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聽到「翻譯就是背叛」。依著說話的人以及說話情境的差異，這句話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理解。也許是從字面上的想像，用來指控那些不好的譯者與譯作；也可能是學者專家用它來聲明翻譯之難，以便展開一套嚴肅深奧的理論學說。
說到嚴肅深奧的理論學說，關於翻譯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因為面對不同文體、不同作者，在不同的語言之間無窮的狀況……這些理論，對於專職譯者在面對具體問題的時候，又往往顯得紙上談兵，天馬行空。也因此，我們不時在研討會中看到翻譯學學者及專職譯者之間的雞同鴨講，或是對彼此的工作敬而遠之的微妙關係。
▉「無可譯大字典」要讓世界更複雜
近年來，在法國討論到翻譯問題時，一定不會忽略哲學家芭芭哈．卡桑（Barbara Cassin）。她在歷史語言學、哲學、古希臘學等方面的學養研究讓人敬重，但最叫人稱道的貢獻，是她主編了《歐洲哲學詞彙》（Vocabulaire européen des philosophies
wiki ）及其主編的《歐洲哲學詞彙》
這本內容總計900萬字、厚達1560頁的大書，是由150個歐洲學者花了10年的時間完成，在2004年由Seuil跟LeRobert兩大出版社聯合出版。雖然外型怎麼看都像是字典，但卻又不是。打開來看，這麼大的篇幅，僅有400個條目，其中包括4000個單字。每個條目下方列出希臘文、拉丁文、德文、英文、義大利文及荷蘭文中的應對字；每個語言還不一定只有一個字。
比方法文的Conscience（意識），英文就列出conscience、consciousness、awareness等三個。作者群不只是列出這些字來，更接著用14頁的篇幅，從哲學角度，深入分析這些看起來可以應對直譯的字，在各自的語言裡有哪些不一樣的意涵？分別來自怎麼樣的哲學傳統？那些不同的哲學意義又是什麼？......等。
這樣的企圖，也無怪本書的副標題叫做「無可譯大字典」（Dictionnaire des intraduisibles）。卡桑曾表示，他們編撰這本詞彙，就是要「讓世界更複雜」，其中包括了哲學的，以及政治的理由。
這部作品的構想起源於1980年代，但直到1993年歐盟成立，計畫才開始真正啟動。哲學上的理由是，從詞彙的「無可譯」（les intraduisibles）去表現語言的不同，追溯每個語言脈絡中不同的哲學思考。不同的語言開展不同的世界，要讓這不同的世界交會，首先便是要去彰顯語言的差異。
具體而言，無可譯指的是：我們無法找到某個字彙，無增無減、恰到好處地，從來源轉換到目標語。然而這個「無可譯」並非是「不可譯」。借卡桑的說法：「無可譯」非但不是不去翻譯，事實上是要我們不停地翻譯。
法蘭西文學院新科院士卡桑受訪談「無可譯」
▉避免單一的語言窄化及弱化思想
至於政治性的理由，就是要對抗英語至上，甚至只有1500個單字「世界通英語」（Globish）的風尚。因為單一的語言有害多元性，會窄化也弱化思想。另一方面，還要對抗語言的國族主義本體論。因為即便被貼上國族的標籤，語言永遠是複數的，不會只有單獨一種，它們所展開的哲思傳統更不會被狹隘的國族思想所綁束。
有如此雄偉的企圖心、如此嚴謹的內容，使得《歐洲哲學詞彙》雖然要價不低，依然廣受學界的歡迎。而藉由主編這本巨著的實務經驗，卡桑近年關於翻譯的思考，尤其具有獨到的見解。
《歐洲哲學詞彙》出版10周年時，已被譯為多國語言，卡桑更邀請這些譯本的各國主持人，撰寫翻譯這部作品時的思考，收錄在她主編的《在語言間哲思：無可譯翻譯中》（Philosopher en langues : Les intraduisibles en traduction
▉無可譯的難題
筆者在翻譯法國當代政治哲學家米蓋勒．阿班樞（Miguel Abensour）的《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條條道路 》時，就遇到一個無可譯的難題。對此我所採取的策略，還特別在書中說明：
本書的翻譯，立即遇到的難處是 le politique 與 la politique 這兩個中心概念可不可譯的問題。
