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部落田調、幾度中斷的散文，到終於完成小說《女族記事》，利格拉樂．阿𡠄（Liglav A-wu）構思這個排灣部落的故事，已經超過10年。去（2023）年初，她將抽屜裡的文稿拿出來密集改寫後，交出成品。她描述寫作過程行雲流水，最快時日產3000字，但背後原因竟是：「太需要宣洩工作壓力了！」

口中說著「壓力越大，產量越大」的阿𡠄身兼多職，除了是作家，還是原住民族電視台專題記者、也曾擔任製作人。過去5年來，她還投身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計畫」，奔赴全台蒐查史料、訪談田調，執導完成共15位原民受難者紀錄片。

在新聞工作、白色恐怖歷史調研兩種高壓工作的夾殺下，寫作對阿𡠄來說，自然是「非常療癒的事」了。尤其面對白恐議題的沉重，她坦言幾乎需要尋求諮商，因此，寫作對她而言是轉換情緒，她也藉此首度從散文跨足到小說，織就成《女族記事》這部優美如詩篇的部落記事。

➤從自身部族開始的田野

束起一頭灰白長髮，阿𡠄話聲沉穩，訴說的卻是各種衝突記憶。她體內流著交雜的血脈——母親出身屏東來義鄉排灣族文樂部落，比母親年長25歲的父親，是來自安徽的外省人。「身分認同」對年少時的她來說，曾是個難題。

她從小隨父母住在屏東，父親過世後，母親搬回部落，她也在17歲左右，逐漸從平地眷村走進母族部落，開始與vuvu（排灣族語的祖父母輩，此處指外婆）親近，「我的部落田調可以說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沒有斷過。」

不論婚喪喜慶，或日常的衣食住行，阿𡠄總是纏在部落的vuvu們身邊問東問西。然而，排灣族有嚴謹的階級分界，非頭目家族者對部落事務沒有決定權，甚至不能過問，因此出身平民之家的她，可說頻頻犯忌。vuvu擔心她的行為違反禁忌，常以殺豬儀式道歉，她笑說：「所以一路下來，vuvu為我殺過好幾次豬！」

《女族記事》著墨她在1990年代於部落所見，女性mamazangiljan（排灣族語的部落之王，也稱族長、頭目）面對孫子分家爭產時，如何在傳統和現代間的衝突做出協商。小說藉由樂歌安這位族長人物，呈現其家族四代所經歷的時代變遷，以及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愛情、工作、繼承等生命故事。而與樂歌安維持終生友情的平民女性吾艾，原型即是阿𡠄的vuvu。

阿𡠄解釋，小說雖名為「女族」，但排灣族並非女系部族，而是採「長嗣繼承」制，由家中第一個出生的孩子為繼承人，不論男女。但她自己的家庭剛好三代皆是長女，小說中的樂歌安也真有其人，因此女性領導、女性情誼，甚至是女性的情愛故事，便串成了筆下動人的篇章。

或許因為電視台工作的影像訓練，《女族記事》的敘事充滿畫面感。阿𡠄表示，雖有長年的口述紀錄為本，但寫作時她又特地回到部落「感受」——例如總是跟隨著吾艾出場的檳榔、飯桌上的芋頭，得親自去聞聞它們的氣味。還有書中描寫頭目巡視土地時，會沿途凹折樹葉做記錄，也是後來再訪才從老人家口中聽到的情境。

相較於女性主角，書中男性角色「戲份」不多，卻畫龍點睛，豐富了部落的性別圖像，並帶出幾被湮沒的歷史。例如「從中國回來的」里本，原是樂歌安的少年情人，兩人因階級不同被迫分離，里本也在二戰時被徵召上戰場。殊不料，失去音訊40年的里本，原來在戰後滯留中國，在當地生活成家，晚年才帶著傳奇色彩千里返鄉，回歸部落。

這般人物不僅存在於小說中，也是阿𡠄在部落真實認識的長輩。而這亦是那一代原住民日本兵的共同經歷，他們的故事曾零星被媒體報導過。

➤積澱已久的創作能量

成年後，阿𡠄除了是外省小孩、排灣女兒，還多了泰雅媳婦的身分。她隨前夫、同為作家的瓦歷斯．諾幹居住在中部的泰雅部落，摸索全新的部落文化。1990年代初兩人創辦《獵人文化》雜誌，投入原住民文史研究與發聲。

她表示，泰雅有著與排灣截然不同的傳統，帶給她很大的衝擊。她過去的散文作品《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祖靈遺忘的孩子》等，即大多書寫原住民女性面對的衝突矛盾。

