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書及有聲書的風行，是美國近幾年的出版新趨勢。因應忙碌的生活形態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有聲書打著手腳並用時耳朵也別閒著的號召，在美國人通勤、健身、煮飯、園藝等動手不動腦的時間中，成功壓榨出另一種閱讀時間，並完美呼應美國社會對於效率及多工（multi-tasking）的偏執，在電子書之後成了出版業當紅炸子雞。以往只有少數熱賣書籍會製作有聲書，現在不僅幾乎每本書都買得到有聲版本，製作上甚至愈來愈大卡司、大手筆。（註）

相較於有聲書的星光褶褶及多工優點，非虛構圖文書（non-fiction graphic narrative）如圖文報導（graphic journalism）或圖文回憶錄（graphic memoir）這幾年頗受注目，則應可歸因於這種圖文的組合達到了某種視覺享受及內容深度的平衡，漸漸收攏了原本認為圖畫書／漫畫書沒有深度的讀者。同時，圖文的組合也讓閱讀集中力逐漸縮短的現代讀者，有較大的耐心閱讀、願意買單，在閱讀式微的年代殺出一條成功的血路。

▉《前進》致力黑人平權運動

2017年至今，美國已出現3本表現亮眼的圖文暢銷書。首先是知名的民權運動英雄、現任喬治亞州眾議員約翰．路易（John Lewis）的圖文回憶錄三部曲《前進》（March）。此書敘述路易自60年代投入金恩博士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到眾議員之路的血淚心路，首部曲於2013年推出，第二部於2015年、第三部去（2016）年8月出版。

《前進：第三部曲》出版後高踞《紐約時報》圖文書榜首6週之久，同時贏得2016年美國國家書卷獎。2017年1月川普就職前夕，路易公開批評川普以「不正當」（not legitimate）手段當選（理由是俄國干涉2016年總統大選），並拒絕出席川普的就職典禮。川普不甘示弱，隨即在推特上攻擊這位德高望重的民權領袖，批評路易只會放話，也不看看自己的轄區治理得七零八落。這件川普摃上路易的政治口水戰，意外使得原本就大賣的《前進》三部曲更大紅大紫，瞬時站上亞馬遜第一名暢銷書的地位。

路易曾在演講中提及，《前進》三部曲的啟發是來自1957年出版的漫畫圖文書《金恩博士與蒙哥馬利故事》（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Montgomery Story）。這部僅只16頁長的圖文書，出版初衷是為了宣傳和平抗爭的理念。以漫畫方式描述蒙哥馬利公車和平抗爭事件，果然在黑人年輕族群之中廣為流傳，並號召了許多黑人青少年加入平權運動。路易就是個最好的例子，16歲讀了這部漫畫後，從此終身致力於平權運動。

路易因此深信圖文書對青少年的吸引力，以及圖文書在傳達核心訊息上的精準及力道。半個世紀後，他決定繼續用圖文書的形態，將平權運動的精神傳遞給新的世代。《前進》三部曲自出版以來，已被許多美國大學選為大一新生必讀的指定書，並成為無數黑人歷史及平權運動課程的教科書，其重要性及代表性可見一斑。

▉《囚禁》關懷中東問題

2017年第二本必讀的圖文書，是目前亞馬遜圖文書銷售榜居首位的法文翻譯書《囚禁》（Hostage、法文版原名S’enfuir. Récit d’un otage），是加拿大籍圖文書老手蓋．戴理瑟（Guy Delisle）2016年的最新作品。

戴理瑟投身圖文書的淵源相當有趣，他曾任職於中國及北韓的動畫公司，早先曾推出兩本類似圖文書的旅遊記事《深圳：在中國的旅遊紀事》（Shenzhen: A Travelogue from China）與《平壤：北韓之旅》（Pyongyang: A Journey in North Korea），從此打開知名度。後來他與在「無國界醫生」擔任行政人員的妻子，先後派駐在緬甸及隸屬巴勒斯坦的東耶路撒冷。隨後，戴理瑟出版了《記錄緬甸》（Burma Chronicles）及《耶路撒冷：在聖城的記錄》（Jerusalem: Chronicles from the Holy City），奠定他在圖文報導界的領先地位。

