，讓他常常幾個段落翻下來，身心俱疲而不禁自問：「我何苦來翻譯這樣的書？」他在接受《世界報》訪問時講了一個小故事 ：他的妻子Françoise是俄語譯者，倆人合用一個大書房。有一天，他發現Françoise將他書桌上幾本關於納粹的參考書籍都翻過來，讓封面朝下，因為僅只是經過看到，她都覺得難以忍受。身為譯者，Françoise認為這個計畫是必要的，「只是為何非得你來做？」

就這樣，從2012年開始著手，到了2015年交出譯稿給出版社。這兩年多的時間，馬農尼獨立進行這個工作，前述1934年版譯本的問題當然不會出現，因為專業素養及對主題的熟悉，他的翻譯已經將此前學術研究的見解涵蓋進去。

如果1930年代的翻譯準則，是不論什麼風格的原文，都一律轉譯成當時崇尚、特定美感的法文，還必須將原著不清楚或有誤的地方變得頭頭是道，那今日的譯者則更注重「忠實」，對原著的寫作特色與內容必須尊重。然而現實上，因為出版是以服務讀者為目的，譯者常常還是在可容許的範圍內「美化」，讓譯文讀來較為流暢。這幾乎是一種翻譯工作的反射動作。終究，編輯與讀者讀到卡卡的地方，直覺會責怪譯者失職，殊不知原作可能就有這些問題。

馬農尼將譯稿交出去後，幾個月都沒有收到任何回音。一般來說，這不是好現象。

事實上，在那個時間，Fayard出版社內部因為這個計畫，正經歷一段曲折。原來的總經理與歷史線總策畫所召集的學者團隊意見分歧，進度幾乎停滯。而越逼近2016年，輿論益加關切，反對聲浪也紛紛湧現，捕風捉影的談論這個計畫，批評出版這本書是唯利是圖或為虎作倀。

面對外界批評，新任總經理選擇不做回應，但積極的重新整理隊形：她任命了新的歷史線總策畫Sophie Hogg，再邀請學者Florent Brayard來擔任計畫主持人，重新組成學術與翻譯團隊。同時，與德國「當代歷史研究所」談好了合作關係，以其批判評註版作為參照。

一切就緒後，2016年Florent Brayard與Sophie Hogg才聯繫馬農尼。然而，他們提出了聽起來不近人情、簡直污辱翻譯專業的要求：要馬農尼拆毀他耗費兩年多心血的成果，一切重來，而且，學者團將逐字逐句的討論新的譯文。對馬農尼來說，那可是將幾百小時的前功盡棄，然後還要重新奮戰幾百個小時。然而，儘管心中有千百種呼喊說應該拒絕，但他卻接受了！

■實驗

Florent Brayard的要求非常清楚，而且經過解釋後也顯得理所當然。對這本書，他建議馬農尼放棄翻譯的技藝原則，以法文展現希特勒文本的真正原貌。原文裡累贅、超重的問題，比方一個句子裡有6個動詞，有十多個形容詞加副詞，但其實都是無意義的重複；或是論述翻來覆去、邏輯混亂、句型扭曲、文法與時態錯誤……等，這些希特勒顯得不懂書寫也不會思考的一切，都要分毫不差的表現出來。

至於譯者與學者團逐字逐句地討論譯文，則是開立了一個新的研究範疇，創造出此前缺漏的研究成果。藉由這個機會，他們將《我的奮鬥》文中原本模糊的用字、曖昧的思想，與納粹時期的史實，以及戰後發展至今的意義，逐一爬梳，系譜式的連貫起來。

學者團提出的種種建議，身為譯者的馬農尼不管同意或不同意，都成為彼此引經據典相互說服的討論主題，有時只為了一個字花上一整天也非罕事。過程極盡辛苦，大家都恨不得早點結束，但終究得堅持到底。最後出版的譯文，是譯者、語言學家、史學家長達5年，幾乎每月聚會討論出來的成果。

2016年底，筆者代表台灣法語譯者協會邀請馬農尼來台參加年會活動。因為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特別為馬農尼在「哲學星期五」安排一場專門講座，談「希特勒《我的奮鬥》之批判性翻譯如何可能？」當時馬農尼第二階段的翻譯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在這場沈清楷博士主持的講座中，馬農尼說明計畫的原委，深入介紹這個過程，並與現場近百名聽眾有豐富的交流，欲罷不能。讀者可從講座錄影聽他現身說法。 

■功課

Fayard出版社在《惡的歷史脈絡分析》出版記者會上強調，他們的計畫希望給予讀者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工具」，來解析這本惡之書，打破這本屬於當代歷史源頭的書籍的迷思與神祕，讓它成為一個真正可以認識、了解歷史的史料。就好比牽著讀者的手，逐字逐句的破解與看透其內涵。

