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在開場時坦白，他非常喜歡坂本龍一，所以起初聽聞教授死訊時難以消化，直到讀了《我還能再看到幾次滿月？》，他才再次從坂本身上得到許多力量。「我還能再看到幾次滿月？」這句話雖是倒數計時，聽來悲觀，但也讓廖偉棠想到感恩：「我們人生這麼短暫，我還能看見這麼多次滿月，真是很了不起，比看不到還是要好很多。還能看到滿月、能聽到坂本龍一的音樂。」

➤時間、音樂與詩

身為詩人的廖偉棠，在讀《我還能看見幾次滿月？》時記下記號之處，都是坂本提到詩的地方。在這次講座中，他也引述書中提到的詩作並詳加說明分析，從教授的讀詩軌跡，看見死亡跟生命帶給坂本的變化。廖偉棠也補充，他在教授另一本書《音樂使人自由》中，讀到了「坂本龍一用音樂接住了地球的墜落」，他本來沒發現，但這句話其實是致敬德語詩人里爾克（Rainer Rilke），而里爾克也是坂本在書中提到的第一位詩人。

坂本在書中引用里爾克的詩集《時間之書》，詩中寫「時間傾斜」，讓坂本感受到了時間的無形與流動。時間是坂本創作的核心，但不同於傳統音樂家對時間感的強烈控制，坂本描述自己其實「缺乏時間感」，或許正因他對時間的想像並非線性，使得他的音樂帶有詩文一般、具有廣闊空間的自由。

從里爾克的詩作裡，坂本解讀這位修士聽到了教堂鐘聲而感知到時間。而聯繫著敲鐘與時間的，就是「聲音」。晚年的坂本致力於收集可見之物的聲音，將自然的聲響融入音樂、讓庭院中歷經風霜雨雪的鋼琴發出聲音——時間以這些形式進入坂本這位藝術家的心中，再反饋出來成為他的音樂。

廖偉棠形容里爾克是這本書潛在的神靈，坂本除了引用里爾克的詩，他的葬禮音樂倒數第二首大衛．席維安（David Sylvian）〈Orpheus〉，曲子寫希臘神話中的奧爾弗斯，里爾克最有名的一首詩就是〈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

在這首詩中，里爾克想傳達的是：「即使我們不能逆轉死亡、不能救回死去的愛人，但當我們用音樂在跟這個世界說話時，我們已經懂了死亡的意義，我們已經超越了死亡。」坂本在這本自傳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學會死亡、如何跟自己的死亡握手言和。

里爾克傳達的生死觀，當中還有種認為命運是神所安排好的宿命論，但里爾克又進一步的超脫——「如果我們是神的工具，我們寧可成為神的樂器。里爾克的想法就是，我們要用一生來學會愛，學會苦難，學會死亡，就是為了成為這一把自由的琴。在所有的不自由之中，音樂是最自由的。」廖偉棠相信教授也接收到了里爾克的這種超脫與自由。

同樣是談生死，坂本在書中也多次提及俄國詩人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Арсе́ний Тарко́вский）。在〈LIFE, LIFE〉裡，坂本讓大衛．席維安朗讀塔可夫斯基的詩句，詩裡寫母愛、寫相遇、寫生命的延續、寫事物消亡，但還有一些東西不滅。廖偉棠推論坂本之所以反覆提及塔可夫斯基，是因為他們都在深思這個步步逼近的死亡究竟是什麼。

➤死亡與災難他都要接住

廖偉棠認為坂本龍一更大的人格魅力，在於他對現實的介入。坂本向來不忌諱談論他的政治立場，他反核非戰，也用自己的影響力帶來改變。坂本與吉永小百合合作朗讀原爆詩，也曾跟福島震災詩人和合亮一合作演出。但坂本在書寫現實也曾遇到困難，其中影響他最深的災難就是九一一事件。他無法解決藝術倫理的難題——要以災難為主題創作時，要如何不被說是嗜血跟巧言令色？