這兩本書跳脫了早期作品輕鬆的旅遊記事形態，深入訪談、記錄與省思緬甸及耶路撒冷這兩個充滿衝突的區域。以中東問題為主軸的精彩圖文書近年來為數不少，戴理瑟的《耶路撒冷》與其它經典相比毫不遜色，在法國一出版就售出11萬本，相當受到推崇。

戴理瑟與妻子定居法國後，最新作品《囚禁》完全跳脫第一人稱旅遊記事的模式，以第三人稱筆法，敘述「無國界醫生」行政人員安德烈（Christophe André）1997年在車臣遭綁架並囚禁了4個月，最後逃脫的真實故事。《囚禁》美國版今年4月出版後，獲得書評媒體盛讚。漫畫中遭囚禁的一方密室，在一格又一格畫框裡屋徒四壁，只有腦中無止盡的意識流動。戴理瑟聰明地找到漫畫形式與敘事內容相得益彰的完美切入點，無邊無際的幽閉恐懼、毫無出口的無助無望，在這些單調晦暗的漫畫格中表露無疑。

▉《盡力而為》記錄美國移民難題

另一本值得關注的圖文回憶錄，是越南裔美籍作者Thi Bui的首部作品《盡力而為》（The Best We Could Do）。這本書描述Thi Bui一家人在1978年南越淪陷後，如何以難民身分（所謂的boat people）逃往美國，及在美國面臨的種種移民難題。出版後，知名華裔作家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及2015年以越南移民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贏得普立茲小說獎的越裔作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都強力推薦。

這本圖文回憶錄以今昔交錯的敘事方式，勾勒出在無情政治角力及種族歧視現實下，一家人努力找到立足之地的精彩故事。不僅著眼於親子關係的家族故事令人動容，Thi Bui也為不熟悉越戰血淚史的讀者，寫出那些罔顧蒼生的政治盤算，而從倖存受害者角度娓娓道來的歷史故事，更是令人震撼。

Thi Bui在訪談中提及，創作之初，她曾嘗試用真實照片與視覺影像來搭配文字敘述，但總覺得情感強度不足。幾經嘗試後，她領悟到融合個人故事與政治背景的敘事，需要一個清楚的主角來帶領讀者，而創作者必須義無反顧地去擔任這個角色，才能緊緊抓住敘事中個人、政治及歷史這三條重要的軸線。在這樣的故事中，照片顯得過於客觀抽象且敘事斷裂，而光只有文字，情緒感染的力道又不夠強烈直接。這番解析或許足以解釋，為什麼圖文書逐漸被當作書寫與「創傷」有關的回憶錄或報導最有力的創作媒介。

▉非虛構圖文書的始祖

這類非虛構圖文書最備受尊崇的始祖，是由美國漫畫家史畢格曼（Art Spiegelman）創作、早在1991年即已出版的《老鼠》二部曲（Maus）。這套書在1992年贏得普立茲特別獎，成為第一部受到普立茲獎肯定的圖文書。

《老鼠》講述的是史畢格曼父親的故事，描述他在二戰期間，因波蘭猶太裔的身分被送往納粹集中營，在其中遭受迫害及最後倖存的歷程。漫畫中以老鼠代表猶太人，貓則代表納粹德軍，以貓捉老鼠的殘酷畫面，具象化父親腦海中長存的記憶圖像。漫畫彌補了實體視覺影像不足的限制，也比歷史圖像更能貼近個人情感，更細膩呈現事實。史畢格曼用漫畫呈現個人歷史的成功，打開了圖文書登上嚴肅文學殿堂的可能性。

