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的電影名作《第凡內早餐》裡，好萊塢永遠的優雅女神奧黛麗．赫本活靈活現地飾演了由鄉下來到紐約大都會的年輕社交名媛，穿著打扮極有品味，但其實是個運用美色到處騙吃騙喝、一心嚮往嫁入豪門的交際花。

赫本在電影裡戴著大墨鏡、身穿法國名牌服飾的形象深植人心，其中的黑色小洋裝迄今仍被時尚界奉為優雅女性的必備基本款，其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然而，雖說這部電影已被視作經典，片中的一個角色Yunioshi先生，卻顯露出當時美國人對於日本人，或甚至擴及到對亞裔人的某種偏見。

劇中的Yunioshi先生是女主角荷莉的鄰居，個頭矮小又暴牙，操著奇怪口音的英文，是個日籍攝影師。因為荷莉常忘了帶鑰匙，往往在半夜或凌晨按他家電鈴請他開門。Yunioshi雖然不堪其擾屢屢抗議，但只要荷莉巧笑倩兮，討好地說有空一定讓他為她拍照，他就像是得到恩典般地概括承受。

這部影片上映當時，大家都讚賞扮演Yunioshi的白人演員米基．魯尼（Mickey Rooney）演技絕佳，為電影製造了不少笑點。一直要到1990年代，亞裔人士開始爭取主權、強調自身文化認同，這時大家才開始批判這部影片對亞裔人士的醜化。使問題更加嚴重的是，飾演這個丑角的，甚至不是亞裔演員、而是一名白人演員，因此有論者指出，這不僅是一種傷害，更是一種侮辱。

▉穿透力強大的偏見

影視媒體所再現的刻板印象，往往透過戲劇包裝或迷人的敘事，讓人忘了其巨大的穿透力，甚至在潛移默化中內化了其中的價值觀而不自覺。在人類歷史上，有關偏見和刻板印象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無論是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國籍、族裔、階級、宗教、體型或疾病等等，都有可能成為偏見的來源。我們對於特定團體形成偏頗的看法與不友善的態度，可能進一步造成對該團體成員產生歧視和排擠。

過去數十年來，由於全球化趨勢的推波助瀾，人口、文化、資訊、經濟、科技和金融的流動日益頻繁密集，我們一方面置身於更加多元的社會裡，另一方面似乎又愈益強調自我與他者的分別。我們試圖區辨出「在地的」、「外來的」差異，以標示出自身的獨特性。只是在區隔人我之分、內外之別時，我們往往會以偏見和刻板印象，去定義與自身不同的族群，甚或以歧視和仇恨的態度去面對特定團體。

2009年1月，俄國與烏克蘭發生齟齬，引發歐洲短暫的天然氣供應危機。出生於保加利亞的圖像設計家楊科．茨維可夫（Yanko Tsvetkov）隨手創作了一幅歐洲諷刺地圖，將俄羅斯描述為「偏執石油帝國」、歐盟則是「農民津貼聯盟」。隨著這幅諷刺地圖在全球網路迅速瘋傳，茨維可夫開始將日常的觀察化做製圖大業，啟動「繪製刻板印象地圖」的計畫，累積了四十餘幅作品，也因此躍身成為歐洲網紅。

2013年，《偏見地圖1：繪製成見》於焉誕生，接著《偏見地圖2：航向地平線》也在2014年問世，繁體版今（2017）年4月發行，也在暢銷排行榜上創下佳績，顯見他的歐洲式幽默也打動了我們，對於他酸言酸語所刻畫的世界刻板印象，我們同樣也頗有共鳴。

▉醜化、抺黑，藉民族情結散播偏見

茨維可夫在書中嘲諷地說，人類文明最早馴養的動物並不是狗，而是代罪羔羊。他也直言，「醜化抹黑可不是近代發明的新鮮事，民族情結更是散播偏見的沃土。」當我們看到了美國總統川普的言論，或是歐洲這幾年日益高漲的反移民情緒，我們很清楚他說的是事實。

