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寫一部沒有檔案的歷史？筆者在進行戰後台灣精神科醫學體系與國家威權的相關研究時，有位精神醫學前輩在仙逝前答應接受訪談。他語帶暗示地和我訴說「曾經有間病房，只有特定醫師能夠接近」，卻又拒絕說出所有關鍵人物的姓名，這讓我更決心冒險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我相信老醫師是有意圖的。訪談期間，我感受得到他壓抑的語氣底下，渾身賁張的正義感，只不過，不知是否礙於袍澤之誼或明哲保身之道，他不便把實情全盤托出。他的專業良知告訴自己，必須揭露病房裡曾經發生的不義，但經過一番權衡，他決定讓眼前這位包袱相對輕盈的醫學史學徒「代筆」。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猜測。這樣的猜測也讓我的研究緩慢進行了8年。追索真相的8年期間，所有的受訪者一一杳逝。我一面惋惜自己沒有機會追問更多，一方面焦急著手邊沒有直接的檔案可供立即查閱。而心中更大的疑惑在於：檔案真的存在嗎？所有的史實只能經過交叉檢證，好像必須奮力從鉛管理擠出乾掉的顏料一樣，作畫的同時還得一面狐疑，這幅畫真的畫得完嗎？

老醫師所指的，是地下黨「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曾經在台大醫院接受治療那段鮮為人知的舊事。除了蔡孝乾這個名字是確定的，其餘關係人的身分，老醫師三緘其口。訪問8年後，我把研究成果寫成〈戰後台灣精神科醫師的能動性，及其與威權國家的距離〉一文，發表在英文期刊上。

讓人扼腕的是，在論文於去年出版前，始終未能見到這段史實的文字鐵證，於是只能利用有限的資料，想辦法掌握口述者的言外之意，勾勒出大致的研究方向。直到在《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的第8章，偶見林正慧研究員寫出台共首腦的「瘋狂與死亡」段落，章節還附了好幾張蔡孝乾住院情形報告表等相關彩色剪影，這段「政治犯曾在台大住院」的歷史才相對具體而完整地水落石出。

展讀之際，心中閃過這樣的念頭：身為政治史的門外漢，如果當初手邊有這本由國家人權博物館、台灣民間真相和解促進會連袂策畫，5位歷史和政治學者執筆的「指南」，或許筆者挑燈夜戰的日子會少一點，不再需要從卷秩浩繁的史料堆中摸石過河，也不用擔心拿來當成信物的無憑口說，缺乏白紙黑字的證據。

官方和民間聯手出版一本政治檔案的使用入門工具書，看起來的確相當反常。這本書的副標已經清楚揭示了意義：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人民的利益即為國家的利益。然而事實上，政治檔案所牽涉的人事幾乎涵蓋了從國家元首到公民的所有細節，不同層級的檔案一旦開放，應該對公民開放到何種程度？

對於國家官僚而言，允許人民洞悉政府機密情資，極可能造成國家政治誠信的危害；監控類型檔案的開放，更有可能波及無辜第三人的隱私。《政治檔案會說話》這本書所涵蓋的，都是基於公共利益、追求真相與轉型正義而開放的檔案，尚未涉及機密層級，但理解起來已經相當耗時費力。

自從解嚴以來，台灣的民主體制不斷透過政黨輪替和制度改革而漸趨完善，然而卻從未清理威權時期遺留的各種不義和創傷，其中緣由不知凡幾。即使檔案解密了，也不代表就此撥雲見日。

如同許多史學界討論檔案的第一步：要解讀政治檔案，就必須釐清檔案形成的歷史。從中古世紀到今天，檔案館多由政治、宗教、商業或慈善機構建立，管理者的任務往往在於維護這些機構的權威。檔案中的證據不僅構成對過去的描繪方式，也體現了機構及它們身處的社會文化。檔案的去留也說明了機構希望後人如何回望過往。而這些機構體現了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我們便會透過什麼顏色的鏡片看待歷史。

《政治檔案會說話》的第一部，告訴讀者誰是檔案的生產、保存者：5位故事能手從法律沿革、保存機關、現有資源、解讀途徑和文件類型，針對當前台灣逐步開放的檔案和可用的資料庫做了初步的引導介紹。

