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我們已播種,有朝一日必會長成力量:印尼社會抗議詩人維吉.圖庫爾的不朽之詩

《詩人的漫長返鄉之旅》劇照,演員古納萬.馬里揚托(Gunawan Maryanto)飾演印尼詩人維吉.圖庫爾(本文圖片由當代敘事影展提供)

印尼詩人維吉.圖庫爾Wiji Thukul是印尼著名的社會運動家、反抗蘇哈托(Suharto,1921-2008)軍事獨裁政權的政治異議分子,也是繼印尼現代詩先驅凱里爾.安瓦爾(Chairil Anwar,1922-1949)之後,在印尼最富影響力的詩人。其詩作以日常語言深刻道出蘇哈托政權下印尼底層民眾的悲苦,風格簡明直接,極富渲染力,常成為政治抗議的標語,也因此被當局視為眼中釘。

1994年,圖庫爾與友人成立藝文團體「人民藝術陣線」(Jaringan Kerja Kesenian Rakyat, JAKER)組織示威活動反對蘇哈托政權,遭當局追捕,被迫離開妻兒,離開雅加達四處躲藏。期間雖有詩稿傳出,亦曾短暫返家探親,最終於19985月失聯,至今下落不明。

5屆當代敘事影展「詩的鏡像」主題,放映兩部關於圖庫爾的影片,分別是《詩人的漫長返鄉之旅》(Istirahatlah Kata-kata)以及紀錄片《我們的歌聲是總統的噩夢》(Nyanyian Akar Rumput),作品分別描繪蘇哈托獨裁政權下,圖庫爾逃避當局追捕而逃亡、失蹤的身影;以及記錄圖庫爾的子女繼承父親意志,於2010年成立獨立樂團「玫拉敘事」,以音樂再現圖庫爾的詩作,述說著暴政下的草根人民之聲。

馬來西亞獨立出版人薩伊迪穆沙(Zaidi Musa)曾出版圖庫爾詩集《我想成為子彈》(Aku Ingin Jadi Peluru) ,並於出版前拜訪了圖庫爾的妻子茜彭阿姨(Ibu Sipon) ,邀請她為詩集撰寫前言。本文邀請穆沙為台灣讀者介紹這位印尼社會抗議詩人,並分享詩集出版的緣由,引領讀者在印尼、馬來西亞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閱讀,開啟認識南方國度的新視野。

翻譯:岑建興、蘇穎欣

寫著「向紅裁縫」(Penjahit Nganthi Merah)的掛板下,一台縫紉機擺在屋前。這景象若出現在印尼梭羅的傑布勒斯(Jebres, Solo),那麼肯定的,這就是維吉圖庫爾(Wiji Thukul)的住家,他太太茜彭阿姨(Ibu Sipon)在此打理裁縫及T恤印製生意。圖庫爾的名字也有秧苗(biji tumbuh)的含義,他的本名是維吉維多多(Widji Widodo),出生於1963年8月2日,在新秩序政權下,於1998年5月失蹤,至今下落不明。

我在2015年3月出版了圖庫爾的《我想成為子彈》(Aku Ingin Jadi Peluru),並在同年10月拜訪了茜彭阿姨。我是在一些印尼的龐克小誌上首次邂逅圖庫爾的詩作,如《阿納塔西亞》(Anatasia)、《燃燒邊界》(Membakar Batas),《甘地殞命》(Ghandi Telah Mati),還有一些1998年「烈火莫熄」運動(Reformasi)後出版的馬來西亞小誌。

印尼1998年改革運動爆發之際,圖庫爾詩作被新政權視為眼中釘。他被當局追捕,被迫離開妻子和兩個孩子逃往加里曼丹(Kalimantan)躲藏。他時刻都在奔逃中,行動受限。毋庸置疑,他的詩作在印尼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圖庫爾來自貧苦家庭,父親是人力車師傅。他和其他窮孩子一樣沒能完成學業,很早就當工人。他邊賣報紙,邊開始在不同雜誌上投稿。他的詩作大多取材自生活、他貧窮的家庭及周遭的問題。他對詩歌的喜愛在上學期間萌芽,他也不時觀賞村子的「自然劇場」(Teater JAGAT,創辦於1981年)演出。早期,他把自己的創作投稿至不同報章及電台。


印尼詩人維吉.圖庫爾(取自TamanBahasaIndonesia

1980年代末,婚後的圖庫爾和妻子及友人在住家後院創立「淹水工作室」(Sanggar Suka  Banjir),教導當地孩童繪畫、寫詩、戲劇表演,不時舉辦工作坊等藝術活動。「淹水工作室」命名的由來,是因為他住家地區一旦下雨便會淹水。

圖庫爾開始在各個鄉村和城市朗誦他的詩歌,逐漸受人關注後,甚至和友人在1994年成立「人民藝術陣線」(Jaringan Kesenian Rakyat,JAKER)。圖庫爾的詩作以日常語言帶出人民生活,讓社會大眾感同身受。他的詩在公開場合被朗讀和傳閱,最終成為1998年改革運動的抗爭符號。他最終被當局追捕,並在1998年5月消失,許多人相信他以及其他12位社運分子是被軍方綁架。

