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危機和創傷是人類生命周期的一部分：阿潑談《創傷與復原》
原活動主題：討論創傷，本身就是個政治問題
主講：阿潑（《日常的中斷》作者、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整理：蔡竣宇（左岸文化行銷企劃）
身為時常進入事件現場採訪當事人的文字工作者，阿潑對於碰觸他人苦難與內心傷痛，竟往往不知如何適切反應，事後也難以消化黑暗的感受。因此，選材時她傾向巨觀的題目，不料後來發現，即使層次宏大如家國敘事，也都是由不同人的生命經驗所構成。既然迴避不了受訪者的傷痛與苦難，阿潑時常自問：究竟應該以何種姿態靠近，才不會造成當事人二次傷害？
➤生而為人，難免會遭逢創傷
《創傷與復原》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將「創傷的核心」定義為「權能喪失」（disempowerment）和「失去連結」（disconnection）。書內案例多為退伍士兵和性侵受害者，其痛苦源於一種深刻的無力感，導致社會連結、安全感都被摧毀，無法正常生活。
而在講座一開始，阿潑則對「創傷」的意義做了歷史文化的界定，好讓自己的表述與醫學、心理學拉開關係。阿潑與讀者分享，從古老的歷史遺跡中，已可見到戰爭爆發後，人們痛苦失眠的紀錄，就連《荷馬史詩》也描述過戰爭創傷的後遺症：「歷史上對於創傷的理解，總是與戰爭脫不了關係。」
阿潑表示。從上個世紀開始，PTSD都是針對戰爭如何影響人類心理狀態所做的研究，在越戰時期，PTSD正式進入精神醫學領域，延伸出評估創傷的指標。一個人是否具有PTSD是需要透過醫學診斷，甚至進一步治療的。
然而，早在醫療化的創傷診斷出現前，人類學家早已觀察到原始社群中的創傷。阿潑說明，原始人類需要頻繁狩獵或面對戰爭，當有同伴從瀕死狀態返回人世，部落的其他人普遍相信，倖存者從此擁有超越一般人類的經驗，將被賦予特殊的智慧與能力，甚至得到關於人類危機內在運作機制的知識，並以此治癒他人。
阿潑強調「創傷，不是精神疾病」。人們見到血腥災禍後不免都會產生創傷，並不是現代科學、醫學出現才被界定的「病症」。倖存者處在難以為人理解的中介狀態，但現代社會往往立下「正常／不正常」界線，也僅止於立下界線，並不重視那些可以幫助創傷倖存者，再次過渡到日常生活的整合儀式。不過，不同文化中，自有對應創傷的方法。阿潑以台南殺警案為例，列舉媽祖神轎與城隍廟帶來的訊息，如何給予受害警察同僚安撫。她也提到太魯閣號事件發生後，身心狀態異常的警消人員被帶至宮廟拜拜，以求心安。
然而，記者不是心理師，這份職業在工作現場無法依照《創傷與復原》作者的建議，做到聆聽且陪伴當事人。阿潑忍不住就記者這份必須「掠取他人傷痛故事為業」的工作內容，提出自我批判。
➤當記者前進災難現場
記者是很粗暴的職業，必須快速地進入、快速地產出，沒有充裕的時間由著受訪者重建個人敘事、宣洩痛苦情緒。「就像觀眾常見的那樣，記者會把麥克風塞到受訪者眼前，問他：『現在心情怎麼樣？』他們只要一句能放進報導的回答。」阿潑無奈地說。
即便了解記者工作的種種侷限，阿潑也沒有把握自己能做得更好。因此，她不傾向以天災人禍為報導題目，寧可以志工或協助者身分進入現場，也因此有機會從旁見證更真實的情感。久而久之，阿潑也就不覺得有「立即進行採訪工作」的必要。
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發生後，阿潑在朋友帶領下前往災區幫忙。當時，她們搭上一位當地女性駕駛開的車，從都江堰直往汶川而去。地震災情嚴重，山路斷裂亟待搶修，這位倪姓司機在一片暗黑中，又走又停，險險送阿潑與她的夥伴上山。半路下車休息時，阿潑卻見到司機情緒幾近崩潰，不斷發抖。透過同車乘客轉述，才知道此地就是震央汶川縣映秀鎮，這位司機的家鄉。她的兩個女兒因地震在此喪生。
