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睿截至目前為止的每一個創作初衷，似乎都有一個亟欲抗爭的原型。《八尺門的辯護人》源自1986年的湯英伸事件，而近期出版的《童話世界》，則是面向臺灣近10年來所面對的、各種因權勢不平等而引發的性侵害問題。

他旁徵博引，借助自己長年來的律師經驗，從諸多真實的法庭資料中尋找例證。本次的創作有一個極大的企圖心，「我想讓大家明白，『性侵』是具有普世性存在的，在很多不同情節、不同案子中，會驚人發現相似的脈絡。如果我們過度關注在特定主題上的話，會產生一種誤導——好像單一事件解決了，我們就沒事了，但普遍性的傷痛卻遠遠無法被正視。」

➤​藝術必然美，卻不必然高尚

我們可能都是健忘的，而遺忘的良藥不是快樂，卻是下一場更劇烈撕扯的傷口。

2017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文中描述的主題，加上極富文采的小說張力，迅速引發各界關注，而作家林奕含在出版後幾個月的離世，更使這個主題展開鋪天蓋地的討論。

彼時，遠在洛杉磯唸電影的唐福睿當然也關注到了此事，卻又不僅止於此而已——或許是因為距離的緣故，他凝望家鄉的波瀾，看見的是一整片海洋的風暴。

他說：「在這本書以前，還有一件事情也影響我很深，就是2015年輔大校園發生的性侵案。我研究所就是念輔大的，那件事情發生的地點，就是我每天經過的地方。當時我明確意識到的事情是：即便一個擁有高度專業的人，還是會犯下一些顯著的錯誤。」唐福睿說，言下之意，指的不僅只是案件的當事者，還有事發以後、諸多在旁侃侃發言之人。

《童話世界》的概念如斯應運而生。「與其說，這個作品想討論的是性別，我覺得更多的是強勢與弱勢之間的對立吧。」唐福睿把話說得很清楚。

性別是一客觀的事實，然而強弱之分，則是隨著環境、局勢之不同，而時時刻刻流動的狀態。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活得像是瓶中水，偶爾流向甜膩的童話，又偶爾被現實世界的殘酷傾覆，無法準確釘在其中一端。

唐福睿說，過去執業律師的那些年中，帶給他無可撼動的影響應是這個才對——在牆與雞蛋之間，他選擇站在雞蛋的那一邊。在光與陰暗之際，他選擇不要放棄凝視黑暗的本質。後來他轉戰電影與文學創作，處理議題的角度轉換，但心意終究不變。

「藝術必然是美的，但是它不必然高尚。當你閱讀作品的過程中會，一步步剝除藝術這個包裝，最後看見的人性，那依舊是原始、充滿人的慾望的。」唐福睿說。

➤​《童話世界》的替代性創傷

事實上，「童話」的本質不就是如此嗎？又美又殘酷。以童趣的故事，裹著現實的真相，好像不願讓孩子太早接觸世界的醜惡，又怕太多軟言甜語會讓他們誤會世事的運行道理、進而失去強悍的心智，因此偷藏暗渡的把部分殘忍埋進字裡行間。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小說《童話世界》是一場不可逆的閱讀之旅。

唐福睿是挪用經典的高手，他以耳熟能詳的童話，如小紅帽、青蛙王子……等元素拆解，使這些看似無害的故事，成為加害者的披風，搖身一變化作超級英雄，蒙蔽受害者的眼睛，由此進入女孩子的身體。事已至此，童話不再是睡前故事，而是床上的軟言藉口，以此說服一個個純真的女孩子真愛的存在、慾望的合理，說服她們不要抵抗，打開身體，交付自己。

——大騙子。

沒錯，我們知道這是一場騙局，是因為無論是作為觀眾或者讀者，都站在相對安全的距離去感受，所以能更冒險地往更深入的暗裡鑽去。從創作者的角度來說，亦然。

唐福睿解釋，自己之所以不斷探觸這麼多深沉的議題，某種程度來說，也是他覺得在創作者的位置，感受相對安全。他洞悉每一個親自創造出來的謊言，知道惡的目的，也知道善的不牢靠，知道法律的限度，當然也知道傷痛的無限性。站在明亮的地方，直視暗影的細節，他要成為一個看見全景的人。

談起作品的時候，唐福睿的語氣始終溫溫的。

「不只一個人跟我說過，我寫的東西，跟我這個人的特質落差很大。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可能⋯⋯我的確算是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吧。記得小時候我一直很想要當風紀股長，可是我的個性就是這樣，班上大概覺得讓一個這麼溫和的人當風紀會出事吧？所以我從來沒有當過。」唐福睿笑著說。