法國學界自 1970 年代以來，對於 le politique 跟 la politique 兩個概念，做了細緻的區分。簡單地定義， le Politique 是共同生活之指導題綱，或是社會的政治建構。 La politique 是眾人的政治行動，或是種種政治事物或政治行動之全體的領域。差一個字母，意義大不同。
在若干關於西方政治哲學的中譯文裡，有「政治」（ politics ）與「政治性」（ the political ）的區分。但是，這個來自 Carl Schmitt 的用法，原來就跟法國學界自 1970 年代以來區分 le politique 與 la politique 時建構的概念意涵差異甚遠。何況， Claude Lefort 、阿班樞……等思想家，根本就是反對 Carl Schmitt 的。
譯者認為，任何中文譯詞都容易造成誤解，所以在本書中，任何必須明確表現其差異的地方，都將這兩個詞以原文呈現。
事實上，更複雜的是，在這本政治哲學論文集裡，談到廣義「政治」的地方，自然不在少數，而它在法文也是la politique。所以在作者不刻意去對照le politique跟la politique兩個概念的詞句裡，我直接就將之譯為「政治」。
這是我當時的策略，現在似乎也還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而藉由卡桑對「無可譯」的界定，反而似乎可以多了一些篤定。但終究譯作的出版，就是公諸於世、期待各種贊成反對意見的。如果能夠在不同意見與討論中獲得重要啟發，那更將會是譯者精進自己的機會。●
芭芭哈・卡桑（Barbara Cassin）：
法蘭西文學院近400年來第9位女性院士
今（2018）年5月，哲學、歷史語言學及古希臘學家芭芭哈・卡桑（Barbara Cassin）獲選為法蘭西文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 ）院士，成為現任36位院士中第5位、也是法蘭西文學院自1635年成立以來的第9位女性院士。
法蘭西文學院雖是法國文人最高榮譽的殿堂，但在性別問題上卻有著不甚光彩的歷史：第一位女性院士遲至1980年才誕生，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在投票中驚險勝出。
當時全力支持尤瑟娜的院士朵木松（Jean d’Ormesson ），2016年接受訪問時提及，他在法蘭西文學院「多少做了點事，甚至是個革命，就是力薦尤瑟娜選舉院士。法蘭西文學院的規則沒有明定，但它的傳統很清楚，就是不要女人進來。而當時院士們的投票結果一定程度受到了輿論的壓力：有9成以上的法國人質疑女性為何不能進入法蘭西文學院！」
法蘭西文學院院士朵木松受訪談女性主義
尤瑟娜在新當選院士的歡迎儀式演講時，也特別列舉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喬治桑（George Sand）、柯蕾特（Colette）等三位女性作家，認為她們早該有資格進入法蘭西文學院。
除了個人榮譽之外，院士是負有重大職責的。因為「法蘭西文學院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極盡詳細與嚴謹地為我們的語言制定明確的規則，使其純粹，文采豐富而且能夠表達藝術以及科學。」為達到此目的，院士必須每周集會，編撰詞典，文法，修辭學及詩學的專書，並且要制定動詞變化的規則（參見法蘭西文學院簡史 ）。現行的《法蘭西文學院詞典》是第9版，但事實上編撰的工作是從未停止的。
4個世紀以來，法蘭西文學院聚集文人中的翹楚，來捍衛法語的純粹與美感，更在科學知識、文化交流及藝術創作的日新月異中，選入並定義新字，以便與時俱進地保持精確，這是法國作為文化大國的根基。院士們又被稱為「不死之人」（les immortels），這稱謂源自法蘭西文學院的大印上的À l’immortalité ，創始人黎胥留大主教期許院士們可以讓法語「成為不朽」。
雖然les immortels常常被譏諷為「老不死」，這種酸語或許滿足了一部分人對於由國家機制來加冕文人榮耀的不屑，但在現實上卻忽略了法蘭西文學院需要兼顧傳統與創新地去捍衛法語。每當有院士過世才會再選出新任院士接替的作法，是讓這40名院士組成的機構「不死」，並且毫無間斷地去維繫法語之「不朽」的方法。「與時俱進」尤其是其中重要的精神。
