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站》的主人翁葉育安，一位中年的父親，一位已被愛遺棄的男人，他有三種不同領域的可能愛人：失智的母親、怨他的女兒、妻子以外的另一個非愛女人。這三者，也是愛人的耗損。如此愛的敘事，最難為的是經營看似簡單的事件。因這些事件，逐步也逐一地，讓關係質變。

這些微量的變化，過於日常，而被忽視。在忽視之中，有真實的一頁，人的愛情剛誕生，或許，正在發生之中。於是，徘徊於《地鐵站》的愛，不再是躁動的一頁。不論站內站外，月台上月台下，都涉及更為複雜的生命記事。

特別是這位處理跳軌自殺的運務管理課主任，他，一個中年男人，有什麼值得祂垂憐的存有？我個人的觸動，如同一個逐漸靜默下來的男人與尋找南方一隅的候鳥，男人與候鳥，兩兩之間，存介著季節。等待候鳥的男人，久久端持望遠鏡，不單是為了看見季節，也為了確認候鳥的抵達，以及不論季節的時光如何變奏，候鳥沒有消逝，凝視也依舊。

凝視故事本末，不單有一被愛遺棄的中年父親，雙線敘事視角的另一位女兒，也是願意為愛委身的人。中年父親與青春女兒，特別標示身分與不同年歲之後，才能在地面之下、轉運生命的站口，遇見《地鐵站》裡角色的真實功能：一位幾乎撲空了一切的男人，一位只等到了徒然的女孩。

撲空與徒然，是《地鐵站》捕捉到的兩種抽象意義。

作者有意讓它們躲藏，而它們的隱藏，就在路徑旁的矮草叢裡，靜置之後不難發現。我想，凡能長時間有愛於小說的寫者，都愛惜躲藏。躲藏，於小說敘事，時常是透過幽默這個引子，最後再由試著微笑來揭示。巴赫金談論笑的理論問題時，也引述了史賓諾沙所描繪的：「笑，標示著所有努力都枉費而一無所得」。小說裡，理想的笑，該是無聲的，微小的，只存在於嘴角之外。於是，我們發現笑的背後藏有枉然無所得。當然，巴赫金沒有停留在笑，進一步申論的重點，轉身為一無所得的「得」的辯證。若真是一無所得，如何引來真實的笑？我們隨後測得了笑的意義，能是卓別林那種在幽微處的哀傷，也能是狂歡節日之後的憂愁。

《地鐵站》的哀愁，展現在徒勞之後，是懂得幽默的荒謬——在跳軌自殺的的氣氛裡，滋長愛情的發生。若非如此，我們不足以體會《地鐵站》中「防治跳軌自殺」的所有預防性企劃，如此慌慌忙忙，如此紛紛擾擾。之後指涉的，依舊是恆定不變的嚴肅議題：人，是懂得自我結束生命的少數。

列車在深邃甬道駛入月台前的那短短秒數，車頭燈的強光也同化月台所有光線，那瞬時的光纖，如雪盲，我單純臆測，所有防止旅客跳軌的閘門，都只是紙門。預防跳軌的美麗容顏、古典樂、自觀鏡面、信仰種種措施，在自決生命的選擇權面前，都如紙糊。

在背向前行的最初之初，我們覺得自己還能做點什麼，以補救那些在月台上縱身而消逝的，是因為相信。閱讀與書寫，或許都也是因為相信，紙糊之門，才有了打開與關閉的意義。

開與關之間，具有死與生的隱喻。開應是生，卻是往死；關原本是綑縛，但也是守住了活。這生死愛戀的暗流，往下游，一直一直流，流往那一處適足以讓知情者落淚的深淵。

如何從深淵裡脫身？依舊仰賴無數的記憶，自可能無底的深淵底部，開始堆疊盒子。

一個一個的記憶，裝盒。盒子無須過大，剛好兩個腳尖可以直觸的面積就足夠。最為難的是堆疊本身。若有一個盒子沒有對齊，記憶便開始一釐米一釐米傾斜，那麼沿著漫長的深淵峭壁，爬行的軌跡可能傾斜。直到，小說的終點？不，若單只是為了爬上峭壁，這一點不會是長篇小說家啟動書寫的唯一目的。我想，如此以追尋，記憶錯置與重製，如何以白描，交織尋找鑰匙的解碼脈絡，作者在《花街樹屋》這部長篇小說裡，裸裎且坦然，為讀者進行過一次告白。

《花街樹屋》從一場喪禮開始。而那記憶中仍是孩童的男人，不知為何走到河邊，找到了一棵樹，僅以一條繩子結束自己生命。如此的姜翊亞，是可指涉性的一個人，單一的個體。抵達《地鐵站》之後的跳軌自殺者，有了明確的審思變化。他們轉身為集體，由一個一個累積而成數量上的亡者們。

為了什麼？這個質問，《地鐵站》無法問罪，也不再提問。因為不論與時間如何妥協，當下此刻，自殺已經逐漸染有污名，純潔的生命本身也因此受損。過去的《花街樹屋》，只丟出謎題的小徑，沒有走往解謎之路的出口；現在的《地鐵站》則為跳軌自殺這恆定為一整座迷宮的謎題，交易了全力防堵的喊聲。

