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漢聲老同事聚會，有朋友說她忘不了我卅歲生日時，大夥開心為我慶生，我卻一臉沈鬱的「沈思者」表情，彷彿人生陷入低潮。

那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後一次露出那種「苦悶的象徵」吧。

會有那麼嚴肅而低落的表情，一來是被「三十而立」的儒家陰影籠罩，覺得一事無成而竟然已經三十！一來是清楚知道：自己將從此告別成人文學的世界，返身，往回走，走返兒童文學的世界。

這回返，其實是老天爺送來的禮物。前程美好，只是返身一刻仍不免湧上「五分鐘」的惆悵。

我大學唸會計，研究所唸藝術研究所，跟兒童文學都沾不上邊。閱讀過程也跟一般人一樣，一路隨著年齡而調高、往上，視野漸次抬升，看向的都是成人文學那一塊。我甚至有些偏早熟，國一便開始試寫古詩，高中沉迷古典詩詞，大學跟著試寫一些現代詩，退伍後，卻開始寫起童話、童詩。

可以說，我是「少年老成」，接著便「越活越小，越寫越小」。

這改變，是書帶給我的。

讀書之於我，最初是一種遊戲。

小時候住在左營眷村，除了《一百個好孩子》之類爸媽會買給我們的書，想看其他故事書，第一步要存錢。存夠了錢（大概是五塊吧），我和弟弟會去市場挑一本書。重點是，回家時要把它藏在汗衫裡，用褲檔半夾住。奇怪的是，守在門口的大哥總是能發現，手一伸，書一抽，我們就失去了書最珍貴的「初閱權」。要等到老大讀完，像「檢查通過」似的批還給我們，才輪到我們享受。當年買的什麼書？完全不記得，倒是這藏書遊戲一直印刻在我的心版上。

小學四年級搬到台中四張犁，買書地點由市場升級到文具店。

擺放文具的大玻璃櫃上方，一條懸線拉開，上頭的書一本本用夾子夾住，像晾衣服似的一字排開。顧店的大姐很好心，不但會幫我取下，一時猶豫不決，還肯讓我帶回家，想清楚再回頭付錢。香港出的《兒童樂園》我就是在這裡買的。

小鎮另一邊的文具店就更多書了，暗暗的店裡有正式書架，還書容壯盛，本本皆能立正站好。只可惜，店裡進書多是名不見經傳的雜牌童書。唯一好處是，不買還可以租。我常常遞出幾塊銅板，便坐在店門口的小凳子上，就著天光翻書。直到一次，讀到不知是誰寫的、哪家出版社出的《豬八戒新編故事》，差勁到連我這小學生都讀不下去，幾乎想擲書長嘆：這什麼故事啊？我來寫都比它好看！這大概是我的小腦袋瓜裡第一次蹦出想創作的念頭吧。那之後，我便再不去蹲板凳了。

升上高年級，爸爸終於帶我進城買書。中央書局是我們的聖地，那通向二樓的大石梯，堅定而厚實，踏上去好像連閱讀都跟著往上升高一階。我第一次在這裡的書架上看到國語日報童書，彷彿見到書靈的聖光。在這裡，櫃台上也有些書被懸空吊掛著，但不再像萬國旗，反倒像是聖誕節精心佈飾的禮物。在中央買的書裡，我最愛E. B. 懷特的《天鵝的喇叭》，愛到連編故事，主角都要像書中主角薩米一樣，叫傑米！好像這樣才對味。我日後雖然反對台灣作者寫故事取外國名字，卻很能同其情，因為明白那是閱讀上的移情作用。

小學五、六年級是我這輩子閱讀最𣈱快有力的階段，拿到一本新書，我就坐下來，低下頭，一路翻到最後一頁。有次中午低頭展書，再站起來，頭一暈，才發現戶外天色都跟著我暈轉到了黃昏。那一刻還真有「閱讀之力，可移寸陰」之慨！

升上國中，彩色童年結束。青春期和升學壓力一壓下來，閱讀之流嘎然而止，我也成了「失語之人」，縮進陰鬱的殻。整整三年我只讀了四本半課外書：《唐詩三百首》、《小太陽》、《老人與海》、《基督山恩仇記》和《水滸傳》裡的一章〈林沖夜奔〉。還好有《幼獅少年》，月刊彌補了書籍的空缺。

高中，眼前天地重新敞開，我卻出現「閱讀障礙」：到書局挑書經常要來回幾趟，同一本書抽出來、放回去，反復幾次才能真的買下。捧回新書，摸之、嗅之，兩手在書頁中不斷摩挲，竟然愛不忍讀，讀幾頁便中斷，再沒法「一口氣」讀完一本書。直到今天，我一本書讀個三、四年仍然很平常。高中買的那一架志文新潮文庫，有許多都還只有蠹魚翻過結尾。