院士之一、熟悉當代科學的哲學家賽荷（Michel Serres）對此津津樂道：「從黎胥留的時代開始，法蘭西文學院大約每20年出版一次我們的《詞典》作為參照。在前幾個世紀，前後兩個版本的差異只有四、五千字左右，數字幾乎維持常態。到了現在，前一版和下一版的差異會有3萬5000字。」（引自《拇指姑娘 》，尉遲秀譯）對賽荷來說，「選入並定義新字」是觀察與追蹤當代社會演進的重要資訊。
卡桑獲選擔任院士，毫無疑問可為法蘭西文學院帶來一股新的力量。2004年她主編的《歐洲哲學詞彙》出版之後，她持續思考與實踐「從詞彙的無可譯，去表現語言的不同，追溯每個語言脈絡中不同的哲學思考。不同的語言，開展不同的世界；要讓這不同的世界交會，首先是要去彰顯語言的差異」這個理念。隨後更展開她的哲學主張，認為「『無可譯』非但不是不去翻譯，事實上是要我們不停地翻譯」，如此能夠真正地探索屬於人類社會本質的多樣性，讓普世性變得越來越複雜，而避免一言堂。
2016年卡桑出版的專書《讚頌翻譯：讓普世性變複雜》（暫譯，Eloge de la traduction - Compliquer l’universel Après Babel, traduire ）特展，都是這項哲學主張的展現。
「後巴別塔，翻譯」特展宣傳影片
作者簡介：吳坤墉
台大社會系畢業。巴黎第四大學社會學碩士（DEA）。之後師從Miguel Abensour 研習政治哲學，矢志以出版與翻譯工作探索知識與促進社會的思辨。無境文化出版「人文批判」系列叢書總策劃。法－中口譯筆譯譯者。譯作有《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條條道路》（Miguel Abensour著，無境文化，台北，2010），《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雨果著，無境文化，台北，2016）等。現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法國藝術與文學勳位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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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有譯思」單元，由台灣法語譯者協會（ATTF）與Openbook閱讀誌共同企畫，關注翻譯現場，邀請不同譯者分享經驗，引介重要譯人譯事，不定期刊登。
常常聽到「翻譯就是背叛」。依著說話的人以及說話情境的差異，這句話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理解。也許是從字面上的想像，用來指控那些不好的譯者與譯作；也可能是學者專家用它來聲明翻譯之難，以便展開一套嚴肅深奧的理論學說。
說到嚴肅深奧的理論學說，關於翻譯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因為面對不同文體、不同作者，在不同的語言之間無窮的狀況……這些理論，對於專職譯者在面對具體問題的時候，又往往顯得紙上談兵，天馬行空。也因此，我們不時在研討會中看到翻譯學學者及專職譯者之間的雞同鴨講，或是對彼此的工作敬而遠之的微妙關係。
▉「無可譯大字典」要讓世界更複雜
近年來，在法國討論到翻譯問題時，一定不會忽略哲學家芭芭哈．卡桑（Barbara Cassin）。她在歷史語言學、哲學、古希臘學等方面的學養研究讓人敬重，但最叫人稱道的貢獻，是她主編了《歐洲哲學詞彙》（Vocabulaire européen des philosophies）。
哲學家芭芭哈．卡桑（取自wiki）及其主編的《歐洲哲學詞彙》
這本內容總計900萬字、厚達1560頁的大書，是由150個歐洲學者花了10年的時間完成，在2004年由Seuil跟LeRobert兩大出版社聯合出版。雖然外型怎麼看都像是字典，但卻又不是。打開來看，這麼大的篇幅，僅有400個條目，其中包括4000個單字。每個條目下方列出希臘文、拉丁文、德文、英文、義大利文及荷蘭文中的應對字；每個語言還不一定只有一個字。
比方法文的Conscience（意識），英文就列出conscience、consciousness、awareness等三個。作者群不只是列出這些字來，更接著用14頁的篇幅，從哲學角度，深入分析這些看起來可以應對直譯的字，在各自的語言裡有哪些不一樣的意涵？分別來自怎麼樣的哲學傳統？那些不同的哲學意義又是什麼？......等。