他回溯了古代希臘、中國的世界觀，點出從古到今的世界文明都有「唯我獨尊、外人皆是邪惡化身」的論述，13世紀的地圖更是融合神話、宗教、地理和歷史為一幅百科全書式的拼貼畫，讓人從繪圖中去想像理解世界。他雖然主張改變認知的第一步是從心理著手，而不是從歷史開始，但是他所繪製的諷刺地圖卻與歷史息息相關，無一不是奠基在此時此刻與歷史的連結而提出的某種詮釋和想像。

地圖的目的原是幫助我們定位，了解地理相關位置，但是做為圖像溝通工具，地圖也承載了其他的意義與功用。茨維可夫身為圖像設計師，深諳箇中道理。他用簡單的地圖概念，標註了他的獨到評論和分類，讓人一目瞭然（不過前提是你原本就能清楚辨識他所標示的位置究竟是地球上的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否則可能還是會有理解障礙）。

雖說討論偏見與刻板印象有時像是雙面刃，當你再現這些既定觀點時，或許不免有再加強化之嫌。但茨維可夫強調，他的目的是以詼諧諷刺手法娛樂讀者，讓讀者在嬉笑怒罵之間，明白人類的盲點與愚蠢所帶來的傷害。

▉從地圖看知識與權力的發展

相較於茨維可夫的不正經，約翰．克拉克（John O.E. Clark）的《改變歷史的地圖與製圖師：藏在地圖裡的智識美學與權力遊戲》和傑瑞．波頓（Jerry Brotton）的《十二幅地圖看世界史》，則是以宏觀視野、淵博知識，來檢視地圖繪製與人類發展、世界現況的嚴肅著作。

編輯出身的克拉克這部作品，從古老的泥板地圖、中國製圖學到敦克爾克大撤退、以色列建國地圖等，無所不包，甚至還討論到幻想虛構的亞特蘭提斯及托爾金的中土世界。他強調，地圖的繪製不僅代表了人們如何理解、建構其所處地域及與週遭人事的疆界，同時也透過種種製圖科技，掌控知識，進而擴充權力。

至於歷史學家波頓的著作，則不僅探究古代地圖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更進一步質問「Google Map」和「Google地球」所引發的變革與認知。

誠如波頓在文中所說，「所謂準確的世界地圖根本不存在，將來也不會有。弔詭的是我們不可能不靠地圖來瞭解世界，又絕對不能用地圖來再現世界。」只可惜，有這樣見識的人畢竟還是有限，我們所建構的世界往往是透過腦中充滿偏見的認知地圖而展現，這也是為什麼茨維可夫的著作會如此瘋傳的原因。

▉負面的刻版印象加深彼此的不信任

英國當代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學者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長期關注文化認同、再現政治與文化生產等議題，他對於刻板印象與偏見也有相當深入的探討。

出生牙買加的霍爾，1950年代來到前殖民母國英國的牛津大學接受精英教育，個人的成長經驗和養成背景，使得他對種族、族裔及階級等議題的觀察分外敏銳犀利。他在〈再現的作品〉（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一文中分析刻板印象的形成，指出我們總是運用各種分類去理解週遭事物，透過較大的分類如階級、性別、年齡、國籍及性取向等，我們得以定義他人所隸屬的團體，歸納出其屬性和特色。

在某種程度上，刻板印象幫助我們維繫社會和象徵秩序，使我們在與他人互動時，得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相互辨識及溝通。不幸的是，這些刻板印象往往具有強烈的負面意涵，就像《偏見地圖2：航向地平線》裡所繪製的「印度眼中的亞洲2015」地圖，中國成了「垃圾工廠」、巴基斯坦則等同於「自殺炸彈客」。這樣的偏見無助於自我與他者的互相了解，印度與巴基斯坦長期的歷史糾葛與宗教對立，更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