「但這次，就算散文越寫越長，仍不足以承載我想表達的東西，於是決定跨到小說。」對她來說，跨越最大的坎不是「虛構」，而是長篇敘事的筆法和結構。不過初次嘗試，她充分享受到小說彈性更大的自由感。

阿𡠄自述文學閱讀很雜，從馬奎斯、莫言、海子，到鍾文音、童偉格，與原民作家巴代、瓦歷斯．諾幹等，「他們對我的刺激是，我很想知道他們筆下的世界是怎麼觀察到的？於是我的方法就是回到我的田調現場，去觀察，然後寫出來。」至於文字形態，她最推崇的是小說家王定國。

筆耕近30年，在《女族記事》後，阿𡠄又完成長達10萬字關於原住民政治受難者的散文，並馬不停蹄地著手撰寫下一部關於白色恐怖的小說，預計15萬字。

創作力如此豐沛，她自認是因題材累積已久，尤其關於白恐受難原住民，是她從1990年代便與瓦歷斯．諾幹投入的議題，當時蒐集到的名單有45位受難者。遺憾的是，當時訪談累積的近3000卷錄音帶，全在921震災毀於一旦。直到將近20年後，她才重新投入，接下紀錄片拍攝工作。

其實，白色恐怖離她並不遠。她透露，父親年輕時曾因玩無線電被舉報，遭逮捕、關押數個月，「他說牢房每天都會點人頭，從1數到100帶出去。有一天數到他了，他就被裝進麻布袋，直接丟到海裡，後來幸運被漁民救起。」如此驚駭的往事，父親只在喝醉時偶爾談及。後來，她在國家公開的檔案中，也並未找到父親的案件。

說這話時，阿𡠄同樣波瀾不驚。若不是記憶太深沉，就是她已經歷／聽聞太多。

➤錄下流逝的傳統，記住變化中的掙扎

身為新聞記者，阿𡠄同時關注原民運動，尤其國土計畫、原住民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及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是她近期最關注的三大議題。

她認為，社會運動若只上街頭、沒有累積論述，會是一種「消耗」。因此，或帶著未解的懸念，或出於記錄的急迫，她投入田野。她的書寫，也常常源自田野。

在眾多身分中，她自認不是站在第一線的運動者，而是個記錄者。就如《女族記事》刻畫部落階級文化和現代社會潮流間的衝突，樂歌安以智慧化解了挑戰，但在現實中，她坦言結局「沒那麼圓滿」。她自己對部落的兩造意見，並無明確立場，「我傾向靜觀其變，我的角色是，記錄部落文化在淘汰或保留的過程中，所歷經的轉換與掙扎。」

阿𡠄說，排灣為台灣人數第二多的原住民族，且分布地域集中在南部，這兩個因素讓它所受的都市化衝擊，相對較少。不過，她仍透過迂迴的方式，珍惜著被時代一點一滴沖刷掉的傳統，如書中以不少篇幅描繪樂歌安成為族長繼承人所必經的nakivecik（文手），以及她離世後巫師的安靈與召喚儀式等，她以口述、文獻融合小說筆法，為這些近乎失傳的祭儀，留下神祕又充滿臨場感的紀錄。

談及原住民文學的發展，阿𡠄不願武斷評論，但她提到，隨著創作者的生命經驗越來越豐富，主題早已不限於身分認同、原漢衝突等，其定義和範疇也越來越駁雜——是「作者身分」抑或「題材」屬於原住民，才能稱原住民文學？描寫都市原住民、同志、甚至架空歷史的奇幻神話，算不算？歷史小說、研究調查報告、部落誌之間的區分，是否越來越模糊？

面對這些爭論，她毋寧抱著包容態度，畢竟寫作對她而言，最珍貴的就是「自由」，是她在新聞任務之外，能夠「好好呼吸」的一方所在。寫到卡關時，她就看電影或逛網路文學平台紓壓，BL、懸疑小說都是喜歡閱讀的類型之一，並以這些線上作者「日更三千」的進度來砥礪自己。

是的，BL，有何不可？她接著話鋒一轉，表示排灣部落內早有同志家庭，她認識最老的一對vuvu年過七旬，部落裡也有認養其他家庭孩子的同志多元成家。她自己的vuvu都說：「這有什麼？很正常啊！」

書寫的題材源源不絕，只怕時間不夠。這或許是利格拉樂．阿𡠄下筆如此疾速、且始終在路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