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開始實施之後，香港外移人數已遠超過40萬人，約佔總人口的1/15。若從反送中運動開始，「離散」儼然成了一個事實。

當然，對一個多次接收過大移民潮，六四事件後亦曾見證過數十萬人外移的島嶼來說，離散經驗既非史無前例，原因也不難理解。但這一次似乎真的有些不同，因為出走者當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且真正關心香港前途的年輕世代，包括在學學生，而理由是拒絕中共進行洗腦式民族主義教育及違反人權的黨國統治。

正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就讀博士班的本書作者李宇森是否會加入這離散的行列，筆者無從判斷。但能確定的是，他在短短數年間不僅在諸多媒體上勤於發表論述性文章，更以《主權在民：理念與挑戰》（2021）和《主權神話論：秩序和衝突》（2022）兩書鋪陳了一個偌大的思想史視野及批判視角，扎扎實實地以書寫作為一種行動，來回應身處的時代困境。其振筆疾書的作為與相信理論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之信念，正如曾在該校任教多年的離散猶太知識份子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更重要的是，亦如鄂蘭在分析完納粹德國的極權主義起源之後轉向審視人類的根本處境，從而將理論建構的預設層次從民族國家提升至人類整體及其賴以生存的地球，《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也反映了作者的視域從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之政治體制的民主，拓展至主權國家體系的國際層次之後，將關懷轉向了與日俱增的離散人民及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以本書的術語來說，那是一個意圖取代以民族國家為主要政治想像的「行星性」（planetary）政治哲學立場。

民族太小了，人類才是真正的關懷主題！世界公民論（cosmopolitanism）的倡議者曾經如是說。雖然說這話的人在歷史上不乏亡國人士或起身反抗政權而流亡者，但本書拒絕單純將離散當作不可更改的政治事實，也不以哲學修辭的堆疊來掩飾鄉愁乃至左派的憂鬱，而是企圖連結一切受迫離散的人民，以及主流西方政治哲學家較少正視的生靈。

本書的撰寫目的即是為了尋求一個能呼應離散主體，並提供在外港人延續社會運動動能的方向。作者以「如水哲學」來稱呼它。「如水聚散，如水漲退」的原則，意味一種因應揮動「社會主義鐵拳」的國家暴力之社會運動戰術，取自孫子兵法（或說李小龍的「Be water」武術哲學），是一種介於勇武對抗及毫不作為之間的積極行動，也是一種突破主權國家及民族主義的跨國高度之展現。

畢竟，那些以高舉民族主義旗幟且不吝於對人民施鐵拳來展現政治權威的主權國家，就是讓人民流離失所並製造生態危機，且百般阻礙解決方案的政商統治集團。

戰略方向的闡釋之外，作者也提供了許多更為具體的連結其他離散主體之策略與戰術。事實上，本書已是一個規範性（normative）政治理論的嘗試。既有明確的價值追求、宏大的行動方向，更有從近處做起的具體且可行的處方。甚至可以說，《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本身即是「如水哲學」的一種實踐。

相較於遁入虛無主義，冷嘲熱諷的犬儒主義或幾乎與文字遊戲難以區別的某些後現代理論，作者在許多人早已深陷絕望之處看到希望，甚至以文字和概念將這種希望化為具體可行的政治理論，為一個「法治」（the rule of law）正在成為歷史而「主權在民」正朝向遠方未來更遠處逝去的香港，提供一個更宏大的敘事作為行動的指引。

作為離散時代的海外香港人，本書的撰寫無疑也是「如水哲學」的一種實踐。在政治寒冬之中不卑不亢，以理論勾勒願景來代替控訴，讓海外港人能在心繫家鄉的同時，也攜手其他的離散族群為世界生態及未來的春天盡一份心力。是一種既能落實港人哲思，又不落入中共政權所擅於操弄的狹隘民族主義，反而真正能擁抱世界的廣闊胸襟。

那近乎是化作春泥更護花的精神。筆者以為，將離散作為「實然」（is）轉化為可欲的「應然」（ought）願景，是一種極具政治理論創作力的展現。

讀者想會想問：屆時離散主體還在嗎？抑或，離散港人還是一個主體嗎？畢竟，尋找符合離散港人真實處境的政治論述時，若是以香港認同的喪失為代價，其說服力似乎會大打折扣。

對於歷經反送中及雨傘革命事件的港人來說，生活在海外仍然享有共同的受難記憶，尚能凝聚彼此為一個集體。但下一代呢？那些不曾經歷過這些事件的新新世代，該如何對待他們父執輩的集體記憶？這相當考驗作者所念茲在茲的敘事能力。故事該怎麼說，才能凝聚離散的港人，同時又不妨礙他們在海外另一個國家扮演好公民的角色？

