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評論《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這本書之前，我覺得有必要先打個預防針，在閱讀此書的路徑上，我選擇採取「作者可能只是出自宅宅的愛好，想要寫一個香香百合mix歷史戰爭題材的故事，剛好在蘇聯女兵這個議題上找到交會點」的心態來讀這本書，把《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當作少女成長故事＋德蘇戰爭兵器與歷史小百科來閱讀，這或許是個比較妥善的方法。

➤《進擊的巨人》復仇動機+《紫羅蘭永恆花園》美少女殺戮機器

《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除了使用輕小說結構以外，另外融入了二戰史實，在娛樂閱讀之中帶給讀者好像有長知識的感受。女性角色們的屬性鮮明討喜，高冷美豔的教官、盛氣凌人的大小姐、溫柔聖母、天賦滿點但不善整理的反差萌天才……讀著文字讓人忍不住想像，如果這些角色動漫化會長什麼樣子？大概是《進擊的巨人》第一季的艾倫，還有《紫羅蘭永恆花園》薇爾莉特那樣美麗純潔的戰爭兵器吧！

劇情以主角謝拉菲瑪成長的英雄旅程為主軸，故事亦穿插了萌萌的場景意圖讓人姨母笑，行文中帶有畫面感，角色們的可愛互動活躍紙上。如果不將思緒延伸到「細思極恐」的層面，某種程度上單看文本的穩定結構還是滿開心的。《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將輕小說與歷史結合，是充滿挑戰的嘗試，小說的骨架可承載的負重較輕，能附於其上的血肉便得是精肉少脂，避免成品冗贅畸形。

閱讀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作者下了不少功夫，除了寫作材料的蒐集、閱讀和再現之外，作者也掌握了向特定目標客群說故事的能力，這樣的努力值得肯定。

➤香香的百合敘事中有高強度的角色衝突張力（！以下開始會劇透！

大眾文學或類型文學會透過具一定相似程度的劇情發展來降低讀者的閱讀門檻，免去讀者適應新故事走向的成本。大眾文學是娛樂性強烈的文本，人類在娛樂中尋求的是單純的快樂。「角色小說」的任務不在於反映真實社會中人類的複雜與曖昧，而是向讀者展現某種客群被期待的樣子。由此看來，便不難理解主角小隊的隊員為何是被去性化、除去性欲的純潔少女，即便是在戰事中充滿惶惶「性」的威脅下，主角小隊的眾人仍活成美麗強悍的百合，在百合向的敘事中，只有少女們能向彼此接近。

歷史上不存在的第39獨立小隊，書中用文句形容隊員們的美麗，完全沒有在考慮這樣的絕色美人會不會被同袍侵犯的問題（性的暴力與威脅可不是只有發生在敵對國家之間）。

魔女巢穴小隊的隊員們出身不同階級和種族，適如其所地發揮她們的屬性與指涉現實的隱喻——小隊中唯二於戰事中死亡的是哥薩克與哈薩克出身的女孩，直指在民族國家近代化戰事中被犧牲的遊牧民族——活下來的小隊成員是斯拉夫民族認同較強的角色，各自代表彼時蘇聯內部各方勢力的折衝。

也許因為這些角色的身分衝突本身極大，如士兵vs督戰隊、男性步兵vs女性狙擊手，無需多言便能想像不同立場間的戲劇張力會有多強。然而，或許是太過依賴以身分及屬性打造角色的緣故，配角的心境轉折反而沒有在劇情中鋪展開來，有些劇情進展甚至令人感到相當困惑，而最匪夷所思的非米哈伊爾的轉變莫屬。

在小說結構上，我能明白善惡的翻轉有其劇情設計上的必要：若以葉卡和米哈伊爾為對照，葉卡本來是謝拉菲瑪欲除之而後快的仇人，最後他卻為射殺米哈伊爾的謝拉菲瑪頂罪；而米哈伊爾本是謝拉菲瑪想共度餘生的青梅竹馬、是能共享故鄉回憶的唯一倖存者，小說尾聲卻成了未遂的戰爭罪犯。善與惡的分野於此模糊難辨，謝拉菲瑪射殺米哈伊爾是自身理念的展現，亦是與過往的決斷，在結構上是穩妥的作法。可惜的是，米哈伊爾的形象翻轉似乎較缺乏細節支撐。

