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日，台灣地方選舉、公民投票的結果，印證「太陽花學運」進步、世代正義的紅利用盡。政治、輿論場域中的競爭朝向常軌復歸。進步、年輕等品牌，本身不再一呼百諾，而必須與保守、建制角逐說服力及號召力。「儘快忘記『太陽花學運』」既已在清理戰場的反思聲音中出現的當下，身在台灣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另一場百年前發生在中國的學生運動？

大塊文化的《五四讀本》，以編年體的形式輯錄50篇五四運動時期的時人文稿；編者陳平原在序言中自陳，該書的編輯策略在「呈現犬牙交錯的對話狀態」，求詳也求實。這種再現五四運動的方針，實際上對應著當前台灣回顧五四運動時無可規避的態度：

如實、建設性地識讀五四，唯有忘記「五四」。

我們習於召喚的「五四」，從來不是五四。《五四讀本》的序言細數選文中以北京大學關係者的作者為最；另外，以《新青年》作為出處者又為最⋯⋯同時交代上述的傾向不出於偏頗，而有時代因素作為脈絡。實際上，該書選文之齊全，恰恰反映著數十年來，台灣、中國等地奉為「改革」、「前進」精神源頭，一再召喚一再回歸的「五四」，莫不受到各國各地主導論述的審查與篩選。

以台灣為例，選文中的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被排斥在台灣所慣習的「五四」論述中。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面向，一方面在台灣的「五四」之中被放大，同時也被偏廢。新文學運動對於「最適切、實用文學語言」的論爭，實際上是國族文學的論爭；同時，在錢玄同、周作人等人文中，更能夠窺見此一「國族文學」的體認裡，有國體、社會、階級等線索。

這些線索，日後不僅撕裂了一群志士，最終更撕裂一個國家。而不願意或不敢直面撕裂的各方，將要掩埋有損己方顏面的線索。然後，他們要一再召喚他們各自奉為「傳統」，實則為「節本」或「潔本」的「五四」。

更進一步看「五四傳統」在台灣的延續，會看見更多嘲諷性的矛盾。《五四讀本》的選文斷代，終結在「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的1922年。所謂「決定性勝利」，在精神層面上，無非傳統儒家體系的思維經受根本質疑；在文學層面，則是文言一舉被認定為陳舊的文學形式。

然而，2010年代後期的台灣，還在經歷課綱中文言、白話選文比例的攻防，還在追求婚姻平權的路途中一再聽聞反動的一方亟言「維護傳統家庭價值」。矛盾的是，堅持文言選文比例、捍衛「傳統價值」的一方，卻也是最積極表述「五四傳統」、召喚「五四傳統」的一方。

凡此種種，是如實識讀五四前，必須忘記的「五四」。《五四讀本》詳實的五四文本，同時在召喚著闕如的五四文本。

闕如的是作為片面的國族傳統之外，東亞脈絡中的五四。以《五四讀本》中1915年至1922年的斷代為基準，整個五四運動座落於日本國「大正時期」（1912～1926）的中葉。形式上作為發生於中國的學生運動之五四，其思想、策略、能動性的根源，不能夠不考慮彼時「日本以致於中國」的知識傳遞向量。將中國的五四運動歸還於群眾運動、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大正民主」東亞脈絡之中，實際上是忘記「五四」作為一個片面而不準確召喚咒語的方法。

闕如的也是一旦以「台灣」作為立足點，必要認識到五四運動中「國族文學」、「文學語言」的論爭，並非只發生在中國；1930年代初期，殖民地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觸及了一模一樣的問題、一模一樣的關懷。然而，在長遠的時間中，1930年代發生在台灣的「國族文學」、「文學語言」論爭，即便時至今日，尚未被認可為一模一樣的傳統、一模一樣的根源。至今，他沒有和「五四」一模一樣的經典地位。

五四仍然要一再被召喚的未來中，片面而偏頗的「五四自助餐」必須被忘記。如實、建設性地識讀五四，唯有忘記「五四」，還他一個超越「一中」的東亞視野，一個知道必須數算台灣的東亞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