那麼，後來成為律師，乃至創作，是不是對學生時期那份正義感的彌補呢？這不得而知。倒是，藝術是否終究作為一個絕對「安全」的距離？這問題在近年也不斷朝他逼來。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把創作跟生活分很開的人，應該不會特別受影響才對。在寫作時的確要很專注沒錯，不過一旦停筆，我還是能馬上回到家庭跟生活之中。可是，《童話世界》在2022年剛上映的時候，我好像感覺到創作者的替代性創傷，確實是存在的。」

唐福睿解釋，那是映後在全台跑宣傳的日子。他完全沒想過，在現場會有這麼多「倖存者」站出來與他對話——說得更精準的話，應該是「我沒想過，他們會願意來看這種題材的電影。」拍攝期間唐福睿也曾經擔心，若有類似經歷的人，是否會勾動他們痛苦的回憶？是否會有被強迫性代言的難熬？「所以我一直無法想像，他們會帶著什麼心情來看。可是映後宣傳時，意外的遇到了很多主動分享類似經驗的人。」

當時，這樣的狀態實在太密集、且猝不及防的發生。與他面對面的眼神與談話，從電影院延伸到廳外。即便是這樣傾心的互動，唐福睿也確實知道，短短幾分鐘的相遇無法給予什麼實際的援助，「所以那陣子無力感很強，宣傳期跑到後來，每天起床我都是沮喪的。」

或許吧，藝術給予的「距離」有時不是推遠，卻是推近了我們與苦難的關係。方此之時，我們只能選擇正視或者迴避。

唐福睿在創作過程中逐一發現，人是這樣軟弱無力，多數面對傷痛的時候仍是一籌莫展。與此同時，卻又是那樣強悍固執，即便知道自己對抗的是如此難被撼動的巨石，他還是希望能夠不閃躲不逃開，把這一切記錄下來。

➤​寫在電影之後，小說的召喚儀式

多個不同的身分，帶給唐福睿不同的思考視角，卻一再堅固了他創作的心。

如人所知，《童話世界》是先拍攝出電影，才進而完成了小說，他在後記亦坦言，此舉吃力不討好，文字化其實是效益很低的實踐——是啊我們都知曉此理，並同時明白，寫作之人少有顧及效益，且無論如何這事總是吃力的。

雖然如此，文學創作的過程像是一種召喚的儀式。在電影以後，唐福睿握著作品的靈魂，以文字補入意念與血肉，將影像限制的部分給補入。不管別人怎麼看，此舉對於創作者來說意義非同小可。

所謂影像拍攝時給予的「限制」，其一是經費上的考量。《童話世界》有一個極美的互動，描述男女主角在火車行至山洞時，因周邊干擾的轟隆聲而打斷彼此的對話，在停頓之際，二人的連結依然存在，其中的情愫在若有似無的狀態中「嘈雜地」萌發。這幕場景，是一開始就在唐福睿腦中成形的。但現實是——

「那一幕超難拍。」唐福睿解釋：「我們預算有些，只能租一列車廂，而且就只有臺北到花蓮單趟的時間，你必須要在這一趟的限制底下拍完。但我們無法控制山洞經過的時間啊，最後試了很多辦法，還是放棄了。」

都來，全部都來！在電影裡放棄的畫面，全讓他們在小說中實現吧。場景是其一，割捨不下的角色亦然。

在《童話世界》的小說中，立體了「社工」一職的重要性。事實上，這不僅是在影像難以多著墨的角色，同時也是社會中無比重要、卻經常被忽視的一個位置。

「社工超，級，重，要。」唐福睿非常用力地強調，「我當律師的過程中，也處理過很多性侵相關的案子。現場如果沒有社工，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與當事者展開對話。因為律師很少有心理輔導的專業，但面對這樣的案子，你跟對方無法單純的只是律師與客戶的關係。」

律師在乎的是輸贏，而社工在乎的是復原的可能性，後者更往內心的修補走去。唐福睿對於社工的刻畫，表現了他對整體環節的堅持。

如其最初所言，《童話世界》的核心目的是希望展現出該議題的「普遍性」。性的傷痛不是一棵突兀而顯眼的樹、砍掉就沒事了，那是野草，難以根除，且隨處可見。創作的目的並非淡化傷痛，而是開展出更多面向、更多對話的可能性。

「如果看待一件事情，完全從憤怒、憎恨出發的話，我們會少理解很多事情。我想知道一個人為什麼去愛、為什麼去爭取、最後為什麼會犯錯。」

唐福睿拋出一連串的「為什麼」，一再呼應他於小說後記中所寫下的，善與惡之間「幽微的界線」。人應該是越活越明白，許多事情無法非黑即白的二元判定。

在思考、寫下這些事情的同時，他能夠感覺快樂，「但是感受到多少快樂，就會有多少痛苦產生。」他說，創作就是這麼公平的事情。

話雖如此，「如果不能持續挑戰那最幽微的界線，我們總有一天會忘記自己在反抗什麼。」唐福睿在後記中寫下的最後一句話，如今在現實中發亮，無關乎快樂，亦是他沒能放下創作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