決戰前米哈伊爾與謝拉菲瑪兩人重逢的那個場景，是作者留給讀者解讀、詮釋的唯一關鍵戲碼。其中一個可能是米哈伊爾從頭到尾都在對謝拉菲瑪說謊、作者從小說伊始就在對讀者捏塑虛假的人設；另一種可能是米哈伊爾通靈似的察覺到謝拉菲瑪愛上伊麗娜，認為為謝拉菲瑪守貞的自己實在太過愚蠢，導致他在小說尾端即將勝利時，轉變為和前文敘述截然不同的人；最後一個可能則是，一切都是戰爭下的混亂與罪過，讓純情少年自我洗腦，變成眼神清澈的瘋子。

➤獲得娛樂之後或許能再想想……

假若作者並無失誤且沒有要利用資訊不對等來愚弄讀者，那麼根據奧坎剃刀原則，最後一個詮釋或許是最便於理解的解釋。然而最簡單便捷的，並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在歷史創傷面前，將一切過錯推給戰爭、敵國或極權者，撇清身處共犯結構中的自己，對受難者與倖存者並無幫助。面對歷史的難處在於，置身其中的人有可能是加害者同時亦是被害者，只認真對待某一面，對認知歷史的全貌沒有助益。謝拉菲瑪擊發的那枚子彈並沒有殺死敵人，女性仍在國家和男性的雙重壓迫下，展開各式各樣的微小戰爭。

人類在娛樂中尋求的是單純的快樂，沒能在這本書中獲得單純快樂，思慮過多而有些不安的我，可能不是這本書的完美客群吧？大眾文學很多時候是建立在「不要觸怒讀者客群」上，但接下來可能是比較尖銳的問題了——面對日本文學市場提問：「日本人為何要描寫外國的戰爭？」，逢坂冬馬在序中說：「既然文學能夠跨越國界，那麼作家描寫國外的戰爭需要任何『特別』的理由嗎？」，他在序中啟人疑竇地強調，故事從頭到尾沒有出現一個日本人。

我反而更想問的是：在二戰題材的大眾文學當中，寫或不寫日本是否需要任何「特別」的理由？二戰期間蘇聯的西部戰場是對德國，東部戰場是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的滿州國，當逢坂冬馬在第348頁藉謝拉菲馬等人之口說出「他們在戰地經營妓院，把女人騙來這裡賣春」時，心頭有沒有掠過日本籍、朝鮮籍、滿州國籍與台灣籍的、連成功和失敗都無法憑自己一搏的女人們？

如若《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的故事背景不是德蘇戰爭，而是二戰末期的日蘇戰爭，這本書仍會在日本的文學市場引起迴響，拿下本屋大賞第一名嗎？作者是刻意還是無意繞過了這個議題呢？假若只有符合某個想像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能出現在大眾文學市場的視野中，那對歷史、對文學來說，真的沒有問題嗎？我不認為有文本能獨立於外部社會環境而誕生，上述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畢竟歷史是已然發生的事情，而非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枚擊發的子彈是自由的吧

《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在敘事上選擇了不引起火苗的策略，將希特勒與納粹德國塑造成全書的反派、不實際宣揚共產主義、試圖聚焦戰時參軍女性的困境，亦不將批判的力道上升至愛國體制下國家內部的總動員對女性無情輾壓式的壓迫，在父權國家的大敘事之下，個人的、微小的聲音能否被聽見？

小說家並非萬能，世間諸多問題亦非靠一本小說就能解決，不是每個創作者都非得要回應歷史遺緒不可，也不是每個人都非得因為說出真實而成為被國民排斥的作家。我們或許終究得承認，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創作者有其侷限，作品也是，因載體、形式、題材、想溝通的讀者群等因素而有其極限，逢坂本人想必也考慮了非常多並做出了取捨。有時會想，或許正因為創作有所侷限，所以這個世代更需要不同的讀者和評論者也說不定。

最後借伊蓮娜教官的話作結：「倘若我認識的某個人……能只是為了單純地表達而說明自己經歷了什麼、自己為何而戰、自己究竟看到什麼、聽見什麼、想了什麼、做了什麼……而不是為了鼓舞蘇聯人民，也不是為自己辯護……那我的戰爭就結束了。」

親愛的世界，我們的戰爭結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