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在年輕的飛奔裡，記楊牧，兼述東華人文學院初創年華
猶記得第一次見到楊牧老師，是在讀研究所時，當年台灣大學的風氣仍偏於傳統，重學術而輕創作，學生幾乎沒有什麼親炙作家的機會，然而楊牧老師卻是學院中少數能夠兼治創作的例外，台大特別邀請他前來，在文學院會議室做一場演講。我和同學得知消息，興沖沖地趕去聆聽，卻發現會議室早就坐滿了黑壓壓的聽眾，只有角落剩下兩張空板凳。
我們勉強擠過去坐下，演講還沒有正式開始呢，透過人群的縫隙，我見到楊牧老師正坐在講桌後，臉上的神情有點悠然，卻又漠然，眼光靜靜地掃過眼前騷動的人群，卻又似乎什麼都不看。後來我才發現，這是楊牧老師慣常出現的神色，既是詩人的姿態，彷彿高傲，並不在乎群眾仰望他的目光，卻又帶著點孩子氣的天真，彷彿在這麼枯燥無聊的會議室中，所有的人皆行禮如儀，卻唯獨他一人悠悠穿透了世俗表象，而發現到有什麼我們所不知道的新鮮事物，正在其中醞釀，發芽，滋長。
如今事隔近三十年，我已經想不起演講的內容，然而始終不能忘的，卻是他嚴肅外表下難掩的一絲絲調皮與幽默，這使得他的氣質與其他的學者如此之不同，而只要真正喜愛文學的人，立刻就在第一眼能夠辨識出來的，心領神會的靈犀一點通。
在玻璃屋舉辦的導生聚會
我也記得我雖仰慕楊牧老師，卻還遠遠不及同學L。L讀詩，也寫詩，楊牧老師是他既膜拜也模仿的文學之神，而此時此刻，當他親眼看到楊牧老師，全身有如電流通過一般的激動和震顫，就連坐在旁邊的我也能感知。而這不就是詩人召喚人心的強大魔力嗎？足以在我們年輕的心底，掀起一波波的山風海雨。所以光坐在台下聽講，就已經令人狂喜，我壓根兒從來沒有想過，竟有朝一日可以親近楊牧老師。
1996年，楊牧老師從西雅圖返回故鄉花蓮，擔任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當時東華大學才剛草創，校地據說原本是一片綠油油的西瓜田，人文學院就是全校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築之一，矗立在美麗的花東縱谷——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的中間。在楊牧老師的擘劃下，中文系和英美文學系是人文學院最早成立的兩個科系，他特地延請數十年的好友、長年在美國麻州大學執教的鄭清茂老師回台，出任中文系主任，至於英美語文學系，則交由台大外文系借調過來的吳潛誠老師主持。
鄭老師的學養深厚，尤其是日本文學的造詣，可以說是全台灣除了林文月老師以外，不做第二人想；而吳老師正值壯年，是當時活躍於學院和媒體的文化理論學者。於是東華人文學院有了楊牧老師、鄭老師和吳老師坐鎮，一時間充滿了活潑的朝氣與希望，更成了台灣學界和文壇矚目的焦點。
東華中文系才成立兩年，我剛好從台大中文博士班畢業，我的指導教授曾永義老師也是楊牧老師的好友，知道我愛創作，極力推薦我去東華。於是非常幸運的，我通過甄試，從鄭清茂老師的手中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張聘書，從此移居花蓮。
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建築是一個「口」字型，採取開放式的空間設計，而院長辦公室、中文系和英美系就各自位在「口」的一邊，我們往往一走出系辦，來到環繞「口」字中央的寬敞走廊上，就能夠互相遙望，召喚到彼此。我總記得當時吳潛誠老師和曾珍珍老師站在對面，揮手對我微笑問好的模樣，以及楊牧老師從院辦走出，沿著長廊上一路悠閒地漫步，臉上帶著一抹自在又滿足的微笑，而他身後的風景就是連綿不盡的青翠縱谷，總有白雲低低徘徊停留。
