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有一種分分秒秒都在走鋼索的感覺，搖擺、暈眩、猶疑、困惑，各種不確定，直到掩卷那一刻。

你感覺自己做為一個讀者，無法拿捏與這本書、與作者韋德瑞的經驗、情感、論點，以及與書中所述及的事件與人物之間的最適切距離。這還不是真正的難題，由此衍生的真正難題是：你因為感到自己對於極權國家中負責執行監控的線民，竟然無法明確堅定並且一以貫之地站在批判位置，反而隨著韋德瑞一起猶疑與轉換，而感到焦慮困惑。

如果你閱讀《他們說我是間諜》遭遇這樣的艱困，那才真正讀進這本書，也得以窺見一點點極權國家威權體制的治術，以及這個治術所形構的複雜社會關係與它對主體與自身關係的影響。

1973年，還是人類學博士生的韋德瑞，從美國前往羅馬尼亞的一個小村莊進行民族誌研究，8個月後，1974年3月底，羅馬尼亞國安局正式建立了關於她的監控檔案。2006年，韋德瑞得知這份監控檔案的存在，2007年申請調閱，次年，她拿到超過2700頁的檔案。

以祕密警察檔案為研究素材，韋德瑞先是寫了《祕密與真相：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一書，其後再寫《他們說我是間諜》。後者以人類學者的經驗為主體，大量運用了她自己當年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以及後來循著檔案的線索，訪談線民、祕密警察的二度田野筆記，並且交織國安局檔案內容，形成多視角、多聲部、多線圖的敘事風格。

單就時間線來看，就至少有4個時間同時作用在敘事推進上。一個是她當年在羅馬尼亞進行田野工作的時間歷程（1970、80年代的田野筆記、日記、書信）；一個是國安局監控檔案中對這個時間歷程的複刻與重製（檔案紀錄中，她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第三個，二次田野工作的時間線，是她針對檔案中出現的線民與祕密警察所做的訪談筆記；第四個時間，則是本書敘事推進的時間，透過敘事，貫串4個時間線，也具現了主體與他者（包括線民、祕密警察，甚至更大體制，如國安局、羅馬尼亞國家），主體與自身，不斷溝通、對話、爭辯的痕跡。

這些痕跡，每一縷都寫滿複雜交織的紋理。我們可以讀見韋德瑞身陷學術倫理、田野關係、體制反思、道德批判、情感連帶的難題中，面對曾經在情感上倚賴的親密友人、在田野工作中信賴的引路人，如今成為檔案中的線民，讀著他（她）在報告中所寫的字語，她們所描繪與創造的各種「自己」（韋德瑞稱為「邪惡分身」），甚至面對重新坐在她面前的友人／線民，兩人交換著當年種種，經常前一頁滿腔憤怒，下一頁同情自責。

閱讀這部超過500頁的書，我們所遭遇的困難，無關書頁篇幅與複雜時間線，而是這其中有太多灰色地帶，與一般人的預期未必相合。而這才是此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我想起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做為納粹集中營倖存者，李維早在1948年就出版了集中營見證之書《如果這算是人》（Se questo è un uomo），然而，一直要到將近40年後，1986年，《滅頂與生還》才出版，而這已是他辭世前一年。

《如果這算是人》中的集中營見證，直接指認惡的來源，直接召喚我們的憤怒與悲憫，無論書寫或閱讀都是相對容易的；《滅頂與生還》寫的則是惡的擴散與變形，觸及許多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帶，包括集中營內部群體關係、加害與被害、妥協與反抗、善與惡……等等，而面對灰色地帶是艱難的，大多時候我們都選擇逃避。

正如李維先寫《如果這算是人》再寫《滅頂與生還》，韋德瑞也必須先寫《祕密與真相》，然後才能寫出《他們說我是間諜》。因為關於灰色地帶的艱困思考，無法立刻清晰明朗，必須一再自我辯證。

《滅頂與生還》面對集中營內部、特別是被害者群體內部的灰色地帶，而《他們說我是間諜》中的被監控者與線民，表面看來是分屬內部與外部，事實上卻不然。韋德瑞監控檔案中的線民，在兩種意義上都曾經被她視為「內部」：首先，他們是她民族誌工作的協助者與引路人，是她基於人類學嚴謹的學術訓練所建立的田野網絡；其次，經由共同生活、志趣相投、情感相吸，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已成為相互信賴的親友，是韋德瑞在異鄉生活的情感倚賴者。

然而，檔案揭露，引路人是監控者，親友是線民，他們曾經協助體制窺視她的一切，包含她的生活、隱私與學術，他們再製她的所有，成為如今擺在眼前令人尷尬的國家檔案。對韋德瑞而言，這是一種三重崩毀，包含身為人類學者基於嚴謹學術規範所建立的信賴體系，與身為人所建立的情感信賴體系的雙重崩毀，再加上她在檔案所孵育的「邪惡分身」中，對於自己的認知與理解，對於「我」是什麼「我」的身分認同崩毀。