阿潑聽完，只從旁關注這位倪姓司機對餘震的反應。離開四川後，阿潑透過朋友得知司機丈夫因過度傷心而酗酒家暴，司機肝腸寸斷﹑罹患顏面神經失調。這段時間，她未曾多問倪姓司機一句，只是傳訊問候，進中國時順道去四川看看。
直到震後第6年，自覺走出傷痛的倪姓司機，才在阿潑到訪時，帶她造訪地震博物館、女兒遇難的學校，細述個人經歷，也拿出自己在災後泥濘中撿拾集成的照片，一一向阿潑訴說。司機表示，自己之所以能走出傷痛，是因為阿潑與另一位記者來自遠方的支持與陪伴。於是，她想對阿潑說出內心儲放的點點滴滴。
聽她說完，阿潑終於起頭問了第一個問題：「看著這些照片，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有人陪，就很好。」倪姓司機回答。
➤災民沉默的背後，是渴望有人傾聽痛苦與恐懼
阿潑將這名倪姓司機的故事，寫進了《日常的中斷》一書。但她沒有寫出來的是，在倪姓司機自述經驗故事的那晚，共同朋友卻朝著阿潑咆哮：「記者就是要挖人的傷痛！我什麼事情都不會問倪阿姨，也沒有必要知道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幹什麼？」
對此指控，阿潑無法接受，大吼回去：「你知道對倪阿姨來說，把這個痛苦說出來有多麼重要嗎？你是在阻礙她復原的機會。」
阿潑如此回應其來有自。那年是2014年，311大地震發生後3年。她剛重返日本海嘯重建區，傾聽當地人傾吐哀傷與委屈的心緒。
2011年，311海嘯3個月後，阿潑隨慈濟志工團前往日本東北災區。當時，透過媒體傳播所建立的災民印象是：性格堅忍壓抑，總是很有秩序、安靜地領取救濟物資，以沉默抵擋命運，以無聲捍衛尊嚴。還沒啟程，阿潑就感到任務艱難：「如果他們不接受採訪，我還可以寫什麼？」
但一到現場，阿潑才發現，自己從媒體上認知的「沉默剛毅」東北人並不存在。相反的，她看到的是爭相湧來的訴苦與心情宣洩，不論是說著自己抱狗逃難的故事，或見到誤以為喪命的獨居老人，或是輕聲對外人說明媳婦如何救了自己的老太太，以及媳婦終於得知婆婆的感激，於是撕心裂肺地號哭出海嘯襲來的恐懼。還有190公分高壯漢對著阿潑與慈濟志工怒罵，罵著罵著哭了出來，彷彿一切都過去，並成為阿潑田野的報導人（informant），帶著她在「外人勿近」的避難所穿梭。
幾天下來，阿潑終於了解，原來災民並非「沉默不說」，只是不想示弱。其實他們渴望有人能聽他們傾訴自身的恐懼、痛苦與失去。向阿潑與慈濟志工這些外國女性分享心情，並不會損及災民的尊嚴，遠道而來的陪伴也令他們深懷感激。
「進入災難現場後，我才真正明白——沉默很重要，可是，讓受害者說出來更重要。」阿潑說。
➤復原創傷之路漫漫，行動與重建連結至關重要
災難若出於人禍，尋找原因和究責就至關重要。阿潑透過近年來引發國際關注的東亞重大社會事件，討論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不同角色位置，其中滋生的傷害與後續效應。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書寫現代科技如何把戰爭帶到人們眼前，同樣的，現代科技也讓大型災難現場看似沒有邊界。「災難以一種新的形式，強迫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旁觀者，」阿潑說。「但，創傷療癒的範圍，可以到哪裡？」
韓國黎泰院踩踏事件發生後，有少年因自責、受批評而自殺。負責此案的消防署長在公眾面前發抖，乃至出現幻聽。從當事人、警消人員乃至於觀看過人踩人影片的觀眾，共同遭遇了社會性集體創傷，因此讓韓國官方採取相對應的心理治療行動。
同樣是發生在韓國的重大人禍，還有發生在2014年的世越號事件。
