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俞萱，生於1983年，台東人，寫詩、影評，策劃影展與讀書會，曾於苗栗全人實驗中學任職教師，現階段正專注於教育可能性的認識與開拓。個人部落格為：你笑得毀滅像海。著有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沒有名字的世界》，電影文集《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文集《居無》、《逃生》，第6本中英雙語攝影詩文集《忘形──聖塔菲駐村碎筆》，於今年（2019）年底以獨立出版的方式面世。並製作有跨領域詩歌展演《交換愛人的肋骨》、《沒有名字的世界：用聲音和肢體寫詩》，於竹圍工作室、台北市立美術館等場地演出。

十餘年前，吳俞萱在竹圍工作室舉辦「電影讀詩會」，後來移師到牯嶺街小劇場成為「影詩沙龍」，參與形式為觀賞完當時不易看到的藝術電影，如維克多．艾里斯（Victor Erice Aras）《蜂巢的幽靈》、相米慎二《颱風俱樂部》、河瀨直美《沙羅雙樹》等後，朗讀並討論零雨、顧城、帕斯（Octavio Paz）、普拉絲（Sylvia Plath）詩作，或黃碧雲、川上弘美的小說，自然地感應影像與文字彼此交換的可能性。吳俞萱追求純粹的詩歌、藝術靈魂，跟她的沉默一樣閃閃發亮。

至今仍舊渴望他方、保有充沛移動力的吳俞萱，正在著手全人中學25週年的紀念書，以採訪30位校友、10組家庭的形式，記錄與探討從孤獨、自由的學習環境中長大的小孩，擁抱何種未來。

▉純粹地看，空無一物

「幼兒園的時候，」吳俞萱回想道：「我喜歡說謊。我跟同學說，我會飛。而且是動用一切當時所能想到的語言，說服他們。」她會宣告將要飛翔的時間與地點，真的有同學請爸媽帶去吳俞萱預告的台東文化中心，結果根本什麼都沒有，於是氣急敗壞地回頭質問她。吳俞萱裝作虛弱，回應就是因為她洩漏自己的能力，所以法力消失云云。她正色道：「現在想起來，不一定是意識到詩發生，但至少是創造，發現自己有虛構的力量。」

30歲以後，吳俞萱透過不斷回想，重新理解到童年時，雙親對自己後來走向文學、藝術的影響。她提及父親單純帶她去看天空，他們到河堤躺著，沒有目的地望著。「父親就只是跟我一起看天空，這段期間他也沒有跟我說什麼。每天重複看著天空，眼球和天空的距離縮小，甚至沒有距離，天空似乎變成了平面。感覺天空進到眼底，或者是我待在天空裡，有種互相屬於的意味。」

這種不為什麼的訓練，關於空無一物的注視，吳俞萱後來才意識到這正是她創作的態度。眼前坐得宛如靜物畫、但又展現奇怪深度感的吳俞萱說：「不抱持意圖、單刀直入地去看，也就沒有成見，亦無須為事物命名。」觀看本身並非為了發現象徵或隱喻，更不必要邁向系統化。吳俞萱認為純粹觀看的習慣不斷累積為個人的經驗，最後方變成詩歌。

「他讓我脫離現實世界，也養成我的觀看習慣。母親則跟父親不一樣，她沒有直接產生影響，但母親讓我有空間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我可以心無旁騖、沒有顧忌，或許可以說是毫無現實感地投入精神與藝術的世界，就因為她一肩扛起現實生活的壓力。」

吳俞萱直言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研究所沒讀完，也沒關係。她的不少決斷性行動，都是母親放任她自由生長的緣故，包含持續到各地移動的人格特質。「她也許不能理解我所愛的電影與文學，但她會為我收集各種簡報資料，例如費里尼影展，將資訊提供給我。她是完全放下自我，走向我，無論她對我的喜愛與堅持理解與否。」也因此，吳俞萱對母親頗有虧欠感。