我也記得楊牧老師在花蓮時，神情總是特別愉快清爽。他是如此熱愛故鄉的土地，以至於我不知多少次聽他以羨慕的口吻，對同樣也是花蓮子弟，我的學長、也在東華中文系任教的吳冠宏說：「你怎麼能夠這麼幸福，在花蓮出生長大，接著去台北讀書，拿到博士以後又能立刻回來花蓮教書！」對於長年旅居海外的楊牧老師而言，返鄉，意義之深刻重大和喜樂，實在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瞭解的。
1998年12月18日，楊牧（左）與東華中文系的老師們同遊花蓮蝴蝶谷
也因此楊牧老師把創辦東華人文學院，視為夢想的實踐，更是人到中年返鄉的一大樂事。當時56歲的他，正值一個人文學者最好的年紀，學識、涵養以及人事經驗都累積俱足，足以大展身手，把他早年在愛荷華大學攻讀創作碩士，長年在華盛頓大學執教，1991年又協助香港科技大學創辦人文學部的經驗，全都移植到花蓮來。對於一個理想的大學該是什麼模樣？楊牧老師早已胸有成竹。
這些年來台灣邁入全球化的時代，高等教育一直呼籲要「跨領域」、「跨系所」合作，然而我私心以為，除了楊牧老師領導的東華人文學院之外，鮮少有其他的系所可以做到。楊牧老師以他自身的經驗映證，一個好的文學人本來就應該是中西貫通，博取多元文化的滋養。也因此在他擔任院長期間，東華中文系、英美系，以及後來他從中研院近史所延攬張力教授，前來創辦歷史系，三系之間可以說是不分彼此，不僅課程相互支援，就連私底下師生也經常互動往來，交流熱絡，打破了台灣學院一向中文、外文、歷史涇渭分明的慣例。
楊牧老師也首開台灣先例，成立創作研究所，而之所以設在英美系底下，是希望年輕的創作者以中文寫作，但也必須充實西方文學的涵養。楊牧老師還大力邀聘作家，找來原本已經辭去教職多年，專心埋頭寫小說的李永平老師，又把遠在紐約的郭強生也找回台灣，使得創作所的師資陣容更形堅強。
楊牧老師也得到校方支持，開創了前所未有的駐校作家制度，授課的鐘點和待遇一切比照專任教授，於是才陸續有了瘂弦、黃春明、莊信正、鄭愁予等文學大師進駐東華。其實花蓮本來就是作家濟濟，不但中文系有顏崑陽老師、王文進老師和須文蔚、吳明益等，散文家陳列、廖鴻基，小說家林宜澐等，也都常住於此，就在楊牧老師的一聲號令之下，齊聚於一堂，竟在21世紀初的島嶼邊緣，打造出第一個輝煌的文學盛世。
楊牧老師是標準的「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他和鄭清茂老師、吳潛誠老師本就是多年的好友，而一向感性的李永平老師，更經常說楊牧老師是他的「救命恩人」，如今大夥兒全聚在花蓮，課餘之暇，經常應楊牧老師的召喚，就一起到他的宿舍，或是學校湖畔餐廳集合，有時楊牧老師興致一來，更提議驅車到花蓮市區的「兄弟姊妹」餐廳吃飯，吃完意猶未盡，又轉往「樸石咖啡」續攤。在這些數不清的聚會之中，楊牧老師總是凝聚我們的核心，只要有他在，氣氛就不怕冷場，大家一聊就到深更半夜，依舊興高采烈還不肯離開。
於是在那幾年中，東華非常盛行咖啡館的清談。楊牧老師總認為清談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課堂的知識傳授，就像是30年代巴黎左岸的文人和藝術家，不知在清談中擦亮了多少創意的火花？楊牧老師也自豪他調得一手馬汀尼好酒，每每在他家聚會時，我們一進門，還沒用餐，楊牧老師就先親切招呼：「要不要先來一杯？」接著便送上他親調的馬汀尼。