對譯者馬農尼來說，這8年的經驗，讓他打破諸多自己在40年翻譯生涯中訂下的規則，是一場獨一無二的「實驗」。而具體的成果展現在這本《惡的歷史脈絡分析》當中，不僅僅是文本形式與內容都極盡「忠實」，註解中將字詞、概念、句型、論述方式……攤平在歷史脈絡中詳盡分析，以及後面附錄的雙語字彙表，都為日後歷史研究留下可貴的新資源。

人們常問一個問題：在《我的奮鬥》中，是不是就已出現猶太大屠殺的計畫？答案是沒有。但就如當代重要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卓見：反猶思想與政策在歐洲歷史上由來已久，但納粹不同以往的地方，是將反猶做為解決所有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手段，這使得納粹的反猶成為政治哲學的一個全新課題。

我們從《惡的歷史脈絡分析》當中看到：《我的奮鬥》書中充滿對若干族群、階級或文化的仇很、「純種德國人」遭受迫害的妄想、捕風捉影的陰謀理論等，並以極度繁複、扭曲、遲滯的文句使讀者如入迷障，讓他們變得多疑、躁動更自以為是。然後在史料與史實的對照下，逐漸清晰展現，納粹當政以後這些狂言、譫妄、野心如何變成屠殺吉普賽人或身心障礙者的政策，到1941年開始啟動猶太大屠殺……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我的奮鬥》是「絕對的惡」。

而如果說這本書所使用之語言與文字的魅惑力量，對於希特勒與納粹的崛起功不可沒，那譯者與學者今日所做的，正是賦予語言與文字另外一股正向力量來除魅、解惑。馬農尼說，在翻譯這本書前後8年的過程中，一些當今政治人物的言論，常常令他想到書中片段而不寒而慄。的確，在今天的國際社會裡，各地的極右運動暗潮洶湧，仇恨病毒四處流竄，社群媒體則充斥著陰謀論、假消息、譫妄異想。在這個令許多人覺得極度無奈而焦慮的時刻，參與《惡的歷史脈絡分析》的學者專家、譯者與出版者堅守崗位，發揚職業的尊嚴，更捍衛知識分子的良知，歷盡辛苦地完成這項計畫，著實可敬。不論有多少人會去施打，他們都成功地為惡的病毒提供了一劑強效的疫苗。

回到本文開頭所說，《毛主席語錄》可與《我的奮鬥》並列為沾滿最多鮮血的書籍。但整個文化大革命歷史，在同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下，至今在中國沒有嚴肅的省思。已故的北大教授季羨林在1998年出版了《牛棚雜憶》一書，記錄自己在文革的經歷和遭遇。在自序中他說，1992年，人已遲暮，他才寫這本書，又壓了6年才出版。因為他一直在等待，卻又一直失望。他無法理解，這段文革的歷史裡面所表現出來的惡、人的壞，不但是中國歷史僅見，就是熟悉各個古文明對地獄描述的他，也沒看過那麽殘酷的施暴；但最令他恐懼的，是文革結束後，從來沒有對這段歷史嚴肅的研究與反省。如此要怎麼避免這樣的慘劇在未來重現呢？

季先生是納粹歷史的見證人，又精通德文與法文。如果他今日還在世，一邊看到德法學界的努力，另一邊看到習近平治下的中國越來越形成極權體制，而網上小粉紅的言論與紅衛兵如此相像，他會做何感想呢？比較容易想像的，是他若發出任何喟嘆，對這位中國官方認證、公開推崇的「國學大師、學術泰斗」，小粉紅們必會給他一場重溫文革的暴虐出征！●

記得高中時曾對一段故事印象深刻：一名不完全符合我過去讀到的兒童文學主角特質的女孩，和一隻始終跟隨著她的動物，在某個特殊的世界裡冒險。之所以說「不完全符合」，是因為這名女孩萊拉並不如一般故事裡的兒童那樣乖巧聽話，她會說謊、打人，透過文字向讀者拋擲的視線甚至帶著一絲狡黠。多年以後閱讀《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我才發現構築那故事、女孩和一整個世界的創造者，在講述「如何說故事」的方法上是超乎想像地迷人。

作為讀者，我們通常透過作者筆下的文字進入被精巧形塑過的世界，像是坐在觀眾席上欣賞精彩絕倫的演出，除非作者願意，否則我們幾乎無法走入後台──窺視作家如何架構、如何象徵、如何施展幻術。畢竟舞台上的巧妙機關不是隨便就能展現其祕密的，必須在特定的時間，或者是當作家終於有餘力和興致向我們侃侃而談。那樣的時刻往往是隱晦的，尤其在如今愈來愈吵雜的世界，可能隱藏在一場演講、一篇短文中，如果我們足夠幸運，或許能看見這些珍寶被小心收集起來，匯集在一本書裡。

《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之於我便是這樣的一本書。菲力普．普曼除了解答和創作有關的可能問題，也在自身創作觀上有更深的論述，因此我想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書評，不如說是向感興趣的寫作者、讀者分享我從中學習到的幾個重點。