▉對抗霸凌，孤絕至上

13歲時，父親辭世――吳俞萱的國、高中時期也遭受著嚴重霸凌。她輕描淡寫地說：「我讀美術班，畫了三個月的大幅作品會被偷。還有，我的抽屜裡會有各種小動物或昆蟲的屍體，血水滲漏。每天上課我都很緊張，但是表面上我若無其事，因為我不想展現害怕。」吳俞萱想對抗霸凌現象，但並不採取反壓制手段，反倒是接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而老師無法使吳俞萱信服，她也就不可能向他們求救，吳俞萱沉聲講述：「老師並沒有活出我所相信的生存樣貌，他們的人跟話語並不重合。當時，我沒有可以相信的大人。」

孤立感濃厚的吳俞萱，到了高中讀女校，仍舊維持一貫的態度。在她眼中，周遭充斥著太多無意義的行為，她無法那樣簡單地順從於體系。與其說她特立獨行，不如講吳俞萱的行動與心智異常密合，斷然難忍敷衍輕率無思無想的事物。

高二時，到東華大學參加文藝營的吳俞萱，遇到一首詩，非馬的〈秋葉〉：「葉落／乃為了增加／地毯的／厚度／讓／直直墜下的秋／不致／跌得太重」。昔時現實壓迫感極重的吳俞萱忽爾獲得內在煥然一新的契機，這首詩讓她意識到視角轉換的可能，就像秋天的葉子，換個角度去看，就從凋零淒傷變化為保護秋天的機制，而非慣常的觀點。

「詩讓我反思現實。」吳俞萱赫然領悟：「我不止是受壓迫的被動者，我可以重新凝視厭惡、想遮蓋的現實生活。這並不是真的理解霸凌經驗，只是拉開距離，站得很遠，找到自己為它命名的方式，像找回幼兒園時透過說謊所展示的虛構之力。」令人無可意想的是，後來，吳俞萱從當初在她抽屜塞進動物屍體的同學口中得知，那其實是他表現喜歡的方式。

▉不再偽裝，蛻皮重生

進入大學，吳俞萱坦言一開始想要裝啞巴，「我希望自己是失語症，有種想要將語言從自己身上拿掉的渴望。在這種狀態下，如果有人仍然願意接近我，就不會經歷互相將自我神話的狀況吧，沒有虛飾與形象的營造。」

吳俞萱的老師是《現在詩》的創刊成員翁文嫻（阿翁），她以為阿翁是她真正的啟蒙者。「我交了一堆詩給阿翁，她看了以後，就跟我說，先不要寫詩，生活過好了，詩就會自己跑出來。」

因為阿翁能夠切實解讀波特萊爾、顧城、北島的詩歌，所以吳俞萱信服阿翁的評價。吳俞萱日後明白，當時的她只是堆砌語言，並沒有誠實地面對自身與情感，朝內挖深，「我還活在對自己否定的習慣中，想要透過各種方式遮掩自卑，包含寫詩。阿翁明明要求大家寫一首詩，我卻拚命寫，交出一疊詩。這形同於偽裝。」

吳俞萱聽從阿翁的建議，不寫詩，就只是閱讀文學與電影。隔一年，她看完楊德昌電影《一一》，無法禁忍地完成〈白色的舞者〉。「我的第一首詩歌，雖然還不能算是我真正的語言，所以沒有收錄在《交換愛人的肋骨》，但它有情感與經驗上的特殊意義。」

《一一》的小學男生，由於喜歡的女孩善於游泳，暗自在家憋氣練習，而後電影只帶到男孩走向游泳池，並沒有處理下水畫面。吳俞萱動情地講：「重點不在於他會不會游泳，或者能不能跟女生有進一步的關係，而是他被某個東西觸動並改變了，不再是原來那個自己。我覺得自己就像他，有很深的共鳴。」

看了這部電影，寫下一首詩的吳俞萱，宛如蛻皮重生。她說：「我長出新的眼睛，去看待自己的苦難。」而阿翁讀過這首寫給《一一》小男孩的詩表示，她可以再寫詩了。這像是一則傳奇，或說禪宗故事。有趣的是，翁文嫻對吳俞萱的教導，就像父親帶她看天空，充滿奇妙的意味，都是複雜難解的，似乎行動的本身就是行動的意義，沒有目的，也不需要附加的概念。