那杯馬汀尼，成了我們歡聚清談時既美好，也令人難忘的開場。如今回想起來，那果是我在東華最受啟發的時刻。楊牧老師聊天，信手拈來皆是典故，他的幽默、興致和熱情，更是感染了周圍的我們。我也喜歡聽鄭清茂老師談在台大讀書的往事，談台靜農老師以及他的同學林文月老師，而曾珍珍老師只要一談起文學，總是熱情到雙眼發亮，至於吳潛誠老師的話不多，多坐在一旁微笑，聆聽眾人高談闊論，卻總會冒出一兩句警語或冷笑話。
在那幾年之中，也不知有多少重量級學者如李歐梵、王德威、鄭樹森等，都因為楊牧老師的邀約和情誼，來到東華訪問，順便在學人宿舍多住幾天，加入我們的清談聚會。而這不就是所謂的「人文薈萃」嗎？楊牧老師曾說，對於人文科系而言，最重要的人以及圖書館，只要有這兩樣足矣。這說來似乎容易，但除了楊牧老師之外，又有誰具有如此的慧眼和魅力，能夠把這些不分海、內外，既博學多聞，又精彩有趣的文學人，全都拉攏在一塊兒呢？而置身其中的我們，日日浸淫在這樣活潑又豐厚的人文氛圍中，潛移默化，又豈不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福氣？
紀大偉曾經記述他就讀台大外文研究所時，修習吳潛誠老師開的翻譯課，而吳老師「對翻譯這回事很龜毛，總要斟酌再三。我想跟他合作過的編輯們也偷偷認為他這個譯者（也是年輕譯者們的老師）很囉唆麻煩」，而他對學生就像是「母雞一樣帶小雞」般認真。我覺得這形容真是傳神極了，不禁想起，楊牧老師也曾經說過，他身為一個文學院長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行政化整為零，學校有什麼繁瑣的事情他都盡量一肩扛起，而不要煩擾到年輕的助理教授，好讓我們可以把全副的心力都拿去讀書、研究和創作。楊牧老師還微笑著打趣說：「我就像是母雞張開翅膀，保護你們這群小雞一樣。」
所以若非有楊牧老師的支持和鼓勵，當年的我，又怎麼能夠心安理得地從容讀書，繼續創作？於是每當有人問起，為什麼東華創作所可以培養出那麼多人才時？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答案。我總感念楊牧老師對於年輕人的愛護與寬容，使得東華不僅是老師，就連學生的創作風氣也非常興盛，設計出版了許多詩刊，有些風格之怪異大膽，令人咂舌。然而每當學生捧著熱騰騰剛印出來的詩刊，送給楊牧老師時，他總不以為幼稚，而是細細閱讀，大力讚賞這些年輕人的創意和才氣。對於晚輩，楊牧老師實極為慷慨。
系刊第1期
1999年，吳潛誠老師因為癌症過世，而這兩年，曾珍珍老師和李永平老師也陸續辭世，令人思之過往，倍增傷感。如今，楊牧老師的離開，對我而言更不僅是台灣失去了一個國寶級的詩人，而人生曾經歷過的一段美好年華，彷彿從此劃下了句點，往後只能在回憶中追尋了―――那浪漫理想的美好印記，在年輕的飛奔裡，迎面而來的溫暖的風。●
現場》以文學為柄、翻譯為斧，鑿開閱讀的邊界：國外譯者眼中的台灣文學
3月初，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的「譯者駐村計畫」，舉辦為期兩天的「台灣文學外譯」譯者工作坊。來自捷克、法國、日本三地的專業譯者，分享他們翻譯台灣文學、踏查台灣文學的實景，並持續譯介台灣文壇秀異作家過程的寶貴經驗。
▉台灣文學在捷克：白蓮娜VS.吳明益
捷克譯者白蓮娜（Pavlína Krámská）與吳明益率先對談。白蓮娜長期關注、研究台灣文學中的自然書寫，與插畫家湯瑪士．瑞杰可（Tomáš Řízek）共同創立「麋鹿出版社」（Mi:Lu Publishing），持續為捷克讀者推介台灣文學以及文化，除了出版劉克襄、廖鴻基、楊牧、吳明益等名家作品外，也創作了多部台灣兒童文學書籍。
白蓮娜尤愛吳明益的散文，她回溯最初接觸吳明益作品的時光，再次為其視覺與聽覺的描述震動。除此之外，她也發現，吳明益常在作品中嘗試處理歐洲文化、藝術等主題，讓她在翻譯作品時，也能間接思考亞洲人如何想像歐洲的文藝作品。「共通性與獨特性之間的平衡，是我在選擇翻譯作品時的標準。」她說。