這種抵禦暴行的文化抗爭,成為被壓迫人們的發聲管道。簡要而言,這可追溯回1950年8月17日成立的印尼人民文化協會(LEKRA),作家和藝術家以短篇故事、詩集、繪畫及戲劇等作品,展開有組織性及影響廣泛的鬥爭。然而,LEKRA在1965年9月30日的軍事政變後被消滅。儘管如此,新秩序政權對民眾的壓迫,激發了作家和藝術家通過作品發聲,儘管規模不大,卻一直持續著。

1989年出現了「崛起」(Bongkar)這首歌,由薩翁賈伯(Sawong Jabo)作詞並在斯瓦米(Swami)樂團推廣下傳唱起來。還有圖庫爾的詩歌,如1986年的「叮嚀」(Peringatan)、1988年「草根之歌」(Nyanyian Akar Rumput)、1996年「無價的見證」(Nonton Harga)、 1997 年「態度之詩」(Puisi Sikap)等,反抗之風慢慢在文藝圈內延燒,最終化為 1998 年的改革運動。也有日惹加扎馬達大學(UGM)學運分子約翰索尼.托賓(John  Sonny Tobing)創作的「鬥爭者的鮮血」(Darah Juang)、版畫組織「稻米之牙」(Taring Padi)的成立、圖庫爾的「人民藝術陣線」等。

具備鬥爭性的藝術在印尼群眾中如野火般傳開,就如茜彭阿姨在《我想成為子彈》前言中提及,「經歷過的人,都感同身受」,因為這些作品的內容和語言都在為被壓迫人民發聲。圖庫爾的詩作也因此成為鬥爭的武器。對他而言,詩歌本身能提高政治意識醒覺,且不僅刻畫人民受壓迫的狀況,其藝術性的表現必是與受壓迫人民站在一線。因此,藝術不能與人民脫節,藝術必須有對社會的批判,而非只是精英的玩意,抑或在美術館發光。

若我們比較1998年馬印兩地的狀況,馬來西亞的運動都被政客主宰,藝術和政治無涉,只有一小部分藝術作品對社會現狀有所批判,而容易被各階層群眾接受。例如丁斯曼(Dinsman)所著《如瘋子一樣》(Macam Orang Gila)詩選(涵括55首詩作,2001年,青年出版社)、沙農阿末的小說《屎》、祖納(Zunar)的「大鼻男人」(Lelaki Hidung Besar)漫畫、法米惹扎(Fahmi Reza)的海報「停止警方濫用權力」(Hentikan Salah Guna Kuasa Polis)等。


馬來西亞漫畫家祖納,創作專注於反映馬來西亞各類政治課題(取自祖納官網

不幸的是,1998年「烈火莫熄」後的文藝作品,形式上並未持續發展和鼓舞群眾。這是因為他們輕易地被貪婪及追逐權力的政客劫持。小說《屎》的確引起一些爭議,但僅僅是那些「大作家」表面上討論而已。有人甚至保持中立,可能因為所謂「飯碗問題」吧;或些宗教人士則圍繞在作品是否違反伊斯蘭的問題等。然而,這些爭辯都未針對作品內容本身討論,最終這場爭論以小說被當局查禁收場。

這與印尼的狀況相差甚遠。圖庫爾的詩作至今依然獲得迴響,人們仍能記得他們,那些鬥爭歌曲亦然。最近,圖庫爾的次子以「赤色晨曦」(Fajar Merah)之名,與樂團「赤色述說」(Merah Bercerita)把父親詩作改編成歌曲。反觀馬來西亞,藝術越發空洞無味。這裡藝術文學的討論膚淺,而且詩性和語言並未紮根於社會。作家、藝術家們更在意版稅、獎項等問題,藝術抽離民眾,只為點綴他們自己的生活。

馬來西亞並不缺乏自身文化遺產,如今藝術卻成為虛榮的獨家展覽及演出,或僅僅為娛樂用途。我們甚少聽到藝術中採用「人民」的口號,卻只圍繞在一些特定階層中,而人民的問題從未獲得解決。如此一來,藝術並未獲得廣泛傳播,未能如圖庫爾的「花與牆之詩」(Puisi Bunga dan Tembok)中所說:「我們已播種,有朝一日必會共同長成力量」(Telah kami sebar biji-biji, Suatu saat nanti akan tumbuh bersama) 。可見,圖庫爾的詩是不朽的,繼續活在我們的社會和未來。

茜彭阿姨說,讓她堅定面對一切的原因是,在與圖庫爾結婚前就已做好準備——準備好成為他的妻子,準備好面對各種可能。她說,不曾後悔和圖庫爾結婚,儘管面對各種生活上的挑戰,她依然以他為榮。圖庫爾詩作「抵禦服從之詩」(Puisi Menolah Patuh)的精神也成為她的寫照。掛在客廳的那副圖庫爾自畫像,以及印製在T恤上的詩句,都銘刻著她摯愛丈夫的軌跡。


紀錄片《我們的歌聲是總統的噩夢》(Nyanyian Akar Rumput)劇照,印尼詩人圖庫爾(Wiji Thukul)的兒子法加.玫拉(Fajar Merah)正彈著吉他。(2020當代敘事影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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