阿潑以《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書中，報導人潛水員金冠灴的自殺，討論「旁觀者的創傷」。即使是非直接關係者，只要從新聞上知道世越號事件的韓國人，也都有創傷反應。導演朱炫淑以此為出發點，拍攝紀錄片《再見世越號》，透過與死者同年齡的高中生、高中老師、咖啡店老闆、漁民等人對話，讓他們描述事件後的震驚，及無能為力的內疚。
創傷，得透過實際行動療癒。有人將沉船事件受難者家屬聚集起來，在學校傾吐心情。有人未來想就讀檔案學，挖掘整理更多相關資料。有人自主送餐與咖啡，給要求公告真相、呼籲總統朴槿惠下台的集會參與者。這些行動皆讓創傷者不再感到孤立無援，而能重新建立連結。
阿潑表示，朱炫淑根據《創傷與復原》而生的拍攝理念，其實已經透過《再見世越號》片頭圖卡呈現：「復原始於記憶、哀悼與確立安全。／復原的最後階段是重新連結現實。」紀錄片內容也呼應了這兩個句子。
阿潑接著以廣島、長崎的原爆受害者為例，討論二戰後日本人複雜多重的尷尬身分：既是加害其他國的人民，也是美軍無差別轟炸的受害者。原爆倖存者在戰後美軍暫時託管時，承受白血病等輻射遺留症的折磨，卻沒有適合的發聲位置，只好保持沉默。直到有人心想：「不可以再讓下一代遭受一樣的痛苦」，才行動起來，集結發聲，反對核能和核武器的擴散。這樣的社會訴求直至現在仍持續著。
「當你面對災難，你在復原之路最重要的狀態就是行動，你要靠這些行動帶來的正義和秩序來平撫傷痛。」阿潑說。
➤面對創傷者的心態
2015年夏天，台灣發生八仙樂園塵爆案。受害者畢生需要面對重度燒燙傷後觸目驚心的傷疤，也要捱過被網友批評「愛玩活該」的譏諷。當時阿潑出於專題設計需求，固定每周與受害者會面了解身心狀態、醫療與復健進度，也記錄他們想說的話。阿潑的受訪者當時正攻讀心理學研究所，很有正義感，也極具行動力。即使明顯看得出來身心傷痕累累，卻還是打起精神成立支持組織，讓受害者能彼此支持安慰，且進一步提出告訴，試圖奪回生活主導權。
談及這位受訪者，阿潑表示「她個性真的很好強。」回想初次見面時，阿潑見受訪者走路緩慢，忍不住想伸手攙扶，手卻被撥開：「人們總以為是在幫我，卻不知道碰我，我會很痛。」對阿潑來說，這句話也蘊含了另一種提醒：面對他人傷痛時，不該太本位主義，太自以為是。
一如《創傷與復原》作者赫曼在結語部分，感激地以創傷倖存者的見證人與盟友身分所述：
從創傷中痊癒必須整合身體、大腦與心靈：感到安全、回想、悲傷，然後和社群的重新連結。要從人為暴行所留下的影響中痊癒，必須有一個由對人的忠誠與善意所構成的人際環境。心理治療與社會支持是復原的基礎。絕對沒有任何新的方法或藥物能夠改變這些基本原則。
在我即將迎來八十歲生日的這個時刻，我想這會是我最後一次修訂本書了。我希望這本書能清楚表達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一個人能獨自見證「難以啟齒」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感謝那些信任我的創傷倖存者。謝謝他們在復原的過程中，讓我當他們的見證人和盟友。
——《創傷與復原》〈結語〉(2022)
現場無不從阿潑真誠的分享，感受到採訪現場的複雜情境與樣態，還有她承接當事人而來的創傷情緒。她以人類學的素養和報導記者的經驗，將災難發生後的創痛，轉譯給了身處不同時空的我們。
面對創傷，或許可以從受害者及倖存者的人際網絡、與社會的連結，及是否能重拾安全感來檢視與評估。沉默或許是經歷創傷後必然經歷的過渡階段，但是，要走上復原之路，必然要有合適的支持環境把自己的痛苦說出來，讓痛苦被社會理解和接納，進而重新建立起與現實的連結。促成這樣的環境存在，讓當事人能自在、信任地發聲，或許就是倖存者以外的人可協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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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
➤活動資訊