第二位將圖文報導文學發揚光大的是美國漫畫家兼記者喬．薩科（Joe Sacco）。薩科在巴勒斯坦及巴爾幹半島戰亂地區長期觀察後，透過漫畫，報導當地的政治氣氛與輿論民意。2001年他出版《巴勒斯坦》（Palestine），知名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盛讚並為該書撰寫導讀。2002年薩科報導波士尼亞戰爭的《戈拉日代安全區域》（Safe Area in Goražde），也是圖文報導中的經典，為不甚了解這些區域的讀者，提供了進入其歷史脈絡與爭議的入門書。

非虛構圖文書不僅在美國有不少值得注意的代表作，擁有深遠政治漫畫傳統的法國，近幾年也出現好幾部全球聞名的圖文回憶錄。除了前述的戴理瑟之外，最為人所知的應該是2000年在法國出版的《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伊朗裔法國作者瑪嘉．莎塔碧（Marjane Strapi）描繪她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成長經歷，與左派家人共同見證1979年伊朗大革命，眼見伊斯蘭基本教派主導伊朗政局的故事。這套成長回憶錄，揭開了伊朗極權統治的神祕面紗，富含沈痛的政治批評。作品於2007年改編成動畫電影《茉莉人生》，其重要性常與《老鼠》相提並論，同享經典的地位。

2014年，曾任職於法國知名諷刺媒體《查理週刊》（Charlie Hedbo）的敘利亞裔漫畫家瑞雅德．沙杜夫（Riad Sattouf），出版《未來的阿拉伯人：我在中東的童年》圖文回憶錄（The Arab of the Future: A Childhood in the Middle East）。與《我在伊朗長大》同樣描述作者在中東的成長故事，同樣成為法國暢銷書榜首，但沙杜夫的成長經驗，似乎比莎塔碧更加崎嶇坎坷。

沙杜夫出生於法國，來自敘利亞籍父親及法國籍母親的跨種族家庭。他的父親原來受邀到牛津大學任教，卻因為校方聘書拼錯他的名字，加上對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的深信不疑，毅然決定接受另一間利比亞大學的聘書，將一家三口從自由的法國帶往政治狂人格達費統治下的利比亞。

在利比亞，他們必須熟讀格達費的《綠書》（The Green Book）、房子隨時可能被占據、食物則是靠糧票統一發放。對利比亞的未來徹底失望後，他父親又帶著一家人前往久違的家鄉敘利亞，生活在另一個政治狂人阿薩德（Hafez al-Assad）的統治之下。

沙杜夫的兩本回憶錄，畫出了兩個近代阿拉伯世界最受爭議領導者統治下的生活樣貌，也記錄了像他父親這類新一代受教育的阿拉伯人，對於西方世界的敵意與反動。對中東近代政治及騷動有興趣的讀者來說，讀《未來的阿拉伯人》兩部曲，是一種智識上偌大的滿足。

從25年前的《老鼠》到當前非虛構圖文書的百花齊放，圖文書終於漸漸走出「不正經」或上不了檯面的刻板印象。本文中提及的這些圖文書經典，吸引了愈來愈多嚴肅認真的讀者，願意親近「漫畫書」這樣的作品，也刺激、鼓勵了更多創作者孕育他們的故事。以近幾年的趨勢來看，非虛構圖文書絕對是個有無限潛力的新文類。畢竟說到底，那些在人生中及歷史上無法用邏輯解釋的艱難，或許也唯有圖文書，能為之呈現一種最有深度的荒誕。●

註：

2017年以來已有至少兩本星光閃閃的有聲書躍上暢銷排行榜。以短篇小說集《12月10日》（Tenth of December）舉世聞名的美國作者喬治．桑德斯，年初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Lincoln in the Bardo（暫譯《林肯在中陰》）。這本書不只挾著桑德斯的名氣創下銷售佳績，它的有聲書甚至比文字書更轟動，因為出版社蘭登書屋邀請到好萊塢A咖明星茱莉安．摩兒及蘇珊．莎蘭登等高達166位朗讀者來演出書中的角色，話題性十足。