如何凝聚一群人成為一個政治社群，既是政治哲學的根本議題，關乎政治權威的基礎及正當性，實現上該如何才能有效進行，則更是考驗政治人物智慧及一般人民公民精神的大哉問。

主權國家體系之所以難以讓各國攜手因應環境暖化等全球性問題，除了民族情感本來即有親疏遠近之外，亦有現實上的競爭關係及幾百年下來以軍事武力互動的交往歷史。而政客凝聚社會或至少是其支持群眾最簡單的方式，不外訴諸敵我關係，曾經的新仇舊恨乃至未來的威脅，且不可否認這十分有效。

在不採取操弄民族或族群情感的前題底下，離散主體該以什麼作為凝聚基礎？這不僅是現實挑戰，也是不可迴避的倫理問題。

誠然，即使我們同意本書所主張，世界正在邁入作者所謂的「後主權」（post-sovereign）時代，但近年來許多史家及政治學者稱為「民族帝國」的中國與美國，卻是公認當前最強調主權不容侵犯的兩強。如何召喚出那個後主權時代，猶待論者說服這兩國的人民及掌權者改變心意。

另一方面，第一代離散港人該不該將他們的集體記憶傳遞給下一代，讓他們產生並非源自親身經驗的一種懷舊，針對一個不曾居住過的地方有了鄉愁，甚至對某些不曾相逢的人事物有某程度的負面情緒（甚至怨念）？

持平而論，單憑抽象價值及理念的倡議，難以達成目的。離散主體似乎得加入主流社會甚至與主權者達至某種的合作關係，才能真正落實作者倡議的行星性政治哲學。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本書作為一套抗爭哲學（philosophy of protest），似乎遠比作為如何達致其願景的具體方案有更高的完成度。

別誤會！完成度之說並不是針對本書內容的批評，而是為了說明《離散時代的如水哲學》不過是李宇森先生關於「主權國家」研究的三部曲之總結。筆者相信，這總結僅僅是他為尋求符合香港現狀的政治哲學之階段性任務，也是下一個更宏大理論的基礎，甚至是新三部曲的開端。讓我們拭目以待。●

假日午後，位處城南的嘉禾新村不斷湧入人群，多數都是為了參與臺北文學館籌備處的「臺北午後．漫步調」文學講座。計畫主持人封德屏在開場致詞中回顧了十年來承辦臺北文學季的積累與成長，而未來預計於2027年正式運營的「臺北文學館」，可望透過展覽、典藏與作家互動等形式，打造出獨具特色的文化空間；而今日臺北文學館籌備處作為暖身，將蓄積更多的文學能量。

➤張大春——我與老輩：從瘂弦談起的臺北文學往事

「我希望講起來不要太傷感，就從瘂弦先生說起。」

張大春作為開場嘉賓，站在舞臺臺階的前方，緬懷剛離世的瘂弦（1932－2024），語氣深沉：「他是我的戰敵、作戰的敵人、而且是戰敵之中的大勇者。」

話鋒從他年少時在報社的經歷展開，提到瘂弦、高信疆、高陽、勞思光與俞允平等人，這些名字織就了他與臺北之間不滅的文學緣分。張大春藉由幾則故事，描繪「老輩」們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階段，如何指引他走上文學這條落落長的路。

「高信疆先生在我二十歲時就注意到我寫得相當廣。」一向惜才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1944－2009），本想招攬年輕的張大春擔任編輯，然而因無職缺，遂讓他轉為任職《人間》副刊主任的秘書。待日漸逐步上手以後，張大春接下了第一份回憶錄的寫作工作——為聲樂家姜成濤撰寫文章。他說：「我還有一個小小的長處，可以寫一種文章——別人的回憶錄。雖不是我自己的，但寫得如同當事人所寫。」前輩如同伯樂，從此張大春揮灑自如，以筆走天下。

然而瀟灑如他，也遇過難題。張大春當年以政大軼事為題寫了〈新聞鎖〉，文章辛辣，諷刺權力階層，致使高信疆拒刊；他索性將作品轉投給《聯合報》副刊主編瘂弦。瘂公照單全收，分為上下二篇刊登。首篇刊出當即引起譁然，當晚便收到諸多意見——張大春自嘲：闖了禍。那下篇怎辦？翌日，他發現下篇如期刊登，僅末尾添了一行：「⋯⋯香港港濱的黃昏降臨了，海在遠處閃著寂寞的光。」瘂弦就這麼將故事場景乾坤大挪移，如此輕輕地，就這樣一筆帶過去了。這犀利的作品方能得以問世，張大春也避開了一場是非。

