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臺北文學季》故事，從溫州開始：談國際華文作家張翎
➤緣起蘇偉貞：郵購新娘與溫州女人
印象中，從事編輯工作以來，接觸的作家以男性居多，女性作家則較少接觸。這可能和允晨多以人文學術、社會議題的出版取向有關，不過允晨也出版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洪素麗的《打狗樹仔》、韓秀《多餘的人》等。
2003年，我因出版小說家蘇偉貞所編選的《張愛玲的世界》續編，和偉貞姊有更多接觸。因偉貞姊的介紹，我才接觸到旅居加拿大的華文女作家張翎。
即使張翎早以《雁過藻溪》揚名中國文壇，我仍十分陌生。偉貞姊介紹出版的是另一部較新的作品《郵購新娘的故事》。初讀這部作品，我即被作者的敘述聲調和節奏所吸引，但我對書名卻頗保留，遲疑的理由是「郵購新娘」一詞雖然貼切故事，卻不是故事的全部，而且用語對臺灣讀者來說感覺有點隔膜，覺得少了某種更深的面向。
小說既然藉由一個來自溫州的「郵購新娘」訴說了家族三代女人的故事，我希望可以有一個書名把敘述的視野和格局拉大。但該怎麼拉大？
我突然想起溫州這座中國臨海的城市，其實移民海外的人很多。2003年我到巴黎旅行，想吃中國菜時，找到的餐館都是溫州人所開的——「溫州人很多啊！」那是當時的念頭，念及此，「溫州女人」這個書名就浮現了。
改書名的事和作者討論過，新書推出後，銷售和反應不惡，但我不知道張翎其實更喜歡原書名。這是當她來到臺灣時，我們有機會當面聊天時才知道的。過後我想：我的堅持是對的嗎？如果用「郵購新娘」為名，市場反應又會如何？
➤錯過的《金山》：命運與偶然
2008年，張翎就這樣在臺灣登場了。《溫州女人》出版之後沒多久，我將允晨的兩本出版品介紹給光磊，這兩本書就是張翎的《溫州女人》和李劼的《上海往事》。
那時臺灣版權代理的重要推手譚光磊正向海外推廣華文作家作品，如果記憶無誤，這是光磊代理張翎作品版權的開始，也因為這樣的契機，張翎在臺灣的第二本書《金山》，有了完全不一樣的命運。
在光磊的強力推廣下，張翎以《金山》躍上國際文壇，並進而回返臺灣市場。當年《金山》中文版出版時，不只在書店佔據醒目的位置，聲勢驚人，也成為文壇話題，熱銷的盛況迄今印象深刻。
但是這本書我卻錯過了。張翎曾將《金山》書稿寄來，那時是2010年底，我看完之後並沒有馬上決定。主要是卷帙龐大，而且是加拿大的一頁華人移民血淚史，我沒有把握處理好，所以遲疑了。這一遲疑，整本書的發展方向和作家的緣分也就此分途。張翎的新書，後來都在時報文化公司出版，深獲讀者喜愛。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珍惜彼此的出版緣分。張翎於2012和2015年兩度來臺訪問，我們都會找出時間碰面敘舊，交換現況以及對文學出版的看法。記得我們曾去光點台北的2樓喝過咖啡，是一段愉快的時光。
➤時間的暗房：錯身仍有情
不過，2015年4月，我卻接到光磊的來信，問我想不想出版張翎的舊作「江南三部曲」（《溫州女人》、《望月》、《交錯的彼岸》），理由是《溫州女人》是允晨出版，這個系列適合允晨處理，我當下便應允。合作的案子談了一陣，後來不知道卡在什麼關節，戛然而止，最終沒有成案，也許那就是緣分吧。
這同一主題的三部作品，張翎早在《溫州女人》的出版序中就說了，只是我沒留意。這段記憶本來已遺忘，當我檢視過去的往返郵件，才又想起，不過時機已過。
2015年，張翎再度來台，擔任洪建全基金會主辦的第一屆銅鐘經典講座的主講人。我第一次在台下聽著張翎的演講，聽她如何做調查研究，打開一間又一間的時間暗房，尋找其中的故事，勾勒其中的脈絡。我深受感動——故事，原來是這樣寫出來的。
後來又一次見到張翎，是2018年11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第5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暨第15屆海外華文女作家雙年會上。那次我主持作家韓秀的演講，講題是：探究、書寫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會場裡也遇到小說家蘇偉貞，偉貞姊還笑著對我說：你什麼時候加入我們協會？之後，沒再見過張翎。疫情肆虐全球期間，一次我在臉書哀嘆書市的低迷，以及出版的慘狀，張翎在臉書留言，以實際購書行動支持鼓勵。這樣的情義，不敢忘懷。
