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是一本關於「寫」與「被寫」的小說，這意謂著當讀者翻開本書封面之後，書裡的每一字句、人物與情節都首先是以小說形式在深究「何謂小說書寫？」的文學存有論。

這樣的小說對許多人而言其實是一本「偽小說」，因為作者並不真心想回應讀者對小說的傳統期待，以珠玉之詞如簧之舌源源吐出峰回路轉的故事巢城。《禮物》裡的4個角色，他們執拗地辯詰著什麼是書寫，在讀書會、性愛、日記、閱讀筆記與小說殘稿之間的真正主角其實是「書寫」，彷彿面對著一個古典的申論題：「試以小說來辯證何謂小說」，只是即使行文中飽含機鋒與辯證，真正的賭局並不在此，而是下注在必須出現兩次的名詞「小說」。

這樣的小說不論主角出現在現代或中世紀，在火星或台灣，都從事著一種「迴返自身」的徒勞工作：小說是什麼，正是小說必須出發去尋覓之物。在重新尋獲這個答案之前，一切書寫出來的字句都可能不是小說，都還未是小說，而只能是「小說的準備」。小說的存有意義必須被小說家重新誕生下來，小說家唯一能使用的方法卻又只能「寫小說」。工具與目的於是不幸地合而為一，終點等於起點，一切都不再理所當然，模仿絕對不可能，因為小說的傳統是「新」本身。

這樣「準備寫小說的小說」最有名的例子，是普魯斯特厚達二千餘頁的《追憶逝水年華》。每一本小說至少一開始都尋覓一個文學書寫的起點，只是在書寫的平面上，一切都只是幻象與虛構，可以無窮攤展，亦可以瞬間歸零，無來也無去，無代誌。各種可能的世界從這個零暴長而出，只因為閱讀與書寫，我們因此能一再地重組我們對世界的知覺，賦予生命一種系譜學式的價值重估，無窮地豐富了我們自身的多元可能性。

這便是與當代書寫不可分離的「強虛構小說」，「直到虛構了小說本身的體裁、文學與語言的小說。」朱嘉漢這麼給予定義。

小說存有論的這個嚴苛要求並不是新的小說手法，但絕對是個難題，不論是對於作者或讀者（即使是作者所假設的讀者），都必須有再觸及「認識界線」的必要準備與勇氣。

朱嘉漢打算以他的第一本小說《禮物》直面對決這個難題。

小說裡的4個人物在巨大而封閉的巴黎，以各種方式對話與書寫，這座觀光之城最終成為埋藏於大腦深處的多重迷宮與密室。年輕的台灣小說家與博士生「離散」來此，力抗各種書寫的誘惑與困局，huis clos（無出口）卻又嚴肅召喚著巴特、莒哈斯、普魯斯特、巴塔伊、布朗肖、牟斯等20世紀的法國思想家。

諸神紛至，諸神隕落，《禮物》宛如是法國版的《文藝春秋》。這些當代法國思想的熠熠明星並不只是在小說進行中跑跑龍套，而是構成了《禮物》之所以如此組裝與敘事的真正內核，一個書寫與書寫者的形上學劇場。他們是迫使小說與文學書寫必須一再重置的恐怖條件，而四個尋找書寫意義的小說角色則逐漸將整個巴黎摺疊成思考中的大腦，當代書寫如何可能（與不可能）的判教正如一場抽象風暴在腦核中颳起。

「禮物」是開啟小說的關鍵字之一。對朱嘉漢而言，如果法國經驗是一個饋贈（不只是對台灣的書寫者，而且是所有當代書寫者），那麼這本小說則是由被贈予者所寫成的當代文學見證與「回禮」。

這可以是一種新的「台灣文學」嗎？或者不揣冒昧地問，如果《禮物》贈予了台灣文學（史），那麼將打開何種另類於現在所思、所是與所做的文學視野？將重置什麼文學的全新時間刻度？與或許更重要的，可以迎來何種對當代（台灣）文學的系譜學價值重估？

長久以來，我們嘗試閱讀各種當代小說與當代理論，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們讀到朱天文將李維史陀、傅柯與巴特入列於《荒人手記》的小說脈絡；張大春將艾可、昆德拉或卡爾維諾羅織入小說節理；邱妙津遠赴巴黎追隨西蘇（Hélène Cixous）並在作品中投射法國思想群像……這些早已具名或隱跡出没於台灣文學作品中的各種當代思想人物，如果不只是蟻附潮流的「炫技」或「抖包袱」，那麼真正的衝擊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同意巴迪歐（Alain Badiou）的思想史斷言：20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是接續古希臘與德國觀念論後的第三次哲學時刻，那麼這個當代的思想事件究竟持續與間接地在台灣產生了何等震波？

或許，應該試著這樣思考《禮物》所想傳遞的這個幽微與漫長的訊息，而且，從1930年代風車詩社對當代思想的追尋（超現實主義、立體派……），60年代《現代文學》諸人（白先勇、王文興、陳若㬢……）對現代主義的發揚，這種對「當代」的創造性尋覓在台灣文學史上似乎從未結束，而且總是由每一代作者全面動員之中。

然而，與「當代」或「當代書寫」的恐怖遭逢，我們是否遲到了？一切是否總已經太遲了呢？《禮物》的答案是no。海德格雖以柏拉圖為註腳，卻不會因此「遲到」；波赫士一再援引旦丁與荷馬，反而開創全新的文學版圖。人類文明史的這些禮物「沒有誰給誰，沒有循環。物一直在流動，沒有屬於過誰。」「若有過去，若有回憶，一切都該投入在未來面向親臨的死亡的寫作中。」未來，將臨才是屬於書寫的時間性，而在創造性之前從來不會有遲到的問題，書寫者書寫的永遠是未來的文學（史），一切都正在其新生的萌芽之中。

或許，巴黎或法國思想亦僅只是書寫的一個藉口，只是為了在落筆的每一當下都持存最大的陌異，為了繞經認識與想像的最遠之處迴返。四個尋覓書寫的小說角色在當代思想的無窮縱深中竄高伏低，朱嘉漢彷彿有一只裂開成四瓣的舌頭，天河撩亂地訴說著當今最高妙的書寫「武功」。

書寫最終並不只是為了這個或那個故事，《禮物》以故事的四重奏全心地思考書寫的問題，一種誕生在語言深處的「論述-虛構」（essai-fiction），既同時書寫著包抄當代思想的故事，同時亦是力透當代思想重重迷霧的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