「這就是我認識的『老輩』。」他說起這段往事，不禁感慨前輩們的俠風與武藝——既具膽識又見技巧。他坦言，文壇真正珍貴的，無非是「老輩們的渴望」——渴望看見年輕人有所表現、有所成就、有所繼承，且是帶點驚慌地等待。

因此他回憶起一位年輕友人曾為領文學獎，抱怨頒獎嘉賓、小說家陳映真致詞過久，不耐說道：「他們這一頁早也該翻過去了。」年輕的張大春聽了，冷汗直冒；然而回過神來，這位年輕的寫作朋友卻早已消失在人海，他感嘆：「他的那一頁被他自己翻過去了。」

回憶起前輩們的自謙風骨，讓年輕的張大春深受啟發。作家俞允平（1927－2022）曾語重心長對他說：「當你寫出你的疑惑，讀者就會去找答案，最好是在你的書裡面找。」張大春不免感嘆，俞允平四十歲時便擁有這份智慧，只能坦言自愧不如，但深受啟迪。他以一貫「大春式」的幽默做收尾：「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智慧，所以我儘量少出門。」語畢，迎來滿堂喝彩。

➤鍾文音✕楊佳嫻✕李桐豪——化為我城：臺北的私密文學地圖

「臺北之於我們，早已從異鄉變成另外一個家鄉般存在。」

此時細雨如織，臺下仍坐滿了聽眾。楊佳嫻指著同臺的鍾文音與李桐豪，三人雖然都來自南部（高雄、雲林、臺南），卻因不同契機在臺北扎根、寫作。不知何時開始，這座城的巷弄、書店和咖啡館，已成為生命中無可取代的一隅。

「臺北是如麥加般的文學聖地。」李桐豪首先回憶起自己初來臺北時的青澀，他的臺北，是透過文學／電影的視角開始的——被勾起的渴望，促使李桐豪想跳進其中，完整體驗一次這座城。迄今他仍不時受到召喚：例如某處街角喚起了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場景回憶，或是在北上南下間，特別揣著朱天心的《擊壤歌》去尋找「公園號酸梅湯」。這些細小、瑣碎的記憶碎片，交織成了一幅私我的「古怪地圖」，一幅他心中的臺北。

楊佳嫻則描述了她如何在臺北的移動與新奇體驗中，觸摸這座城市的肌理。大學時期，她常乘坐236路公車（現易名為羅斯福路幹線），往返於政大木柵與城南羅斯福路之間。公車成了她接通臺北的樞紐，風景更迭，在空間置換的罅隙中體驗這座城。她曾透過母親書櫃中的各種讀物窺見世界，其中鍾愛《林海音自選集》，裡頭一篇〈蟹殼黃〉讓她印象深刻，卻未曾嚐過。直至某日，236路公車行至古亭，車窗外閃過一處街角攤販，上方正擺著那些油酥金亮——她不禁低呼：「天啊，是蟹殼黃！」那刻文學與現實竟無縫相連，這陌生卻親密的經驗，像是一種私密且無形的縫合。

「臺北是我的知識與愛情。」鍾文音如此說道。臺北餵養了鍾文音的青春——13歲的她，在「來來百貨」喝到的第一杯咖啡，便從此認定：臺北就要有這樣的香氣！她也偏愛這裡的書店、咖啡館，以及帶著布爾喬亞氣息。年少的鍾文音曾在臺北的咖啡館打工，她經常遇見作家朱天心寫作，忍不住幫她多次續杯——直到有天朱天心忍不住開口請她別再續了。然而正是朱天心影響了她的創作，《豔歌行》就是從此誕生。鍾文音也坦言，年少的自己並未意識到自己作為異鄉人，本應對臺北產生的陌生感；反倒覺得臺灣南部才是自己精神上真正的疏離之處。大人從此缺席的家鄉，她反而會迷失——「你在故鄉迷路了，因為那裡藏著傷痛。」

雖然臺北都埋藏著三人的文學啟蒙，然而一談及臺北，三位情感卻各自殊異。

李桐豪曾作為旅遊記者因而長期旅行，每當飛機落地桃園中正機場，機輪觸碰跑道的震動都讓他感到無比欣喜——「可以回家洗衣服了，可以走到巷口點一份八方雲集了。」他不斷在遠行與歸來的路徑中，找尋新的、對臺北的歸屬感；鍾文音則將臺北置於夢境般的光景中，年輕時「故鄉」與「他鄉」如同對撞的列車，總在某刻勾起對臺北的回憶，她說：「臺北是我永遠的故鄉，因為我已無他城可回。」而楊佳嫻總想起那些翹課的日子，在咖啡廳燈下閱讀最新文學作品，或是觸摸「唐山書店」那厚厚實實的海報牆——閃爍的臺北不斷在記憶中發光。她以詩人楊澤的話比喻：臺北是「小碼頭」，雖然小小，卻是深愛的避風港。