這樣的企圖，也無怪本書的副標題叫做「無可譯大字典」（Dictionnaire des intraduisibles）。卡桑曾表示，他們編撰這本詞彙，就是要「讓世界更複雜」，其中包括了哲學的，以及政治的理由。
這部作品的構想起源於1980年代，但直到1993年歐盟成立，計畫才開始真正啟動。哲學上的理由是，從詞彙的「無可譯」（les intraduisibles）去表現語言的不同，追溯每個語言脈絡中不同的哲學思考。不同的語言開展不同的世界，要讓這不同的世界交會，首先便是要去彰顯語言的差異。
具體而言，無可譯指的是：我們無法找到某個字彙，無增無減、恰到好處地，從來源轉換到目標語。然而這個「無可譯」並非是「不可譯」。借卡桑的說法：「無可譯」非但不是不去翻譯，事實上是要我們不停地翻譯。
法蘭西文學院新科院士卡桑受訪談「無可譯」
▉避免單一的語言窄化及弱化思想
至於政治性的理由，就是要對抗英語至上，甚至只有1500個單字「世界通英語」（Globish）的風尚。因為單一的語言有害多元性，會窄化也弱化思想。另一方面，還要對抗語言的國族主義本體論。因為即便被貼上國族的標籤，語言永遠是複數的，不會只有單獨一種，它們所展開的哲思傳統更不會被狹隘的國族思想所綁束。
有如此雄偉的企圖心、如此嚴謹的內容，使得《歐洲哲學詞彙》雖然要價不低，依然廣受學界的歡迎。而藉由主編這本巨著的實務經驗，卡桑近年關於翻譯的思考，尤其具有獨到的見解。
《歐洲哲學詞彙》出版10周年時，已被譯為多國語言，卡桑更邀請這些譯本的各國主持人，撰寫翻譯這部作品時的思考，收錄在她主編的《在語言間哲思：無可譯翻譯中》（Philosopher en langues : Les intraduisibles en traduction）。對於哲學翻譯的討論，不只限於歐洲幾個主要語言間，更加入了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非歐洲語言所帶來的挑戰與思索。
▉無可譯的難題
筆者在翻譯法國當代政治哲學家米蓋勒．阿班樞（Miguel Abensour）的《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條條道路》時，就遇到一個無可譯的難題。對此我所採取的策略，還特別在書中說明：
事實上，更複雜的是，在這本政治哲學論文集裡，談到廣義「政治」的地方，自然不在少數，而它在法文也是la politique。所以在作者不刻意去對照le politique跟la politique兩個概念的詞句裡，我直接就將之譯為「政治」。
這是我當時的策略，現在似乎也還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而藉由卡桑對「無可譯」的界定，反而似乎可以多了一些篤定。但終究譯作的出版，就是公諸於世、期待各種贊成反對意見的。如果能夠在不同意見與討論中獲得重要啟發，那更將會是譯者精進自己的機會。●
芭芭哈・卡桑（Barbara Cassin）：
法蘭西文學院近400年來第9位女性院士
今（2018）年5月，哲學、歷史語言學及古希臘學家芭芭哈・卡桑（Barbara Cassin）獲選為法蘭西文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成為現任36位院士中第5位、也是法蘭西文學院自1635年成立以來的第9位女性院士。
法蘭西文學院雖是法國文人最高榮譽的殿堂，但在性別問題上卻有著不甚光彩的歷史：第一位女性院士遲至1980年才誕生，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在投票中驚險勝出。
當時全力支持尤瑟娜的院士朵木松（Jean d’Ormesson），2016年接受訪問時提及，他在法蘭西文學院「多少做了點事，甚至是個革命，就是力薦尤瑟娜選舉院士。法蘭西文學院的規則沒有明定，但它的傳統很清楚，就是不要女人進來。而當時院士們的投票結果一定程度受到了輿論的壓力：有9成以上的法國人質疑女性為何不能進入法蘭西文學院！」
法蘭西文學院院士朵木松受訪談女性主義
尤瑟娜在新當選院士的歡迎儀式演講時，也特別列舉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喬治桑（George Sand）、柯蕾特（Colette）等三位女性作家，認為她們早該有資格進入法蘭西文學院。
