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21）年7月，國家人權委員會公布首份人權調查報告，報告的主角是政治犯林水泉——1961年，競選台北市議員的林水泉，於選舉期間批判國民黨政府，選後即遭逮捕。當局為了規避正當司法程序，逕以《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將林水泉送往小琉球接受1年8個月的管訓。這位批評時政的異議分子，自此被烙上「流氓」的印記。

對威權統治政權而言，《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或許是個便利的法律工具，可以關捕異議分子，也可以隔離政府「看不順眼」的人。嘉義囝仔王信福，因為留著長髮、穿著花襯衫，於1970年遭警方屢以《違警罰法》拘留。隔年——即林水泉因《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遭到管訓後10年——甫滿18歲的王信福也因同樣的辦法，被送往小琉球管訓。

《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在前台北市議員林水泉身上，留下一輩子洗刷不掉的汙名，故他不斷申訴：「我不是流氓。」但對寡母養大的王家么子王信福而言，這又何嘗不是個標籤？他沒有偷、不曾搶，只因觸犯《違警罰法》，「積點」成為「流氓」。成為「流氓」那一晚，他不過是深夜看完歌仔戲，就又被抓，就無法回家，那個時代無人通知家屬，更無告知權利，寡母竟不知孩子為何失去了音訊。

「流氓」這詞對王信福而言，並不只是汙名而已，還影響了他的人生。解嚴後恢復自由的他，意外被捲入嘉義雙警命案，遭辦案人員認定為主謀；司法不僅無法給予公道，還在判決書前羅列流氓前科：壞人就是會做壞事。

2011年，作家張娟芬在群組信件中，看到王信福死刑定讞的新聞。多年投入冤案書寫的她，「單單從這個新聞報導的基本架構，就知道他是一個沒有證據的案子。」深知此案平反的困難，張娟芬因此投入《流氓王信福》的書寫。此書於今（2022）年出版。

「管訓的這一段過去，是威權國家不義的高壓統治，在少年王信福身上烙下『壞人』的烙印，以後一路不回頭。」為了說明王信福這個小人物的命運如何受那威權統治政權宰制，張娟芬耙梳了《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與日治時期以降的「流氓管理」等法制歷史，細緻釐清其中問題。

「流氓在其他國家是治安問題，但是在臺灣，流氓是國安問題。」

張娟芬在書中寫道：「威權政府的眼光是充滿想像力的。流氓會犯罪，犯罪就會製造社會動盪，社會動盪就會引發敵人來犯，可見流氓從一開始就是敵人派來的，是敵人企圖顛覆我政府的奸計，所以我們必須制敵機先，在流氓還沒開始犯罪的時候，就先偵測出他們是誰、躲在哪裡，然後抓起來集中管理，加以改造。」

➤張娟芬與解嚴

1970，張娟芬出生這一年，政治犯林水泉因案在綠島坐牢，而王信福則因穿著不為當局所喜，屢遭警方拘留。當時沒有人可以預見民主自由會在哪一天到來，被警察拘留的王信福更不會想像得到，即使民主解嚴他仍然無法自由。

生於戒嚴時期的少女張娟芬，對教育體制不滿，對學校牆外的喧嚷則很是好奇。日後以〈罵幹的方式〉抨擊媒體霸權的她，在國中時期已善讀書報，從中感覺社會變化，也敏銳感知媒體遭到管制，因此，她給自己安排的課後活動，即是參加政見發表會——這樣才能聽到「這些人」說話。

上了高中的張娟芬，對於政治的狂熱到達高點。但她的戒嚴記憶不僅與政治思考相嵌，彼時各種社會新聞與議題討論的迸發，更引領她的社會意識。「回想起來也很合理，因為整個社會就像是一個悶了很久的鍋子，你可以聽到水已經開了，鍋蓋已經噗嚕作響了，有種改變前夕湧動的感覺。」