這或許是作者以長篇小說背向前行的思索鏈原點：尋找已然與必然的消逝。

小說作為尋找記憶的列車，待在《地鐵站》如吾等的旅客，以葉育安之名的中年男人們，或許都有一只用來置放記憶的雪茄盒子。在《白色城市的憂鬱》，也有一只漂浮於海洋的珠寶盒，浸潤《外島書》中由鯨魚眼淚染了鹹味的一整座海洋。尋找記憶，是為了贖回必然與已然的消逝。這個執念，啟動《花街樹屋》那場拯救紅毛猩猩的童年行動。為了拯救，時間的樹屋成為記憶的雪茄盒子，蒐集人間少數的珠寶之一：朋友。

然而，誰也無法預見，原本好端端一起在沙洲小屋裡躲雨的朋友，只是因為一場大雨就消失不見了，永遠躲藏在那未知的河道上游。是的，是上游。那位後來自殺消逝的孩童，要其他一起行動的夥伴，繼續往上游前行。只有消逝者本人，一個人獨自背向。那些原本一起躲藏樹屋的其他人，是被營救的成年人，也是被時間推著長大而活下來的孩童。他們脫離了少壯，成為中年，漫步走入《地鐵站》，思索另一場與下一場預防生命消逝的拯救行動。

在地鐵月台上，尚且徘徊的生者，不是無關的無臉他者。他們都是與記憶有關的人。除非那些生命，選擇縱身跳入軌道，成為記憶的亡者。即便如此，他們依然不是別人，都是如同你我的臨站旅客。

賭鬼？被霸凌的學生？患有癌症的老兵？鏡中無法辨識誰人與我的女子？⋯⋯是的，諸多跳軌者，都等同你我。我城，或者我們的城市，滿溢了人。這些人各自活著，也被多數的人遺忘成少數的人。這或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悖論。因這悖論的矛盾落地，城市成為被遺忘者的群居之城。那些被遺忘而獨活的人，隨著時光，竟也就成為一座城市的多數。曾經臨站的旅客們，《地鐵站》裡那一則則被描摹，以及未被寫出的跳軌者，複數身影，不就是重覆的我們？

在生命的某一個時間叉路口，如果你我搭乘了不是原本該乘坐的那輛時光列車，我們前往的下一站，就不是此時此刻，而是另一條人生地鐵線。誰知，誰不會成為另一個跳軌者，誰在列車駛入月台的車頭燈裡，不會被光纖稀釋為其他雪茄盒子裡的一則記憶。

如何看著光，卻不是迎向死？

——這個視角是《地鐵站》給讀者的嚴肅叩問。

如何活著，以延續愛？

——這是故事主人翁葉育安來不及告知跳軌者的一句承諾。

閱讀《地鐵站》時，那種「讀他如已讀我」的經驗共鳴再次襲來。每每閱讀何致和的長篇小說，聆聽他特有的白描敘事而成的故事，起先總以為是獲悉了他或者別人的故事，但總會在某一行某一句發現，他說的故事，如此靠近我，也緊貼此身，根本近似，你的故事。

這與作者為虛構進行的現實採樣術有關，也是他小說還原術的展現。這項技藝，在《地鐵站》抵達了最為深遠的人的存在議題。

存在輕盈得如此沉重。即使如此，作者也未曾疏忽了提醒：人生源自一場場的遊戲。

《地鐵站》裡，運務管理課為了防止跳軌者自殺所做的一切企劃與努力，堪比現實更現實的一場組合式人間遊戲。許久許久一段時間過去，我認知一個可能的描述：遊戲的本質是一個現代洞穴，提供人暫時躲藏——那裡，一直是一處烏有之鄉。遊戲存有的美好，在於它為隱身洞穴的寫者，塗銷了現實的界線，讓人很難不相信真實陳述的意義，有時是為了忘卻。過往，遊戲一直在那裡——那座允許人重生的白色城市布隆克迪斯，隱身電玩遊戲；東引的軍旅生活，好比人玩人的實境遊戲；樹屋男孩們的拯救紅毛猩猩行動，更是進入記憶迷宮，試圖解謎「是不是我疏於某個關卡才導致了朋友消逝」的生死遊戲。

遊戲，這個現代洞穴未曾消失，存在也接續著何致和這一路的長篇小說。

若單純作為一名讀者，初讀《地鐵站》，原本臆測是一個地鐵運務管理人的情愛羈絆，可以遙想淺田次郎的《鐵道員》。但高倉健是幸運的，屬他的那班北國列車，繼續往前了，駛離小站之後，依舊回放，在月台上等候的微笑之臉。《地鐵站》直面了愛，卻沒有通知下一站能否停靠，只拉回一位中年的父親與男人，讓他在月台上堆疊一盒又一盒的哀愁。在愛與生死之間，只需發生一件小事，他的世界便拖曳著他，進入漆黑的行駛隧道。

這是個沒有底的洞穴，悄悄已是日常的顯學。葉育安成為真正的失言者，不停使用語言，重新校對語言。他也成為一位情愛的失能者，重新行使情愛，卻一路駛向陌生之地。故事的另一主人翁姚雅綾，寫在許願卡上的「全線無事故」，即是咒語，掀開了愛情如此荒謬的始末。

是吧，試圖戀愛，確實改變了一個人的速度感，然《地鐵站》不是羅曼史式的感情故事，是反覆輪迴發生在男女之間的愛。即便你我都知愛戀如此，在地鐵站的月台上，來回徘徊三趟，尋找跳躍之前的生，並試圖抵達愛，仍是無比浪漫。若能再一次來回徘徊，希望選擇，跳上下一班列車，在漆黑的隧道，在無須靠站的長長軌道，永遠背向往前，行駛愛與死亡的美麗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