大學唸了沒感覺的會計系，一下掉進存在主義的虛無之境，參與活動又排斥活動，整日在人群邊緣散走。心最空無時，只能拿厚厚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來壓壓心底的慌。那時乍讀《小王子》，對狐狸所說的「豢養」竟然還一時不能明白。

大四考研究所，終於轉回跟文學沾邊的藝術研究所戲劇組。那些西洋劇本和金馬外片影展鬆動了我的「古板神經」，讓我脫去古典文學的習氣。

研三時，有一次路過國語日報，忽然想起這是我小時候「仰頭看」的報社。報社進不去，我便到旁邊的書店裡朝聖。一進去就看到《柳林中的風聲》，這恰是我小時候在報上連載的故事。當時覺得情節無聊，讀沒幾次就放棄追劇。長大後重相逢，我很好奇它後面怎麼寫的？便買回上下兩冊。原本只是順手拾回童年的記憶，沒想到一讀之下竟然深深著迷。一個驚訝：想不到童話也能寫得這麼文學！一個想法：未來有機會來寫寫童話好像也不錯！

這是我長大後再一次拾起童書，就這麼一本，便把我的目光帶回到童話。

真正開始寫童話，還要等到退伍後。

那時翻開報紙，老天，百分九十九點九的工作我都不會做。只好去國光藝校兼課。兼課錢不多，時間很多。思來想去，平生無一技，只有寫作勉強算一個長處。就用長處來試試吧！很幸運的，第一篇童話寄到《中國時報》童心版，隔幾天便接到主編伍湘芝的來電。電話裡讚美加邀稿，讓我在起跑線上便聽到掌聲和鼓勵。接著箭分三處試：一首新詩進入時報文學獎決選後被淘汰，一部寫壞了的舞台劇本得到文建會佳作，一篇輕鬆寫完的童話得到台灣省兒童文學第二名（隔年得到首奬）。好吧，老天爺擲筊暗示我了。

一次下課，我由國光藝校騎單車回木柵下崙路租處。車行過一排老舊房舍，剛轉過石牆紅門，一個歡喜而雀躍的聲音忽然從心底亮起：「我要寫童話！」終於，我知道這輩子要做什麼事了！斜對角，青邨牆外的一道斜坡，陽光穿透密密竹林，斜斜灑過來。那一刻，定格成了我心中的天啟畫面。

我開始蒐羅市面上的童話，覺得內容都太「公民與道德」了，不喜歡。直到遇見邁克．安迪（Michael Ende）的《火車頭大冒險》（版權法後只剩遊目族版的《火車頭大旅行》），我才找到自己喜愛的方向。他的《默默》和《說不完的故事》我都愛。那是從童心出發，從一個靈感開始彈跳，往前一路探險到結尾的發現之旅。

跟人生很像。

我開始學會用新鮮的眼光來看這個老舊的世界。

一篇篇童話寫下來，國中黑暗三年結留下來的人生苦繭終於在多年後蛻去，童年那個光朗的我又回來了！這個創作上的「回頭的動作」，讓我的生命細胞重新歸零，再一次敞向美好的天地。

接下來的故事，背景樂就都是陽光、微風和笑語了。

現在，我望向成人文學的創作者，目光仍然帶著虔誠的敬意。只偶爾看到偉大作家的「偉大表情」，會忍不住暗想：嘿，別那麼辛苦嘛！

科幻作家亞瑟．克拉克的墓誌銘上寫著：「他從未長大，但他從未停止長大。」這句話也像是為所有童書創作者說的。在宇宙面前，我們永遠都是童心的小孩。

我很高興我書桌前的塑像不再是「沈思者」，而是「彼得潘」。●

林世仁
高高瘦瘦，喜歡大自然，喜歡聽黑膠唱片，喜歡用新鮮的眼光來看這個老舊的世界，覺得生命就像一場神奇的大魔術。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曾任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副主編，現為專職童書作家。作品有童話《小麻煩》、《小師父 大徒弟》、《不可思議先生故事集》、《流星沒有耳朵》、《宇宙魔法印刷機》、《字的童話》系列；童詩《誰在床下養了一朵雲？》、《古靈精怪動物園》、《字的小詩》系列、圖象詩《文字森林海》；《我的故宮欣賞書》等五十餘冊。曾獲金鼎獎、國語日報牧笛獎童話首獎、聯合報／中國時報／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童書，第四屆華文朗讀節焦點作家。