然而光是檔案的基本介紹，已經是永遠說不完的複雜知識生產史。組織龐雜的情治工作小組、盤根錯節的編碼方式，甚至數以萬計的線民資料，文件中各種身分的刻意置換，指向了一個半世紀來不斷膨脹、難以清晰勾勒的黨國機器，以及國家如何藉由各種威嚇利誘動員，驅使全民參與監視、擔任線民、提供密報的手段。

對傳統歷史工作者而言，不斷發掘、梳理以及解讀原始文獻檔案，是讓自己越來越接近真相的不二法門。但隨著檔案本身成為一種學門，歷史紀錄的保存，本身便意味著一樁政治行動。紀錄的保存或摧毀，在在提醒著後人所有事物當時夾帶的意義和決定去留的「正當性」，都非一成不變。誰參與了檔案的書寫，便也意味著誰參與了政治。檔案的打開，並不會使事情變得更簡單。

雖然《政治檔案會說話》封底上的書介說：「政治檔案是暴露國家暴力之惡的關鍵紀錄。」但若仔細探究檔案，不難發現資料呈現的並非絕對的惡。梳理檔案的目的也並非只是揪出惡人，而是全盤理解加害者、被害者和救援者之間的微妙互動。

透過嚴謹的歷史工作，除了可能揭破當權者的有意誘導，呈現被害者視角的真相之外，或許也可以呈現出加害者更加立體的人性。

書中第二部，透過蔡懋棠、崔小萍、蔡孝乾和許席圖這4位在不同案件中落難的政治犯案例，作者群為讀者示範如何運用可用的檔案資源，找到關鍵文件，揣摩文件生產者的視角、資料原本的作用，分辨史料的真偽和可信度。如同作者們一再強調：文件上的基本資料、口供筆錄、自白書的內容，甚至檢討報告中呈現的內容，沒有一樣是直接可信。為此，吳俊瑩博士在〈蔡懋棠案〉裡甚至提出了「結合口述歷史、形成問題、帶著問題讀檔案」的方法學。

回想筆者利用少量而有限的政治檔案進行研究的過程，一路和檔案開放的進度競速，寫作過程顛簸彳亍，一度想就此放棄。但面對的除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外，還有曾向口述者表達堅決伸張正義的承諾，只好硬著頭皮繼續敲起鍵盤。原來許多難以評論的人情世故、留下懸而未決待補的空白，還有經常不自主出現，覺得應該大方指名道姓，或反過來點到為止就好的種種直覺，都可以從《政治檔案會說話》裡讀出緣由。

檔案的開放，就像冒險動作類型電影依循的劇情公式，一旦獲得開啟地下城池的金鑰、撬開受到詛咒的石棺，便可能同時召喚出一連串無以預測的凶險。

陳翠蓮教授在〈結語〉中暗示，檔案一旦大量開放，在迷霧中隱身的加害體系與加害者，便有機會一一現身。舉書中最後兩章為例，兩則範例中除了提到蔡孝乾「入獄精神遭受刺激」、許席圖「關押期間遭到刑求，罹患思覺失調症」之外，對於精神醫學在錯綜複雜的心戰網絡中，究竟是被當權拉攏為協力者，或剛好相反地做為救援者，並無太多著墨。真要開始追究，勢必舉步維艱。

筆者憶起曾與另一位精神科醫師耆老的對話。同樣是8年前，在約好的佛教醫院診間，親切而慈祥的招待和談吐，讓人無法想像眼前這位溫厚的長者，曾經出現在政治受難者的書中，被控訴曾與警備總部合作訊問政治犯。錄音機按下的那一刻，他對我說：「過去那個沒有人權的時代，發生的事情我們今天就別談了吧。」

那一刻，「別談了吧」肯認了一切。而我看見的是一個雖然曾經身為醫學翹楚、爭議之人，但歷經三個時代之後，仍堅守著醫療崗位，謙卑助人的長輩。這個圖景，並無法藉由政治檔案的公開而顯現。

政治檔案系統的建置和開放固然重要，要如何精準說出一則故事，《政治檔案會說話》提供了一套圖則教學。副標題「自由時代公民指南」，固然企圖龐大，作者群卻也不斷提醒使用者必須高度自律。但這勢必還不夠：在民主制度依然青澀、意識形態依然分裂的社會，歷史工作者更須認清自己的任務，運用專業主動積極地使用檔案。唯有如此，受屈辱者在時間中等待清白，受壓迫者等待自由的同時，歷史才能真正成為徬徨者的嚮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