▉進入他者，完成合一

到了〈愛情常態〉系列，吳俞萱認為她的詩歌才是真正的完成體，「我貼近那些人事物，強烈地看見自己，跟我所書寫的對象合一。我進入他者的內在，有所理解，退回來，保持距離，再以自身角度去看待。以前是第一人稱視角的寫法，總是把自己的感覺投入或假借他者訴說。但〈愛情常態〉是足以創造情境，帶別人一起進入，同步體驗我所感覺的，而非最初的直接陳述。」

吳俞萱總是不願分析、追溯自己，「那不是我跟自己對話的方式，我沒有那樣的熱情持續整理、關注自身。我不想命名自己，也沒那麼在乎。」這是吳俞萱（以及她的創作）極其特殊的部分，她對自己是什麼、如何組成不感興趣，許多創作者終其一生追尋的自我難題，於吳俞萱而言並無急迫性，無怪乎她會寫出〈日常〉：「日復一日／每個人吃掉別人的塵埃／又在自己的胸口／堆積別人的塵埃」（收錄於《沒有名字的世界》）。

始終想要前往他者的吳俞萱，專注地凝望讓她的內在鳴叫起來的美麗者，那些詩人、作家和導演，盡皆如同愛情對象，「他們是各種意義上的愛人，我如何被他們影響與觸動。我最想做，也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著他們，和他們持續對話，把自己變成更好的容器。這是奇妙的交換、相互誘發的過程。」《交換愛人的肋骨》確乎是他者之書，無可見得吳俞萱的個己經驗，唯她的存在感、獨異個性與風格，卻能夠透紙而出。

「當我一心一意趨向某個對象時，就是愛情，包含愛人與小孩，抑或各類型的創作者，這些全部都是愛情。」吳俞萱鍛鍊自己的眼睛與想法，以牢固精確的語言，去捕捉那些一閃而逝、每一個鏡頭和每一行詩句的邏輯，與及人的心靈宇宙。

吳俞萱說，《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跟《交換愛人的肋骨》的態度是相近的，「只要世上有更好的藝術存在，能夠直接跟那些創作者連結，就算隨地腐朽了也沒有關係。在那個階段裡，我總試著在作品尋找與他們的共同血脈，想要變成他們的小孩。」頓一頓，像是靈光閃過，吳俞萱說：「如今回想，我的每本書的書名，都是當時生命狀態的代稱。」

▉無須惦記，不必丈量

在高雄，面對烏煙瘴氣的工廠環境，吳俞萱無意識地拍下有感覺的現場，再依據照片，完成攝影詩集《沒有名字的世界》。「我開始張望與我無關的東西，包含工業城市與裡面人的生活樣貌，比較脫離對文學藝術的倚賴。我同時也就更明白，自我其實無須惦記，也不必丈量。我可以走出自身侷限，重新看待被自己忽略的世界。」而後的《居無》，吳俞萱說：「我好像可以無時無刻居住在一無所有、但又什麼都擁有的狀態裡。」

第五本書《逃生》，吳俞萱則是在思考著：「小孩出生後，我就在想，逃生究竟是逃向生命，還是逃離生命？這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同時也是我一開始當媽媽、面對一個實在的生命的矛盾心情，滿有雙重性的意味。」

《逃生》僅限定於寶藏巖的尖蚪販賣。她直言：「把書放在我確定很喜歡的場所，確定周邊擺的是什麼書，是我想要做的事。」早在書成形之前，其實它在吳俞萱心中就已經長好了，她似乎能夠知道每一個細節。真的進入出版環境，還是會因為各種規限而有調整，唯她更希望能夠按照自己的方法發行與銷售。吳俞萱總是堅持選擇她最想選擇的，而顯然她也不是那麼在乎書究竟能夠賣多少。

即將出版的《忘形》，採取中英對照的形式。吳俞萱指出這本書的核心：「並非要否定形體存在，而是不被各種形體、概念與現成事物拘束，我可以混雜地去看待、思維。好像也是在說，體系不再能構成我的限制。」