20世紀初，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首次將華文文學導介進入捷克，針對白話文作品做了系統性研究，除了在課堂教學之外，也同時從事文本翻譯工作，華文文學的種子由此種下。
而直至90年代，捷克漢學界才漸漸將觸角探至台灣文學，遲至2000年，台灣作家的小說選集才正式翻譯付梓。白蓮娜說明，「但台灣文學剛開始是被歸類在華文文學的一部分，並未獨立出來。」
2010年以後，兩家捷克的出版社各自規畫了「台灣文學書系」。第一家是IFP出版社，第二家是白蓮娜主持的麋鹿出版社。陸續介紹台灣女性作家與自然文學作品等，讓台灣文學的多樣性在捷克開展姿態，也擴大了讀者視野。2016年麋鹿陸續出版吳明益《複眼人》以及羅青詩集，2017年則出版了廖鴻基《討海人》，IFP則出版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也都有不錯的迴響。
白蓮娜認為，自然文學經常會談論環保問題，是跨越國籍的共通經驗，自然形成一種共通主題，「因此當討論到吳明益的作品時，我們通常會以世界文學的作品來看待，而非只是台灣作品。」從共通性到獨特性，再從獨特性發展成共通性，白蓮娜譯介台灣作品時，希望能帶出此一思考的層面。
語言同時也是一個族群的生活文化與樣貌的濃縮單位。白蓮娜指出，翻譯吳明益作品時發現一個有趣現象：「捷克文中與水有關的名詞不多，反而動詞與狀聲詞較多。譬如『潺潺』在捷克文中，能直接使用動詞表達，因而有不同的節奏，翻譯時也會考慮速度感。」
吳明益的散文《迷蝶誌》是最早被譯介至國外的作品，《複眼人》已出版有九個國家譯本——英國與美國的譯者雖然相同，但會針對各國國家的語境調整不同版本。在分享自己的作品被國外譯介的情形時，吳明益說，從書封的設計上，也能看見不同的文化轉譯，是極為有趣的觀察。
作品的譯者都是經過作者自己挑選的嗎？吳明益表示，譯者的管道通常分為三類：第一，譯者對作品具有熱情與喜愛，主動聯繫翻譯。第二，透過國家補助而與作者認識的譯者。第三，經紀公司介紹。
他分享一段與日本譯者天野健太郎的深刻的緣分，「翻譯《單車失竊記》時，天野健太郎先生細膩到會問書中出現的卡車是什麼型號、多高、容量是多少CC等細節問題。」為了推廣書而譯作，譯者下足功夫，花了不少力氣，他們慎重介紹作家作品到國外的精神，更讓吳明益感動。
▉台灣文學在法國：關首奇vs.瓦歷斯．諾幹
在法國譯者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與瓦歷斯．諾幹的對談中，兩人從華文作品在法國的發展軌跡，一路暢談到原住民文學。
擔任法國亞洲書庫出版社（L'Asiathèque）「台灣小說系列」總編輯的關首奇，追溯華文作品最初是於1980年代進入法國，「台灣文學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譯者自發性推薦給出版社，最先大多推反共作品，直至90年代，王文興《家變》、白先勇《台北人》、張大春《將軍碑》等作品才陸續登陸法國。」
與捷克相同，其時法國對於華文文學的認知尚未有明確的「台灣」概念，許多台灣作家的作品仍被包裝成「中國」的代表性作家。直到2000年，平路、李昂、夏曼．藍波安等人的作品，得力台灣文化單位的補助，譯介進法國，才脫離反共論述的路線。
2015年，關首奇成立「台灣小說系列」，更著眼於台灣1987年解嚴後的當代重要作品。瓦歷斯．諾幹的《瓦歷斯微小說》、紀大偉《膜》、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與黃崇凱等人的作品陸續出版，「台灣」二字更具能見度，而隨著譯介作品中碰觸的多元族群與社會議題，也綻放了作品的多樣性。