為此坂本有段時間失去了創作慾望，直到在街頭聽到流浪漢彈奏披頭四的音樂，他才釋懷。廖偉棠形容：「他用音樂跟恐怖主義較量，既然你在製造死亡，我就把它都接住，把它抱緊，讓死亡變成溫暖的東西，一個我們可以去理解的東西，這就是坂本龍一想到的辦法。」

坂本對災難總是不斷進行反思，最打動廖偉棠的就是他與三一一海嘯鋼琴的相遇。原本，坂本認為這台鋼琴音調已經不準了，但後來彈奏時，他領悟到，所謂音準其實是人類定義的，會不會其實大自然的音準才是真正的音準？

廖偉棠延續著里爾克的訊息，人就像神的樂器，那麼這個樂器的音準，是我們自己調適它？還是交給大自然去調適？說到這裡，廖偉棠分享讓他讀了對死亡再無恐懼的一句詩，是陶淵明的「縱浪大化中，無喜也無懼。」跳到大浪裡獲得自由，就如同這台鋼琴被海嘯帶走，縱浪大化了，又回到坂本面前，帶他去思考自身的音準。其實，不是坂本救了這台鋼琴，而是這台鋼琴救了坂本。

➤「蝴蝶墜，其聲轟隆，冰凍時」

在鈴木正文的代後記中，收錄了數則坂本龍一最後的日記，當時他已重病，日記僅有短短幾句。但這些簡短句子中，仍可以看到坂本強大的生命力。他寫到他看賈木許（Jarmusch）執導的電影《派特森》（Paterson），對法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與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這兩位詩人感興趣。

廖偉棠解釋，這兩位詩人如何寫享受食物的愉悅，為坂本帶來寬慰。在生命最後，坂本提到富澤赤黃男的俳句：「蝴蝶墜，其聲轟隆，冰凍時」，廖偉棠指出這首詩不但是一個人對生命的體悟，還有對生命的挑釁性。蝴蝶是一種無聲的生物，在冰河時期萬籟俱寂，如果有一隻蝴蝶出現了，牠會為這個寂靜的世界帶來一點點聲音。這也是一種死亡的境界。有別於講座中提到的其他德語、俄羅斯詩人，坂本在最後回歸到日本對死亡的領悟，而這個死亡當中傳達了「一點點聲音」。

不同於西方對於月亮總有陰性、幽暗的負面性，在日本神話傳說中，月亮可以令人獲得永生、再次誕生的機會，因為月亮總是陰晴圓缺。這也啟迪了大家對死亡的信念——死亡不是終結，死亡只是月亮又一次的盈虧。這時候再回頭看《我還能看見幾次滿月？》，感動又多一層，「既然你已經看過這麼多次滿月，你應該知道你的人生、你的生死，就跟月亮盈虧一樣。」

廖偉棠特別找出坂本書中的一段記憶，他曾在即興演出的曲與曲之間不經意回過頭，從希臘神殿的柱子中看見月亮的身影。20幾年前這樣微小的畫面，坂本龍一卻一直記著——那一剎那，月亮在告訴他，音樂是怎麼回事；而過了20多年，月亮再次告訴他，生命是怎麼回事。●

在台灣的一波波懷舊風中，有兩個「王子」經常被四、五甚至六年級世代提起，其中之一的「王子麵」受到強大的念力召喚，已重出江湖，但另一個《王子》半月刊，則如當年小讀者的年少歲月，一去不返，只能在留言板或舊書拍賣會上憶往。

當年《王子》極盛時期，擁有自己的印刷廠、裝訂廠、運書車，從編務到發行一條鞭作業，獨一無二的運書車還曾義助台東紅葉少棒隊北上參賽，由此打出台灣棒運的光榮歷史。

➤白色恐怖，意外人生

《王子》半月刊創辦於1966年，定位是少年少女綜合雜誌。在那個少年刊物闕如的年代，這本內容豐富、與讀者互動性高的雜誌一問市就穩坐市場龍頭。從60到70年代，引領無數少年進入閱讀與寫作的瑰麗世界。它的出現如流星燦爛，似青春短暫，至今常存於讀者記憶之中。少有人知的是，這本雜誌是由一群年輕漫畫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憑著對漫畫的熱忱與對少年的愛護之心而創辦。這段傳奇要從《王子》創辦人──蔡焜霖先生談起。