J.K.羅琳早在2001年出版的哈利波特教科書中的《怪獸與牠們的產地》（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隨著2016年由一群知名演員主演的同名電影推出後，聲勢跟著水漲船高。2017年3月推出了由主要演員艾迪．瑞德曼親自上場朗讀的有聲書版本，更是一舉摘下暢銷書的寶座。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是一本討論形象建構的書，更確切地說，是描述二次大戰勝方的美國，如何因應己身的需要，賦予戰敗國日本不同的形象與面目。形塑的過程中，摻雜著種族、性別在內的雙重歧視，交相作用。

作者澀沢尚子出生於日本，成長於美國，在美國完成她所有的學術訓練，專長20世紀美國史，特別是戰後美日關係及冷戰文化史。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嘗試回答戰後國際外交史上的重要課題：為何戰後美日雙方能快速從敵對的占領關係，轉換成冷戰時攜手合作的盟友？關於這個問題，歷來的解釋頗多，作者從中另闢蹊徑，跳脫既有政治外交的視野，改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觀察，提出了新的解釋。

作者指出，當美蘇對峙開始，在冷戰的架構下，建立美日間的友好同盟是近乎必然的選擇。但這項理性上的合理判斷，要如何取得美國民眾在情感上的支持和認同？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之後，隨著戰事演進而益發強烈的仇日情緒，成為官方最大的挑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主導美國政治的上層菁英，進行了一場刻版印象的置換，將原有的白種人／黃種人之種族差異，代之以當時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另一類偏見話語，即「男性高於女性」、「成年人優於兒童」，應用「女性」和「兒童」的意象，創造日本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新面目。

▉溫順服從、有待教導

比擬成「女性」，揭示著日本人為溫順服從的弱者；比擬成「兒童」，暗示著日本在政治的落後和被改造的潛力。無論何者，都營造出日本必需由美國予以開化、教導的形象。這個由戰後美國各路自由主義派人士所描繪的日本新面目，經由主流媒體無孔不入的宣導之後，匯聚出新的民意，構成了美日結盟底層的情感基礎。

要捕捉這個細緻幽微的文化面向，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作者以各種不同的切入方式，試圖證明這項無形而抽象的轉換工程。經由戰後美國人赴日本的回憶，這些經過戰火洗禮、對日本仍同仇敵愾的人們，對日本印象的改變，往往來自和日本婦女和兒童的接觸。戰時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及日本軍人妖魔化的印象，逐漸被婦女的溫柔和孩童的天真所軟化。駐日美國人逐漸與在地日本人建立了新的關係，包括對孤兒院的慈善救助，或更個人層次的、與日本女性（即所謂的「寶貝桑」）發生情感或肉體的關係。

這些一開始為官方所反對或禁止的行為，漸漸匯聚出一種新的認識，並為大眾媒體所採用。日本兒童或婦女的照片占據著期刊，形成對日本的新印象，也逐漸為官方所追認。戰後代表美方主導日本政治的麥克阿瑟將軍，在區分日本與德國的戰爭責任時，即是以「兒童」的譬喻看待日本：不同於德國的「成熟」，日本仍是一幼稚落後的民族，需要美國移植、引導他們走向前進的民主之路。

這樣的論調，成為後來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這種以美國為最先進的線性文化發展理論，也獲得了來自學界的支持。麥克阿瑟口中政治上的「幼稚」，以學術話語來說，即為「封建」。

▉來自學界的支持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著作，如《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舊譯《菊花與劍》）、《種族：科學與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等書，雖然反對種族主義，但肯定了「種族特性」或「民族性格」的先天存在，因而使日本被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