首先，人們閱讀以及研究兒童文學作品經常會有的討論是：兒童到底是不是完全天真的？這涉及很多層面，普曼在〈談故事創作〉中提到，天真和智慧或許是相對的，但失去天真不意味悔恨與痛苦。他筆下的角色在追逐智慧的過程中即便艱難，也能夠在最後取得完滿的結果，因此重點在於成人與兒童之間界線的消除，兒童文學的類型也應該更加海納百川。

還有「別怕老哏」，好比萊拉的親生父母是艾塞列公爵和考爾特夫人。我自己的延伸解讀是，老哏（cliché）往往來自某種故事傳統，來自戲劇跟詩歌、童話、民間故事，老哏意味著敘事的傳統、美學的傳統，老哏不一定就得非常狗血，端看你如何使用。

而對我幫助甚大的是〈魔毯：作家的責任〉提到作家必須對情感誠實，普曼說「故事應該靠本身的力量賺得熱淚，不是從其他地方偷盜拐騙」。也就是不要為了讓作品引發讀者情緒而強行插入一些真實事件或歷史事件。

除此之外是「故事不會被壟斷」，意思是不會因作家身分或文化的不同，導致我們無法訴說其他文化、國家、族群的故事。文化和故事都應該要彼此交流，互相影響，才能形成豐富的內容。這邊從寫作題材的「大」可以延伸到另一個主題：故事中的「小」，作家將其稱為「敘事基本粒子」。用科學的方式去計算、鍛造故事，哪怕是像「傾倒液體」這樣一個簡單的「敘事基本粒子」，也擁有繁複的解釋。

不過對於和我一樣的寫作者而言，普曼最重要的建議或許是：「年輕作家要培養愛錢的名聲」，抱歉，實際上原文是「非常愛錢的名聲」，如此你便能夠和你的同行一同建立更加健康的環境，並篩選掉酬勞太低的工作邀請（希望如此）。

最後我想分享的是在寫作故事這件事情上，本書中有一個美妙的譬喻：角色存在的世界乃至於一切事件發生的可能，是樹林。而故事是穿越樹林的一條路徑。這意味著寫作者必須要清晰地找出路徑，安然無恙抵達結局，過程中或許我們會東張西望，想將樹林的景色看得更加清楚，但仍要行走在路徑之上，否則就會迷失。

儘管作為寫作者，我們似乎很難不迷失，但「故事是一條路徑」這樣的譬喻無論如何都像是指路明燈，我認為普曼的用意並非讓我們不再探索那誕生於腦海中的世界觀，也不完全是禁止我們離開路徑，而是提醒故事最終走入讀者內心之時，從開頭到結尾均是事件與事件的串接，因此路徑必須清晰，才不至於讓讀者困惑於作者的意圖。

到此，我有些想將本書看作一名寫作者在創作上的路徑，只是大部分創作者如我，恐怕都還看不到這條路的結局，我們面臨到如樹林般繁茂的疑問、好奇、猶豫。行走其間，難免跌跌撞撞，實際上彷彿也沒有真正的解答，但面前鋪展著無數大師的足跡，跟隨這些足跡，或多或少就能更加理解小說，理解故事，或者文學。●

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從知識的星火、敘事的力量，到作家的社會責任，「黑暗元素三部曲」作者菲力普．普曼的32場大師講堂 Daemon Voices: On Stories and Storytelling 作者：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賽門．梅森（Simon Mason） 譯者：王翎 出版：麥田出版 定價：5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生於英格蘭諾里奇（Norwich），父親是飛行員，小時曾隨著父親住過澳洲。在他七歲那年，父親因飛機失事喪生，母親改嫁後帶著他搬至北威爾斯。歷史悠久的威爾斯地區群山環繞，有著許多傳說與神話，這些都影響了日後普曼的寫作風格。在威爾斯求學時接觸到兩位作家的作品：17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的《失樂園》，以及詩人、畫家威廉．布雷克，他為此深深著迷，《失樂園》更成為後來寫作「黑暗元素三部曲」的重要元素。 2008年，普曼獲《泰晤士報》選為1945年以來最偉大的50個英國作家之一；2009年獲牛津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並甫於2019年的新年授勛（New Year Honours）獲頒爵士勳銜。 相關著作：《黑暗元素三部曲II：奧祕匕首（故事大師菲力普．普曼代表作　BBC影集原著）》《黑暗元素三部曲І：黃金羅盤（故事大師菲力普．普曼代表作　BBC影集原著）》《黑暗元素三部曲Ш：琥珀望遠鏡（故事大師菲力普．普曼代表作　BBC影集原著）》 賽門．梅森（Simon Mason） 為大小讀者寫書。首部寫給成人的小說獲頒貝蒂・特拉斯克小說新人獎，青少年小說《月亮派》（Moon Pie）則獲衛報兒童小說獎。以嘉維・史密斯為主角的系列神祕懸疑小說第一集《逃家女孩》（Running Girl）入圍柯斯達文學獎最佳童書決選，第二集《少年命案》（Kid got Shot）獲國際犯罪小說大會「犯罪盛宴」選為2017年最佳青少年適讀犯罪小說。現居英國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