➤出走與回望：離散者的戰爭
撇開個人與張翎的互動小節，這些年來張翎創作不斷，屢獲各種文學獎項，備受矚目。作品的主題始終緊扣生命的關懷和凝視，帶著女性獨有的細膩與堅韌，穿透讀者的心防。
張翎曾說：「傷痛給了我們活著的感覺。」正是緊扣著這樣的感覺，她才創作出一部又一部打動人心的作品。因為打動人心，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也是水到渠成之事。
《餘震》改編成電影《唐山大地震》，由馮小剛執導，獲得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獎以及百花獎最佳影片獎。《空巢》改編成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獲得金雞百花電影節新片表彰獎和萬象國際華語電影節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2019年起，張翎更化身編劇，和馮小剛導演合作電影《只有蕓知道》。創作的觸角和能量，令人讚嘆。
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曾說，這麼多年來他所寫的，始終只是同一部作品。張翎也相仿，那些寫於不同時期的小說，還是有一些依稀的脈絡可以辨識：出走、成長、探險、回望。其間我總看到那個從水鄉走出的女子，在彼岸異鄉，立命安身。也因為作品的影響廣泛，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生以張翎作品為研究對象，主題是離散，但在離散的主題之後，還有時代及命運。
在這些主題之外，張翎的小說情味，尤其顯現在節奏的明快，用語的鮮活，別成一種嫵媚與俏麗，十分具有穿透性。曾有女性讀者在博客來的讀者評論處留言：「女性寫女性的故事特別好看。」好看是因為有共感。張翎曾說，女人的每一個故事都是與歷史無言的抗爭，女人的戰爭，有時贏，有時輸。正是輸贏不定，抗爭不止，所以扣人心弦。
➤闊別多年，即將訪臺
2025年5月，闊別臺灣多年的張翎再度來臺參加 「臺北文學季」每年最重磅的單元「國際華文作家」，並將於5/24（六）至5/26（一），與作家平路、鍾文音、朱宥勳等展開系列座談，盛況可期，真是文學愛好者與書迷的福音。張翎本人的溫暖，小說作品的深度與廣度，留待讀者朋友自己體會，這篇小文所分享的，只是我所知的二三事，歡迎張翎再度訪臺。●
相關活動資訊 ：
❑歷史的繼承與創造
講者｜張翎 × 朱宥勳 × 平路
時間｜5.24（六）14:00－16:00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報名連結｜（請點我）
❑筆下的女性，像水一樣生存
講者｜張翎 × 楊翠 × 鍾文音
時間｜5.25（日）14:00－16:00
地點｜國家圖書館 1 樓簡報室
報名連結｜（請點我）
❑旅行、踏查與書寫
講者｜張翎 × 須文蔚 × 曾文娟
時間｜5.26（一）13:20－15:1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B1會議室
報名連結｜（請點我）
女戰士
報導》打開天然獨孫女的暗櫃 ft.《回家是一趟沒有線性終點的旅程：白色恐怖與我的左派阿公》
2014年，就讀高中二年級的范容瑛，為了完成「生命教育」的課堂作業發愁：不知道應該訪談誰才能得到有趣的故事？母親建議她訪問阿公蔡再修，「因為阿公看起來有點厲害。」
「但我不知道阿公厲害在哪裡？」雖說如此，她還是記下阿公的每一句話，寫滿一張密密麻麻的A4紙，像是學習單那樣交了作業。到了高三，因為學校規定的「小論文」，范容瑛又再寫了一次阿公的故事。