潘乃德戰前從未到過日本，也不懂日文，但因為與美國官方的想法接近，她的研究大受好評，以人類發展和文化缺陷說明政治衝突的起因，更廣為人所接受。而持相反觀點，認為美日其實並無本質差異而是互為參照的另一學者海倫‧米爾斯（Helen Mears），著作則鮮為人知。

這不是潘乃德或麥克阿瑟個人的問題，經歷二次大戰，種族主義或歧視雖已成為眾所批判的錯誤，但卻不曾消失，而以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方式重新上架。從戰前的佛洛伊德、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到戰後的湯恩比、阿德勒等學者，都充滿這種西方文明至上的論述，尤其當美國成為冷戰中西方民主陣營領袖後，更為激化。

這種論述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男性色彩，及歧視女性的特質。日人成為「囚於琥珀中的蝴蝶」，柔弱、被動，如同《蝴蝶夫人》中的藝伎，等待美方拯救。

▉被軍國主義挾持的天皇

作者引用了數則例子，說明日本女性化、兒童化的形象建構，裕仁天皇是其中之一。戰後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對日皇的審判，連日本內部都有廢除聲浪，但經過媒體重塑後，天皇成為被軍國主義者挾持的「親善日本人」，這正符合杜魯門或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政治判斷，官方也樂於鼓吹「善良」天皇相對於「邪惡」軍國主義者的論述。

天皇的易於操縱，除了符合戰前歐美視日本人如玩偶般的形象，同時也符合陰柔軟弱的女性特質，無論裕仁或皇太子明仁，都需要美方的教導。另一方面，陸軍大將東條英機則被刻畫成具有性變態或不正常男性特質的形象，媒體報導對他極盡羞辱之能事。性別偏見的詞彙或意象，在過程中反覆被提及，形成信任和不信任的共同理由。

另一組例子，則是日裔美人川北友彌，和以羅伯特‧西山幸正為代表的赴美留學生。川北在戰時返回日本，後遭控在戰俘營中參與虐待美方戰俘，被判叛國罪。整個審判過程，顯示了冷戰敵我分明的論述。一連串的法院攻防，除了一貫將川北給予性別的醜化，也顯示「愛國」界線的成形。

戰後美國的日本留學生群體，則成為另一種樣板。西山曾經是神風特攻隊，連他這樣的人都被美國文明所教化，完成了美國人引領日本甚或世界文明的自我滿足，也開脫了內部種族主義的歧視。前者打擊了陰柔狡詐、暗懷鬼胎的日本，後者則塑造了陽剛上進、積極服從的日本，顯示美國在面對這個亞洲盟友時的複雜心情。

▉從末停歇的形象塑造

戰後面對日本時，美方還有另一重要的情感，即對原子彈轟炸的罪惡感。然而就算是要彌補這份罪惡感，性別論述仍在其間發揮作用。作者分析兩個在官方禁止對原子彈受難者給予救助的前提下，由民間主動進行救助的重要救援計畫：一是認養當地孤兒院院童，定期匯款支援的「精神的養子」計畫；另一則是將被原子彈爆炸毀容的婦女，送至美國進行整容的「廣島少女計畫」。

兩者都可以看到視日本為兒童、女性的象徵性作用。好萊塢影片更是充滿類似意象，作者以馬龍‧白蘭度1957年的電影《再見》（Sayonara）為引，一路討論到《男藝伎》（The Geisha Boy，1958），指出好萊塢如何為日本創作出神祕而女性化的「東方」形象。跨種族的愛情是常見的主題，日人多半為女方，男主角則為西方白種男性，影片裡暗藏著對同盟的推銷，以東方主義和性別主義的觀點，鼓吹美日的親善。

這類日本形象的塑造，在作者看來從未完全停歇。在美國人眼中，1964年的東京奧運，展現了日本接受美國人教導的成果，但在報導時仍不脫視日本為異國的、東方的、他者的、女性的歧見。在這層夥伴關係裡，美方對日本還是保有不安的敵意，保有某種種族主義式的恐懼感，當日本經濟崛起後美方的反應可見一斑。

