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撬開古墓的石棺之後:讀《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

(林鈺馨/攝)

如何寫一部沒有檔案的歷史?筆者在進行戰後台灣精神科醫學體系與國家威權的相關研究時,有位精神醫學前輩在仙逝前答應接受訪談。他語帶暗示地和我訴說「曾經有間病房,只有特定醫師能夠接近」,卻又拒絕說出所有關鍵人物的姓名,這讓我更決心冒險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我相信老醫師是有意圖的。訪談期間,我感受得到他壓抑的語氣底下,渾身賁張的正義感,只不過,不知是否礙於袍澤之誼或明哲保身之道,他不便把實情全盤托出。他的專業良知告訴自己,必須揭露病房裡曾經發生的不義,但經過一番權衡,他決定讓眼前這位包袱相對輕盈的醫學史學徒「代筆」。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猜測。這樣的猜測也讓我的研究緩慢進行了8年。追索真相的8年期間,所有的受訪者一一杳逝。我一面惋惜自己沒有機會追問更多,一方面焦急著手邊沒有直接的檔案可供立即查閱。而心中更大的疑惑在於:檔案真的存在嗎?所有的史實只能經過交叉檢證,好像必須奮力從鉛管理擠出乾掉的顏料一樣,作畫的同時還得一面狐疑,這幅畫真的畫得完嗎?

老醫師所指的,是地下黨「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曾經在台大醫院接受治療那段鮮為人知的舊事。除了蔡孝乾這個名字是確定的,其餘關係人的身分,老醫師三緘其口。訪問8年後,我把研究成果寫成〈戰後台灣精神科醫師的能動性,及其與威權國家的距離〉一文,發表在英文期刊上。

讓人扼腕的是,在論文於去年出版前,始終未能見到這段史實的文字鐵證,於是只能利用有限的資料,想辦法掌握口述者的言外之意,勾勒出大致的研究方向。直到在《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的第8章,偶見林正慧研究員寫出台共首腦的「瘋狂與死亡」段落,章節還附了好幾張蔡孝乾住院情形報告表等相關彩色剪影,這段「政治犯曾在台大住院」的歷史才相對具體而完整地水落石出。

展讀之際,心中閃過這樣的念頭:身為政治史的門外漢,如果當初手邊有這本由國家人權博物館、台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連袂策畫,5位歷史和政治學者執筆的「指南」,或許筆者挑燈夜戰的日子會少一點,不再需要從卷秩浩繁的史料堆中摸石過河,也不用擔心拿來當成信物的無憑口說,缺乏白紙黑字的證據。


過去曾是羈押並審理一般重刑犯和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取自flickr/We Make Noise!

官方和民間聯手出版一本政治檔案的使用入門工具書,看起來的確相當反常。這本書的副標已經清楚揭示了意義: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人民的利益即為國家的利益。然而事實上,政治檔案所牽涉的人事幾乎涵蓋了從國家元首到公民的所有細節,不同層級的檔案一旦開放,應該對公民開放到何種程度?

對於國家官僚而言,允許人民洞悉政府機密情資,極可能造成國家政治誠信的危害;監控類型檔案的開放,更有可能波及無辜第三人的隱私。《政治檔案會說話》這本書所涵蓋的,都是基於公共利益、追求真相與轉型正義而開放的檔案,尚未涉及機密層級,但理解起來已經相當耗時費力。

自從解嚴以來,台灣的民主體制不斷透過政黨輪替和制度改革而漸趨完善,然而卻從未清理威權時期遺留的各種不義和創傷,其中緣由不知凡幾。即使檔案解密了,也不代表就此撥雲見日。

如同許多史學界討論檔案的第一步:要解讀政治檔案,就必須釐清檔案形成的歷史。從中古世紀到今天,檔案館多由政治、宗教、商業或慈善機構建立,管理者的任務往往在於維護這些機構的權威。檔案中的證據不僅構成對過去的描繪方式,也體現了機構及它們身處的社會文化。檔案的去留也說明了機構希望後人如何回望過往。而這些機構體現了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我們便會透過什麼顏色的鏡片看待歷史。

《政治檔案會說話》的第一部,告訴讀者誰是檔案的生產、保存者:5位故事能手從法律沿革、保存機關、現有資源、解讀途徑和文件類型,針對當前台灣逐步開放的檔案和可用的資料庫做了初步的引導介紹。

然而光是檔案的基本介紹,已經是永遠說不完的複雜知識生產史。組織龐雜的情治工作小組、盤根錯節的編碼方式,甚至數以萬計的線民資料,文件中各種身分的刻意置換,指向了一個半世紀來不斷膨脹、難以清晰勾勒的黨國機器,以及國家如何藉由各種威嚇利誘動員,驅使全民參與監視、擔任線民、提供密報的手段。