張娟芬戒嚴的記憶連結著閱讀——《當代》和《人間》雜誌可以在圖書館看到，《臺灣新文化》與《中國論壇》就要到光華商場找。在這些期刊文章中的觀點與論述中，受到社會學式分析的吸引，因此即使知道政治法律具有急迫性，但她選讀的是社會系，「我讀書的過程有點像小孩子抓周，面前有很多東西，而你就隨手抓了一個。」

大學加入女研社、參與婦運，於張娟芬而言，也是一種「抓周」——最初是讀了政大哲學系教授蔡美麗所寫的女性主義思潮文章，加上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公平經驗，讓她對性別議題產生興趣。但當時女性主義思潮在臺灣仍處於萌芽階段，即使是最高學府的台大校園裡，也只有「婚姻與家庭」這門課勉強與性別議題擦到邊，而婦運團體不談理論、少有論述，求知若渴的年輕人只能靠組織讀書會以及校際間彼此討論帶動，以形成自己的知識論述。「那時候，我覺得在婦運上，能夠培養思考的土壤是非常貧瘠的，我們只能透過自學，去耕耘這個土壤。」

「自學」一直是張娟芬進入各個歷程的方法與路徑。出於對填鴨式教育的厭惡，感覺到「受夠了」的她在上大學之後，便採用自己的方式學習，再無法忍受在書冊上畫重點。即使日後讀碩博士，她閱讀的文獻資料上都是白淨無痕的，彷彿以此對抗昔日困她難受的體制，故自覺如「孤狼」一般，獨自在各種知識與資料間摸索。

「在那種機械化的大機器裡，就是要讓你麻木。」張娟芬說，讀書霸占了學生所有的時間，對於社會的關心也因此被壓抑，儘管她自己並未因此失去對政治的關心及對社會的好奇，卻也清楚發現自己的政治熱情彷彿在高三那一年、政府宣布解嚴時急速退潮，「解嚴好像代表這件事情解決了，所以，高中畢業，對我來說，也就代表那個關心政治的階段結束了。」

潮水既會退，自然也會漲。民主化多年後，隨著政治檔案開放，張娟芬再次回溯戒嚴時期——一個超越她過往認識的威權統治體制——並為此產生憤怒的情緒。

「對我這種早就有批判意識的人來說，讀了這些檔案，還是會叫我吃驚。」蔣中正介入判決這類證據於她就夠衝擊，為了研究王信福案看的政治檔案，更讓她無法置信：「我從檔案中認知到，原來那個威權的強度竟到了這種程度，背離我們已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制度那麼大。」

例如警總，張娟芬說，她原本看不懂為何這個組織既有情報、又行管訓，甚至還包了審判，後來才驚覺此種疑惑，僅僅是因為自己「用民主的腦袋」在觀看過去。而正是在這種帶著問號閱讀檔案，又從檔案中理出視角的反覆過程中，她穿越了時空，看到屬於王信福的戒嚴經驗。

➤張娟芬與王信福

王信福是2011年當年的第10個死刑定讞案（隔日則是邱和順死刑定讞案宣布）。歷經前一年整個社會對於廢死議題的劍拔弩張，議論喧囂，死刑定讞的接連宣布，對相關的人權團體或許是不小的打擊。

素來與人群和行動保持點距離，維持孤鳥姿態的張娟芬，對於2010年圍繞著廢死的仇恨言論與社會躁動，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過去儘管也會有街頭巷議，但網路的瘋狂言論不會出現在主流媒體上。過往的主流媒體至少還維持一個比較低度的標準，如今已看不到媒體在把關。」英雌俠義的張娟芬直覺「廢死」有難，她必須更積極參與，更深度投入這個議題才行，於是拔筆論戰，輯成《殺戮的艱難》。