▉完全敞開，保持移動

「我的每一個選擇，都沒有看到後面的痛苦。換句話說，我常常沒有別的選擇。」她遲疑幾秒，「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我只想選擇最想要的，所以那也是我唯一能選擇的。而痛苦是選擇的後果。於是看起來，我好像是主動迎向痛苦。」如溫柔生產也是，吳俞萱沒有循一般管道在醫院系統待產，而是請助產士協助在家中分娩，不接受麻醉，心智清醒地迎接兒子的降生。吳俞萱坦言：「這種絕對感，我不曉得從哪裡來的。但我的確不讓自己安逸，始終想打破現況。」

生產完後，吳俞萱覺得心智的反應變慢，某種速度感消失。為了恢復專注力，再加上她於全人中學所認識的山友，不少人都施行斷食，是以，吳俞萱每個月至少會有7天連續斷食，當然還是會補充酵素，「現代人的問題往往是營養過剩，而非不足。適當的停止進食，能讓身體自我修復。」吳俞萱因此能睡得少，但精神會更集中。如許藉由飢餓維護健康的方式，也可見得其意志力的強大。

會有《沒有名字的世界》也正因為她不想自我重複，無論是觀看的方式、語言的慣性，又或文字的挑選，「當我發現自己活在固定的模式裡，我就會想要讓它瓦解，重新再來。」多年來她總是不定居在同樣的地方，一如《居無》所諭示，保持移動，生活宛如冒險，縱然結婚生子，吳俞萱還是吳俞萱，悍然出發如她所寫的〈我們的卑微向我們施咒如許〉：「何時我們向自己施咒／如蛇敏銳／如鴿單純／在邊界永遠地走」（《交換愛人的肋骨》）。

拒絕原有或已知方式的吳俞萱，現階段覺得創作不是非要不可，寫詩也是可有可無，「或許是因為我感覺到語言的力量，已經可以駕馭我所見的世界，然而這是危險的觀點。世界遠比我的語言更為複雜、深刻。」

相信書寫可以掌握或征服自身經驗的想法，本質上是荒謬的，她望著訪談地點由窗外透進的午後光輝，「詩歌可以召出此時此刻的光嗎？」她搖頭，兩眼發亮，「我想回到小時候看天空那樣的沒有目的，以無意識的方式看眼前所有事物，只是單純的看。盡可能不讓語言闖進任何我的經驗，完整地感受當下。」

對受過文學藝術訓練的人來說，語言總是搶在經驗發生以後，立即生成在腦中，那就像是反射動作，無法停止思考。吳俞萱這幾年反而更願意進入中斷的境界，她禁止自己產生聯想，回復到絕對的看，不抱成見，也沒有企圖。我不由聯想到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從閱讀海浪開始的《帕洛瑪先生》，一路持續觀看與思索，直到發出浩歎也如的大哉問：「但是如何能夠把自我擺在一邊，同時又觀察事物呢？」

「丟掉其他的，想要向各種東西完全敞開。那就像是空心地去看世界，而我和世界之間沒有語言。」這也是為何吳俞萱將小孩命名為川的緣故，「這個字的筆畫，沒有連接，也就是沒有阻隔，任憑事物流過，想要擁有也沒有辦法。」

本次拍攝的視覺，是請穿著白衣的吳俞萱拿著赫蕉――與天堂鳥類似――她的臉掩映在火紅大塊葉片之間，畫面又激烈又深邃，隱隱暗合她的特質。訪談時，吳俞萱放下可以占滿整個桌面的宣紙，上頭認真寫著筆記。不用筆記本的她，喜歡一氣呵成的書寫與思維，翻頁的動作帶著阻斷性，她無法接受。單單是這個細節，就可見得她靈魂裡對完全自由的追求。●

我對精神疾病有多少了解呢？

很多年前，我曾前去聆聽在巴黎舉辦的「精神疾病與民主」國際研討會。在那裡，第一次聽到義大利的學者報告，由巴薩格利亞醫生（Franco Basaglia）領導精神病患融入社區運動的方法與始末。在聽到「監禁一個人，就是監禁整個家庭」這句話時，我深受震撼。會中有個講者，在答覆關於法律與精神疾病的關係時，毫不妥協地指出，法庭的首要任務並不是安慰任何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或家屬，而是要公正。

這並不意謂受害者不應受到支援，而是指：法庭是所有人的法庭，也是精神病患的法庭。社會中該有照顧受害者感情的機構，但法庭不能將滿足任何受害者的感情，擺在公正之前。會中對確保精神病患人權的論述，可說極其嚴肅、深刻與敏銳。