提起蔡焜霖，便不能不說及他青年時代的恐怖經歷。1950年，才剛從台中一中畢業的他，因「參加叛亂組織」（其實就只是個「讀書會」）被逮捕，從台中一路移送，輾轉多處監獄。最後，「幸運地」被判刑10年。出獄時已年近三十。礙於「匪諜」前科，不管做什麼工作，每次都因警察抽查近況，「關照」、「訪談」雇主而不斷被解雇，就連考上師專，也被拒入學。最後考取淡江文理學院，總算在刻意隱瞞「底細」下有校可讀，成為同學口中的「歐吉桑」學生。

由於中、英、日文俱佳，且對出版有興趣，半工半讀的蔡焜霖，先後待過「寶石」、「東方少年」、「學友」，最後落腳文昌出版社。60年代中後期，台灣出版起飛，漫畫家輩出，街頭巷尾租書攤多過餐館，埋頭翻閱「尪仔冊」堪稱全民娛樂。當時文昌出版社幾乎周周出書，武俠、台灣電影及世界名著改編的漫畫本本熱賣，業務空前熱絡，吸引許多懷抱漫畫家夢想的年輕人前來效力。其中有個初中沒念畢業就北上來畫畫的「小朋友」，他是後來大家熟知的漫畫家蔡志忠。

蔡焜霖自淡江畢業後，考上國華廣告公司。文昌廖文木老闆卻不肯割愛放人，三方當面協議，還是不歡而散。最後，國華廣告主管會後舊疾復發，意外獲得同情票：蔡焜霖決定白天在國華上班，晚上到文昌兼差。廖老闆為了節省蔡的交通時間，還主動提供摩托車給他。搶人風波總算落幕，舊世代主雇之間的情誼，如今聽來既浪漫又遙遠。

廣告工作壓力遠超過蔡焜霖想像，日夜兼差很有些力不從心。這時的文昌，卻也因為教育部「連環圖畫送審發照」的新政策給壓得奄奄一息了。幾位朋友商議另起爐灶，力邀蔡焜霖歸隊。幾次討論中，大夥喟嘆日本雖為戰敗國，戰後復甦卻生機盎然，中小學生讀物量多質精。反觀台灣，雖重回祖國懷抱，卻缺乏兒童與青少年的教養刊物。眾人乃商定出版「以文字夾帶漫畫」的綜合性少年刊物，既可規避大審查，又能實現出版少年讀物的心願。蔡焜霖也決心辭去廣告工作，大幹一場。

➤人才濟濟，全員投入

參與《王子》半月刊的創辦夥伴，除了蔡本人，還包括當時台灣漫畫界教父王朝基、後來創立「虹光」漫畫出版社的陳文富、被譽為「怪手」的漫畫界長老陳益男、筆名海龍的廖修傳、連載漫畫《王大吉》作者蔡吉豐、漫畫前輩呂奇與黃文松，以及六位四處碰壁、生計無著的政治犯「同學」，加上妻子、弟弟、外甥等親族，人才濟濟，全員投入。

為了怕警總刁難，蔡焜霖請來岳父，也是小學恩師楊明發擔任社長，文昌廖老闆是副社長，他本人則掛名總經理。1966年12月，《王子》創刊號終於問世了。這本18開紋理紙精印封面的刊物，內容活潑多元，有呂奇繪製的彩色童話、陳益男、黃文松等人拍照改寫的紙上電影、王朝基與洪義男的連載漫畫，還有與小讀者互動的紙上辯論賽、徵文比賽、王子友誼廳、小讀者專訪等專欄。每期並隨書贈送王子自製墨水、百勝模擬考卷、青蛙角力比賽等贈品，不但輕易擄獲少年讀者的心，每期第一頁的「專家推薦」（例如前省議會議長謝東閔、青年指揮家郭美貞）更讓家長放心。沒多久，《王子》旋風襲捲全台，很快成為中小學生最愛的刊物。