王信福，正也是在她下決心投入廢死議題後，抓住她眼光的名字。當時，張娟芬只覺這個僅憑筆錄供述做為證據的案子充滿疑點，但因為無其他證據，也清楚救援會很困難。

然而，普通人若知絕望艱難，或許置之不理而後放棄，可張娟芬卻反其道而行：「我們（廢死聯盟）當然是這個社會裡面很微不足道的一小群人，但是，我們也是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我們說這個案件太困難沒救，就真的不會有救了。」

「可是我會覺得不服氣啊。」語氣始終平和的張娟芬只要提到案件，情緒就會溢出來，語氣也更為堅定：「只要判決是錯的，就值得救援。」

「越是證據不足，我們就越要堅持無罪推定原則。」她強調，儘管王信福案的救援不算容易，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最完美案例，「這個案子正是考驗我們對無罪推定原則的信心或信念有多強。」

王信福案是張娟芬深度書寫的第三個冤案，理應駕輕就熟，但整個訪談過程中，她除了反覆訴說此案救援的困難，還不斷描述這個書寫計畫對她的折磨——兩者皆令她有屢屢撞牆的「絕望」。如同她在此書後記所寫：「寫《流氓王信福》感覺如同無米之炊，每一條路都是死巷，每一扇門都敲不開。」

路首先堵在訪談。她本以為王信福具有很好發展的故事線，但在訪談環境與當事人敘事能力的限制下，訪談難以進行下去，「做質化研究都知道，如果內容重複出現，就已經到底了。」

無法做出王信福年表的張娟芬，決定從外部繞進，從政治檔案著手，但這也不是一條容易的路，讓她挫折非常。例如她曾花很大力氣去比對警總檔案，可檔案裡只有台中地院借提這類資訊，連筆錄都沒有。她不免自嘲：畢竟，那是王信福，不是雷震。社會對小人物無情、歷史難見小人物身影，就連國家檔案都吝於給小人物多一點紀錄，在檔案裡大海撈針的張娟芬，不論如何尋找，都只能找到「碎片」，更不用說這些碎片還是威權國家替他寫的日記，只寫他為惡作壞。

儘管過程艱辛，但張娟芬說著說著，仍表示這並非無用之功，至少閱讀這些檔案幫助她更瞭解當時的背景，而她在消化檔案資料後，也才有分析的眼光。

流氓制度是將王信福與國家體制連結一起的中介，張娟芬在這項法制相關的檔案中浸泡最久、最有收穫。一頭栽入檔案裡的她，認知因此被顛覆了——以前提到流氓，人們腦海會連結到黑道大哥或幫派首領，至少是刑案累犯。但她在檔案中看到的「流氓」，卻非如此，例如王信福，他才剛成年，什麼也不是，就這樣「進去了」。

「流氓制度是臺灣戰後威權統治頻繁使用的壓制手段，它標示著那個年代法制的荒謬與人權的侵害，並且因為為期甚久，打擊範圍甚大，影響也深遠，此其大也。」

張娟芬在序裡如此寫道，要瞭解王信福發生什麼事，自也要從這個面向著手。

但這個制度，過往少人研究，張娟芬得透過大量檔案耕耘自己的論述。對於前行研究的稀薄，張娟芬的回應扼要清晰：「因為他們是流氓。」戒嚴時期受到人權侵害的案例中，受到注意的大多是知識分子、或是有理想性的，帶了點政治意味，而流氓並不在這種「好人無罪」的範疇裡。但畢竟這也是一套當時政府都深知無法源依據的制度，因此，張娟芬曾對曾任促轉會兼任委員的尤伯祥律師提出建議：這群因行政不法飽受人權侵害的「流氓」，也可能需要救濟與平反（按：國家人權委員會亦就林水泉案建議促轉會研議修法，而促轉會也已擬定法案）。

「因為是流氓，你就接受他是壞人嗎？」張娟芬問。

➤非虛構寫作與公共議題

如同過往在冤案書寫所做的功課，針對王信福案，張娟芬也花了不少時間研讀卷證，甚至自承在此案所下的功夫遠超過以往。而這自然也與王信福案只有供述證據難以翻案有關，「我看卷的仔細程度，跟那個案件絕望程度成正比啊。」