阿公蔡再修1947年考上台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也就是日治時期以棒球隊KANO聞名的「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當時的蔡再修恐怕不會想到，他的人生會在這所學校轉了大彎；也不會想到65年後，自己的外孫女會在與他當時相仿的年紀，開始探索他這段左翼人生之路。
1949年，對農業經濟學感到好奇的蔡再修，受到同學蔡志愿的影響，一邊忙著家中農活，一邊讀起社會主義書籍。除了中、日文的馬克思主義叢書，還有毛澤東著述。他不僅加入讀書會，甚至在蔡志愿的邀請下，在校園裡僻靜的實習農場宣誓，加入「台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但沒多久，蔡志愿不再到學校，他逃亡了。蔡再修心想自己沒有什麼實際行動，便照常生活，如期從嘉農畢業。1951年1月，再過5天就能通過公務員試用期的他，在嘉義水上鄉公所被逮捕。經歷10年的牢獄生涯，成為被標籤的「匪諜」、「叛亂犯」，此後只能打零工度日，妻女也跟著他辛苦過活。
像蔡再修這樣的政治犯，在1998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後，絕大多數得到國家的「補償」，得到象徵式的平反（註）。然而，當他將補償金對半分給弟弟，感謝他替自己在10年牢獄間照顧家人，卻不得妻子的諒解，引發激烈爭吵，原本感情疏離的夫妻正式決裂，此後蔡再修離家獨居。也是在此時，蔡再修的女兒們才知道，原來自己的父親竟是白色恐怖政治犯。
范容瑛小的時候偶然得知阿公坐過牢，但她天真地以為，這大約是每個家庭的阿公都會有的經歷。雖然高中時訪談了阿公，但她還是對這段歷史不太了解。直到上了大學，在選修課上閱讀許多白色恐怖訪談與口述後，她深覺過往的不足，便重新訪談阿公，補上更多細節。2017年，范容瑛再次將阿公的故事當成課堂報告交了出去。
2025年出版的《回家是一趟沒有線性終點的旅程：白色恐怖與我的左派阿公》（以下簡稱《我的左派阿公》），或許可以說是范容瑛這個民主時代出生的政治犯第三代，從對白色恐怖歷史無知的狀態，以作業為台階，一步一步向阿公生長的時代慢慢靠近的成果。
➤政治受難者家屬難以言說的疑惑
然而，《我的左派阿公》並不是一本符合當今台灣「政治正確」的著述，與范容瑛這個屬於「天然獨」世代觀念也背道而馳。她在新書座談上提到，進了大學社團後，認識一群熟悉台灣歷史、關心公共議題的「同溫層」朋友，卻不敢說出自己有個白色恐怖受難者阿公——因為阿公「很紅」、「很統」，每次投票都投給國民黨。
「如果提到自己有個白恐受難者阿公，就要回答：阿公為什麼要入獄？他對國民黨的看法是什麼？這些問題我都不太能回答，連我自己都不太能理解他。」范容瑛自陳，「這些事成了我的櫃子，我一直出不了這個櫃子。就算我能在台灣歷史的一些活動、議題中侃侃而談，但都沒有提過我阿公的事。」
到了大三，約是2018、19年，范容瑛才下定決心要處理這個櫃子，對蔡再修的人生，展開深度訪談與書寫計畫。也是這個時期，她受到學者的研究啟發，意識到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並不只有當事人而已，還擴及配偶、子女，甚至家族親戚。范容瑛於是拓展了書寫的視角，探問這件事對整個家族有什麼影響，每個人的受難經驗是怎麼樣？包含她和母親因白色恐怖與時代背景經驗不同而產生的衝突。
「過去我們接觸到的政治犯家屬，其實很多人還處於傷痛之中，不太願意述說。」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在新書座談開場引言時提到，2015年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時，參加新書發表會的受難者第二代曾說，只想安安靜靜地來，安安靜靜地離開。莊瑞琳難以忘記對方仍然傷痛的眼神，但那本書出版後，他漸漸變得不害怕跟別人述說故事。