▉看見偏見，並試著超越它

霍爾強調再現、差異與權力的連結，掌握知識與權力者得以運用各種再現去強化某種觀點，區分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並賦與某種優劣位階。站在主流位置者因而會去排擠歧視和他不同的群體成員，甚至動用法律及武力亦在所不惜。

若是放在當今的脈絡來看，我們可以理解到，這樣的作法，有可能導致像反對多元文化和移民政策的挪威極端份子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2011年犯下的恐怖行動，冷血殺害69名無辜青少年，或者如中共數十年來對新疆維吾爾族的高壓統治。今年4月，中國政府甚至提出一份維吾爾族人命名限制列表，如果新生兒取名違反規定，就不得報戶口。這些都是偏見與歧視的極端例子，但卻持續地發生在我們這個世界上。

茨維可夫的作品用辛辣促狹的筆觸帶領我們看見偏見，但最終他還是希望我們去了解種種的文化差異，「思考怎樣增進彼此了解。或許了解就像是生命裡的其他事物一樣，最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目標。」如果我們總是充滿著好奇心去探索一切未知和不熟悉的人事物，就像克拉克和波頓在其作品中想傳達的訊息一樣，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過程中得到更大的樂趣，也豐富了自我的可能性。即使語言文化的轉譯有時令我們迷失，但各式各樣的地圖應該幫助我們找到某種座標，讓我們得以自我定位。●

1920年代下半，由於擔心英國聯合荷蘭、法國哄抬東南亞殖民地的橡膠價格，亨利・福特（Henry Ford）決定在巴西亞馬遜森林投資開發橡膠生產園區，以確保製造汽車所需的廉價橡膠原料。然而，設立這個人稱「福特之城」園區的過程曲折，導致福特公司的運作方式以及創辦人福特的性格與想法，對撞上亞馬遜的自然環境、當地社會文化與巴西的政治。

就福特汽車公司的歷史或是其創辦人的事業生涯而言，《橡膠帝國》的主題都只是一段插曲。這段複雜的歷史涉及橡膠產業的發展，以及當時巴西與美國的政治經濟，相關背景知識相當龐雜。

▉裝配線大量生產的新工業代表

本書作者格倫丁（Greg Grandin）是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專研拉丁美洲歷史，也常在報刊雜誌撰寫評論。他以高強的寫作功力，成功地將多重的脈絡交織為引人入勝的流暢故事。《橡膠帝國》在處理沉重的主題時，透過許多切題的趣味軼事，帶來豐盛愉悅的閱讀經驗。

福特汽車開創出以裝配線大量生產，並用較高薪資與福利來留住有經驗的工人，而成為當時新工業的代表。福特透過提高工人的消費能力，讓他們成為大量生產的消費品的顧客，其理念是要藉此達成資本主義的理想平衡，人稱此一模式為福特主義（Fordism）。

有段時間，福特似乎達成了這個偉大的理想而聲名遠播。不過福特的巴西計畫也容易讓人聯想到近代史中常見的陰暗面：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榨取落後國家的原物料，以及剝削當地廉價勞工的不平等做法。

然而，本書指出，福特其實懷有更高遠的理想。除了振興巴西沒落的橡膠產業，他還企圖終結當地殘酷剝削採膠工人的落伍生產方式，將現代產業與文明帶到亞馬遜蠻荒，最終目標則在實現讓農業與工業、機械與自然和諧結合的烏托邦理想。

這個計畫推出時，不論巴西民眾或是福特公司都信心高昂寄予厚望，福特也投入大量資金與無比毅力。然而其推動過程卻讓福特公司捲入當地複雜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族群關係，乃至牽動福特與美國政府多年的恩怨情仇。

▉集矛盾於一身的人物

格倫丁以許多鮮活的例子，說明福特公司一系列「現代化」措施如何引起強烈的反彈：薪資制度和亞馬遜盛行的以物易物格格不入；對員工生活起居的衛生檢查引發強烈不滿；禁酒等帶有清教徒道德色彩的管理政策導致和當地工人的衝突；公司設計自助打餐的新型食堂，導致大排長龍和室內悶熱，結果引起暴動……