張娟芬在卷證所下的功夫，還包含將博士論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以更進一步的方式，應用在此案的判決分析上。她解釋道：判決中做出的「認定」與「證據」之間，時常有著巨大的斷裂，例如犯罪動機是殺人滅口，但後續判決卻沒有可以支撐這個認定的證據。於是，她在王信福案中透過編碼分析，展示這個論證方式：「那個時候做這個，也是因為絕望啦。」

與張娟芬的訪談過程中，凡是提到《流氓王信福》的書寫，她多會以「挫折」開頭，以「絕望」結尾。若粗糙仿效張娟芬對王信福案判決的編碼，可從訪談紀錄中計算出她共提及6次絕望，14次挫折。不得不說，這個數據實在很不符合外界對張娟芬聰穎、堅毅的認知。

然而，進一步追問她如何使自己持續且規律寫作？得到的回答更讓人吃驚——她稱自己是個「軟爛」的人，「別人是睡到自然醒，我是睡到睡不著。」

宣稱自己沒有正職工作、不入體制，提早過著退休老人生活的張娟芬，在書寫此書期間，「2048」打到八萬多分，整天都玩些簡單的遊戲，「我就是在浪費時間嘛，我對自己非常不滿。」

但張娟芬也深知，這無非是她的「心魔」所致：「心魔會對我說我不夠好，我就真的做不出來了。」於是她會在該寫書時，在網路上亂晃，在整日一事無成後，繼續譴責自己。

那怎麼辦？張娟芬表示，這個時候，她會去讀自己過去的作品，甚至是日記，以另一個眼重新光看自己，並說服自己：「沒關係，你只是現在不行了。再過一陣子就會好了，你就會恢復正常了。」

她還記得書寫《無彩青春》時，會在三更半夜突然激動，認為這書就是該她寫的，是她可以寫的，只因為深深感覺到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可與司法這個領域相應。儘管如今，她「心魔」強大到連看自己現在寫的日記都不順眼，甚至審判自己「連日記都寫不好」。不過對於書寫冤案這事，張娟芬仍然堅定，稱：對於蘇建和案書寫的滿足感，在於嘗試建立一個合理的敘事，以打擊不合理的敘事。面對王信福案，仍是這樣的立場，而這樣的立場，正是她對非虛構寫作或是公共書寫的看法。

少女張娟芬不滿足於受管制的媒體，自行去聽政見發表會;長大的張娟芬對主流媒體墮落的不滿，則是以自己的寫作來對抗。「民主理論裡，都會說媒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例如追查真相，或是促成社會不同立場之間相互理解。當我們的媒體不再具這種功能時，就是非虛構寫作在扮演這個角色。」

但也不得不問：在社會大眾對於「正義」淺薄的定義下，冤案書寫是否真的能夠改變些什麼？她的回答就跟對救援王信福的回應一樣：只能去做。畢竟，長期觀察性別議題、參與蘇案救援的她，確實看到社會進步與行動凝聚，即使這樣的時刻並不常發生。

「或許也是要誠實地認知到，這個世界的改變是就是如此緩慢，只有電影才會有魔法一點，整個城市都照亮了的情節。」張娟芬舉她在《殺戮的艱難》裡最後提到的句子激勵彼此：

「前路還長，我目光如豆，僅專心走好腳下這一步。」

即使王信福案是個令人絕望的案子，即使這本書的書寫充滿挫折，但張娟芬始終沒有放棄的想法。如其後記所說：「如果這書是寫好玩的，我早該放棄了，但這是死刑案件，又是一個威權餘緒陰魂不散的例子，平反王信福，有著司法改革、廢除死刑與轉型正義的多重意義。於是這書便與案件的救援一起，充滿挫折地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