創傷經驗的述說與再現：一個關於遷移和創傷的田野紀錄
時間｜05/11（四）19:00-21:00
主講｜金其琪（《流離之書》作者、人類學博士生）
地點｜女書店（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報名頁面➤】
話題》我們就先別管什麼上學了：《鏡之孤城》與不想上學的孩子
我所任教的國中，班上有「自學生」的比例升高了。段考到不同班級監考時，有幾個缺席的座號後面，總得替他們標註缺席原因為「自學」。我也曾處理過班上學生拒學的狀況，見證任教班級的學生由在學轉為自學的過程。教育部統計顯示，108學年度全國非學校型態學生人數為8,245人，與103學年度的2,832人相比，增加了5,413人，約2.9倍。109、110、111學年度的國中自學生，分別為778、912、936人。
《鏡之孤城》改編自辻村深月2018書店大賞冠軍原著小說，臺灣於3月31日上映，短短一週票房已破千萬。電影交代了7個拒絕上學的國中生，幾個也算是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自學生，被戴著狼面具，小孩身形的狼小姐聚集，穿越至鏡中世界的神祕城堡。他們除了能在上學時間彼此談天遊戲，也為了在期限內找出藏在城堡裡的鑰匙和許願房，找到鑰匙的人能許下一個必定實現的願望。
拒學的原因很多，電影中的角色大多遭遇霸凌，深藏著痛苦的記憶，但這些故事很晚才揭曉。城堡的開放時間正是日本的上學時間，這群學生能夠日日相聚，本就是荒謬的事。但電影前半段，沒有角色願意討論這件事。
➤立即解決問題是唯一正解嗎？
身為老師，在看這段劇情時十分焦慮。因為職業訓練，我們想要立刻抓到問題關鍵，構思解決方案，聯絡家長、安排諮商、轉介輔導，希望趕快讓孩子回歸正軌，恢復學習。但主角安西心的家長始終不急著問出孩子拒學的原因，老師只能從單方面了解狀況，拖了一陣子才來家訪。
安西心後來終於卸下心防，道出自己被班上女生帶頭霸凌的事實，電影將之慎重地做成完整細膩的場景。知心相伴，長桌茶敘，無人知曉的煎熬被城堡中的同伴深深地擁抱接納了。我才明白原來我所聽過的痛苦陳述、不可遏抑的淚水，都是得來不易的信任。在急著推他們前往下一步之前，都該用史詩級的慢動作畫面，為他們漫長的忍耐讚賞，跟他們好好說一句「辛苦了」。
電影中呈現了好幾種面對霸凌事件的態度，不禁讓人反思自己屬於哪一種？
安西心的導師是最不堪的，聽到加害者的單方面說法，便以為一切都是誤會，想當和事佬。大人總是如此，迴避顯而易見的事實，寧願事情變得簡單，容易解決。安西心的媽媽則始終相信孩子的說法，不催促孩子做任何不願做的事，不願她再受傷害。喜多嶋老師一邊積極處置，一邊耐心等候，默默安排好一切，讓孩子自己做決定。而安西心的昔日好友東條萌，後來遞補了班級裡被霸凌者的空缺，但她並未深陷在憂傷畏懼中。她擁有超然的視角，看穿霸凌者的自卑，沉穩地準備轉學。
我以往處理拒學事件時，覺得家長是孩子能夠盡情放縱的主因。學校再怎麼勸導督促，累積多少時間心力，只要家長心軟就前功盡棄。我以為那些不捨看似接住了孩子，其實反而讓孩子的未來持續下墜，跌得更慘。
我錯了，孩子身邊早已滿佈著推他們走上絕境的手，多一隻一點也不難。該學習片中，喜多嶋老師在與安西心諮詢時，桌下那隻伸出來的手，現在雖然什麼也沒握著，懸空著，但其中蘊含著最強大的力量。近年常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呂秋遠律師便建議家長第一時間就要相信孩子。有時不要叨念說教，陪伴著，即使只是安靜地各自孤單，反而是更有效的方法。
➤拒學也是勇氣的展現
電影中拒學的孩子不曾放棄過返校上學的念頭，這也與我既定的觀念有落差。片中孩子們約定好與城堡中的同校夥伴「1月10日來學校碰面」，不只推動劇情讓他們發現彼此並非活在同一個時代，也讓人看見如何解決拒學的契機。