雖然美方極力宣導美日的親善，但還是未能說服所有人。日本既是盟友亦是敵人的兩種思路，形成美日關係的奇異張力。然而，不管採取哪一立場，種族式和性別化的歧視，都隱隱發揮作用。自由主義者期望建構的美好烏托邦，在他們未曾意識到的偏見作用下，似乎註定走向失敗。也因此，本書看似僅在討論美日關係，卻也暗示著更為現實的問題意識。

▉從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外交史

本書原書出版於2006年，繁體中文版是採用201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簡體中文版。然而簡轉繁後，某些名詞校訂和編輯格式上，或許還可再多下功夫。所幸瑕不掩瑜，距離原書十餘年後，仍可給予台灣讀者不少思辨上的刺激。

本書試圖處理的是非常細微的文化面向，必須遊走於美日不同的文化之間，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或許只有類似作者這樣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掌握。本書最搶眼的，是以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屬於政治外交史的議題，書中較少見到外交史常見的大量檔案，而是諸如《時代週刊》、《生活週刊》、電影或回憶錄等較具有「人味」的日常史料，使得全書充滿了同類型論述少有的活潑和趣味。這一方面呼應著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冷戰文化史研究，也體現歷史學門中不同次領域及研究取徑「跨界融合」的發展趨勢。

不過，本書最終仍是一本以美國史為起點的著作，是從美國政治、文化主流菁英的角度，去看待對日本兒童和女性化的建構，這當然和作者本身的專業和關注有關。本書潛伏著另一個主題，即是對美國戰後自由主義者的批判，指出他們僅是由一個偏見跳到另一個偏見，甚或只是將舊有的偏見重新包裝上路。

這樣的論述，和本書的視角有其一貫性，卻也忽略日方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人如何看待這樣的形象？過程中是被動或主動參與（抑或反抗）？中間的複雜可能，被這樣的單向視角給抹除了。以電影為例，雖然作者只取樣好萊塢，但1950年代也正是黑澤明等日本導演在國際舞台上初鳴啼聲的年代，這又對日本形象帶來什麼影響？

在被重塑的過程中，日本並非全然無聲、被動的角色，甚至可能呈現了某種「弱者的武器」式的抵抗。一旦忽略了這些，就看不清歷史的全貌。書中所討論美國看待日本的雙面性，若能加入這層因素的考量，將會更形完整。

▉偏見無法消除，唯有不斷反省

戰爭是本書關鍵的潛流，二戰前後日本形象於美國人心中的變化，可以視為廣義的戰爭宣傳和動員，不管是由熱戰進入冷戰，由互相廝殺變成共同防禦，國家都希望藉由直接間接的宣傳方式，來引導民意。如本書所揭示，這樣塑造民意的過程是十分多元的，有時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宣導，有時則是由下而上，由官方剪輯追認。權力對文化的滲透無所不在，除了提醒研究者以外，即使是一般讀者，在面對各式文化現象時，亦應當加以警醒。

本書更重要的，或許還是對「偏見」的韌度和強度的描繪。當我們刻意排除某種偏見，很可能不自覺落入另一種偏見的泥淖中，也可能只留心到偏見的表層，卻擺脫不了更底層的歧視。

完全無偏見，是不可能實現的空談。尤有甚者，一旦某人宣示無偏見，往往正是陷在偏見中而不自知的徵兆。如同書中論及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雖立意良善，但仍擺脫不了種族或性別的歧視。

偏見或許是無法消除的存在，只能透過不斷反省，一次又一次地審問自我，而非指責他人，才能把偏見的影響降至最低。人終究是主觀的動物，難以擺脫偏見的牢籠，但經由反覆自省，至少能看到那牢籠的形構，努力做出不被干擾的決定。澀沢尚子在本書提供了歷史學的示範，指出存在於美日之間過去的偏見。或許我們也該試著反思，在我們生活中那些由偏見所化成的各種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