蔡焜霖自幼最大的心願就是當老師，到偏遠山區教導原住民小朋友讀書識字，白色恐怖奪走了他的教師夢。人生難料，誰知道《王子》又使他成為更多中小學生課外的老師。《王子》成功出擊後，蔡焜霖又為少女讀者創辦《公主》，為低齡兒童出版《幼年》雜誌。《王子》極盛時期，每期發行量高達5萬冊，甚至有香港經銷商代銷。出版社更擁有自己的印刷廠、裝訂廠、運書車，從編務到發行一條鞭作業，獨一無二的運書車還義助台東紅葉少棒隊到台北參加比賽，由此打出台灣棒運的光榮歷史。

➤二次颱風，夢想全毀

《王子》雄霸市場約兩年後，模仿刊物相繼出籠，競爭激烈，業務逐漸吃緊。更不幸的是，1969年接連而來的兩次強烈颱風，竟將位在三重的工廠淹沒、設備全毀。當時年方18歲、加入《王子》不久，以雜誌社為家的漫畫評論家洪德麟回憶：一早醒來發覺衣衫全溼，還以為是尿床了。這兩次災害使《王子》元氣大傷，簡直無力復原了。

蔡焜霖認為，雜誌社就此關門，即失信於已付錢的訂戶，這完全違背《王子》教導少年的誠信原則。萬難之中，他到處求援，最後伸出援手的是《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恰巧當時擔任《經濟日報》副社長的唐達聰，正是蔡焜霖在綠島的「同學」，他自願承接，於是蔡焜霖變成股東，《王子》改由唐達聰與學生書局共同經營。今日「五年級同學」所津津樂道的「王子小記者」與「王子書城」等，即是這個時期的發展。1980年代中，隨著唐達聰赴美為《聯合報》開創《世界日報》，《王子》半月刊乃正式劃下句點。

退出《王子》營運後，蔡焜霖加入國泰集團，後來又重回國華廣告，歷任總經理與副董事長後退休，目前仍每天在書房兼工作室筆耕不輟。今（2004）年6月出版的《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即由他與6位「同學」共同將日文原著譯為中文。《王子》早成往事，但往事並不如煙，談到《王子》，呵呵笑的蔡坤霖幾乎無法停下話匣子，畢竟，那是最單純，也是他畢生所親手完成的最大夢想之一。

➤小檔案：王子與紅葉

1968年夏天，第20屆全省學童棒球賽在台北舉行，台東紅葉國小雖然擁有一支以竹棍石頭苦練出來的神奇球隊，卻苦無經費北上參賽。《王子》創辦人蔡焜霖從報上得知這個消息，一時熱血沸騰，寫信給當時紅葉國小校長胡學禮，提出協助球隊的克難方法。沒幾天，胡校長回信了，感激之情完全寫在紙上：「太好了，太感動了……我們決定接受好意到台北賽球。如果地方不夠，晚上睡地板就可以。經費不足的話，請不要掛心，一天吃兩餐就行，保證打冠軍。」

幾天後，《王子》獨一無二的運書車兼宣傳車一路南下，把球隊從台東帶到台北。當這支帶有哀兵色彩的隊伍入場時，全國觀眾無不歡聲雷動為他們加油。這屆比賽因紅葉加入而精彩萬分，最具冠軍相的嘉義垂楊隊與土法煉鋼的紅葉隊交戰，全國矚目，最後紅葉勝出，《聯合報》在頭版以「滿山紅葉壓垂楊」為標題，醒目又貼切地宣告這一消息。

紅葉球隊成了新聞寵兒，《王子》專車載著他們遊覽名勝，沿途受到熱情的歡迎。《王子》因此出版了一本《紅葉球魂》紀念專刊，報導紅葉的成長歷程。同年，棒協邀世界少棒冠軍日本和歌山球隊來台友誼賽，紅葉又出乎意料地將日本隊打得落花流水，台灣棒運的信心與鬥志，自此飛騰高揚。談台灣少棒史，實在不能少記《王子》這一筆！●

#本文原載於2004年8月29日《中國時報》開卷週報，經作者同意後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