一切都要從這個崩毀中重建。只有面對崩毀，重建才有意義。

因此，《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雖然書名很長，但我們無法省略副標題，它才是本書核心。韋德瑞看見檔案中的自己，看見自己如何被寫，看見自己日常生活的時日分秒都被銘刻，也看見自己做為人類學家，如何連學術主體都被介入，從第一份被蒐集到的研究計畫，到與她討論研究論題、研究取徑與研究價值的學者，目的其實是供輸她「正向影響」，或讓她產生自我懷疑。

最驚恐的不只是日常生活、學術專業都成為監控目標，檔案裡甚至寫著她的性愛關係與親密對象，上級還在報告中批示，可以考慮以性愛為監控手段：「讓一個線民和她發生親密關係，好讓我們更有效控制她。」而她在臥室裡的半裸照片，赫然出現在羅馬尼亞的國家檔案中。

這些都非常觸目驚心。但是，韋德瑞真正要告訴讀者的，並不是她在檔案中如何被寫，而是她如何閱讀自己如何被寫。「一個被建立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並不是這本書的主題，「一個閱讀自己監控檔案的人類學者」才是。

被曾經信賴的人出賣、背叛，從而產生疑惑、震驚、憤怒、傷心，以及情緒的轉折、觀點的變化，甚至換位思考，為線民的困境設想，這其間種種自我辯證與拉扯，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監控體制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利用被監控者（書中所謂的「標靶」）的人際網絡與情感連帶關係，這被認為最便宜、最有效，舉世皆然。而對於線民甘為黑暗權力的耳目，不惜背叛親友，摧毀信賴關係，我們很容易、也應該提出批判與指控，但是，韋德瑞身為檔案中的當事人，卻為我們揭露了灰色地帶，包含辨識、指認、對話、辯論、赦罪、和解（或者不赦罪、不和解）的艱難複雜心理過程，從而延遲我們明快的道德批判。

正如韋德瑞所說：「要對被朋友告密這件事建立觀點需要時間。」

同樣的，我們也無法在這本書讀到簡單明確的預期答案。她所寫出的，毋寧說是自問、拋問，更多的是停留在問題和答案的中間地帶。

她寫到摯友瑪麗安娜那一段，讓我非常動容。多年後，兩人面對而坐，韋德瑞聽瑪麗安娜說著自己如何被國安局帶去談話，他們如何以她祖父曾被國安局逮捕並槍斃的創傷為餌，經過長達7小時的凌遲，終於讓她答應當線民。韋德瑞理解了瑪麗安娜在執行告密工作那段時間，態度為何時而親密時而疏離，她感受到瑪麗安娜的情緒轉折，包括恐懼、不願想起、愧疚自責，最後，當瑪麗安娜反責：「妳為我帶來多大的傷害啊」，更是重重敲擊了她的靈魂。

為何「明明是她告的密，卻反過來是我傷害她？」這個問題看似荒謬，但是，在一個美國女性人類學者與羅馬尼亞田野工作引路人兼親友之間，卻非常真實。就如韋德瑞看著檔案中親友們所寫的自己，腦中卻總是浮現他們之間真實友誼的畫面一般。

荒謬就是這件事情的本質。而韋德瑞的思考是：「但我和瑪麗安娜談話的最重要結論（如同她敏銳地揭示），在於國安局運用的方法是如何改變了我們與自身和他者的關係，就像被病毒擾亂的有機體一般，國安局翻轉了正面情感，讓我因為深愛我的朋友但沒有好好保護他們而感到內疚。瑪麗安娜差點說出口的話是，我因為想和她在一起而傷害了她。我對她的感情讓她變成她不想成為的人：線民。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覺得這只是她在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雖然有一部份確實是如此），這也是國安局蓄意製造的結果。」

特別是韋德瑞是人類學家，她從美國來到羅馬尼亞，她依據人類學的田野守則，以及對人性的信賴原則，與當地人建立了一個可以推動研究、穩定生活、維繫情感的信賴體系，而這一點，恰好為國安局所利用，這個利用的傷害，也確實擴及了她身邊的親友。

韋德瑞在書中埋藏三層反思，一是主體在檔案中如何被撕裂、被重製，化變為無數「邪惡分身」，主體將如何重新面對自身；民族誌學者在一個充滿監控的體制中工作，如何看見它的複雜性與荒謬性，如何建立關係，如何面對你所建立的關係被體制所挪用；最後，就延伸到所有轉型正義都必須面對的，「傷害」與「責任」的課題。

責任容易談，但傷害卻非常複雜幽微，而且必須是創傷主體的自我言說，任何人無法代言。這正是監控檔案的曖昧與複雜，它既具公共性，又非常個人性。如何像韋德瑞這般，勇敢挖掘出、拋擲出我們國家在那個時代所埋下的種種難題，既將它公共化，承接它、面對它、拆解它，又關注檔案中個人主體的經驗、聲音、傷痛，是韋德瑞以她的生命經驗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