系列譯作中較為特別的是電影《悲情城市》的劇本。關首奇說，「因為《悲情城市》講述台灣歷史及文化，是了解台灣的一扇窗口，因此也有一部分法國人是透過電影了解台灣的。」
關首奇也同時關注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家，他提出一個特別的觀察：「台灣出版業對於原住民作家的期待，好像多著重在部落書寫。」但他偏偏發現，瓦歷斯．諾幹創作的能量不僅止於描寫部落，而具備更豐沛的能量。
「瓦歷斯老師的小說集嘗試用新的文類創作，內容不見得跟原住民題材相關，譬如《瓦歷斯微小說》在350字中創造一個故事宇宙，便是在文學上的一大挑戰，讓國外讀者驚艷於，台灣作家不只寫台灣而已，更企圖以文學與世界溝通。」
隨著作品的譯介，瓦歷斯．諾幹在法國打開了知名度，也因此有機會受邀參與法國遊牧文學節（Festival Lettres Nomades）。回憶當時自己作品被當作教材授課的過程，瓦歷斯充滿感動，「遊牧文學節的活動與學校合作，早在我出發的半年之前，就把作品提供給學校。學校配合文學節的主題調整教學內容，帶領學生認識台灣。因為有這樣的操作與閱讀過程，讓那些孩子們得以更深入認識台灣、思考文本，提出的問題也更加深刻。」他期許未來台灣也能有這類與國外作者交流的文學節。
▉台灣文學在日本：世代交流與全球議題
第三場座談安排了任教於日本京都光華女子大學的澤井律之（Sawai Noriyuki）教授，與政大台文所吳佩珍教授進行對談。除了翻譯作品，兩人也從學術的角度，看台灣作品在日本的翻譯現況。
澤井律之首先爬梳二次戰後至近代台灣文學作家發表的小說，簡述台灣文學在日本發展的情形。他表示，早期邱永漢與吳濁流作品能在日本陸續出版，多是透過灣生評論家的協助。2000年之後，因為大量媒體曝光度，以及東山彰良、温又柔與李琴峰等以日文創作的台籍作家相繼獲得日本文學大獎，某種程度影響了日本文學界對台灣文學的興趣。
吳佩珍透過《日本經濟新聞》與《朝日新聞》的書評報導發現，2000年之前，作品的譯介多是日本的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研究者合作進行，讀者大多為學者或相關研究者。澤井則補充，1990-2010年間，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者與台灣文化部合作，也讓民間對於台灣文學的關心日益擴張，間接帶動日本民間出版社出版台灣文學作品。
有學員提問：「日本在選擇台灣文學的書目單上，偏向學者選書，未來將台灣文學作品推廣到日本時，仍以研究為選擇標準嗎？另外，台灣方面在選書上有沒有什麼戰略呢？」
吳佩珍回應，她曾試圖打破這樣的揀選趨向，向日本出版社推薦書單時，也推動新世代的作品，「新世代作家寫出的作品，多有共通性，作品只要有趣就推得出去。」只不過，在台灣獲得好評的作品，到了日本並不一定能受歡迎。
「國外認識亞洲文學時，主要還是以學校課程為主，因此推廣時也會思考怎樣的文學作品能讓大學老師在課程採用時感覺有趣。」台灣內容力出版經紀統籌鄧靜葳另補充，「推薦作品時通常還會以兩者為優先考量：第一，曾獲獎的作品。第二，符合時下社會現況或全球性議題，如#me too運動、同志議題等，都是首要輸入與輸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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