朋友的陪伴能帶來力量？我一直想，為什麼他們不約去別的地方見面？如果真的這麼討厭學校，我連踏進去都不想，光走在路上，身邊充斥著與自己穿著同樣制服的學生，就讓人反胃噁心。「我不是去上學，我是去見朋友」，孩子們知道自己的心理有過不去的檻，正在想辦法克服難以揮散的壓迫感，這次是他們再一次的拚鬥。
看見安西心到校後喘著氣，承受不住暈厥過去，她把朋友的冷淡誤以為是穿心的利箭，我就知道這些孩子已不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他們內心有自己的比例尺，時而微觀，時而巨視。電影畫面能夠細膩地放大他們的每一次喘息與心跳，就是在暗示我們，也應該這樣——停格、聚焦、慢動作，配樂台詞。為每個孩子剪輯他們專屬的電影，並精心鑑賞。有些荒謬，看似絕望，卻是他們真心的試探。
7人雖然都是國中生，但後來他們察覺各自的世界存在7年的時間差距，原來霸凌並不隨時代演進而消逝。我想起那些處理過的霸凌事件，即便是導師，也無法滴水不漏地防堵，由明轉暗，表面的和平還是比較好的。尤其網路，有名無實且錯綜交織的好友關係，讓惡意隨處竄流，無孔不入。
通常事件收束在——霸凌者保證不再犯，被霸凌者漸漸不告狀了。面對老師的關心，不知道是真的沒事而點頭，還是為了沒事而點頭。班級的默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成形，無聲地箝制著每一個人。我們需要恆久平和，因此或許也無意識地伸出手，用力撐住自己頭頂的羅網。
好險電影同樣給了我們救贖的7年，讓第一個被拯救的晶子，化身為喜多嶋老師，在之後的每個7年，編織拯救的循環。「沒有來學校不是妳的錯，因為妳每天都在努力奮鬥了，不是嗎？」如此溫厚的信念，不知道有沒有帶給大人們啟發？
➤平安健康的長大吧
而我確實始終是這樣想的：讓孩子從我身上感受到更多的愛，寧可讓容易尷尬的青少年肉麻，也要坦率地表達對他們的肯定。然後可能有那麼一天，在不知道幾個7年後，他們也滾動著有如滾燙輪胎般的心，不顧一切地，朝眼前冷漠而年輕的高牆衝撞。
當初班上拒學的孩子，家長提出要轉去實驗教育機構時，我深表贊同，甚至偷偷鬆了一口氣。孩子的媽媽將他送到遠方，陪他度過長長的車程，就想讓孩子回歸就學正軌。我記得那孩子還願意來學校時，曾問我：「我們受教育是為了什麼？」我那時候說得頭頭是道，詳細舉證，試圖在這個巨大問題底下虛張聲勢。但現在發現，不如像《鏡之孤城》那樣說不一定更好——我們就先別管什麼上學了，你只要專心長大，無論如何，未來會變好的。●
かがみの孤城
作者：辻村深月
譯者：劉愛夌
出版：皇冠出版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辻村深月
1980年2月29日生，日本山梨縣笛吹市人，畢業於千葉大學教育學院。從小就喜歡看推理小說，小學6年級時因為看了《殺人十角館》而成為綾辻行人的超級書迷，並在綾辻行人的影響下，開始提筆創作，花了4年時間完成厚達1400多張稿紙的處女作《時間停止的校舍》，並一舉贏得講談社為鼓勵新人作家所舉辦的「梅菲斯特賞」而正式出道。
2011年，以《使者》獲頒「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2012年，再以短篇小說集《沒有鑰匙的夢》榮獲「直木賞」，對於多半頒給長篇小說的「直木賞」來說實屬難能可貴。2018年，更以《鏡之孤城》獲選「本屋大賞」第一名，並囊括《國王的早午餐》節目年度書籍大賞、《達文西》雜誌「BOOK OF THE YEAR 2017」小說部門第一名等7大獎，創下超過55萬冊的驚人銷售成績！
另著有《冰凍鯨魚》、《我的料理量匙》、《太陽坐落之處》、《零八零七》、《島與我們同在》、《今日諸事大吉》、《請殺了我》、《水底祭典》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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