「第三代則是不太一樣的，他們可能是歷史的素人，願意從一片空白之中，學習看檔案、找文獻，去拼湊破碎的歷史——要寫出阿公的經歷和家族故事，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關注白色恐怖歷史書寫已有10年的莊瑞琳坦言，10年前她很難想像，會有第三代出來書寫祖輩的故事。如今，不僅有范容瑛寫阿公蔡再修，也有黃溫恭的外孫女張旖容將自己對阿公的追尋，書寫成《春日的偶遇》，「這樣一點一滴去將空白拼圖拼起來，這拼圖要帶回什麼？我覺得白色恐怖的出版和閱讀行動本身，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它的意義的。」
➤張開消失的左眼，虛實交錯在歷史斷裂縫隙
「白色恐怖這件事，不是你們家族有沒有人被抓去，或是誰從容赴義、冤枉入獄，而是一種集體的恐懼。」受邀與談的作家顧玉玲提到，小時候隔壁鄰居被警總帶走，童年玩伴在學校遭到孤立的回憶。她說，當時沒有人敢問發生什麼事，壟罩在他們這個世代成長過程裡的，正是這樣隱隱的氛圍，「我們是『沒聽說』，但就是這個『沒聽說』使我們害怕。」
這正是白色恐怖造成的歷史斷裂，顧玉玲認為《我的左派阿公》的敘事「如水流入旱田」。她肯定范容瑛掌握了許多日常生活細節，讓文本呈現出小說感，但也遺憾其書寫無法完全如水流暢的原因，是遇到了「歷史硬土的裂縫」，而這裂縫對大眾而言是空白的，「所以，讀這本書，你會時常看到故事說到一半，作者便跳出來做歷史知識的補充。」
顧玉玲上大學時，正好遇上解嚴，曾參加政治犯前輩林華洲來學校帶領的讀書會。此時，陳映真所說的「消失的左眼」，因此有機會在校園裡被打開，讓他們這些台灣新世代得以用另一個視角看世界。
然而，當一切來到蔡再修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舉辦秋祭，而「天然獨」也不是禁忌的時代，卻又因為中共導致新生代對左派產生敵意。「過去是國民黨打壓，但現在不是上面要求要人們這麼做，而是普遍的共識時，這麼一個不合時宜但仍懷抱著理想的阿公，就變成作者的一個『暗櫃』。她說不出口，也沒有辦法幫阿公辯護。這個情結就變成很迴旋的張力，也是這本書很珍貴的地方。」
正是因為這樣的時代落差，讓顧玉玲不由得提醒：早期關於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口述訪談，許多都在日後「翻了供」。因為根據補償條例規定，申請補償者必須是「冤枉的」，有些政治犯就算真的是共產黨員，也不能承認，否則會害到別人，以及「就算解嚴了，可是我要怎麼相信，這個政府不是引蛇出洞呢？」
「許多早期的受難者口述訪談可能充滿謊言，半遮半掩，讓人難以分辨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構。這些虛構的謊言不是他們的真心話，但卻會合法地存在在檔案裡面。」顧玉玲表示，在長達38年的戒嚴裡，許多知識分子會繞道而行，透過小說或虛構的方式，說出某種真實。春山出版的白色恐怖小說選、散文選，就是這樣的案例。
直到今日，當事人都已經80、90歲，才有機會說出真心話，「而且是非說不可、非常想說。這可以從范容瑛採訪的蔡再修身上看得出來。」顧玉玲閱讀《我的左派阿公》時深刻感受到，「這位如今已經90多歲的老左派，心心念念的不是他自己。他的歷史不只是他的歷史，是反映他的時代。」
➤以寫作靠近遙遠的時空
時代的距離，也是書寫的瓶頸。就算是和從小親近的阿公，彼此間超過一甲子的時空差距，仍常常讓范容瑛在訪談時感到「很遙遠」、「難以理解」。
范容瑛陪阿公散步，帶他回學校、兒時的農田埤塘走走，有時並不直接切入事件，只是詢問日常，卻慢慢瞭解阿公的左派意識是長自土地、來自他的生活經驗。「我用旁敲側擊問到的細節，去理解他們那個時代。」例如，問他唸書時午餐吃什麼？才知道他因家貧都自己帶便當，因而對當時物價陌生。又或者聽阿公說放牛的經驗，如何踩著水牛大腿後的一塊骨頭跳上牛背，趁著放牛的空檔讀書。
顧玉玲稱許范容瑛對於故事場景的描寫細緻，不只是聆聽口述，透過與阿公一同觀看舊資料、老照片、重訪故地，讓時間以疊加的方式凝縮在一個特定空間，看見了這個空間的現在與過去。
顧玉玲認為，非虛構寫作需要投入很長的時間，對於文學創作者來說，成本非常高，得到的成就感可能遠遠不及其他類型創作。因此，從事非虛構寫作需要很大的決心，而這個決心無非是：「我覺得這是我的事。」