9月週六晚上，三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心理學家與專家齊聚台北，分別為來自芬蘭的亞科．賽科羅（Jaakko Seikkula）、來自日本的齋藤環，以及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的主任廖福源。三人進行了一場以現代人「精神危機」為主題的跨國對談，Openbook特別擷取菁華摘要，與讀者共享。

臨床心理學家、家族治療師賽科羅自1980年代便開始嘗試「開放對話」，以對話方式治療急性精神病。他不以患者為單一治療主體，而是讓家屬融入，聆聽每個人的聲音。他將相關論述整理成《開放對話．期待對話：尊重他者當下的他異性》一書，2016年已在台灣出版。

賽科羅近期的研究數據，提供了相當驚人的成果數據。該研究長達19年，分別追蹤兩組精神病患，其一在芬蘭西拉普省接受開放式對話治療，另一是其他城市的病患。賽科羅說：「19年後其他城市裡有50%的病人都還在接受精神醫療 ，但在開放對話計畫中只有28%。」而在開放對話計畫裡，只有1/3的病人需被通報為身心障礙失能，但其他城市裡卻有60%。

齋藤環也是受到賽科羅計畫吸引，並加入開放對話研究的精神科醫師。他說：「我在2013年看到《開放對話》的紀錄片，片中亞科他們僅靠對話不用藥物和住院治療思覺失調的病人，我非常驚訝。」於是他聯絡了賽科羅，取得更多研究素材。「亞科介紹了更多的書給我。我愈讀愈驚訝，等不及翻譯出版就自己寫了一本，並把亞科的3篇文章附在其中。那是一本給專業人士的書，但賣了30萬冊。 」

▇心理衛生問題不等於疾病

身兼教授的齋藤專長青春期及青年期精神病理，是日本繭居族研究專家。在「繭居族」這個名詞尚未被命名診斷時，齋藤便發現開始這項研究，「從『社會退縮』裡找到一個類似的翻譯，也就是繭居。」當時這項研究並不受重視，直到日本發生著名綁架案：一名36歲繭居男性男性綁架小女孩並將其監禁9年，「從此繭居這個名詞聲名大噪，都會把它跟犯罪聯想在一起。」齋藤說。

2019年6月，51歲的岩崎隆一在川崎市隨機殺人，造成2人死亡、17人受傷，並於行兇後自殺。相關報導指出，他長期深居家中，少與人互動。「很多人都認為繭居就是犯罪的來源，但就我的觀察，這20年來也只有2件案例。」

齋藤認為：「繭居不是一個診斷，是一種病因。」當事人若有6個月都沒有參與社會活動，便可以稱為社會退縮，但「我不認為這是一種疾病，而是一些正常人，遇到一些非常挑戰性的情境。他們沒有辦法去工作、就學，他們認為自己沒有意義、一無是處，所以退縮孤立超過10年、20年。」而這10年、20年的社會退縮，也造就了日本現在所說的「8050問題」：80歲的老人家，照顧他們50歲的成年兒女。這個族群，日本政府估計有115萬人，但齋藤認為可能甚至超過200萬人。

因此，「我都會建議繭居者，他們的家庭要開始對話。但不是批評式、由我主導的對話。」齋藤在這裡呼應了賽科羅的論點。賽科羅則回應：「身為專業人員，我們學太多了，我們立志要為病人症狀和他們的家庭帶來改變，但這讓專業人員變得掌控一切。」溝通方式的改變，造就了開放對話在傳統醫學的顛覆。

賽科羅說：「如果我們把心理衛生問題看成一種疾病的話，這是很大的危機。我個人看法是，我們應該把它看成在各種危機裡，人會產生的行為現象。我們叫做『精神疾病』的，不是大腦的疾病，它是每一個人在面對生命中非常重大情境時的反應。」

▇面對精神危機

不同於襯衫口袋中插著鋼筆的兩位研究者細理爬梳精神危機，身著Ｔ恤、服務於伊甸活泉之家的廖福源有著我們熟悉的社會運動家氣味，放下安全帽站上講台，彷彿下一刻我們便可以一起去革命。

廖福源首先介紹活泉之家這個會所：「這是個讓非專業工作者與生病的人一起工作的地方。精神疾病者進來不是病人，而是會員。他需要跟工作者一起合作，完成會所裡所要完成的目標。比方若我們要賣書，會一起合作把所有賣書的流程做工作分析，讓會員一起參與賣書這件事。工作合作外，我們也嘗試讓有生病經驗的人有酬勞地去支持其他生病的人。希望使精神疾病者將自身的經驗專業化，並可以互相支持。」

說到這裡，廖福源起身展示身上的T恤，「這件Ｔ恤就是我們會員的作品，上面寫著『總有一天，社會生存的本質，會適合所有人的吧？』，這句話其實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廖福源認為，因為自動化與無人商店等時代趨勢，勞動市場愈發緊縮，而勞動工作無法自我成長，不斷消磨著如免洗餐具般的勞動者。工作情況愈來愈悲觀，卻幾乎是病患離開會所進入社會的唯一選擇。