除了個人榮譽之外，院士是負有重大職責的。因為「法蘭西文學院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極盡詳細與嚴謹地為我們的語言制定明確的規則，使其純粹，文采豐富而且能夠表達藝術以及科學。」為達到此目的，院士必須每周集會，編撰詞典，文法，修辭學及詩學的專書，並且要制定動詞變化的規則（參見法蘭西文學院簡史）。現行的《法蘭西文學院詞典》是第9版，但事實上編撰的工作是從未停止的。
4個世紀以來，法蘭西文學院聚集文人中的翹楚，來捍衛法語的純粹與美感，更在科學知識、文化交流及藝術創作的日新月異中，選入並定義新字，以便與時俱進地保持精確，這是法國作為文化大國的根基。院士們又被稱為「不死之人」（les immortels），這稱謂源自法蘭西文學院的大印上的À l’immortalité，創始人黎胥留大主教期許院士們可以讓法語「成為不朽」。
雖然les immortels常常被譏諷為「老不死」，這種酸語或許滿足了一部分人對於由國家機制來加冕文人榮耀的不屑，但在現實上卻忽略了法蘭西文學院需要兼顧傳統與創新地去捍衛法語。每當有院士過世才會再選出新任院士接替的作法，是讓這40名院士組成的機構「不死」，並且毫無間斷地去維繫法語之「不朽」的方法。「與時俱進」尤其是其中重要的精神。
院士之一、熟悉當代科學的哲學家賽荷（Michel Serres）對此津津樂道：「從黎胥留的時代開始，法蘭西文學院大約每20年出版一次我們的《詞典》作為參照。在前幾個世紀，前後兩個版本的差異只有四、五千字左右，數字幾乎維持常態。到了現在，前一版和下一版的差異會有3萬5000字。」（引自《拇指姑娘》，尉遲秀譯）對賽荷來說，「選入並定義新字」是觀察與追蹤當代社會演進的重要資訊。
卡桑獲選擔任院士，毫無疑問可為法蘭西文學院帶來一股新的力量。2004年她主編的《歐洲哲學詞彙》出版之後，她持續思考與實踐「從詞彙的無可譯，去表現語言的不同，追溯每個語言脈絡中不同的哲學思考。不同的語言，開展不同的世界；要讓這不同的世界交會，首先是要去彰顯語言的差異」這個理念。隨後更展開她的哲學主張，認為「『無可譯』非但不是不去翻譯，事實上是要我們不停地翻譯」，如此能夠真正地探索屬於人類社會本質的多樣性，讓普世性變得越來越複雜，而避免一言堂。
2016年卡桑出版的專書《讚頌翻譯：讓普世性變複雜》（暫譯，Eloge de la traduction - Compliquer l’universel），以及2017年她擔任策展人，在馬賽的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Mucem）展出的「後巴別塔，翻譯」（Après Babel, traduire）特展，都是這項哲學主張的展現。
「後巴別塔，翻譯」特展宣傳影片
作者簡介：吳坤墉
台大社會系畢業。巴黎第四大學社會學碩士（DEA）。之後師從Miguel Abensour 研習政治哲學，矢志以出版與翻譯工作探索知識與促進社會的思辨。無境文化出版「人文批判」系列叢書總策劃。法－中口譯筆譯譯者。譯作有《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條條道路》（Miguel Abensour著，無境文化，台北，2010），《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雨果著，無境文化，台北，2016）等。現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法國藝術與文學勳位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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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通信 vol.309》長命百歲也許不難，難的是百歲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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