她以自己最初的書寫為例，在與外籍勞工相處的過程中，會不斷想起自己父母的勞動與移動，對顧玉玲而言，這就是她的故事，「你把參與的議題，和自己產生關聯，讓它成為你的故事時，就會窮盡所有的力氣跟方法去靠近。」
➤面對創傷的世代差異
而對范容瑛而言，這本書不僅是阿公的故事，也是她與母親的故事。
《我的左派阿公》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未竟之夢：左派阿公蔡再修」以第三人稱形式，描述蔡再修的人生。第二部分「未完之路：孫女的十年書寫」作者以第一人稱現形，談自己與母親圍繞著阿公而產生的張力。
原本跟媽媽感情很好的范容瑛，自從上了大學參加異議性社團，以及想更深入探究阿公的故事後，母女關係開始出現裂痕，衝突日益增加，她甚至不敢讓母親知曉去訪談阿公的事。范容瑛說，「有時要先跟我的雙胞胎姊姊擬好策略，轉移媽媽注意力，趁她沒看到的時候，拿車鑰匙開車帶阿公出門。」
范容瑛表示，有段時間特別想認識同是政治犯第三代的人，想知道第二代、第三代之間是不是都會有衝突，或是怎麼面對家族過往及白色恐怖議題。
「但是寫這本書的過程中，讓我發現，媽媽和我對一件事的理解方式不一樣，不代表我們對這件事重視的程度有差異。」例如，阿公身體變差，再也無法如同過往一樣出門找「老同學」（政治犯）見面，意志逐漸消沉時，母親就會拿起電話簿，打電話給他曾提過的名字，讓他們講電話聊天。母親與阿姨也會輪流陪著阿公北上參加秋祭。
「我們這個世代的人，面對創傷都是希望對方能講出來，講出來就可以得到解決；但對媽媽那一代的人來講，或許會傾向比較務實的方式，去陪伴他、替他打電話。」范容瑛自陳，這些事本來都記錄在日記裡，但直到有了出書的計畫，她才重新去理解從小受黨國教育的媽媽，母女關係也才漸漸鬆開。
➤書寫做為回家之路
范容瑛說，曾有師長對於她把與母親的衝突寫進書裡，表達憂心，「但我還是希望能寫下作為受難者第三代的視角，也覺得書的第二部份不是在說媽媽的壞話，是在說那個世代的人為什麼這樣沉默、噤聲？透過我的書寫，讓她也有一點點說話的空間。」
「即便是像母親這樣親近的人，我們也不見得了解她。」顧玉玲說，「當我選擇以非虛構寫作議題，不論近或遠，我很清楚，我是為了重返田野而書寫，是使用書寫這件事，帶著我更靠近這個田野。」
顧玉玲認為《我的左派阿公》的核心是「回家」和「書寫」，書名主標「回家是一趟沒有線性終點的旅程」也帶出了這一點。書寫是一種回家的渴望，或者，書寫已經是一種回家的狀態。
講座最後，莊瑞琳也回應道：「當代需要什麼樣的史觀？我覺得史觀不是指一切汙濁、混雜的歷史都需要梳理成沉靜、清楚的東西，而是我們要學習，歷史就是這麼混濁。」她認為，私領域、看似是家族的故事，如何被推到公領域，成為公領域討論的一部份，成為理解台灣過去史觀的一部份，這件事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為什麼願意陪伴有書寫渴望的朋友繼續寫下去。」●
作者：范容瑛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4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范容瑛
1997年生，嘉義人，揣著一隻三虎貓久居南國。高雄醫學大學牙醫系、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前高醫阿米巴詩社成員，寫過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報導，曾獲桃城文學獎。
大學讀到一半休學去尼泊爾，不斷來回折返於巨塔與人社學科間的流離者。白天在巨塔裡工作，深夜讀理論與書寫，願一直成為如此的邊境之人。聽老老的歌，看深深的電影，或很舊很舊的文字。叮囑自己要倔強而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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