「說實話這也是我的焦慮，在場我可能是學歷最低的，也不是助人工作的專科畢業。過去我念的是社工20學分班，但現在是50學分，所以假若有天我離開現在的工作，很可能會找不到工作。而我碰到的這些會員，很大部分是人生相當早期就生病的，有些人甚至沒唸完高中或是大學，那他們後面的人生該怎麼走呢？」

依據2018年勞動部的統計，全台共有142家庇護工場，在職庇護員工共計1921人，其中精神障礙者只有268人，所佔比率不到14%。廖福源說：「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該怎麼辦？所以與其說我是助人，不如說有很強烈的慾望驅使我這麼做。」」

2019年7月，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集結39個團體至台北市政府請願抗議：專收重度以上心智障礙者的東明扶愛家園原訂去年8月進駐社區，但因附近居民抗議而延宕4個月。直至一年後，家園招牌仍無法高掛，四周都是抗議布條。社會的本質到底適不適合所有人？或許在日常中便有答案。

▇持續對話，不要放棄

關於對話，廖福源分享起會所中的一個案例：「我們有一位男性會員，他常拿著孔雀羽毛，最近甚至加上面紗走來走去。」這位會員有許多幻想與妄語，常跟他說：「福源，不要擔心，明年預算1000萬我批下來了。」或用卡通人物作爲比喻與人溝通。「聽他說話實在相當辛苦，總是聽完數小時的百轉千迴以後才能知道他的意思。」廖福源說，「有一次我實在太累了，就跟他說可不可以請你用比較直接的方式說話，或是試著聆聽別人，加入對話，但他回了一句『我用妄想求生存』。」

妄想者到底有多清楚自己的現況？要如何與他們相處？賽科羅是這麼認為的：「實際上有些病人的妄想的確是有現實感的，他們所經驗的確實有些是存在的問題。」不同於主流醫學，賽科羅認為這並不是腦內問題需要藥物治療，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這樣做。並不是別人特別脆弱，而是我們都有某些脆弱的地方，可能被觸發這個反應。」

賽科羅強調，危險的危機，不是精神異常所造成，而是「妄想發生後，患者開始退縮孤立，變成完全只跟自己在一起，或者暴力推開他人，創造自己認為的安全距離。」

思覺失調、繭居或任何一種將自我與世界連結斷絕的想法，本身都不危險，但失去對話才真正危險。因此，賽科羅認為，面對精神危機，我們應該「開始對話，跟摯愛的人對話，找到一種語言開始讓大家了解我身體的反應。當我們有足夠的語言訴說經驗時，我們就不需要那些藥了。」齋藤也附議道：「繼續嘗試對話，不要放棄。」

討論的最後，賽科羅提到他不願將開放對話講得正向如同魔術，事實上他的研究也有失敗的地方，抑或對某些家庭無法提供幫助。但至少就研究結果來看，這確實顛覆了主流精神醫學的許多想法。「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需要重新思考心理疾患，不只是看症狀，而是聚焦在所有相關疾病怎麼互相合作，關注這些受苦的人。 」

QA時間裡，三位講者討論到各國的危機差異與精神醫療所擁有的資源差別。不同於台灣昂貴的諮商收費，賽科羅所屬的芬蘭擁有全免費的醫療資源，而日本和台灣一樣，儘管有齋藤等人的領先研究，卻也正面對著如何讓身心障礙者回到社區的去機構化議題。廖福源則特別提到，在台灣助人工作者薪資偏低，無法培育人才的問題。

根據2017年的調查，全台僅有96名關懷訪視員，而精神障礙者則有3.4萬人，每人一年平均被訪的次數為2.07次。廖福源說：「不要談預防，講處理危機都遠遠不足。我覺得這是台灣非常不足的條件。」精神危機的距離與我們有多遠？可能只有眼前的廖福源這麼遠；而足以面對精神危機的未來又與我們有多遠？可能有走到芬蘭那麼遠吧。●

開放對話．期待對話：尊重他者當下的他異性 Open Dialogues and Anticipations: Respecting Otherness in the Present Moment 作者：亞科．賽科羅（Jaakko Seikkula）、湯姆．艾瑞克．昂吉爾（Tom Erik Arnkil） 譯者：吳菲菲 出版：心靈工坊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繭居青春：從拒學到社會退縮的探討與治療 社会的ひきこもり：終わらない思春期 作者：齋藤環（Saito Tamaki） 譯者：徐欣怡 出版：心靈工坊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