然而臺北終究是匆匆前行的城市。這座永遠年輕的城，迎接一代又一代的青春身影，唯有透過文學的保存，那些被歲月沖淡的記憶，才有機會被後人繼續撿拾下去。眾人欣見未來臺北文學館的建立，能讓這座城市不致遺失過去的文學歷史。

➤鄧小樺✕馬尼尼為✕羅漪文——切換兩個世界：在臺北寫作的異鄉人

此刻天色漸暗，嘉禾新村卻也越發熱鬧。臺上作家們因緣際會，從不同的國度相聚於此。鄧小樺、馬尼尼為和羅漪文——她們分別來自香港、馬來西亞和越南——，帶著各自的故事與不同的人生階段來到臺北。當記憶與情感在此交錯，每個人面對課題的方式，也隨著這座城而不斷延展。

2022年鄧小樺移居臺灣，成立「二〇四六」出版社，目前有八成的時間都在臺北。曾長期活躍於香港社運的她，笑稱自己並非純粹的「政治避難」，而是選擇在此繼續創作、繼續做文學，同時為留在香港的創作者提供支持。她笑談初次接觸「臺北文學季」時，驚訝於它與香港的不同——臺灣竟不是以「節」為單位，而是以「季」為時間長度。這樣的節奏與廣度讓鄧小樺讚歎不已：「我也是做文學雜誌和文學組織的！因此會覺得，我必須要跟臺灣發生一點關係！」

19歲負笈求學、來自馬來西亞的馬尼尼為，未曾料到自己會在臺北落地生根。馬尼尼為心中的臺北是矛盾的：她一方面見證著不公不義的現象，卻也不斷在另一方面汲取靈感，她說：「我喜歡臺灣的出版社，只有出版業的人不會欺負我。」面對人際關係的複雜、社會環境的磨練，創作成了她少數的出口。馬尼尼為透過文字述說所見不平，將積壓心中的情感轉化為創作的力量，迄今她畫了許多的繪本，也餵養了不少貓。

羅漪文生於越南西貢，13歲時隨父母定居臺北。少女時期透過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港、臺產生想像；進入中文系後，卻發現自己身處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是深愛的文學，另一邊則是為金錢、機票奔波的移民家庭。「那是很現實的，我要在兩個世界中切換。」羅漪文發現，語言能力使她成為「新移民」中，少數可以自由用中文表達的人；也是因為這份認知，以及觀看世界的角度，引領她走上「司法通譯」的道路，在創作中探索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連結。羅漪文見證了許多來臺的新移民，他們無法使用母語與這片土地對話，也因此在創作中注入了自己的渴望——為那些無法訴說的人發聲。

被問及作品中是否會書寫臺北，三人的回應也都大不相同。

「我每一次都非常想回馬來西亞，我不習慣臺北的天氣。」馬尼尼為說，20年來臺北的氣候、人際關係，始終困擾著她；但她也坦言，若真回去故鄉，也許就不會再寫作了：「就是有這種愛恨。」馬尼尼為認為這座城，就像是一面「無法逃避的鏡子」，她說：「逃不掉，不想寫也得寫。」臺北潛入成為背景，那是書寫中的無聲存在。

鄧小樺則笑著說道：「臺北是寫不完的，單在這裡『找房子』就能寫很多！」對她而言，越是被提醒書寫臺北，越是難以去觸碰，「那就像——你不要去問人家論文寫完了沒有！」；羅漪文則回憶起曾在課堂聽聞教授說過：1949年來臺的外省人／作家，始終懷念著彼岸的中國——文字與情感在遙望，因此從未真正書寫這片土地。成長於臺灣本土化運動正興時期，作為移民子女，羅漪文感受到這股對身份認同的強烈情懷，促使自己反思臺北的定位與歸屬——也正是臺北，成了允許這些遙遠牽掛的存放之地。

臺北這座城，不僅是臺灣文學的中心、發散地，也同時接納了與臺灣沒有直接關聯的眷戀與記憶。不管來自何處，大家或多或少能在此找到一個新的落腳點：無論是馬華文學、香港文學，或者各種文學，都能在臺北這座出版重鎮綻放，每位創作者都被允許攜帶著某個遙遠的牽掛。

幸而在臺北，文學如同這座城市般包容。適合書寫，適合聆聽，適合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