儘管先前有過這類接觸，《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這本書，仍然再次打開我的視野，並深深啟發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帶有感情的導覽

姑且將上述研討會的學術氣息，定位為精闢說理與堅強戰鬥的混合體，《成為一個新人》相較之下柔軟許多，甚至可以說，它不帶有太強的雄辯與說教性格，而是恰到好處地，以平實的口吻，為大眾進行了ㄧ趟資訊豐富、觀點清晰，帶有感情又不至過於激情的導覽。你不會擔心因爲若干沉重的主題，讀者就陷入陰沉的情緒中，也不會煩惱什麼太艱澀的理論，讓人感到陳義過高——這是一份淺白，但卻隨時都有縱深的書寫。

這個著眼在台灣在地精神疾病史的調查與寫作，接近了許多重要機構（如「玉里」與「龍發堂」），以及著名事件（如「小燈泡案」與「台中牙醫遭刺死案」）的現場。由於久居木柵，我對於作者張子午重建安康社區歷史的能力，特別有感。上一次我對書寫抓住「地方魂」印象深刻，記得是在讀鄭清文的小說〈春雨〉之時。在閱讀《成為一個新人》中，我再次感動於作者張子午那種，「只用三兩地點幾句話，就令地方特點躍然紙上」的功力。這種書寫風格，令很容易陷入過份抽象或內向的主題，有了更立體的時空感，可說令人耳目一新。

▉天使也在細節裡

在此同時，張子午也非常善於處理細節，一度令我產生這樣的感想：「如果說魔鬼藏在細節裡，天使原來也藏在細節裡。」他似乎具有一種特殊的信賴能力，使得他的「鏡頭」不會只對準在單一人物與部位。

以「台中牙醫遭刺死案」為例，我們不會只看到專家與病患家屬的表述，就連受害者家屬，牙醫遺孀王太太痛苦與懷疑的聲音，也以尊重的態度記錄其中——這既不是為了激化對立，也不是犬儒地以「各說各話」來消解問題，更不是把衝突當成戲劇化的資源。相反地，如同「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的這句表達，作者確實做到了不時併陳「不同的距離」。

這種素養，容我以宮地尚子在《環狀島效應：寫給倖存者、支援者和旁觀者關於創傷與復原的十堂課》中，對「位置性的設問」的解說加以描繪：「......沒有抱持『全面性同一化』的幻想與願望，而（是）承認彼此的他者性。就算遭到批評，也不會將它視為一種全面性的否定而立刻離開。」且也是如下的態度：對於「只要有人設問，溝通就存在的這件事，抱持了肯定的觀點。」——因爲並不是以提出「最完美說法」的目的在掌握主題，不強求一步到位，結果反能在懸而未決的認識上，看到現象遠處、深處，尚未成形的問題脈絡。

▉朝向總是學習的新世界

「成為一個新人」的這個祈願，來自林奕含。林奕含對改變精神疾病者在社會中的處境十分掛念，她的思考或許早已比你我要深。我以爲，訪問過她的張子午，也吸收了她的見解，循著她的思路，而能讓書寫立於新的基點。這個基點在書中並未開門見山地說出，容我斗膽加以詮釋：在這個概念中，不只預示了必須有更多的個人，朝向擁抱精神疾病作為「病弱」與「意志」的雙重主體，更呼喚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知新世界」。在其中，需要變得無障礙的是環境，對身心「障礙」者如此，對精神「障礙」者也不例外——不設藩籬的「通用原則」，不是「福利」，而是理所當然。這個「別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的精神，常在書中閃耀，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三浦綾子有本書叫作《我知道如何去愛》，這個書名頗有鼓舞之意。在閱讀《成為一個新人》時，浮現我心中的聲音卻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愛」——相信這也是許多人面對自己或他人的精神疾病時，會因其「不確定性」與「不透明性」而有的複雜感受。也因此，「我不知道如何去愛」，其實意謂著接受未知，而願意「總是學習，總是準備，總是重新開始。」這是這本書教會我的事——或許，這也是回到愛的，更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