(取自Unsplash/Denny Müller

對傳統歷史工作者而言,不斷發掘、梳理以及解讀原始文獻檔案,是讓自己越來越接近真相的不二法門。但隨著檔案本身成為一種學門,歷史紀錄的保存,本身便意味著一樁政治行動。紀錄的保存或摧毀,在在提醒著後人所有事物當時夾帶的意義和決定去留的「正當性」,都非一成不變。誰參與了檔案的書寫,便也意味著誰參與了政治。檔案的打開,並不會使事情變得更簡單。

雖然《政治檔案會說話》封底上的書介說:「政治檔案是暴露國家暴力之惡的關鍵紀錄。」但若仔細探究檔案,不難發現資料呈現的並非絕對的惡。梳理檔案的目的也並非只是揪出惡人,而是全盤理解加害者、被害者和救援者之間的微妙互動。

透過嚴謹的歷史工作,除了可能揭破當權者的有意誘導,呈現被害者視角的真相之外,或許也可以呈現出加害者更加立體的人性。

書中第二部,透過蔡懋棠、崔小萍、蔡孝乾和許席圖這4位在不同案件中落難的政治犯案例,作者群為讀者示範如何運用可用的檔案資源,找到關鍵文件,揣摩文件生產者的視角、資料原本的作用,分辨史料的真偽和可信度。如同作者們一再強調:文件上的基本資料、口供筆錄、自白書的內容,甚至檢討報告中呈現的內容,沒有一樣是直接可信。為此,吳俊瑩博士在〈蔡懋棠案〉裡甚至提出了「結合口述歷史、形成問題、帶著問題讀檔案」的方法學。

回想筆者利用少量而有限的政治檔案進行研究的過程,一路和檔案開放的進度競速,寫作過程顛簸彳亍,一度想就此放棄。但面對的除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外,還有曾向口述者表達堅決伸張正義的承諾,只好硬著頭皮繼續敲起鍵盤。原來許多難以評論的人情世故、留下懸而未決待補的空白,還有經常不自主出現,覺得應該大方指名道姓,或反過來點到為止就好的種種直覺,都可以從《政治檔案會說話》裡讀出緣由。

檔案的開放,就像冒險動作類型電影依循的劇情公式,一旦獲得開啟地下城池的金鑰、撬開受到詛咒的石棺,便可能同時召喚出一連串無以預測的凶險。

陳翠蓮教授在〈結語〉中暗示,檔案一旦大量開放,在迷霧中隱身的加害體系與加害者,便有機會一一現身。舉書中最後兩章為例,兩則範例中除了提到蔡孝乾「入獄精神遭受刺激」、許席圖「關押期間遭到刑求,罹患思覺失調症」之外,對於精神醫學在錯綜複雜的心戰網絡中,究竟是被當權拉攏為協力者,或剛好相反地做為救援者,並無太多著墨。真要開始追究,勢必舉步維艱。

筆者憶起曾與另一位精神科醫師耆老的對話。同樣是8年前,在約好的佛教醫院診間,親切而慈祥的招待和談吐,讓人無法想像眼前這位溫厚的長者,曾經出現在政治受難者的書中,被控訴曾與警備總部合作訊問政治犯。錄音機按下的那一刻,他對我說:「過去那個沒有人權的時代,發生的事情我們今天就別談了吧。」

那一刻,「別談了吧」肯認了一切。而我看見的是一個雖然曾經身為醫學翹楚、爭議之人,但歷經三個時代之後,仍堅守著醫療崗位,謙卑助人的長輩。這個圖景,並無法藉由政治檔案的公開而顯現。

政治檔案系統的建置和開放固然重要,要如何精準說出一則故事,《政治檔案會說話》提供了一套圖則教學。副標題「自由時代公民指南」,固然企圖龐大,作者群卻也不斷提醒使用者必須高度自律。但這勢必還不夠:在民主制度依然青澀、意識形態依然分裂的社會,歷史工作者更須認清自己的任務,運用專業主動積極地使用檔案。唯有如此,受屈辱者在時間中等待清白,受壓迫者等待自由的同時,歷史才能真正成為徬徨者的嚮導。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
作者:陳進金、陳翠蓮、蘇慶軒、吳俊瑩、林正慧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國家人權博物館
2017年12月13日總統公布《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歷經多年籌備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於2018年正式成立,除持續推動威權統治時期相關人權檔案史料文物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工作外,亦擴大支持各種人權議題及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的組織發展,展現臺灣追求落實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決心。2019年,人權館成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Asia-Pacific),與國際人權思潮接軌,促進民主與人權理念的推廣及深化。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
臺灣民主化之後,政府對「轉型正義」缺乏積極作為,未如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清理歷史、反省威權體制。於是,一群關心轉型正義的學界人士在2007年成立「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真促會以民間之力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計畫,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並催生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等政策。未來,真促會仍將持續從法制、人權、政治、歷史、文化等各層面深耕轉型正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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