格倫丁以生動的筆觸，描繪福特公司派出的員工因為不熟悉當地民情與地方政治而成了冤大頭，或是有意無意成為海撈福特公司的共犯；但也有人鞠躬盡瘁付出健康、家庭乃至生命的代價。這些或荒謬離奇或英勇悲劇的事蹟，其精彩程度並不遜於小說戲劇。

《橡膠帝國》以橡膠園區開發過程為經，福特性格和生涯為緯，將故事涉及的複雜因素打造成條理分明的敘事架構。福特是個集矛盾於一身的人物，他造就個人快速移動的社會，卻懷念傳統小鎮生活型態；他建立現代生產線，卻不肯採用現代會計管理；他以薪資與福利留住員工，相信機械會為人類帶來幸福，最後卻創造出壓迫人性的勞動條件；他崇尚個人自由，卻以黑幫特務式的保全系統壓制工人；他是義無反顧的和平主義者，卻為美國政府生產軍武；他的獨生子既是事業伙伴也理應是接班人，卻經常遭他霸凌羞辱且比他早逝。福特的大膽、眼光與創意帶來空前的成功事業，但晚年的偏執與反動不只玷污自身名譽，也讓公司的經營出現危機。

格倫丁筆下的福特是個令人既同情又厭惡的人物，巨大的成功對照出個人的悲劇，堪可比擬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s）經典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的報業大亨主角。《橡膠帝國》和《大國民》都透過大亨生命的起落，來講述理想的墮落與美國夢的幻滅。長久以來，台灣對企業鉅子的描述往往充斥著貧乏的神格化，相較之下，本書對福特的深度刻畫十分值得借鑒。

▉關鍵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價值觀

福特的人員無法掌握熱帶雨林的環境，尤其沒能因應當地病蟲害對密集種植的橡膠樹之危害，是此計畫失敗的重要原因。然而本書並沒有重提大自然教訓人類傲慢無知的老調，反而在書末指出，福特的許多構想如今已大規模付諸實施，結果造成巨大的生態災難。

格倫丁認為：「福特之城是個傲慢誤事的寓言。但這裡指的傲慢，不是亨利・福特自以為可以馴服亞馬遜，而是他相信資本主義的力量一旦釋放，仍可以加以控制。」

《橡膠帝國》是個以先進的科技與大筆資金，企圖將美國的制度、價值與生活方式推展至異國貧窮地區卻一敗塗地的故事。今天許多關於美式價值觀的評論，往往針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與制度進行針貶，《橡膠帝國》對這段歷史的分析卻讓我們意識到，上述那類批評既太過簡化又錯失重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價值觀，才是問題關鍵所在。

本書的中文翻譯大體通順達意且不乏趣味的筆觸，但還是有些小誤譯以及未能校出的誤植，如第三章提到福特的好友「自然主義者（naturalist）約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其實應該譯為自然學者或博物學者；又如將「拒絕禁食」誤植為「拒絕進食」（177頁）。

還好這些失誤大多不會嚴重妨礙閱讀理解。陳信行教授為本書寫了篇引人入勝的序言，從他在底特律求學的個人經歷談到20世紀科技「進步主義」的幻滅，最後帶到台灣類似的事例，如日治時期的糖業、蔣經國的十大建設等等。可惜或許是限於篇幅，關於福特之城和台灣經驗的比較，尤其是這和出口加工區的相似之處，陳教授未多加論述。

依後見之明，福特之城可說是以廉價的土地與勞力，加上減稅優惠和法規鬆綁來吸引技術與資金的經濟特區，這些要素仍可見諸今日台灣許多的工業區、園區與倡議中的經貿特區。書中描寫的土地強徵與炒作、公共資源浪費以及對社區與環境的傷害，在今日台灣仍可聽見歷史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